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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领域。他与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季”。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什么成就了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国学大师?
在香港，有很多关于饶宗颐的传奇故事，香港人总喜欢将国学大师饶宗颐和他广东潮州的老乡李嘉诚相提并论。他们说：要说挣钱，没有几个人能挣得过李嘉诚。而读书也没有几个人能读得过饶宗颐。李嘉诚出身贫寒，靠自身打拼创造了一个财富奇迹；而饶宗颐出身当地首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靠自学成就一代国学泰斗。
2003年，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颐学术馆。
饶宗颐治学七十载，共出版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著作。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等众多国学领域，都卓有建树。饶宗颐治学领域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除中国本土之外，还涉及印度文字、西亚史诗、东南亚史等各国文化。
不仅如此，在诗、词、赋、散文方面，饶先生一生创作颇丰。尤其是诗词，他的《选堂诗词集》共收诗1134首、词290首。饶先生还精通古琴和中国音乐史，书法，绘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白成一家，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介绍饶宗颐先生的各类文章中，大多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头：
“从古到今，兼擅诗、书、画者，为数众多。然而，能够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诗词、书画等方面，都开创一时风气者，屈指可数。于今时今日，当首推饶宗颐教授。”
冯其庸评价他是一个全能的人才；任继愈说他是一位很难得的学者。
饶宗颐觉得他的学术缘分，也缘由于他的血缘。
饶宗颐说，我的血缘是别人不可能有的。我父亲家里是当地首富，父亲做过《佛国记》疏证。
《佛国记》是东晋高僧法显大师西行印度求法的纪传，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同为重要史料。饶宗颐的父亲曾经为《佛国记》作过注解。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饶氏为潮郡望族、当地首富。饶宗颐的祖父曾任潮州商会会长，父亲饶锷精通考据，诗文造诣很深。
饶宗颐说，年轻时，都是帮父亲抄写稿纸。
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1929年，父亲饶锷在家中修建天啸楼用以藏书，收藏有近10万卷书籍。这座知识宝库成为幼时饶宗颐的乐园。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求学的时候，饶宗颐愿意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看书，他感觉学校的教育不适合自己。
饶宗颐说，我觉得学校的教育很肤浅，自己在家里念书，我一天看几本书。我有自己的天地。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
饶宗颐从小便显现出过人的聪慧，被冠以神童之名。父亲执着于学问的追求也影响了饶宗颐后来走上学问之道。1937年，饶宗颐的父亲饶锷去世时，饶宗颐已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才子了。
饶宗颐说，那时我十六岁，已经满口诗文了。我还可以写诗，我第一首诗是十六岁写的，叫《优县花》。
我父亲的老师把我的诗发表在中山大学的文学杂志上。那时中山大学古直是系主任，古直给我的信中说，古诗写得不错，他说我“必秉宋后书不观”。
建议我专做唐宋的诗。他告诉我，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他给我的信中说，要我做坚决捍卫汉魏的人。
父亲饶锷曾经想着一部《潮州艺文志》，但壮志未酬，便撒手西归，留下未完稿。饶宗颐继父志，18岁便完成此著作，使当时不少潮州学人深为佩服。但是，显然饶宗颐没有继承家族经营财富的头脑，曾经的潮州首富在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天啸楼的藏书也在战乱中流散殆尽。因为《潮州艺文志》的成功，饶宗颐20岁出头就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那时，中山大学因为日军南侵，已经迁到云南。赴滇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了香港。
饶宗颐到香港的时候，正是这个弹丸之地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抗战期间，大批内地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饶宗颐踏入了一个活跃的学术氛围中。这时他结识了王云五和叶恭绰两位著名学者。王云五，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成功发明四角号码汉字检字法。叶恭绰，曾任民国交通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画院院长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一生喜爱收藏古籍和文物。
饶宗颐说，王云五要利用四角号码来查甲骨经文，他要我帮他做这件事。他把所有的书都借给我，我可以看很多甲骨文的书。他编了一部中山一字长篇大辞典，要我帮他写所有古书里面每一篇的提要，所以我再读经史子集。这两件事情对我很有益处。
两项工作使饶宗颐有机会阅读到不少一流藏书家的各种珍本，使他的学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不久，大学者叶恭绰也找到饶宗颐，请他做助理。
饶宗颐说，叶恭绰让我帮他编《全清词钞》，他的全清词是我帮他完成的，所以我后来才对词有那么深的研究。他本来是120本书，我给它剪贴成为一整部书。
饶宗颐常常用缘分来解释他对做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这种缘分让他一生都乐于享受学术的孤独。在没有遇到王云五和叶恭绰之前，饶宗颐只是个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才子，遇到他们后，他的视野才真正敞开，从此正式步入了国学研究的大门。几年后，饶宗颐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编撰完成，这部著作共上中下三卷20篇，其中提出许多与楚辞学大师钱穆先生不同的学术意见，形成了楚辞学领域学术争论的新气象。当时45岁的钱穆先生已经是学界名家，而饶宗颐那一年只有23岁。
1949年，饶宗颐正式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先后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课程。这一时期，饶宗颐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与大陆学者相比，饶宗颐身处香港，不仅没有因为种种原因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这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发现日本很注重传统的汉学方面的研究，甚至有些工作要超过中国。
饶宗颐说，我觉得他们的研究精神，比我们认真，而且很尊重经典。第一次去我住在京都大学，我可以看他们的甲骨文。京都大学的甲骨文有几千片。我的第一本书，是《日本所见甲骨录》，他们那时还没有研究甲骨文的风气。
1959年，饶宗颐根据在京都以及多年研究甲骨文的资料，编撰了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甲骨文的内容多以占卜为主，饶宗颐从研究殷代占卜者人手，将占h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全貌。此书一经出版，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因为这本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此后，饶宗颐曾多次到京都研究甲骨文。
获得儒莲奖后，饶宗颐于1963年被印度班达迦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作学术研究。在那里，饶宗颐学习梵文、钻研佛经，从而具备了精深的佛学修养。同时，饶宗颐与法国汉学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并到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 究。饶宗颐阅读了大量的敦煌古籍，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了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1978年前后，饶宗颐又独立出版了《敦煌白画》。此书从敦煌卷子中的白描画谱人手，专论唐代的画稿，为研究中国绘画史，特别是唐代人物画领域的第一部著作。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由于1949年～1978年的特殊时代因素，尤其文革期间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践踏，造成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研究缺乏应有的成就。而这一阶段，对于饶宗颐做成这样大的学问，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也促成他成了架起中国汉学研究和国外汉学研究的桥梁人物之一。
饶宗颐说，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饶宗颐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我们耽误了时间，很可惜，但他自己却是幸运的。
1968年～1973年，饶宗颐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此后又回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这期间，饶宗颐不仅为两校中文系的建设贡献良多，同时仍然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著作迭出不穷。1979年退休后，饶宗颐却退而不休，编撰了一些重要学术著作，如《甲骨文通检》、《敦煌书法丛刊》等。
饶先生的学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他擅长开荒，在许多陌生的学术领域他都是拓荒者。有人曾撰文称饶先生在诸多课题中表现出首创精神。
季羡林评论他的一句话是：最善于发现问题。
饶宗颐说，我觉得到处都是问题。
饶宗颐认为，能发现问题的原因在触觉。做学问的人，会受社会上思想框框的影响。
饶宗颐说，做学问的方式方法，现在受美国框框影响。我们的论文一定说关键词，那是美国框框。研究问题要贯通以后看，看点以外还要看线、看面、看体。现在是把点尽量扩大，所以就没有面。
饶宗颐的学生说，仔细读饶先生的学术文集，会发现他在许多领域之间是有联系的。研究甲骨学，他的重点并非只放在文字，他还注重中外关系。很多人不能想象，在甲骨文那个年代已经跟外国有联系了。他会告诉你说有很多证据。他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年代的学问，而是从上到下，然后横向跟中国以外地区的那些外来文化元素联系起来做研究，所以他的研究方面很广。
黄苗子说，饶公经常跟我谈论很多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对一件东西搞不清楚，我就追，我的兴趣很深，意见很广，我一路追下去，最后会得到一些结果。
做学问博与专常常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饶先生却不存在。他不仅在众多领域开荒辟壤，而且在他涉猎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力求将学问做得独到精深。饶宗颐的很多著作都是经过多年研究才出版的，如《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前后就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他的学生说，饶先生的忍耐力很强。我当他助手的时候，他有一篇论文，初稿是50年前写的。当时我问他，你怎么50年都不发表?他说，还没有成熟。他认为资料还没齐，还没有写好。50年发表一篇论文，现在没有哪个学者愿意这样做了。
如今90多岁高龄的饶先生，谈笑风生、精神矍铄，而且仍然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饶先生只要一开口必定是他脑中思考的问题，他说，他每天都生活在问题之中，而且一有问题一定要找到答案。
冯其庸先生说，学饶公，不仅是要学他的学问，更要学他对事业、对学问、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我到新疆去了10次，我画了不少重彩的画，他要我把在新疆画的东西及拍的照片寄给他。他说要画新疆的山水，找出一种方法来表现新疆特殊的山水面貌，90多岁了，还在追求新的东西。
学术只是饶公此生成就双璧中的一半，另一半是他的艺术成就。在饶宗颐学术馆内，挂满了饶宗颐各类书法和绘画作品。在香港大学许多重要场合，也悬挂着饶宗颐的书法作品。
冯其庸评价说，他的书法是非常有功力的，具有饶公自己的风格，拿出来一看，就知道是饶宗颐写的，没有绝对的功力和极高的悟性，是出不来的。
饶宗颐的书法暗含深厚的学者功力。他熟悉甲骨学、敦煌学和楚帛学，古文字笔法也融入他的书法之中。饶宗颐的绘画作品大多以佛教人物、山水为主，人物画笔法大都取自敦煌白画，山水画则灵动飘逸、自成一家。2007年1月在澳门美术馆举办的大型荷花作品展中，展示了饶宗颐多年来所绘荷花。饶宗颐一生偏爱画荷花，因为父亲为他取名宗颐，就是要他学习《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而且在梵文中荷花代表高洁，荷花的荷有负荷的意思，也是佛家的另一种精神。
饶宗颐还是一个资深的古琴家。长期以来，他有每晚写作后即弹古琴以自娱的爱好。在音乐方面饶宗颐也有着一定造诣。
综观饶宗颐的一生，为学之广之深，成就了他今天在学界的泰斗地位。人们曾将饶宗颐与钱钟书并称为“南饶北钱”。现在，又将他与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季”。2006年11月，饶先生九十华诞，香港文化界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庆贺。香港九家大学共同举办饶宗颐学术研讨会，海内外文化名流、著名学者纷纷赶来为饶先生祝贺。
余秋雨曾讲过一句话：有人说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视经济金融的社会，有人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余秋雨说，香港能出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饶宗颐认为，香港过去是英国人的时代，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讲沙漠是对香港的一个侮辱。
身处繁华闹市，却心无旁骛，饶宗颐的一生淡泊名利、专志于学，从未偏离过追求学术的轨道。他以“辛苦待春耕”谦虚地评价自己一生的成就。
在香港，有很多关于饶宗颐的传奇故事，香港人总喜欢将国学大师饶宗颐和他广东潮州的老乡李嘉诚相提并论。他们说：要说挣钱，没有几个人能挣得过李嘉诚。而读书也没有几个人能读得过饶宗颐。李嘉诚出身贫寒，靠自身打拼创造了一个财富奇迹；而饶宗颐出身当地首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靠自学成就一代国学泰斗。
2003年，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颐学术馆。
饶宗颐治学七十载，共出版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著作。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等众多国学领域，都卓有建树。饶宗颐治学领域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除中国本土之外，还涉及印度文字、西亚史诗、东南亚史等各国文化。
不仅如此，在诗、词、赋、散文方面，饶先生一生创作颇丰。尤其是诗词，他的《选堂诗词集》共收诗1134首、词290首。饶先生还精通古琴和中国音乐史，书法，绘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白成一家，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介绍饶宗颐先生的各类文章中，大多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头：
“从古到今，兼擅诗、书、画者，为数众多。然而，能够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诗词、书画等方面，都开创一时风气者，屈指可数。于今时今日，当首推饶宗颐教授。”
冯其庸评价他是一个全能的人才；任继愈说他是一位很难得的学者。
饶宗颐觉得他的学术缘分，也缘由于他的血缘。
饶宗颐说，我的血缘是别人不可能有的。我父亲家里是当地首富，父亲做过《佛国记》疏证。
《佛国记》是东晋高僧法显大师西行印度求法的纪传，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同为重要史料。饶宗颐的父亲曾经为《佛国记》作过注解。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饶氏为潮郡望族、当地首富。饶宗颐的祖父曾任潮州商会会长，父亲饶锷精通考据，诗文造诣很深。
饶宗颐说，年轻时，都是帮父亲抄写稿纸。
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1929年，父亲饶锷在家中修建天啸楼用以藏书，收藏有近10万卷书籍。这座知识宝库成为幼时饶宗颐的乐园。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求学的时候，饶宗颐愿意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看书，他感觉学校的教育不适合自己。
饶宗颐说，我觉得学校的教育很肤浅，自己在家里念书，我一天看几本书。我有自己的天地。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
饶宗颐从小便显现出过人的聪慧，被冠以神童之名。父亲执着于学问的追求也影响了饶宗颐后来走上学问之道。1937年，饶宗颐的父亲饶锷去世时，饶宗颐已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才子了。
饶宗颐说，那时我十六岁，已经满口诗文了。我还可以写诗，我第一首诗是十六岁写的，叫《优县花》。
我父亲的老师把我的诗发表在中山大学的文学杂志上。那时中山大学古直是系主任，古直给我的信中说，古诗写得不错，他说我“必秉宋后书不观”。
建议我专做唐宋的诗。他告诉我，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他给我的信中说，要我做坚决捍卫汉魏的人。
父亲饶锷曾经想着一部《潮州艺文志》，但壮志未酬，便撒手西归，留下未完稿。饶宗颐继父志，18岁便完成此著作，使当时不少潮州学人深为佩服。但是，显然饶宗颐没有继承家族经营财富的头脑，曾经的潮州首富在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天啸楼的藏书也在战乱中流散殆尽。因为《潮州艺文志》的成功，饶宗颐20岁出头就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那时，中山大学因为日军南侵，已经迁到云南。赴滇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了香港。
饶宗颐到香港的时候，正是这个弹丸之地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抗战期间，大批内地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饶宗颐踏入了一个活跃的学术氛围中。这时他结识了王云五和叶恭绰两位著名学者。王云五，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成功发明四角号码汉字检字法。叶恭绰，曾任民国交通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画院院长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一生喜爱收藏古籍和文物。
饶宗颐说，王云五要利用四角号码来查甲骨经文，他要我帮他做这件事。他把所有的书都借给我，我可以看很多甲骨文的书。他编了一部中山一字长篇大辞典，要我帮他写所有古书里面每一篇的提要，所以我再读经史子集。这两件事情对我很有益处。
两项工作使饶宗颐有机会阅读到不少一流藏书家的各种珍本，使他的学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不久，大学者叶恭绰也找到饶宗颐，请他做助理。
饶宗颐说，叶恭绰让我帮他编《全清词钞》，他的全清词是我帮他完成的，所以我后来才对词有那么深的研究。他本来是120本书，我给它剪贴成为一整部书。
饶宗颐常常用缘分来解释他对做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这种缘分让他一生都乐于享受学术的孤独。在没有遇到王云五和叶恭绰之前，饶宗颐只是个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才子，遇到他们后，他的视野才真正敞开，从此正式步入了国学研究的大门。几年后，饶宗颐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编撰完成，这部著作共上中下三卷20篇，其中提出许多与楚辞学大师钱穆先生不同的学术意见，形成了楚辞学领域学术争论的新气象。当时45岁的钱穆先生已经是学界名家，而饶宗颐那一年只有23岁。
1949年，饶宗颐正式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先后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课程。这一时期，饶宗颐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与大陆学者相比，饶宗颐身处香港，不仅没有因为种种原因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这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发现日本很注重传统的汉学方面的研究，甚至有些工作要超过中国。
饶宗颐说，我觉得他们的研究精神，比我们认真，而且很尊重经典。第一次去我住在京都大学，我可以看他们的甲骨文。京都大学的甲骨文有几千片。我的第一本书，是《日本所见甲骨录》，他们那时还没有研究甲骨文的风气。
1959年，饶宗颐根据在京都以及多年研究甲骨文的资料，编撰了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甲骨文的内容多以占卜为主，饶宗颐从研究殷代占卜者人手，将占h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全貌。此书一经出版，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因为这本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此后，饶宗颐曾多次到京都研究甲骨文。
获得儒莲奖后，饶宗颐于1963年被印度班达迦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作学术研究。在那里，饶宗颐学习梵文、钻研佛经，从而具备了精深的佛学修养。同时，饶宗颐与法国汉学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并到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 究。饶宗颐阅读了大量的敦煌古籍，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了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1978年前后，饶宗颐又独立出版了《敦煌白画》。此书从敦煌卷子中的白描画谱人手，专论唐代的画稿，为研究中国绘画史，特别是唐代人物画领域的第一部著作。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由于1949年～1978年的特殊时代因素，尤其文革期间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践踏，造成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研究缺乏应有的成就。而这一阶段，对于饶宗颐做成这样大的学问，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也促成他成了架起中国汉学研究和国外汉学研究的桥梁人物之一。
饶宗颐说，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饶宗颐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我们耽误了时间，很可惜，但他自己却是幸运的。
1968年～1973年，饶宗颐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此后又回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这期间，饶宗颐不仅为两校中文系的建设贡献良多，同时仍然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著作迭出不穷。1979年退休后，饶宗颐却退而不休，编撰了一些重要学术著作，如《甲骨文通检》、《敦煌书法丛刊》等。
饶先生的学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他擅长开荒，在许多陌生的学术领域他都是拓荒者。有人曾撰文称饶先生在诸多课题中表现出首创精神。
季羡林评论他的一句话是：最善于发现问题。
饶宗颐说，我觉得到处都是问题。
饶宗颐认为，能发现问题的原因在触觉。做学问的人，会受社会上思想框框的影响。
饶宗颐说，做学问的方式方法，现在受美国框框影响。我们的论文一定说关键词，那是美国框框。研究问题要贯通以后看，看点以外还要看线、看面、看体。现在是把点尽量扩大，所以就没有面。
饶宗颐的学生说，仔细读饶先生的学术文集，会发现他在许多领域之间是有联系的。研究甲骨学，他的重点并非只放在文字，他还注重中外关系。很多人不能想象，在甲骨文那个年代已经跟外国有联系了。他会告诉你说有很多证据。他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年代的学问，而是从上到下，然后横向跟中国以外地区的那些外来文化元素联系起来做研究，所以他的研究方面很广。
黄苗子说，饶公经常跟我谈论很多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对一件东西搞不清楚，我就追，我的兴趣很深，意见很广，我一路追下去，最后会得到一些结果。
做学问博与专常常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饶先生却不存在。他不仅在众多领域开荒辟壤，而且在他涉猎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力求将学问做得独到精深。饶宗颐的很多著作都是经过多年研究才出版的，如《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前后就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他的学生说，饶先生的忍耐力很强。我当他助手的时候，他有一篇论文，初稿是50年前写的。当时我问他，你怎么50年都不发表?他说，还没有成熟。他认为资料还没齐，还没有写好。50年发表一篇论文，现在没有哪个学者愿意这样做了。
如今90多岁高龄的饶先生，谈笑风生、精神矍铄，而且仍然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饶先生只要一开口必定是他脑中思考的问题，他说，他每天都生活在问题之中，而且一有问题一定要找到答案。
冯其庸先生说，学饶公，不仅是要学他的学问，更要学他对事业、对学问、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我到新疆去了10次，我画了不少重彩的画，他要我把在新疆画的东西及拍的照片寄给他。他说要画新疆的山水，找出一种方法来表现新疆特殊的山水面貌，90多岁了，还在追求新的东西。
学术只是饶公此生成就双璧中的一半，另一半是他的艺术成就。在饶宗颐学术馆内，挂满了饶宗颐各类书法和绘画作品。在香港大学许多重要场合，也悬挂着饶宗颐的书法作品。
冯其庸评价说，他的书法是非常有功力的，具有饶公自己的风格，拿出来一看，就知道是饶宗颐写的，没有绝对的功力和极高的悟性，是出不来的。
饶宗颐的书法暗含深厚的学者功力。他熟悉甲骨学、敦煌学和楚帛学，古文字笔法也融入他的书法之中。饶宗颐的绘画作品大多以佛教人物、山水为主，人物画笔法大都取自敦煌白画，山水画则灵动飘逸、自成一家。2007年1月在澳门美术馆举办的大型荷花作品展中，展示了饶宗颐多年来所绘荷花。饶宗颐一生偏爱画荷花，因为父亲为他取名宗颐，就是要他学习《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而且在梵文中荷花代表高洁，荷花的荷有负荷的意思，也是佛家的另一种精神。
饶宗颐还是一个资深的古琴家。长期以来，他有每晚写作后即弹古琴以自娱的爱好。在音乐方面饶宗颐也有着一定造诣。
综观饶宗颐的一生，为学之广之深，成就了他今天在学界的泰斗地位。人们曾将饶宗颐与钱钟书并称为“南饶北钱”。现在，又将他与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季”。2006年11月，饶先生九十华诞，香港文化界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庆贺。香港九家大学共同举办饶宗颐学术研讨会，海内外文化名流、著名学者纷纷赶来为饶先生祝贺。
余秋雨曾讲过一句话：有人说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视经济金融的社会，有人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余秋雨说，香港能出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饶宗颐认为，香港过去是英国人的时代，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讲沙漠是对香港的一个侮辱。
身处繁华闹市，却心无旁骛，饶宗颐的一生淡泊名利、专志于学，从未偏离过追求学术的轨道。他以“辛苦待春耕”谦虚地评价自己一生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