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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勒的故事是让我感受到最长久痛苦的一部作品
编者按:82岁的托马斯·基尼利是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除了在澳大利亚本土获得无数奖项之外,他还三度入围英语文学界最高奖——“布克奖”最终名单,1982年凭借《辛德勒名单》一书折桂。《辛德勒名单》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荣获当年七项奥斯卡奖。本文基于他2017年5月在上海“澳大利亚文学周”期间的演讲和采访。
1980年,我在美国参加一个电影节,结束后要回澳大利亚去。当时从美国飞澳大利亚的航班一周只有三班,所以我只好在洛杉矶等飞机。
这期间,我的箱子坏了,于是我就去了比弗利山庄的一家皮具店买新的箱子。在那里,我和店主攀谈起来,听说他曾在一个名叫辛德勒的劳工营里呆过。
交谈久了,他发现我是一名作家,就把我带到后面的皮具修理房去。在那里,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两只柜子,里面塞满了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关于辛德勒的各种文件。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辛德勒名单的副本,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恐惧——为什么欧洲人当时会觉得犹太人像病毒一样,必须被赶尽杀绝?
后来我去采访了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大屠杀幸存者,慢慢地被这些故事迷住了。让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暴行,并不是由一些很坏的人,而是有理智的人来执行的。这是整个故事中让我觉得最恐惧的部分。
我写作这本书是在悉尼海滨,距离当时可怕的罪行发生地非常遥远。但即便如此,这些故事仍然会给我带来噩梦,哪怕我在理智上已经停止了写作。这个恐怖的过程,一天24小时都伴随着我。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生了一场危机——我感到没有信心把这部小说写完,而且对人性非常绝望。
我在一生当中写过很多痛苦的小说,但辛德勒的故事是让我感受到最长久痛苦的那一个。
当然,作者所经历的噩梦,比起当事者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我曾经遇见一位富裕的猶太女士,她说自己从来都不敢不带着面包出门。虽然她在理智上知道党卫军已经不再存在,再也不会有人把她从交通工具上拦截下来,强迫她下车铲雪,但是她仍然不敢不带面包就出门。
现在世界上仍然有1600万难民,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被重读,并且带来新的意义。我们常常会因为陌生人跟我们表面上的不同而去憎恶他们,但却很少会想到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人”,应该为这种共同性感到开心。当今这个时代,很多方面似乎又在接近二战时期那种人与人互相憎恨的情景,我希望我们不会重蹈覆辙。
编者按:82岁的托马斯·基尼利是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除了在澳大利亚本土获得无数奖项之外,他还三度入围英语文学界最高奖——“布克奖”最终名单,1982年凭借《辛德勒名单》一书折桂。《辛德勒名单》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荣获当年七项奥斯卡奖。本文基于他2017年5月在上海“澳大利亚文学周”期间的演讲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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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在美国参加一个电影节,结束后要回澳大利亚去。当时从美国飞澳大利亚的航班一周只有三班,所以我只好在洛杉矶等飞机。
这期间,我的箱子坏了,于是我就去了比弗利山庄的一家皮具店买新的箱子。在那里,我和店主攀谈起来,听说他曾在一个名叫辛德勒的劳工营里呆过。
交谈久了,他发现我是一名作家,就把我带到后面的皮具修理房去。在那里,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两只柜子,里面塞满了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关于辛德勒的各种文件。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辛德勒名单的副本,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恐惧——为什么欧洲人当时会觉得犹太人像病毒一样,必须被赶尽杀绝?
后来我去采访了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大屠杀幸存者,慢慢地被这些故事迷住了。让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暴行,并不是由一些很坏的人,而是有理智的人来执行的。这是整个故事中让我觉得最恐惧的部分。
我写作这本书是在悉尼海滨,距离当时可怕的罪行发生地非常遥远。但即便如此,这些故事仍然会给我带来噩梦,哪怕我在理智上已经停止了写作。这个恐怖的过程,一天24小时都伴随着我。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生了一场危机——我感到没有信心把这部小说写完,而且对人性非常绝望。
我在一生当中写过很多痛苦的小说,但辛德勒的故事是让我感受到最长久痛苦的那一个。
当然,作者所经历的噩梦,比起当事者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我曾经遇见一位富裕的猶太女士,她说自己从来都不敢不带着面包出门。虽然她在理智上知道党卫军已经不再存在,再也不会有人把她从交通工具上拦截下来,强迫她下车铲雪,但是她仍然不敢不带面包就出门。
现在世界上仍然有1600万难民,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被重读,并且带来新的意义。我们常常会因为陌生人跟我们表面上的不同而去憎恶他们,但却很少会想到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人”,应该为这种共同性感到开心。当今这个时代,很多方面似乎又在接近二战时期那种人与人互相憎恨的情景,我希望我们不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