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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农问题一直都是我国政府所关注的热点,但是在全国各行业工资普遍上涨的今天,农民收入是否如同资料所显示的持续上涨,本文针对这个问题查阅了相关资料,就农民低收入原因作了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行业工资 三农问题 农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5-218-01
“三农问题”在我国越来越得到重视,自2004年全国各省相继免除农业税,中央也多次下达一号文件强调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增收问题,但农民的穷困问题好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在查找这方面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在农业领域的收入是相对下降的。2000年以来,全国平均农民打工的收入占农民增收部分的比例均在百分之40以上(2006年一度高达近2/3),家庭经营的收入所占比例为26%到47%左右。
河北省近几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93年河北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为220.49元,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50.08元;2007年工资性收入为1754.33元,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249.67。单纯的看这四个数据,我们会得出农民的收入逐年增长这个结论。但是,仔细比较我们得出2007年家庭经营纯收入相对于1993年增长了(2249.67﹣550.08)/550.08﹣1=2.09倍。而工资性收入增长了(1754.33﹣220.49)/220.49﹣1=5.95倍,也就是说,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总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如此看来,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减小,农民通过土地经营所得的纯收入相对下降。原因如下:
一、种地成本高
种地成本是农民在种地的过程中为了达到最后的产值投入的所有人力物力资源。通常包括:种子、农药、化学肥料、农膜、农具、农业机械的租用和使用费(油费以及使用费)还有人工费(播种、收割以及浇地所用费用)。
我们看一下从1978改革开放以来到2007年的官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年=100):1978(99.0)1980(101.2)1985(104.9)1990(103.5)1995(120.9)1996(108.0)1997(104.3)1998(98.7)1999(97.5)2000(101.5)2001(100.2)2002(100.4)2003(99.8)2004(106.7)2005(106.8)2006(101.6)2007(106.9)。13/17的生产资料价格都要比去年高,在95年甚至达到了20.9%的增长率。据不完全统计,进入90年代以来,粮食价格总体上涨了4倍,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10倍以上。粮食作为重要物资一直被国家控制,这就会形成一种奇怪的买方定价模式。而商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总是涨价积极落价慢,这就造成原油价格时涨时落,农资产品价格只涨不落的现象。如此,只能填足中间商。
二、贷款困难,无扩大经营的资金
2009年5月来源于《农民日报》一篇关于山西省的报道:“盐湖区、臨猗县在农村信贷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但农民仍反映有困难。范四庆说:‘贷款手续比较复杂,要夫妻俩的印章,要相片,还要填表。还款时间也很死板,还得在信用社入股。入股200块钱,才可以贷5000块钱。就这有时还卡着不给贷,太麻烦。信用社贷款利息也比民间贷款的利息低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就不愿意贷。希望在贷款方面,再为我们提供点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要提到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经济人假设。我们假设农村信用社是一个经济主体,为了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且还有继续运营的资金。就必然要计算投入和产出的比值。但是农民这一群体,种的是法律上规定为国家或者集体的土地,没有可以作为抵押的物品。即使农民可以使用担保人的方式贷款,但银行贷款的风险也过大。小农贷款的小数额也导致村社银行更加不愿意给小农贷款,于是农民就转向私人机构贷款。
三、“公司 农户”模式的不合理性
“公司 农户”模式抽取了农民的利益。取消农业税和农业补贴本应该让农民种地有利可图,但现今的情况并不如人意,大多数的利益流向就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2004年我国粮食购销市场已经全面放开,凡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都可以参与粮食收购,这就形成了“公司 农户”的模式。这是一种公司主导农业发展,农民依附公司的模式,最终公司获得了农业产业的大部分收益。数据显示农村经济GDP的70%以上部分被5%左右的资本家拥有。李昌平老师提出“菲律宾曾经是‘亚洲典范’:大资本下乡,逼着农民破产,农民就进城打工。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农民工失业,可再也回不去了,在城市里要工作、要民主、要革命,于是产生了菲律宾60年代的军事政变。”食物主权丧失之后,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甚至国家主权都受制于人。所以说,大资本下乡使粮食收购企业存在被收购被控制的可能性,进而埋下了粮食主权危机的隐患。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国家控制粮食价格的同时要注意相关农资产品价格,在进行农资产品利益分配时要照顾多数农民的利益,保证农资市场稳定;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乡镇的财政权力;扩大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引导农民建立自己的生产合作社,扩大土地的使用权限;完善土地流转的法律规定;发展中国特色的非营利机构“农会”,使农会享有一定的“定价权”,控制粮食收购企业的资本流动,在维护市场稳定的同时,扩大农民的权利和利益,还粮于农民。(注:本文数据来源:《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2008》)
关键词行业工资 三农问题 农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5-218-01
“三农问题”在我国越来越得到重视,自2004年全国各省相继免除农业税,中央也多次下达一号文件强调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增收问题,但农民的穷困问题好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在查找这方面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在农业领域的收入是相对下降的。2000年以来,全国平均农民打工的收入占农民增收部分的比例均在百分之40以上(2006年一度高达近2/3),家庭经营的收入所占比例为26%到47%左右。
河北省近几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93年河北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为220.49元,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50.08元;2007年工资性收入为1754.33元,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249.67。单纯的看这四个数据,我们会得出农民的收入逐年增长这个结论。但是,仔细比较我们得出2007年家庭经营纯收入相对于1993年增长了(2249.67﹣550.08)/550.08﹣1=2.09倍。而工资性收入增长了(1754.33﹣220.49)/220.49﹣1=5.95倍,也就是说,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总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如此看来,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减小,农民通过土地经营所得的纯收入相对下降。原因如下:
一、种地成本高
种地成本是农民在种地的过程中为了达到最后的产值投入的所有人力物力资源。通常包括:种子、农药、化学肥料、农膜、农具、农业机械的租用和使用费(油费以及使用费)还有人工费(播种、收割以及浇地所用费用)。
我们看一下从1978改革开放以来到2007年的官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年=100):1978(99.0)1980(101.2)1985(104.9)1990(103.5)1995(120.9)1996(108.0)1997(104.3)1998(98.7)1999(97.5)2000(101.5)2001(100.2)2002(100.4)2003(99.8)2004(106.7)2005(106.8)2006(101.6)2007(106.9)。13/17的生产资料价格都要比去年高,在95年甚至达到了20.9%的增长率。据不完全统计,进入90年代以来,粮食价格总体上涨了4倍,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10倍以上。粮食作为重要物资一直被国家控制,这就会形成一种奇怪的买方定价模式。而商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总是涨价积极落价慢,这就造成原油价格时涨时落,农资产品价格只涨不落的现象。如此,只能填足中间商。
二、贷款困难,无扩大经营的资金
2009年5月来源于《农民日报》一篇关于山西省的报道:“盐湖区、臨猗县在农村信贷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但农民仍反映有困难。范四庆说:‘贷款手续比较复杂,要夫妻俩的印章,要相片,还要填表。还款时间也很死板,还得在信用社入股。入股200块钱,才可以贷5000块钱。就这有时还卡着不给贷,太麻烦。信用社贷款利息也比民间贷款的利息低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就不愿意贷。希望在贷款方面,再为我们提供点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要提到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经济人假设。我们假设农村信用社是一个经济主体,为了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且还有继续运营的资金。就必然要计算投入和产出的比值。但是农民这一群体,种的是法律上规定为国家或者集体的土地,没有可以作为抵押的物品。即使农民可以使用担保人的方式贷款,但银行贷款的风险也过大。小农贷款的小数额也导致村社银行更加不愿意给小农贷款,于是农民就转向私人机构贷款。
三、“公司 农户”模式的不合理性
“公司 农户”模式抽取了农民的利益。取消农业税和农业补贴本应该让农民种地有利可图,但现今的情况并不如人意,大多数的利益流向就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2004年我国粮食购销市场已经全面放开,凡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都可以参与粮食收购,这就形成了“公司 农户”的模式。这是一种公司主导农业发展,农民依附公司的模式,最终公司获得了农业产业的大部分收益。数据显示农村经济GDP的70%以上部分被5%左右的资本家拥有。李昌平老师提出“菲律宾曾经是‘亚洲典范’:大资本下乡,逼着农民破产,农民就进城打工。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农民工失业,可再也回不去了,在城市里要工作、要民主、要革命,于是产生了菲律宾60年代的军事政变。”食物主权丧失之后,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甚至国家主权都受制于人。所以说,大资本下乡使粮食收购企业存在被收购被控制的可能性,进而埋下了粮食主权危机的隐患。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国家控制粮食价格的同时要注意相关农资产品价格,在进行农资产品利益分配时要照顾多数农民的利益,保证农资市场稳定;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乡镇的财政权力;扩大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引导农民建立自己的生产合作社,扩大土地的使用权限;完善土地流转的法律规定;发展中国特色的非营利机构“农会”,使农会享有一定的“定价权”,控制粮食收购企业的资本流动,在维护市场稳定的同时,扩大农民的权利和利益,还粮于农民。(注:本文数据来源:《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