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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和著作涉及到1950年10月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秘密访问苏联时的情况。关于这段历史，作为翻译随同周恩来访苏的师哲，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讨论是否出兵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了。“周恩来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毛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因此，周恩来是带着“以不出兵为宜”的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师哲在回忆录中还写道：会谈中周恩来谈的时间最长，着重阐明了我们不能出兵的理由。会谈结束的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因为时差，莫斯科比北京晚5个小时）的来电，要他将电文内容转告苏联领导人。电文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师哲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待周恩来看完电报全文之后，他用双手抱住头，支在桌子上呆了很长时间。当然，他是在思索怎样转这个弯子——因为刚刚表示了坚决不出兵，现在又要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
对于师哲的这个说法，史学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师哲回忆是对的，一种认为其回忆不实。
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20年后，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决策过程。为便于读者理解，现将对话择要摘录如下：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
毛泽东还说：“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
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这个谈话记录可以证明，师哲的说法与毛泽东的谈话是一致的，周恩来是带着“以不出兵为宜”的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人，其回忆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本人认为：师哲对这件事的回忆是可信的，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
师哲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谈判）:
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受的……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作出明确的规定来。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将此事办成。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但事经七八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又恰值我国经济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空子，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款项，有意添麻烦，向我们施加压力。
师哲在《我的一生》中还写道：抗美援朝，无论是中苏双方，还是中苏朝三方，都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全部是口头谈的“君子协定”，于是就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向我们勒索。
按照师哲的说法，苏联的军事贷款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赫鲁晓夫利用了这一点，浑水摸鱼狠狠敲了我们一笔。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叙述是不属实的。
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军事援助，并没有谈及如何偿还的问题。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出他的考虑：“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从电文可以看出，对于应该如何偿还，毛泽东心里也没有底，只要不是现金支付就行。
1951年2月1日，经过反复的协商，中苏双方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
1954年1月，中苏按照协议对抗美援朝军事贷款进行了结算。4月13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1年）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但中国人民有志气，勒紧裤腰带还债。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包括抗美援朝所欠的军事贷款和利息。至于师哲所说的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笔者还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摘自《报刊文摘》2010.11.12）B③
师哲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待周恩来看完电报全文之后，他用双手抱住头，支在桌子上呆了很长时间。当然，他是在思索怎样转这个弯子——因为刚刚表示了坚决不出兵，现在又要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
对于师哲的这个说法，史学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师哲回忆是对的，一种认为其回忆不实。
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20年后，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决策过程。为便于读者理解，现将对话择要摘录如下：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
毛泽东还说：“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
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这个谈话记录可以证明，师哲的说法与毛泽东的谈话是一致的，周恩来是带着“以不出兵为宜”的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人，其回忆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本人认为：师哲对这件事的回忆是可信的，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
师哲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谈判）:
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受的……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作出明确的规定来。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将此事办成。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但事经七八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又恰值我国经济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空子，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款项，有意添麻烦，向我们施加压力。
师哲在《我的一生》中还写道：抗美援朝，无论是中苏双方，还是中苏朝三方，都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全部是口头谈的“君子协定”，于是就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向我们勒索。
按照师哲的说法，苏联的军事贷款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赫鲁晓夫利用了这一点，浑水摸鱼狠狠敲了我们一笔。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叙述是不属实的。
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军事援助，并没有谈及如何偿还的问题。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出他的考虑：“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从电文可以看出，对于应该如何偿还，毛泽东心里也没有底，只要不是现金支付就行。
1951年2月1日，经过反复的协商，中苏双方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
1954年1月，中苏按照协议对抗美援朝军事贷款进行了结算。4月13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1年）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但中国人民有志气，勒紧裤腰带还债。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包括抗美援朝所欠的军事贷款和利息。至于师哲所说的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笔者还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摘自《报刊文摘》2010.11.12）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