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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重要投资来源地之一，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背景下，本综述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研究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一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将本国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至其他国家，对于东道国来说，吸收他国投资有利于其提高本国技术水平，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母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集帮助本国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文章主要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研究三方面综述现有研究情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学者提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规避东道国设置的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Markusen，1984；Culem，1988；Heitger和Stehn，1990），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取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Helpman，1984），或者通过建立子公司，降低运输成本，开拓东道国及周边国家的市场（Grossman，2006）。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许林和柯珍堂（2009）分析后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三种：一是资源开发型：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公司为了获取东道国丰富的资源，选择在资源享赋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得东道国质量高、价格低的原材料。二是市场寻求型：企业为了增加对东道国地区的出口，拓展国外市场，所以选在享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投资建厂，在东道国生产并销售（吴先明和黄春桃，2016）。三是战略资产寻求型：随着企业的逐渐壮大，企业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该国的经验和技术（刘海云和聂飞，2015）.
（1）资源开发型對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
在资源开发型动机上，学者研究发现，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享赋，被认为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胡博和李凌，2008；宋维佳和许宏伟，2012；阎大颖，2013）。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对自然资源的需求（Sutherland，2009），因此，资源开发型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加注重东道国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状况（唐绍祥，2012；李磊和郑昭阳，2012）。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国家，有十分明显的资源开发型动机（Cheung和Qian， 2009），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处于发现资源开发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阎大颖，2013），并且，就不同的企业类型而言，国有企业的这一动机更为强烈，相对来说民营企业则不具有这类动机（Ramasamy，2012；余官胜和林俐，2014；邱立成和杨德彬，2015）。
（2）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
学者们对市场寻求动机的研究和探讨，结论较为一致，中国企业进行市场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在保持现有的市场基础上开发国际市场，或为了获得东道国的贸易支持，以更好的开发国际市场（章海源，2006；Buckley等，2007：刘阳春，2008）。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表现出明显的偏好，认为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Cheung和Qian，2009），此外，中国企业的投资一般多投向缅甸、越南等有优惠配额待遇和反倾销待遇的国家（Sanfilippo，2010），这些国家享有的优惠待遇是吸引我国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我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为了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我国企业更倾向于在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寻求市场（Buckley等，2007）。此后，国内学者在将东道国进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组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对于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动机更加明显，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不明显（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
（3）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
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新兴经济体经常采用的，用以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手段。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一般来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按照产业梯度由高向低转移，而学者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与西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占了很大比重，目的主要是获得更好的创造性资产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吴先明和杜丽虹，2007），并且主要向德国、法国、英国等具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投资，以实现技术追赶和进步（杜群阳，2006），以及开拓国际市场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Child和Rodrigues，2005：Buckley等，2007；王碧珺，20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1）东道国视角研究
早期学者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等成本角度，分析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时，会受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劳动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W.Christaller，1972；A.Lorch，1972），此后，学者将产业集聚效果和制度因素纳入考虑，认为规模经济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North，1992；Aliber，1973）。
在对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研究时发现，考虑到中国企业早期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出于市场需求和资源开发的动机，企业在进行投资时，会主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因素、市场规模以及制度和相关的政策措施（江心英，2004；宋维佳，2008）。
对于市场寻求型企业，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heng和Ma，2007），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企业更愿意投向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王娟和方良静，2011）。此外，由于受到成本的影响，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会选择劳动力廉价、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进行投资（Ross，1995；王丽，2014）。此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出于战略资产寻求进行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东道国的科技水平因此也成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显著相关（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周听和牛蕊，2012）。 除此之外，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东道国的制度风险，也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考虑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环境密切相关（赵春明和吕洋，2011），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宋勇超，2013），此外，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政治稳定性，也成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张睿瞳，2011；郑磊，2011）。
（2）母国视角研究
从母国视角进行研究，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均认为，企业具有比较优势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在研究中，学者发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JasonLewis，2007），同时，母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汇率水平也对企业的投资水平有重要影响（Tolention，2010）。
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中发现，我国的贸易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和汇率的变动，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周哗，2005；邱立成和王凤丽，2008），稳定的经济和出口增长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张为付，2008）。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研究
自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不少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以及投资现状进行研究。其中，有部分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强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联系，以投资促进了各个领域的合作（Weien Liang，2015；张敏等，2015）。在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自2013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流量和存量的增长都十分明显（杨英和刘彩霞，2015），其中，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占比最大，其中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投资最多（周五七，2015）。
在此基础上，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从对母国视角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不仅可以缓解我国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有利于国际范围内的产能合作（苏杭，2015；梁星韵，2015：彭凯和段元萍，2015），同时有利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解决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罗莉，2015）。从东道国视角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收我国的投资后，可以利用我国提供的资金和技術，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强与我国的联系，使区域合作更进一步的发展（吴志成和董柞壮，2015）。
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从投资动机角度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表现为明显的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开发型，并且，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贸易政策，也成为影响我国投资分布的重要因素（孟庆强，2016），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禀赋情况，也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倪沙等，2016：张亚斌等，2016），此外，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政治风险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投向（张雄辉，2013；李晓和李俊久，2015）。
综合上述研究，学者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的投资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我国应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以保障资金安全（韦朝晖，2015；谭畅，2015），并且要加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设施基础（赵志田和杨坚争，2014），同时鼓励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进来，以实现东西部发展平衡，并且使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其中，从中获利（刘华芹，2015）.
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一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将本国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至其他国家，对于东道国来说，吸收他国投资有利于其提高本国技术水平，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母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集帮助本国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文章主要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研究三方面综述现有研究情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学者提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规避东道国设置的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Markusen，1984；Culem，1988；Heitger和Stehn，1990），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取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Helpman，1984），或者通过建立子公司，降低运输成本，开拓东道国及周边国家的市场（Grossman，2006）。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许林和柯珍堂（2009）分析后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三种：一是资源开发型：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公司为了获取东道国丰富的资源，选择在资源享赋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得东道国质量高、价格低的原材料。二是市场寻求型：企业为了增加对东道国地区的出口，拓展国外市场，所以选在享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投资建厂，在东道国生产并销售（吴先明和黄春桃，2016）。三是战略资产寻求型：随着企业的逐渐壮大，企业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该国的经验和技术（刘海云和聂飞，2015）.
（1）资源开发型對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
在资源开发型动机上，学者研究发现，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享赋，被认为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胡博和李凌，2008；宋维佳和许宏伟，2012；阎大颖，2013）。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对自然资源的需求（Sutherland，2009），因此，资源开发型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加注重东道国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状况（唐绍祥，2012；李磊和郑昭阳，2012）。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国家，有十分明显的资源开发型动机（Cheung和Qian， 2009），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处于发现资源开发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阎大颖，2013），并且，就不同的企业类型而言，国有企业的这一动机更为强烈，相对来说民营企业则不具有这类动机（Ramasamy，2012；余官胜和林俐，2014；邱立成和杨德彬，2015）。
（2）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
学者们对市场寻求动机的研究和探讨，结论较为一致，中国企业进行市场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在保持现有的市场基础上开发国际市场，或为了获得东道国的贸易支持，以更好的开发国际市场（章海源，2006；Buckley等，2007：刘阳春，2008）。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表现出明显的偏好，认为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Cheung和Qian，2009），此外，中国企业的投资一般多投向缅甸、越南等有优惠配额待遇和反倾销待遇的国家（Sanfilippo，2010），这些国家享有的优惠待遇是吸引我国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我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为了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我国企业更倾向于在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寻求市场（Buckley等，2007）。此后，国内学者在将东道国进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组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对于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动机更加明显，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不明显（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
（3）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
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新兴经济体经常采用的，用以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手段。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一般来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按照产业梯度由高向低转移，而学者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与西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占了很大比重，目的主要是获得更好的创造性资产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吴先明和杜丽虹，2007），并且主要向德国、法国、英国等具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投资，以实现技术追赶和进步（杜群阳，2006），以及开拓国际市场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Child和Rodrigues，2005：Buckley等，2007；王碧珺，20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1）东道国视角研究
早期学者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等成本角度，分析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时，会受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劳动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W.Christaller，1972；A.Lorch，1972），此后，学者将产业集聚效果和制度因素纳入考虑，认为规模经济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North，1992；Aliber，1973）。
在对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研究时发现，考虑到中国企业早期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出于市场需求和资源开发的动机，企业在进行投资时，会主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因素、市场规模以及制度和相关的政策措施（江心英，2004；宋维佳，2008）。
对于市场寻求型企业，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heng和Ma，2007），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企业更愿意投向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王娟和方良静，2011）。此外，由于受到成本的影响，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会选择劳动力廉价、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进行投资（Ross，1995；王丽，2014）。此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出于战略资产寻求进行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东道国的科技水平因此也成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显著相关（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周听和牛蕊，2012）。 除此之外，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东道国的制度风险，也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考虑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环境密切相关（赵春明和吕洋，2011），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宋勇超，2013），此外，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政治稳定性，也成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张睿瞳，2011；郑磊，2011）。
（2）母国视角研究
从母国视角进行研究，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均认为，企业具有比较优势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在研究中，学者发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JasonLewis，2007），同时，母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汇率水平也对企业的投资水平有重要影响（Tolention，2010）。
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中发现，我国的贸易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和汇率的变动，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周哗，2005；邱立成和王凤丽，2008），稳定的经济和出口增长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张为付，2008）。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研究
自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不少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以及投资现状进行研究。其中，有部分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强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联系，以投资促进了各个领域的合作（Weien Liang，2015；张敏等，2015）。在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自2013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流量和存量的增长都十分明显（杨英和刘彩霞，2015），其中，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占比最大，其中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投资最多（周五七，2015）。
在此基础上，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从对母国视角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不仅可以缓解我国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有利于国际范围内的产能合作（苏杭，2015；梁星韵，2015：彭凯和段元萍，2015），同时有利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解决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罗莉，2015）。从东道国视角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收我国的投资后，可以利用我国提供的资金和技術，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强与我国的联系，使区域合作更进一步的发展（吴志成和董柞壮，2015）。
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从投资动机角度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表现为明显的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开发型，并且，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贸易政策，也成为影响我国投资分布的重要因素（孟庆强，2016），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禀赋情况，也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倪沙等，2016：张亚斌等，2016），此外，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政治风险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投向（张雄辉，2013；李晓和李俊久，2015）。
综合上述研究，学者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的投资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我国应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以保障资金安全（韦朝晖，2015；谭畅，2015），并且要加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设施基础（赵志田和杨坚争，2014），同时鼓励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进来，以实现东西部发展平衡，并且使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其中，从中获利（刘华芹，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