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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初步探讨了意识形态问题的由来，大学思政课的知识性以及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和知识性是统一的，都是西方文化的体现，传统文化需要进行范式转换，从而把它纳入到知识论的范畴中来。
关键词：大学思政课；知识性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6）01-0104-01
大学思政课具有意识形态性，同时又具有知识性。前一个属性一般认为是政治性的体现，后一个属性认为是学术性的体现。如果按照前面的理解，把知识性放在意识形态性的后面，就有政治凌驾于学术之嫌。本文从意识形态性和知识性具有内在一致性出发，认为用知识之一概念可以包容意识形态性这一特点，因此，思政课的学科发展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基本范式。
一、意识形态问题的由来
在中文世界最早引入这个概念是林毓生先生。把Ideology翻译成“意缔牢结”，但这个翻译并不确切。更为重要的是，中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天地，“意识形态”这是西方所特有的概念的标签，他不应该把这个标签贴上中国传统思想上，从而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产生于法国，且是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使用的。它最初的意思是指思想或观念的学说（Ideenlehre），并且，从一开始出现它就是与政治直接相关的。
因此，Ideology 的字义翻译成中文的“观念论”更合适。“观念论”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形式和逻辑是其基本特点，由此构建起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二、思政课的知识性
一门课程是不是知识，要看他有无学科支撑。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为一级学科，非常鲜明地招示了学科的知识性，以及对思政课的指导作用。从学科自身来说，要构成一个理论，必须有研究对象，还要有形而上学的前提，由此形成方法、范畴（包括核心概念）、分析框架，形成理论命题，并经过经验的检验，才能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从现有的5门课程来说，上述的几个要件都是满足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满足了理论上的逻辑自洽性，而且联系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不仅是形式的，更有生动丰富的内容，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
金岳霖说，“元学（本体论，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中心，它跟哲学的其他部门不同。我们不能说中国知识论，只能说知识论在中国。”因此，这门课程不能只是作为修养或者信仰来学习。在西方人人都要读一本书《圣经》，但《圣经》并不是知识，它只能解决信仰的问题，不能解决人们在世俗生活中面临的真善美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士”（读书人）要学习经学，《论语》是代表，但通观《论语》，整本书都是伦理道德的训诫，道德问题用康德的话说，是属于形而上学的领域，显然不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我反对有人提出的把思政课作为修养来学习，根据就在于课程自身有知识性的特点，当然这其中也有修养，也有信仰，但是知识性是主要的。把思政课教材和《圣经》、《论语》加以比较，这个特点是显著的，在文体、结构、行文的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可见这种差异。
三、把传统文化纳入到思政课的知识范畴中来
这一问题实际是处理好马克思和孔夫子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伴随着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的始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两大课题。如果梳理一下“五四 ”以来的历史，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都出现过严重的偏颇，造成了历史的虚无主义。这段历史真可谓是痛心疾首，五味杂陈。今天我们对待传统问题，如果是从知识论角度来看，涉及到传统文化范式转换，要把传统文化纳入到现代文明中来。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的概念。库恩对科学发展持历史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范式即共同体，如科学家共同体、文学家共同体、现代诗人共同体。进一步说，范式就是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问题、方向、方法、手段、过程、标准等等。
从传统文化纳入到知识范畴的路径来看，一是在精神层面，使用抽象继承法，建立概念——范畴的内在理路；二是在社会层面，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仅可以抽象的继承，也是可以具体继承的。
抽象继承法是冯友兰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如果是从价值层面来讲，则这一方法还是可以用的。比如传统的道德观念，在朱熹的《玉山讲义》里面把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统称人性。孔子的“仁”是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的，维护的是奴隶制的等级秩序和宗法社会的社会结构，今天讲“仁”，可以赋予它新的含义，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友爱的和谐的社会关系，把人的爱心、良知、慈悲的朴素感情彰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当代的时空条件和古代社会完全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没有背弃传统。
传统文化的范畴转换的另外一个路径是从社会层面入手，建立个人-社会-国家的分析框架。现代社会是古代社会的延续。现代人的心理、审美和情感体验和古代的人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性。从个人层面来看，其品质修为应重在于修身养性。《大学》说得明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从社会层面来说，古代向往的“大同”社会可以看做的和谐社会的朴素表达。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孔子曾如此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要讲“大道”，大道，就是共同遵守，而去努力执行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讲信用，不欺瞒，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和睦相处。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8-1.
[2]涂又光.涂又光文存.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2-1.
[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大学思政课；知识性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6）01-0104-01
大学思政课具有意识形态性，同时又具有知识性。前一个属性一般认为是政治性的体现，后一个属性认为是学术性的体现。如果按照前面的理解，把知识性放在意识形态性的后面，就有政治凌驾于学术之嫌。本文从意识形态性和知识性具有内在一致性出发，认为用知识之一概念可以包容意识形态性这一特点，因此，思政课的学科发展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基本范式。
一、意识形态问题的由来
在中文世界最早引入这个概念是林毓生先生。把Ideology翻译成“意缔牢结”，但这个翻译并不确切。更为重要的是，中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天地，“意识形态”这是西方所特有的概念的标签，他不应该把这个标签贴上中国传统思想上，从而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产生于法国，且是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使用的。它最初的意思是指思想或观念的学说（Ideenlehre），并且，从一开始出现它就是与政治直接相关的。
因此，Ideology 的字义翻译成中文的“观念论”更合适。“观念论”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形式和逻辑是其基本特点，由此构建起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二、思政课的知识性
一门课程是不是知识，要看他有无学科支撑。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为一级学科，非常鲜明地招示了学科的知识性，以及对思政课的指导作用。从学科自身来说，要构成一个理论，必须有研究对象，还要有形而上学的前提，由此形成方法、范畴（包括核心概念）、分析框架，形成理论命题，并经过经验的检验，才能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从现有的5门课程来说，上述的几个要件都是满足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满足了理论上的逻辑自洽性，而且联系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不仅是形式的，更有生动丰富的内容，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
金岳霖说，“元学（本体论，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中心，它跟哲学的其他部门不同。我们不能说中国知识论，只能说知识论在中国。”因此，这门课程不能只是作为修养或者信仰来学习。在西方人人都要读一本书《圣经》，但《圣经》并不是知识，它只能解决信仰的问题，不能解决人们在世俗生活中面临的真善美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士”（读书人）要学习经学，《论语》是代表，但通观《论语》，整本书都是伦理道德的训诫，道德问题用康德的话说，是属于形而上学的领域，显然不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我反对有人提出的把思政课作为修养来学习，根据就在于课程自身有知识性的特点，当然这其中也有修养，也有信仰，但是知识性是主要的。把思政课教材和《圣经》、《论语》加以比较，这个特点是显著的，在文体、结构、行文的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可见这种差异。
三、把传统文化纳入到思政课的知识范畴中来
这一问题实际是处理好马克思和孔夫子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伴随着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的始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两大课题。如果梳理一下“五四 ”以来的历史，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都出现过严重的偏颇，造成了历史的虚无主义。这段历史真可谓是痛心疾首，五味杂陈。今天我们对待传统问题，如果是从知识论角度来看，涉及到传统文化范式转换，要把传统文化纳入到现代文明中来。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的概念。库恩对科学发展持历史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范式即共同体，如科学家共同体、文学家共同体、现代诗人共同体。进一步说，范式就是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问题、方向、方法、手段、过程、标准等等。
从传统文化纳入到知识范畴的路径来看，一是在精神层面，使用抽象继承法，建立概念——范畴的内在理路；二是在社会层面，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仅可以抽象的继承，也是可以具体继承的。
抽象继承法是冯友兰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如果是从价值层面来讲，则这一方法还是可以用的。比如传统的道德观念，在朱熹的《玉山讲义》里面把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统称人性。孔子的“仁”是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的，维护的是奴隶制的等级秩序和宗法社会的社会结构，今天讲“仁”，可以赋予它新的含义，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友爱的和谐的社会关系，把人的爱心、良知、慈悲的朴素感情彰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当代的时空条件和古代社会完全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没有背弃传统。
传统文化的范畴转换的另外一个路径是从社会层面入手，建立个人-社会-国家的分析框架。现代社会是古代社会的延续。现代人的心理、审美和情感体验和古代的人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性。从个人层面来看，其品质修为应重在于修身养性。《大学》说得明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从社会层面来说，古代向往的“大同”社会可以看做的和谐社会的朴素表达。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孔子曾如此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要讲“大道”，大道，就是共同遵守，而去努力执行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讲信用，不欺瞒，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和睦相处。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8-1.
[2]涂又光.涂又光文存.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2-1.
[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