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江山篆刻作品
【机 构】
：
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动画系
【出 处】
：
南京社会科学
【发表日期】
：
2020年7期
其他文献
在科学探索中,从已知结果或现象通过假设寻求其发生原因的推理,比之归纳和演绎是一种更常见的认知方式,但逻辑上对这种推理形式并没有给出形式刻画。从表征的视角看,溯因是一种适应性表征过程,其中蕴含的逻辑规则也不复杂,特别是在逻辑上无效的推理,却在实际探寻中增强了信任度,使得结论变得更为可信,深层的原因值得深思和研究。这就是科学认知的适应性表征。这就是说,溯因所蕴含的适应性表征特征,表面上使得这种认知推理有时并不那么合乎已有的逻辑规则,却反映了认知思维的实际情形。总之,适应性表征才是溯因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数字治理时代,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普及,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互动服务模式逐渐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流。本文从服务管理、资源整合、供需对接、服务产品等维度,考察了养老服务供给互动服务模式的典型特质,对其在需求表达、服务回应、服务递送、服务获取等方面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思考,以期提升数字治理时代养老服务供给的整体效能。
新冠疫情传播中,作为记录和记忆个体疫情体验与情感的个体叙事,以在场"第一视角"的生命写作和互动式叙事,外在地成为与国家叙事、媒体叙事相互补的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叙事力量。同时,透过"故事叙说""情感与问题外化"的叙事疗法,内在地驱使个体身心自主的"朋友圈疗伤"。疫情这个特定的情境中,其叙事价值在于建构了疫情与自我身份认同、社会现实、国家民族认同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意义。进而在比较的视域和语境中理解疫情个体叙事的伦理局限及其争议。
在当前受贿犯罪的高压态势之下,基于"严而又厉"的立法规制理念,部分扩大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含义成为各国的趋势。作为成文法国家,即便借助立法和司法解释两种"法器",我国司法实践依旧陷入了争议不绝和乏善可陈的困局。究其根源在于类型化思维的缺失。就受贿罪"利用职务上便利"的界定而言,社会契约论应该成为其类型化的法理依据,具体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此理论建构之上,受贿罪"利用职务上便利"可以分为垂直型、水平型和监督型。
现象学对于环境美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环境美学的基础理论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伯林特的环境美学研究中。伯林特借鉴胡塞尔现象学而提出的"环境现象学"否定了实体性的环境观,认为环境必然包含人的参与,所以应该以"审美环境"取代"周围事物"意义上的环境;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基础上,伯林特重新阐发了鲍姆加滕对于审美的解释,将知觉体验视为审美体验的核心乃至同义词,从而将人与环境的关系界定为知觉关系;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影响下,伯林特克服其神学痕迹而将环境美学的思想主题确定为朴素的"栖
校园安全事件是"高愤怒+高敏感"性事件,在后真相时代极易引发"群体极化现象",导致事件"由小到大,由大到炸"的恶性后果。本文认为,危机信息治理是校园危机管理的关键。据此,本文提出基于社会风险放大理论,并与校园安全事件周期、校园危机管理周期、信息治理周期一一对应的校园危机信息治理模型,进而以一起食品安全事件为典型案例展开实证分析,提出后真相时代以危机信息治理为核心的校园危机管理新方案。
"海事安全"包括海上航行安全与防治船源海洋污染。条约管控和单边管控之于海事安全风险治理效能来说均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部分国家海事安全风险单边管控反而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随着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被重新认识,以及体现区域协同理念的规则与实践的发展,海事安全风险管控区域协同成为一项较优选择,并获得法理上的证成。针对海事安全风险管控区域协同所存在的弱强制性、各海事区域安排规则不一致、易导致国家单边管控反弹等不足,在进一步创新海事安全风险管控区域协同制度构建时,应强化与国际法原则的相符性、细化区域性海事安排
本文聚焦于影像实验艺术的媒介实践,引入可供性理论视角,阐明其所提示的对关系属性和行为策略的关注,通过分析指出,影像实验艺术家与媒介环境之间建立的抵抗性、游戏性和跨界性关系,拓展了媒介使用途径、揭示了媒介的特性并创造了媒介感知形式,从而为媒介和传播研究提供了实践和思想的资源。
语言哲学是本雅明思想的基础与重要组成部分。本雅明关于语言的思考经历了神学、理念论、摹仿论三个阶段。他认为,康德植根于主体中心主义的数理式知识范式下的经验是空洞的和贫乏的。他通过语言将人与事物亲和关系的机理从神学转移到了人类学和历史学,重构了主体与客体、人与事物的亲和关系,使事物得以复魅、经验得以充实,弥补了康德经验观的不足,体现了本雅明思想的创造性。
在抽象意义上,扶贫其实为文化与其所处生态之间的调适活动,在解决社会贫困的同时也维护生态系统的稳态与安全。自生态文明视角而观,文化的生态逻辑直接关涉人与自然之"生命共同体"建构。因而文化生态之人、社会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诉求,应为扶贫理论与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与生态的自觉之于扶贫开展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