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千字文》问世已经一千四百余年，它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却不知道《千字文》包罗着“律吕调阳”的乾坤智慧。
　　“律吕调阳”是《千字文》中的名句。意思是，用律吕来调节节气，使得人们对时间有了节点的定义。律吕就是空竹管，用它来校定音律。这就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了，定音管和节气怎么能扯上关系？
　　首先，从宇宙的初始状态来看，宇宙形成于混沌蒙昧的状态中。太阳正了又斜，月亮圓了又缺，星辰布满在无边的太空中。寒暑循环变换，四季更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才有余食也。而积累数年的闰余并成一个月，放在闰年里，古人就用六律六吕来调节阴阳。
　　《后汉书·律历志》记载：黄帝时代的伶伦，发明了律吕，用十二根空竹管，其中最长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按长短次序将竹管排列起来，上面的管口一边齐，下边长短不一，呈一个斜面依次排列，然后插到土里面。竹管里面灌满暇莩（暇莩就是用苇子膜烧成的灰）。要将这些管子埋在西北的阴山，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在外面盖起房子，再密封好，保证绝对吹不到半点儿风。然后等地下的冷暖之气发生变化，管内就出现了动静。冬至的时候，阳气一产生，第一根九寸长的管子里面的灰，自然就飞了出来，同时发出一种“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时间为子时。把这个发出声音的日子规定为冬至。用这种声音来定调，以此类推，十二律吕便推出了十二个节，顺着十二个节便能推出十二个气，也就是闰年的月历与四季气候和实际的物候，至此二十四节气便齐全了。
　　因为有了“律吕”来校正、调整的，才使时序正常。祖先的这种神奇发明与发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根据“律吕调阳”，农民遵循时序，进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尊重自然种植规律，才能实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如《淮南子·泛论训》所说：“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反之，与自然背道而驰，只能自取其咎，徒劳无功。
　　然而，起初“律吕调阳”是为了划分农时而发明的，在之后的过程中它发展成了古代校正乐律的器具，多由竹制或金属制成。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伶伦模拟自然界的凤鸟鸣声，选择内腔和腔壁生长匀称的竹管，制作了十二律，暗示着“雄鸣为六，是六个阳律”，“雌鸣亦六，是六个阴吕”。《古乐》篇还记载了伶伦制乐的传说。将十二根竹管分成六阴、六阳两组。六根奇数的属阳，叫作六律;六根偶数的属阴，叫作六吕。六律的第一个是黄钟，六吕的第一个叫大吕， 所以音乐里面有黄钟、大吕之说。成语“黄钟大吕”也是由此得来。
　　《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玄注：“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者，黄钟阳声之首，大吕为之合。”中国古代音乐分十二律，阴、阳各六律。黄钟为阳律第一，大吕为阳律中排第四。黄钟、大吕配合交响，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正大、高妙、和谐。
　　原来，“律吕调阳”是矫正变奏的至宝，是改弦易辙的办法，是矢在弦上的行动，是弦无虚发的准确，是家弦户诵的传承，是拨乱反治的利剑，是补偏救弊的良药，是定乾坤，安天下的风雅。
　　曲高和寡不是国学风雅，《和谐颂》是另一种“合和”的风雅。当和谐成为社会的主基调，阳气自然上升，阴气渐渐消沉，便形成了风清气正、朗朗乾坤的风尚。
　　成大器者，就应该像“律吕”那样，奏响时代的“黄钟大吕”，让庄严、正大、高妙、和谐的氛围四网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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