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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以简洁生动的语言记录了魏晋士人的逸闻逸事和玄虚清谈，再现了魏晋名士风流，也传达了他们的在当时时代下的痛苦与矛盾。乱世的征战杀伐、漂泊迁徙、政治高压，出世与入世的徘徊焦虑，礼法名教的层层束缚，都造成了魏晋时代士人的生存悲剧。而他们面对悲剧所做的抗争、探索，从新的角度发现了人的生存价值和人格境界，也启发了后世文人的人生选择。
关键词：《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人格悲剧
《世说新语》上起东汉末年，下迄南朝刘宋初年，通过一个个故事片断再现了魏晋士人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以简洁传神的笔触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士人群体形象，是魏晋名士风度的集中展现。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①乱世的征战杀伐、漂泊迁徙、政治高压与士人群体和个体自觉之间的冲突，出世与入世的徘徊焦虑，礼法名教的层层束缚与追求率性自然的矛盾，都造成了魏晋时代士人的生存悲剧。而面对时代与个体的悲剧，魏晋士人有过直接抗争，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有过顺其自然，旷达通脱，以自己的方式寻求遣怀解脱之径，探索在复杂的时代中个体存在的方式和意义。而这些抗争、遣怀、探索，形成了魏晋风流最具魅力和生命力的部分。
一.乱世之悲
乱世自汉末便已开始，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不久便发生“八王之乱”，随后西晋灭亡，晋室南渡，北方出现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也有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再加上东晋的北伐，北方政权的南攻，在《世说新语》所展现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伴随着战乱是大量的人口迁徙。对士人来说，除了西晋末年过江南渡外，还有魏晋之际东吴名士的入洛，以及其他时候的避难他方、随军征战、宦游异域。地理位置的变换，政权的频繁更迭，都带来漂泊之感和思乡之情。
王粲被誉为“七子之冠冕”，他先是为避董卓之乱而南下依附刘表，曹操南下占领荆州后，王粲归顺曹操，随曹操征战在外，建安二十二年死于征吴的途中。他的《七哀诗》写出了他为避董卓之乱离开长安前往荆州时长安的惨状和自己离家远去的悲痛。“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
晋武帝太康年间，陆机、陆云兄弟入洛。在入洛途中，陆机曾写下“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赴洛道中作诗》），表达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入洛后虽得张华赏识，但也遭到西晋贵族的轻慢。如卢志就曾非常挑衅地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世说新语·方正》）陆机后卷入“八王之乱”，兵败被杀，临行前喟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世说新语·尤悔》）华亭是陆机入洛前隐居东吴时所居之处。
东晋初年，过江名士时时有江山不再的摇落之感，对北方故乡的思念之情也弥漫在士人阶层中。《世说新语·言语》记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诸名士宴饮新亭，面对同样的风景，感念中原沦丧，相对叹息流泪。《世说新语·夙慧》中，晋元帝问起洛阳消息时不禁潸然泪下，当时只有几岁的晋明帝也受到感染，说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而政治动荡，杀戮频繁，又使士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残酷的政治杀夺，常常壮年便死于非命。孔融、杨修为曹操所杀，何晏、夏侯玄、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张华、陆机、陆云、潘岳、裴頠等人死于“八王之乱”。这使得士人们更加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福祸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时代的悲剧促使人们将思考的目光投向自身，探寻生命的本真状态。这一时期，在汉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学影响衰退，甚至遭到怀疑，老庄思想大为兴盛，融合了儒学与老庄之学的魏晋玄学逐渐形成。人们开始探求宇宙人生的根本意义，以安顿内在心灵，以率真、任情的方式对待生命。
虽然魏晋士人大都有较深的老庄、玄学、佛学修养，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也正是对生命的脆弱性的认识使他们更加珍惜生命，厌恶死亡，既爱惜自己的生命，也为他人的死亡而悲痛。《世说新语·伤逝》中记载了魏晋人面对死亡时的情态。王粲去世，魏文帝曹丕及众人前往吊唁，因王粲好驴鸣，所以众人“皆一作驴鸣”来送王粲。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前去省视，劝说道：“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答：“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山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支道林在好友法虔去世后精神消沉，悲傷过度，“却后一年，支遂殒”。王珣与谢安交恶，但当得知谢安去世的消息后，还是前去吊唁，并不顾阻拦直到灵前哭祭，“直前哭，甚恸”。
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也使魏晋士人试图增加生命的长度和密度。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探讨魏晋风度与药和酒的关系。因为人生苦短，魏晋士人或希望增加生命长度，服药成仙，或增加生命密度，在酒醉中追求精神上的放纵享乐。魏晋人服的药是“五石散”，自何晏开始吃之后，士人纷纷效仿，《世说新语》多处有关于名士服散后“行散”的记载，其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
《世说新语·任诞》篇有大量名士饮酒的逸事。阮籍“求为步兵校尉”的原因是步兵校尉的“厨中有贮酒数百斛”。刘伶嗜酒如命，曾作《酒德颂》，妻子劝他戒酒，刘伶作祝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将妻子的劝告当作耳旁风。山简也是终日嗜酒，身为荆州都督却“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这种痛饮狂醉、放浪形骸的生活状态，既是对有限生命进行无限超越的尝试，也是麻痹自己、全身远祸的生存方式。 时局的动乱，政治的险恶，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敢随意插手政治，也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豪情壮志，而将关注的重心转到自我人生的追求和关照上，追求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所以《世说新语·任诞》篇和《简傲》篇记载了大量士人任情率性、任诞放达、落拓不羁的个性张扬的行为。王徽之夜访戴逵，“造门不前而返”，原因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从《雅量》、《栖逸》、《排调》等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晋士人不滞于物、不拘世俗、通达率真的风雅气质。《赏誉》篇则表达了魏晋士人的人格美标准，最常用的词是“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等，可见率真质朴、清高淡远、简约通达是士人所赞赏的理想人格。而赏誉这一行为本身也代表了魏晋时期士人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评判。在时代的悲剧面前，魏晋士人通过对内心世界的开拓来重新寻找生存的方式和意义。
二.出处之间
出世与入世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一大选择，魏晋士人也不例外。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大影响，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魏晋这样的乱世。政局动荡，杀伐迭起，朝代更替频繁，使得身处庙堂之高的人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但是虽然魏晋士人向往江湖之远的自由恬淡，匡世济民的入世思想却也根深蒂固，而且庙堂之上还有功名利禄的诱惑，为名也好，为利也罢，魏晋士人仍然难以摆脱对现实的牵挂。
阮籍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以任诞放达的行为与当权者保持距离，但实际上他并非没有济世救民的志向。《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悲惨事实使得阮籍无法施展功业抱负，只能“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他的《咏怀诗》也以隐晦曲折的风格而著称。
向秀为竹林七贤之一，《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中记载向秀“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但在嵇康去世后，向秀很快就放弃隐逸生活，入朝做官，司马昭问他：“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世说新语·言语》）但他虽然做官，却“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向秀传》）。他后来怀念嵇康所写的《思旧赋》哀婉曲折，悲痛之中有对竹林之游的怀念向往和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甘与无奈。出世与入世的思想在其心中矛盾、冲突。
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可谓是七贤中离竹林精神较远的，曾被阮籍称为“俗物”，他最后官至尚书令，《世说新语》中有很多关于他的俭吝行为的描写。但他也经常怀念往昔竹林之游，“王濬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說新语·伤逝》）
东晋名士殷浩，别人问他：“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他回答说：“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世说新语·文学》）将名利官位视为粪土。但当他被贬官后，“终日恒书空作字”，只写四个字：“咄咄怪事”。并且诅咒使他遭到罢黜的司马昱：“上人着百尺楼上，儋梯将去。”（《世说新语·黜免》）说明殷浩并非真的将高官厚禄视若粪土，而是颇有失落之感。而东晋名士在清谈玄远的同时，也往往身居高位，名士风度与世家大族的地位密不可分。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魏晋名士，崇尚“雅量”、“任诞”、“栖逸”、“简傲”的风度，但实际上他们也未能摆脱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功名利禄的诱惑。魏晋士人虽然尊重老庄，但儒学并非没有影响。魏晋玄学中“贵无论”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都是儒道思想兼通，将儒家注重群体纲纪和道家重个体自由结合在一起，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崇有论”的裴頠也反复论证明教礼法的合理与入世任宦的必要。向秀、郭象解《庄子》，也在调和名教与自然，“向、郭既主名教与自然不异，则不能不肯定君臣尊卑等有关群体之纲纪。”②所不同的是，何晏、王弼主张统治者无为而治，不扰民，郭象则主张当政者鼓励民之自为，亦即要求个体的积极自由。这些流派虽具体观点不同，却都对儒道两家学说，对重视群体纲纪与个人自由的思想进行了融合③。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道家对个体自由的追求，都影响着魏晋士人的人生观，使他们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艰难选择、徘徊去就。
三.伪名教与真性情
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对自然率真的崇尚和他们任诞放达、不拘礼法的举动。刘伶纵酒放达、诸阮与群猪共饮、张翰与贺循相知己、殷羡沉书百封、谢尚戴孝酣宴、袁耽居丧豪赌，很多行为不合常理，甚至有些荒诞，却是率性至情。与正始玄学和西晋统一后的玄学不同，竹林时期的玄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等人蔑视世俗礼法，主张率性自然，但他们所反对的名教，并非名教本身，而是被当时统治者歪曲利用的名教、与人情事理严重脱节的名教、缺乏实质意义流于表面文章的名教。
魏晋人非常重视居丧之礼，但阮籍却在居丧期间饮酒食肉，这在重视礼教的人看来是不孝的表现，何曾便向司马昭进言，认为应将阮籍“流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但阮籍却在当葬母的时候“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同上）当时叔嫂不通问，阮籍却在嫂回家的时候与嫂告别，别人讥笑，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同上）阮籍与王戎常从邻家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同上）对阮籍来说，重要的不是外在之礼，而是内心之礼。由于当时礼法掌握在另外一些实际上在毁坏礼法的人手中，阮籍只好以不遵礼法的行为来进行抗争。对于自己蔑视礼法的行为，阮籍也并不完全赞同。当他的儿子阮咸长成，也想像父亲一样“作达”时，阮籍阻止了，“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同上）
无独有偶，嵇康也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像自己那样狂傲不羁，他在家训中教导自己的儿子要事事小心，并详细地举出在什么时候应怎么办才能免祸。可见嵇康并非不知自己清峻耿直、高蹈独立的性格的危险，但他仍然不愿违背自己本心，与世俗周旋。在当时，名教已经成为当权者加强思想控制、排除异己的工具。嵇康最终以不孝的罪名被司马昭所杀，因为他是曹魏的姻戚，并且有实际反抗司马氏的行动。与其说嵇康是死于不遵礼教，不如说是死于操纵礼教的政治。嵇康为坚持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而亡，“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只是惋惜《广陵散》将成千古绝响。（《世说新语·雅量》）以至情至性奏出生命之悲歌，也成为世人景仰的对象。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人实际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只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由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④攻击阮籍、嵇康等人不遵礼教的何曾、荀顗等人又何尝是遵守礼法、有德行的人。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是司空贾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晋书·何曾传》）荀顗也是“无质直之操，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晋书·何曾传》）礼教的解释权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真正有节操的人只好不尊礼教、蔑视礼教，在任诞放达中追求人性的自然本真，向虚伪的礼教进行痛苦的抗争。
西晋统一之后，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雖仍然存在，但不像竹林时期那样发生正面冲突。任情率性的真性情成为士人们追求的理想人格之一。《世说新语·德行》篇记载：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具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当时人认为王戎“哀毁骨立”，比和峤“哭泣备礼”但“神气不损”更孝，也即认为情比礼更重要。王戎丧子，“悲不自胜”，“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郗愔临其子郗超之殡，“一恸几绝”（《世说新语·伤逝》）这时魏晋名士的父子关系已超出儒家礼法之外。王徽之奔弟王献之之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同上》）《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
可谓至情至性。豪迈勇武的桓温“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也不仅泫然流泪，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世说新语·言语》）礼法与自然的冲突交织着自由与束缚、欢欣与苦痛，而对世俗礼法的超越，对真情率性的重视，源于对生命的珍视，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动乱的时代促进了魏晋时期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使他们更感苦痛。《世说新语》在传达魏晋士人的声容风度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苦闷、迷惘、失落和焦虑。面对时代与个体的双重悲剧，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抗争和排解、遣怀，思考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尽管这种探寻有时有些偏激，但却在当时的环境下得出了新的体验。这种探寻、体验形成了魏晋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也启发了后世文人的人生选择。
注 释
①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③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见：《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人格悲剧
《世说新语》上起东汉末年，下迄南朝刘宋初年，通过一个个故事片断再现了魏晋士人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以简洁传神的笔触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士人群体形象，是魏晋名士风度的集中展现。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①乱世的征战杀伐、漂泊迁徙、政治高压与士人群体和个体自觉之间的冲突，出世与入世的徘徊焦虑，礼法名教的层层束缚与追求率性自然的矛盾，都造成了魏晋时代士人的生存悲剧。而面对时代与个体的悲剧，魏晋士人有过直接抗争，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有过顺其自然，旷达通脱，以自己的方式寻求遣怀解脱之径，探索在复杂的时代中个体存在的方式和意义。而这些抗争、遣怀、探索，形成了魏晋风流最具魅力和生命力的部分。
一.乱世之悲
乱世自汉末便已开始，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不久便发生“八王之乱”，随后西晋灭亡，晋室南渡，北方出现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也有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再加上东晋的北伐，北方政权的南攻，在《世说新语》所展现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伴随着战乱是大量的人口迁徙。对士人来说，除了西晋末年过江南渡外，还有魏晋之际东吴名士的入洛，以及其他时候的避难他方、随军征战、宦游异域。地理位置的变换，政权的频繁更迭，都带来漂泊之感和思乡之情。
王粲被誉为“七子之冠冕”，他先是为避董卓之乱而南下依附刘表，曹操南下占领荆州后，王粲归顺曹操，随曹操征战在外，建安二十二年死于征吴的途中。他的《七哀诗》写出了他为避董卓之乱离开长安前往荆州时长安的惨状和自己离家远去的悲痛。“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
晋武帝太康年间，陆机、陆云兄弟入洛。在入洛途中，陆机曾写下“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赴洛道中作诗》），表达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入洛后虽得张华赏识，但也遭到西晋贵族的轻慢。如卢志就曾非常挑衅地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世说新语·方正》）陆机后卷入“八王之乱”，兵败被杀，临行前喟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世说新语·尤悔》）华亭是陆机入洛前隐居东吴时所居之处。
东晋初年，过江名士时时有江山不再的摇落之感，对北方故乡的思念之情也弥漫在士人阶层中。《世说新语·言语》记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诸名士宴饮新亭，面对同样的风景，感念中原沦丧，相对叹息流泪。《世说新语·夙慧》中，晋元帝问起洛阳消息时不禁潸然泪下，当时只有几岁的晋明帝也受到感染，说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而政治动荡，杀戮频繁，又使士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残酷的政治杀夺，常常壮年便死于非命。孔融、杨修为曹操所杀，何晏、夏侯玄、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张华、陆机、陆云、潘岳、裴頠等人死于“八王之乱”。这使得士人们更加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福祸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时代的悲剧促使人们将思考的目光投向自身，探寻生命的本真状态。这一时期，在汉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学影响衰退，甚至遭到怀疑，老庄思想大为兴盛，融合了儒学与老庄之学的魏晋玄学逐渐形成。人们开始探求宇宙人生的根本意义，以安顿内在心灵，以率真、任情的方式对待生命。
虽然魏晋士人大都有较深的老庄、玄学、佛学修养，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也正是对生命的脆弱性的认识使他们更加珍惜生命，厌恶死亡，既爱惜自己的生命，也为他人的死亡而悲痛。《世说新语·伤逝》中记载了魏晋人面对死亡时的情态。王粲去世，魏文帝曹丕及众人前往吊唁，因王粲好驴鸣，所以众人“皆一作驴鸣”来送王粲。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前去省视，劝说道：“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答：“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山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支道林在好友法虔去世后精神消沉，悲傷过度，“却后一年，支遂殒”。王珣与谢安交恶，但当得知谢安去世的消息后，还是前去吊唁，并不顾阻拦直到灵前哭祭，“直前哭，甚恸”。
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也使魏晋士人试图增加生命的长度和密度。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探讨魏晋风度与药和酒的关系。因为人生苦短，魏晋士人或希望增加生命长度，服药成仙，或增加生命密度，在酒醉中追求精神上的放纵享乐。魏晋人服的药是“五石散”，自何晏开始吃之后，士人纷纷效仿，《世说新语》多处有关于名士服散后“行散”的记载，其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
《世说新语·任诞》篇有大量名士饮酒的逸事。阮籍“求为步兵校尉”的原因是步兵校尉的“厨中有贮酒数百斛”。刘伶嗜酒如命，曾作《酒德颂》，妻子劝他戒酒，刘伶作祝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将妻子的劝告当作耳旁风。山简也是终日嗜酒，身为荆州都督却“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这种痛饮狂醉、放浪形骸的生活状态，既是对有限生命进行无限超越的尝试，也是麻痹自己、全身远祸的生存方式。 时局的动乱，政治的险恶，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敢随意插手政治，也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豪情壮志，而将关注的重心转到自我人生的追求和关照上，追求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所以《世说新语·任诞》篇和《简傲》篇记载了大量士人任情率性、任诞放达、落拓不羁的个性张扬的行为。王徽之夜访戴逵，“造门不前而返”，原因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从《雅量》、《栖逸》、《排调》等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晋士人不滞于物、不拘世俗、通达率真的风雅气质。《赏誉》篇则表达了魏晋士人的人格美标准，最常用的词是“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等，可见率真质朴、清高淡远、简约通达是士人所赞赏的理想人格。而赏誉这一行为本身也代表了魏晋时期士人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评判。在时代的悲剧面前，魏晋士人通过对内心世界的开拓来重新寻找生存的方式和意义。
二.出处之间
出世与入世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一大选择，魏晋士人也不例外。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大影响，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魏晋这样的乱世。政局动荡，杀伐迭起，朝代更替频繁，使得身处庙堂之高的人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但是虽然魏晋士人向往江湖之远的自由恬淡，匡世济民的入世思想却也根深蒂固，而且庙堂之上还有功名利禄的诱惑，为名也好，为利也罢，魏晋士人仍然难以摆脱对现实的牵挂。
阮籍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以任诞放达的行为与当权者保持距离，但实际上他并非没有济世救民的志向。《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悲惨事实使得阮籍无法施展功业抱负，只能“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他的《咏怀诗》也以隐晦曲折的风格而著称。
向秀为竹林七贤之一，《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中记载向秀“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但在嵇康去世后，向秀很快就放弃隐逸生活，入朝做官，司马昭问他：“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世说新语·言语》）但他虽然做官，却“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向秀传》）。他后来怀念嵇康所写的《思旧赋》哀婉曲折，悲痛之中有对竹林之游的怀念向往和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甘与无奈。出世与入世的思想在其心中矛盾、冲突。
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可谓是七贤中离竹林精神较远的，曾被阮籍称为“俗物”，他最后官至尚书令，《世说新语》中有很多关于他的俭吝行为的描写。但他也经常怀念往昔竹林之游，“王濬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說新语·伤逝》）
东晋名士殷浩，别人问他：“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他回答说：“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世说新语·文学》）将名利官位视为粪土。但当他被贬官后，“终日恒书空作字”，只写四个字：“咄咄怪事”。并且诅咒使他遭到罢黜的司马昱：“上人着百尺楼上，儋梯将去。”（《世说新语·黜免》）说明殷浩并非真的将高官厚禄视若粪土，而是颇有失落之感。而东晋名士在清谈玄远的同时，也往往身居高位，名士风度与世家大族的地位密不可分。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魏晋名士，崇尚“雅量”、“任诞”、“栖逸”、“简傲”的风度，但实际上他们也未能摆脱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功名利禄的诱惑。魏晋士人虽然尊重老庄，但儒学并非没有影响。魏晋玄学中“贵无论”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都是儒道思想兼通，将儒家注重群体纲纪和道家重个体自由结合在一起，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崇有论”的裴頠也反复论证明教礼法的合理与入世任宦的必要。向秀、郭象解《庄子》，也在调和名教与自然，“向、郭既主名教与自然不异，则不能不肯定君臣尊卑等有关群体之纲纪。”②所不同的是，何晏、王弼主张统治者无为而治，不扰民，郭象则主张当政者鼓励民之自为，亦即要求个体的积极自由。这些流派虽具体观点不同，却都对儒道两家学说，对重视群体纲纪与个人自由的思想进行了融合③。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道家对个体自由的追求，都影响着魏晋士人的人生观，使他们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艰难选择、徘徊去就。
三.伪名教与真性情
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对自然率真的崇尚和他们任诞放达、不拘礼法的举动。刘伶纵酒放达、诸阮与群猪共饮、张翰与贺循相知己、殷羡沉书百封、谢尚戴孝酣宴、袁耽居丧豪赌，很多行为不合常理，甚至有些荒诞，却是率性至情。与正始玄学和西晋统一后的玄学不同，竹林时期的玄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等人蔑视世俗礼法，主张率性自然，但他们所反对的名教，并非名教本身，而是被当时统治者歪曲利用的名教、与人情事理严重脱节的名教、缺乏实质意义流于表面文章的名教。
魏晋人非常重视居丧之礼，但阮籍却在居丧期间饮酒食肉，这在重视礼教的人看来是不孝的表现，何曾便向司马昭进言，认为应将阮籍“流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但阮籍却在当葬母的时候“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同上）当时叔嫂不通问，阮籍却在嫂回家的时候与嫂告别，别人讥笑，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同上）阮籍与王戎常从邻家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同上）对阮籍来说，重要的不是外在之礼，而是内心之礼。由于当时礼法掌握在另外一些实际上在毁坏礼法的人手中，阮籍只好以不遵礼法的行为来进行抗争。对于自己蔑视礼法的行为，阮籍也并不完全赞同。当他的儿子阮咸长成，也想像父亲一样“作达”时，阮籍阻止了，“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同上）
无独有偶，嵇康也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像自己那样狂傲不羁，他在家训中教导自己的儿子要事事小心，并详细地举出在什么时候应怎么办才能免祸。可见嵇康并非不知自己清峻耿直、高蹈独立的性格的危险，但他仍然不愿违背自己本心，与世俗周旋。在当时，名教已经成为当权者加强思想控制、排除异己的工具。嵇康最终以不孝的罪名被司马昭所杀，因为他是曹魏的姻戚，并且有实际反抗司马氏的行动。与其说嵇康是死于不遵礼教，不如说是死于操纵礼教的政治。嵇康为坚持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而亡，“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只是惋惜《广陵散》将成千古绝响。（《世说新语·雅量》）以至情至性奏出生命之悲歌，也成为世人景仰的对象。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人实际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只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由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④攻击阮籍、嵇康等人不遵礼教的何曾、荀顗等人又何尝是遵守礼法、有德行的人。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是司空贾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晋书·何曾传》）荀顗也是“无质直之操，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晋书·何曾传》）礼教的解释权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真正有节操的人只好不尊礼教、蔑视礼教，在任诞放达中追求人性的自然本真，向虚伪的礼教进行痛苦的抗争。
西晋统一之后，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雖仍然存在，但不像竹林时期那样发生正面冲突。任情率性的真性情成为士人们追求的理想人格之一。《世说新语·德行》篇记载：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具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当时人认为王戎“哀毁骨立”，比和峤“哭泣备礼”但“神气不损”更孝，也即认为情比礼更重要。王戎丧子，“悲不自胜”，“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郗愔临其子郗超之殡，“一恸几绝”（《世说新语·伤逝》）这时魏晋名士的父子关系已超出儒家礼法之外。王徽之奔弟王献之之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同上》）《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
可谓至情至性。豪迈勇武的桓温“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也不仅泫然流泪，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世说新语·言语》）礼法与自然的冲突交织着自由与束缚、欢欣与苦痛，而对世俗礼法的超越，对真情率性的重视，源于对生命的珍视，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动乱的时代促进了魏晋时期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使他们更感苦痛。《世说新语》在传达魏晋士人的声容风度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苦闷、迷惘、失落和焦虑。面对时代与个体的双重悲剧，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抗争和排解、遣怀，思考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尽管这种探寻有时有些偏激，但却在当时的环境下得出了新的体验。这种探寻、体验形成了魏晋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也启发了后世文人的人生选择。
注 释
①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③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见：《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