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整体语境之下，诗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视觉文本，在“大诗歌”场中下降身为“作为元素的诗歌”，也就是说，诗歌文本成为“诗歌系统”中的一个元素（当然是最重要的核心性元素，而非无关紧要），这是以往诗歌中所难以实现的。在传统纸媒意义上“诗歌”具有相对的艺术自足性，但在“网络+”环境下，作为单纯视觉的诗歌文本已经难以发挥它以往的那种艺术效能，当诗歌降身为“诗歌元素”，进入到诗歌的“二次创作”，与其他艺术门类如戏剧、舞蹈、演唱、动漫、游戏等融合再生而形成剧诗、舞诗、唱诗、诵诗，乃至于其他诗的行为艺术或艺术形式，共同形成立体、多层、具有互动功能的“大诗歌”场，却能够发挥诗歌的整体效能，这应该是“网络+”环境下，诗歌的出场路径和存在方式。
　　“网络+”作为新世纪以来的生存环境，不仅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存方式，也改变着人的精神生存方式，它具有强大的覆盖性、弥漫性、统摄性和生发性，这是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意义不亚于“印刷史上的雕版革命”。网络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诗歌的生成方式、存在方式、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当下诗人的诗歌写作除了有特殊嗜好者之外，基本上都是在网络环境下生成的，包括电脑网络、手机终端等。传统纸质写作以及与之俱在的特征正在消失，网络写作的出现，不仅使写作变得便捷、容易，随时随地都可进行，而且更重要的是随之带来新的诗歌特质。诗歌生产、传播、消费的媒介由纸质变为网络，诗歌和其他网络游戏、视频、音频、广告等各种资讯拥挤在同一个陈设窗口上。尤其是博客、诗歌微信的使用，大大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门槛，写诗成为类似卡拉OK似的自娱自乐，使诗歌的生产、传播、消费纳入到完整的资本运营下的网络体系之中。网络诗歌写作的即时性、互动性使得以往类似“苦吟”、“推敲”等传统的写作模式成为越来越遥不可及的事情。文学的神圣性受到了进一步的嘲弄，这一场诗歌的革命，在现实的语境中又与诗歌审美的后现代性转型纠缠、扭结在一起。
　　诗歌降身为诗歌活动的一个元素参与到诗歌活动之中，诗歌和其他艺术元素结合到一起，这不但是简单地恢复诗歌文化、诗歌活动的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整个诗歌它内在的结构变化，诗歌的内容、题材、声音、意象等选择，在网络的规约下都发生了一些内在改变。
　　“作为元素的诗歌”是“网络+”的文化语境下，诗歌发挥整体效能作用的一个新的层次，事实上，作为独立的诗歌的视觉阅读，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在考虑诗的时候，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认知层次而已。
　　回顾、检视新世纪这十几年的诗歌发展路程，我们发现：诗歌神性、诗歌理想正在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诗歌的世俗性的不断深入。在诗歌失去对终极价值的探索之后，它如何存在？这是新世纪以来每一个想要有一番作为的诗人必须直面的诗歌境遇。诗歌从理想性向世俗性的坠落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它是诗歌自产生以来的一直进行着自身命运演变。众所周知，诗歌最初是伴随着娱神、通神的祭祀活动出现的，其原初阶段的神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指向神的、为神的，是神与人沟通联络的中介。诗歌后来的发展由关注神转移到关注人，关注人的现实社会生活、关注人的命运遭际，尽管如此，由于农耕文明时代的人们意识结构中的神性存在，诗歌依然是在某种神性精神的笼罩下，散发出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和人性光辉。随后继起的启蒙运动是人的发现与神的退隐的运动，诗歌精神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去魅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去神性化，诗把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困境当成是其重要的表现主题。随着人们对现代主义、理想主义的厌弃，诗歌的主题提升到关注人的潜意识中的情感变化。诗的世俗化进程表现为诗的神圣性与诗歌的文体尊严一次次被不断降格。从诗歌精神上看，诗的神性位格让位于人性位格，又从人性中的理想性、精神性的书写，降低到对于可见世界的现存在手的生活的书写。从诗的语言选择来看，语言文雅化、精致化，不断让位于诗的口语化，乃至于俗语化、俚语化、粗鄙化。新世纪以来诗歌的理想性诉求在网络的宰制和割裂下更是显得日渐稀薄。人的个体的整体存在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碎片感、虚幻感乃至于无意义感等，人类诗歌史上的历史存在经验，已经难以发生它的效能。这就导致：一方面诗歌在语言王国里漫无目的的游荡，诗歌成为了只要分行，怎么写都是行的文字游戏，甚至还有人认为诗歌可以不分行，只要是文字都是诗，文字本身就具有诗性嘛；另一方面诗歌由于自己主体精神、灵魂的退隐，“事件”（包括历史事件、现实事件、虚幻事件等）在这种情况下就被当成了诗歌精神的位格，事件化或曰叙事性显得成为新世纪诗歌的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再按照以往的古体诗歌的路数、用农耕文明时代的一整套现成经验来写诗是难以奏效的，因为这种路数没有也不可能为新诗提供新质：新的形式、新的经验、新的情感。上述这样一种路数在通常意义上也可以把诗写得很美，如果是单纯作为一种个人爱好，当然并无不妥之处，但其实这种“爱好者”的写作并不构成诗歌史的意义环节。
　　传统诗歌向网络诗歌转变最重要的是诗哲学的转变。一首诗与另一首诗的最大区别应该是诗哲学的区别，这是区别一首诗是古典的诗，是现代的诗，还是后现代的诗的根本标志。网络诗歌创作其背后的诗哲学正在悄悄生成。在一首诗的结构层次中，最先接触到的是诗歌语言外层，与语言外层相渗透的是诗歌所表达的意义内容，而一首诗除去语言外层、诗歌内容之外，剩下的可称之为诗哲学，它是一首诗之所以成为一首诗的根本所在。诗哲学是诗的灵魂，为诗的意义依附和文字供给提供了结构，虽然诗哲学不是诗的主题，也不是诗的内容，但诗的主题和诗的内容是诗哲学的显在表征。
　　在“网络+”时代，历史上每一种诗歌艺术都以其变形或者伪装的方式进入到诗坛，所有诗人首先是诗歌爱好者，爱好者的身份是唯一确定的诗人身份，至于诗人身上的其他身份都是晦暗不明、飘忽不定的。基于共同的诗歌爱好，诗人在寻找、选择自己的诗歌精神前辈族谱以及同辈诗人的同道者乃至未来读者。 　　由于信息传播的便利和发达，以往拘囿于文字的传播局限被突破，作为单纯文字传播的接受效能被一再削弱，诗歌写作进入到一个真正的“无名写作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便捷地获取这个时代积累下来的各种资讯。也能即时地发表传播自己的文字。作为纸质的文学正在消失，我们可以预测，以后的诗人必然会是伴随着“事件”才能引起关注、才能引起阅读、才能形成从作者到读者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生成活动。这种诗歌传播的变化已经引起了诗人、诗歌评论家的关注。诗歌的世俗化的另一个特征是以它的反向结构形式呈现的，借助于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和运动的无限性来生成诗歌内在的不可到达的魅力。这种诗歌的返魅重新赋予诗歌灵魂，力图维护了诗的尊严。
　　在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失落后的新世纪诗坛，“打工诗歌”是一个亮点。它把诗从语言空载中拯救出来，赋予了诗歌新的内容。“打工诗歌”接续了左翼诗歌的关注底层大众的传统，显然已不再具有其战斗性和阶级色彩。诗歌承载着他们的受伤灵魂的安慰，执着于对于故乡、对未来、对命运的焦灼书写。“打工诗歌”其越位的道德判断、廉价的同情，往往把读者的关注引向打工群体的“生存问题”。而对于“心灵”和“诗性”关注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伤诗歌的内在诗性。“打工诗歌”瞩目于诗歌的外在功能，对于诗人来讲，写诗已经溢出了诗歌单纯的审美意义，这有别于专业化诗歌写作。
　　如果说“打工诗歌”是新世纪诗歌的引入“事件”对诗歌进行的征用和改造，是“普罗诗歌”在新世纪的回响，那么“新红颜诗歌”则是与之在主题上相对立的“小资诗歌”（或“中产阶级诗歌”书写）。“新红颜诗歌”这一命名始于张德明、李少君两位著名的诗评家的一次对谈。他们敏锐地感受并捕捉到“网络诗歌”和“女性”的亲近，把这一诗歌现象命名为“新红颜诗歌”。他们不仅在“新红颜诗歌”旗帜下集结队伍、造册立名，还编辑出版了相关作品集、评论集等，在国内诗坛掀起了褒贬不一的不小的影响。“新红颜诗歌”与小资写作的纠缠在一起，她们从生活的安稳温馨出发，注重诗歌呈现小情调、小温馨、小浪漫，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消费诗歌，并只允许诗歌以“美”的形式出现，使诗歌成为她们浪漫温馨的一个点缀，“新红颜诗歌”敏锐地捕捉到网络时代女性诗歌的特征，但显然这只是网络诗歌呈现出的一角，无法涵盖网络诗歌更多特征。
　　作为中国诗坛上第一个借助于手机微信传播获得声誉的诗人，余秀华诗歌因其传播方式的前无古人必将载入史册。这种传播方式注定了其传播内容的“惊悚性”，文不对题地吸引眼球来实现歪打正着的传播效果。借助于手机微信传播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尽管题目泼辣率真、香艳撩人，但其内容并没有多少猎奇者真正期待的成色。一个好诗人必须借助于诗歌之外的力量达成诗歌的传播，这显示了诗歌与大众读者、诗歌与社会的沟通方式的吊诡。余秀华的疾病状态与农妇身份，尤其是她的诗歌的原汁原味的生存情态，为中产阶级的诗歌消费提供了异样的口味。余秀华写诗，是她其生命存在、生命意志的呐喊与疼痛，这与那些“挖空心思地寻找技巧、寻找热点，像寻宝一样把诗歌搞成一个外在于生命的东西”的诗人大不相同，余秀华写诗是她的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她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她的诗歌的动人之处即在于此，在这个充满自魅性的时代，没有哪个诗人能像余秀华一样，诗歌与生命成为血肉模糊的一体性存在。这也恰恰是诗歌的真正的要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秀华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是生命的诗歌”（沈睿语）。为写诗而写新诗，虽然能追逐到诗歌的技巧，但往往会丧失掉了诗歌的魂魄。余秀华诗歌主题多是爱情、亲情、生活的困顿与感悟、“性的苦闷”与“生的恐惧”等等，关键这些都是从余秀华自己的生存出发的。余秀华的诗，写她的生活，她的存在，她的“巴巴地活着”，她的艰难，她的欢愉，她作为女人的欲望与矜持，她的肉身之苦与灵魂之痛。余秀华并没有夸张这些疼痛，而是安静接受。生活的恐惧与绝望在诗歌中以翻转的结构呈现出来。她一度到城市打工，但却以失败告终，她甚至也曾去城市要饭，并设想以此为职业来活下去，这是中国诗人中少有的生命体验，这使得余秀华的诗歌写作能够摆脱不痛不痒的“中产阶级写作”的小情调、小悲欢，直抵生命的质地和灵魂深处。“在诗歌里爱着，痛着，追逐着，喜悦着，也有许多许多失落——诗歌把我生命所有的情绪联系起来了，……所以，我感谢诗歌能来到我的生命，呈现我，也隐匿我。”写诗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参与了余秀华的生命建构，使她在现实中的破碎、沮丧、挫败等负面情绪得到释放与缓解，她说“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诗歌已经成为她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她对诗歌充满感激，她说：“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值得关注的是：余秀华是第一位通过微信传播成名的诗人，这在中国诗歌/文学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思潮的日趋多元，诗歌类型的日益繁多，诗歌环境的日益网络化，诗歌再也无法回到基于某种共同的价值理念的“共名写作”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兴盛的“朦胧诗”可能是最后一个具有“共同价值”的完整流派。其后包括第三代诗歌写作“小圈子”林立，各种理论主张混杂甚至抵牾，很难取得诗歌理念的一致共识。在当下这种诗人的“单子化”趋势日渐明显。而对于诗歌的命名也很难再出现带有“一统”性质，每一种命名至多也仅仅具有地方意义。
　　诗歌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未曾经验过新世纪时间历程之前的状态，即使回到过去，也是经过反思和经验之后的“重返”，已经带上了“反思”的性质。在诗歌世俗化日益凸显的今天，怎样定义一首诗？怎样定义一位诗人？宽泛地看那些以分行文字的方式探索形而上意义的写作，都可以名之为“诗”，但“诗人”已经不再是一种职业和身份，他仅仅指一种从事“诗”活动者。“返魅”虽然难以达成，这个时代以“诗”的方式重塑世界的精神结构的人，都能称得上是诗人。诗歌的命名和评价必须放弃对诗歌的“引导”的企图，诗评家必须建立在对诗歌存在、诗歌现实做出有力的概括和回应，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需要诗来温润每一个中国人焦躁的灵魂。
　　“作为元素的诗歌”是诗歌的外部调整，以便适应诗歌自身所处的传播与存在环境的需要，而诗歌的“世俗化”是诗歌自身内部的调整，它使诗歌更具有当下性经验，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世纪诗歌的显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