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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三天，我与一位世纪老人朝夕相处，沉浸在强烈的震撼和悠远的沉思中，以至于无法驾驭思想和文字。这是一位在1990年就已经作古的老人，他走过了漫长的94年。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着中国古代艺术的壮丽篇章，寻找、保存并复制着中华古代艺术文物，直到把自己也活成了国宝级的“文物”。这是怎样的一生啊！呕心沥血的付出却至今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承认。大部分中国人包括文化圈子的人居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更不要说他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了。
这个让我激动不已的人叫王子云。
王子云不仅在中国现代艺术历史，甚至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应占有一席之地的。1930－1937年王子云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专业。其作品在当时就已经进入了法国的春季沙龙、秋季沙龙和独立沙龙，也就是说已经进入法国最权威的艺术圈。
1935年法国版《现代艺术家大辞典》中第一次载入了一个中国人和他的作品，这个人就是王子云和他的油画《杭州之雨》。
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而且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艺术家，比如：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著名美学理论家王朝闻，大画家李可染、吴冠中、赵无极，大诗人艾青……
他是中国第一任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1940—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利用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等方式，收集抢救保护了大批文物，上演了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上的一次文化壮举。
他是中国现代美术考古事业的开创者，在中国雕塑艺术家里，他是第一个对汉唐陵墓雕刻进行了几乎全部实地考察的人，留下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拓片、复制品以及全景写生长卷。
南京中山陵有一尊孙中山的塑像，所有的人都在此膜拜，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作者，这尊塑像就是王子云和他的法国老师、世界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基共同完成的。
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界、艺术界、美术界、雕塑界、教育界、艺术理论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今天却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王子云(1897-1990年),安徽萧县人,生前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陕西美协名誉主席，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王子云出生于书香门第，12岁上小学，15岁考入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酷爱美术。1916年师范毕业后，入上海美术学校进修，一年后结业，回到家乡教美术。任教期间，以美术教师身份被保送到北京美术学校第一届高级师范科学习，从此开始了艺术生涯。
1928年，中国第一所高等美术学府“国立西湖艺术院”在杭州创办，王子云受院长林风眠之约来到杭州参与筹建工作。因他缺少留学镀金的牌子，只能担任水彩画讲师兼教务注册主任的职务。这对他来说是个刺激，出国留学成为他埋藏心底的一个心愿。
1930年，他参加学校赴日本举办的绘画展览会，他的画作和林风眠的作品并列以彩版展出，受到广泛好评，回国之后就提出自费赴法国留学的要求。学校破例以“国立西湖艺术院驻欧代表”的名义，每月发给津贴五十元，批准他留学法国。
王子云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由油画改为雕塑，是因为他被巴黎市区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的雕塑所感染，意识到雕塑对于美化社会生活和对社会的影响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大。因此，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国立高级装饰艺术学校的夜校学习建筑装饰雕塑，星期天到私人画室画人体速写。日夜奔忙，刻苦自励，同时也没有放弃画了十余年的街景写生，常常携带画具、干粮，乘巴黎地铁跑遍全市去速写。
从1932年到1935年的四年中，他的油画街景作品和雕塑人体习作，曾先后五次在巴黎每年举行的“春季沙龙”、“秋季沙龙”和“独立沙龙”等大型美术展览会上展出，标志着他已经进入法国上层艺术圈。不久，他的名字和作品被选入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现代艺术家大辞典》，是唯一上榜的中国人。
1936年他完成了学业，但并不急于回国，他下决心要游遍欧洲，先后到了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希腊……荷兰国家美术馆收藏的伦勃朗名作以及荷兰十八、十九世纪的世俗画，柏林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德国名画家丢勒、雕塑家布凯和十八世纪北欧大画家鲁本斯的名作，都令他仰慕不已。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艺术中心，美术馆的收藏和古建筑物的雕刻装饰着实让他赞叹。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被誉为欧洲艺术的发源地，古代雕刻名作遍布各地神庙遗址和博物馆中，这一切都让他大饱眼福，对他一生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5年，英国举办了一个“万国博览会”，中国文物第一次赴英国伦敦博物馆参加展览，选送了一些汉唐石雕、玉器、陶器、青铜器等，其中有中国最早的国画、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王子云为能够在国外看见祖国的珍贵文物欣喜和感慨，同时也感到愤慨。在博览会上，他看见中国的一些文物商人非常活跃，正是他们和一些外国列强，将祖国宝贵的文物偷盗到了外国，成为别人的家产，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别人家里欣赏自己的东西，他感到耻辱，这就是弱国和殖民地的下场。从此他下了决心，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保护中国的文物不要遭到破坏和流失。这样的心理刺激，也决定了他以后的使命和道路。
在参观中，他的老师，世界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基指着中国的雕刻说：“真正的艺术在你的祖国，你来这里学什么？” 这句话对他造成强烈震撼。应该说，他是在国外发现和认识到自己祖国辉煌艺术的。当年这个古希腊艺术的崇拜者，隔山跨海去西方寻梦，却在大洋彼岸寻到了自己老祖宗的灿烂艺术，并奠定了毕生为它献身的决心。
1937年抗战爆发，他回到了祖国，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投入到了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从此彻底抛弃了优裕的生活工作环境，他没有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充满了磨难的十字架之路。
抗战期间，四处炮火连天，作为一个艺术家，王子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那些裸露在枪弹之下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的中国文物。深思熟虑之后，他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报告，为了保护国家瑰宝免于毁失于战火，建议成立“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实行抢救性的调察记录保护工作，也就是要摸清楚自己的文化家底，免得这些珍贵文物毁于战争遗恨万代。对此爱国义举，在当时的乱世，政府竟然批准了，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就这样，王子云成为中国首任以国家的名义成立并出资的文物考察团团长。
对于这个考察团，在60年之后由广东省美术馆的一批热心人发现并整理，举办了一个“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1940—1945年）纪念展览”。这一在60年前由几个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一次大型文物挽救活动终于迎来了迟到的重视。从展览中人们看见当年考察团辗转四川、陕西、河南、甘肃、青海等省，踏遍几乎所有的古墓、古寺、山窟、洞穴，考察、收集、整理文物遗产，对艺术文物进行抢救性的复制、拓印、照相以及绘写等等保护措施，把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和对艺术的痴情，融入一座座石膏模型、一张张墨色拓片和一幅幅五彩画卷中。
艺术考察团应该说是王子云一生中完成的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工作，而他本人，也由此从一个画家、雕塑家转为了文物考古艺术家。这是一个艰难的转折，一个痛苦的转折，一个从辉煌到寂寞的转折，在艺术界几乎没有人愿意走这样一条艰苦而清贫的道路，王子云却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从1940年6月到1945年8月，考察团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足迹踏遍川陕豫甘青五省，行程10万里，先后发现各类文物数百余处，收集诸如马家窑彩陶、秦汉瓦当、敦煌经卷、汉唐雕塑，北朝造像、唐三彩、古代宗教艺术品等大量文物以及各时代石刻艺术拓本2000余件，绘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艺术文物分布图千余件，拍摄各类艺术文物照片千余张，椎拓石刻艺术拓片近千张，同时临摹了洛阳龙门、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石窟的大量壁画，并对大量雕刻和彩塑进行了石膏模铸及胶泥仿塑。此外还发出一系列颇有见地的公函信件，对文物保护提出了建议和措施。接着又在西安、兰州和重庆举办了5次大型展览，“流风所至，盛况空前”，引起各界强烈震撼。
这是中国政府独立组织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中国古代文物考察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18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掠夺性考察，也充分展示了中国艺术家具有的考察实力和临摹复制水平，更是表现出了中国现代艺术家的一片诚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尊，精诚所至，金石开花。
60年之后，考察团的展览再次展出，“岁月虽已逝，辉煌依旧在”，但毕竟物在人非，当年为之呕心沥血的考察团成员都已经仙逝，永远地沉睡在他们当年艰难跋涉的土地上了，今天的人们，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呢？
当年的参观者中有国民党文化界、政界的各路高官，还有外国领事，包括美国的副总统，所有的人都被中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而震惊了，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自豪感，恰逢抗战时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斗志和激扬爱国精神的作用。
为了收集整理复制这些宝贵的文物，王子云和他所领导的考察团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吃尽了苦头。他的女儿王倩收藏有一块父亲当年的手帕，上面盖满密密麻麻的邮戳，都是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涵盖了中国西北五省，占全国六分之一面积的市县乡镇村的地址和名称。比如陕西的岐山、三原、长武、咸阳、合阳、马嵬坡、武功、扶风、乾县、临潼等。这块手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的见证。
端详着60年前的这方手帕，我心潮澎湃。在那战火纷飞、交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像徐霞客一样用脚步丈量着中华大地，他们或搭车，或走路，或骑马骑驴，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有时要走几天，为了一个拓片常常也要忙一整天。从他们考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年他们背着沉重的行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穿戈壁、爬洞窟，酷暑严冬，忍饥挨饿，荒山之上，野庙之中，常常一天吃不上东西，喝不上水，还要和兵匪周旋，和豺狼搏斗。但是却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反而非常自信和乐观。他的儿女们常常要问：一个在国外享受优厚条件的艺术家，何苦跑回来作这种苦行僧一样的事情呢？
这绝不仅仅是“抗战时期”的壮举，实际上，这是20世纪乃至中国几千年来的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为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史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可惜，60年前的这次文化考察行动，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再地被忽略和遗忘。其中的历史、文化、文物、知识分子使命等深刻的内涵远远没有引起今人的重视，至今仍然是一个学术上的空白。更加糟糕的是，为中华民族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王子云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因此遭遇了一生的屈辱和磨难。因为他们当年的行为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行为，是得到“蒋（介石）家天下陈（立夫）家党”支持的“壮举”，由此和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比如当年陪同胡宗南参观长安也成了一个洗不清的污点。
历史就是这么和我们开着玩笑。试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但凡想要做一些事情，必须获得蒋政权的批准和支持，这就免不了会把自己划到国民党的圈子里去，除非你什么都不要作，但这又不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所为。王子云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作的一切后来都成了被反复审查、亲蒋反党的“罪行”，以至于从50年代开始，王子云就一直在地狱里受煎熬。50年代初王子云来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不久就陷入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成了老“运动员”，受尽羞辱和折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是反革命，折腾了20多年，直到1978年才平反，但不久又让其退休了。
文革中他所有的书稿画件都被视为封、资、修而被抄焚一空，数年的心血成果尽成灰烬，收入法国艺术大辞典的名画《杭州之雨》等珍贵绘画，被红卫兵当着他的面一把火烧掉了。每每想起这惊心动魄的悲惨一幕，王老先生都会悲痛欲绝。像这样愚昧而疯狂的革命行动，在文革时期岂不是家常便饭吗？
中国啊中国，你就是这样对待用生命来爱你的艺术家的吗？当年王子云为了保护文物呕心沥血，没有想到这些珍贵的文物没有丧失在日本鬼子手里，却轻而易举地毁在了自己祖国儿女的手中。当年王子云因为自己祖国的文物流落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而愤慨，后来却因为这些国宝幸亏没有在国内遭受浩劫而感慨。
解放几十年来，王子云一直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始终没有自己的住房，单位给专家分房子也没有他的份，和儿子一家挤在其爱人单位分的一个30多平米的两居室里。他和爱人的房间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再也没有空间了，吃住写作都在这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直到他即将90岁的时候，才在当时的省委书记白纪年的关心下，在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下终于分得了一套住房。在此之前，为了得到一个凉爽宽敞一点的学习写作环境，他竟然经常跑到钟楼邮局，站在那里写作，因为那里有空调。而他自己，终于在分得住房后也买了空调，却因舍不得花电费，一直没有开。
然而就是在这狭窄的空间里，他竟用他那剧烈颤抖的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著作。
《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是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一部恢弘著作，为此他曾经踏遍欧洲。该书分为中国编和欧洲编两部分，以作者亲身经历为线索，辅以大量珍贵的图片，介绍了中外博物馆、美术馆与古代艺术宝窟。
在大量实物考察的基础上，以将近九十高龄，他修改完成并且出版了《中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雕塑艺术史》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该书以其资料的翔实、观点的新颖、雕塑艺术发展历史演绎的严密而震撼学界，出版当年便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为此书，王老先生耗尽了全部心血，也是他的收山之作。
《王子云西北写生选》是王子云在上世纪30年代考察团时期的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考察行程中记录下的西北各民族的不同风俗与生活情状；第二类是沿途所见的自然风物与雕刻、建筑等；第三类则是倾注了画家更多心血的全景写生巨幅长卷，如唐十八陵全景图(621厘米×15厘米)、三危山与鸣沙山全景图(330厘米×39厘米)等等。敦煌莫高窟石窟群外景图全长456厘米，当因历史风化等原因不少洞窟现已塌毁无存的时候，画卷更加体现出绝无仅有的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也引发我们对于继承先辈遗志、保护祖国艺术文物的沉思。
很多珍贵的石窟全图，既是可欣赏的山水风景画，又是可供研究的标有比例尺寸的实景资料。它们中的代表作《敦煌莫高窟全景图》，是王子云先生用一个月的时间绘制的。他仔细测量每个洞窟的位置、远近、大小、高低，并附有清晰的编号。这幅珍贵的长卷被王子云的家属无偿地捐献给了敦煌研究院。除此以外，还有《唐十八陵》长卷、《汉茂陵》长卷等，将各陵冢按方位排列，连成一体，成为当地博物馆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中外美术考古游记》是王子云在生前就完成的巨作，收集有600多幅图片，60多万字，却由于中国出版手续繁杂，直到去世两年后才出版。
除此之外王先生还著有《茂陵霍墓之汉代石刻》《唐代雕塑选集》《中国古代石刻线刻画选集》等。
让我们看一下他在人生最后几年的冲刺：83岁出版《中国古代雕塑百图》，88岁出版《陕西石刻雕塑》，91岁出版《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去世两年后出版《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这洋洋数百万字的著作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写出的。王先生从解放初起就患了手抖的疾病，必须用左手将右手使劲抓住，才能写出文字，所写文字活像九曲羊毛，到了后期，几乎无法辨认。老先生多次向组织提出给他配一个助手，却总不能如愿，只好无奈地看着自己的手剧烈颤抖。为此他曾经打算用自己可怜工资的大半请人帮忙写字。今天我们回过头看，给这样一个艺术巨人配一个助手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更何况老先生在88岁时还被单位反聘为研究生导师，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助手呢？
从世俗的眼光看，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起作品就已经名扬中西，进入法国高档艺术沙龙，列入世界艺术家大辞典的大画家，弃画从文，从此寂寞地在尘土间研究古代文物，名声远不如他的学生们，经济收入上更是天壤之别，晚年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竟然要靠卖自己学生的作品才能实现。生活上更是惨不忍睹。但是，若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第一位向政府提出考察并挽救中国古代文物的中国画家，作为最早提出建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文物专家，作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做出巨大成就的文物考察团团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怎么可能少了他的地位呢？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艺术家才迎来了春天。1985年，王子云被美术界同仁推举为全国美协顾问。但此时的老先生已经年近90了。此时的他已经无法握住笔了，“九曲羊毛”也没有人再认识，他却还常与人云：“只要假我以天年，我要撰写出一本《中国美术简史》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我国美术的发展，汲取营养，创造我国美术事业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1990年8月16日，王老先生在自己的写字台前安然仙世，享年94岁，走得很平静，一切纷扰都随风而逝。其夫人何正璜写到：“王子云去了，他是托钵艺海的一个苦行僧，70年的美术生涯，几多风雨，几多坎坷，几多辛酸啊，他终于带着满钵的泪和汗，离开了不自量力的拼搏了终生的人间。他望着刚出版的《中国雕塑艺术史》，思念着即将出版的《中外美术考古游记》，半途掷笔的《欧洲雕塑史》，能说什么呢？若在文革前能有点工作条件，在文革中手稿不被烧毁掉，文革后有个助手，本来是可以写完最后的《欧洲雕塑史》的……”，而这一切遗憾，也只能随着思念永远地去了。
一所名校的声誉，是因为学校里有几个大师级的教授；一个民族能立于世界，是因为这个民族有厚重的文化和一批文化大师。王子云就是这样的教授和文化大师。
2002年，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认识了了解这段历史的罗宏才，两人对复原这段历史有着共同的兴趣。广东美术馆聘请罗宏才为特约研究员，并找到了当年考察团成员卢善群之子卢夏，一起成立了专题研究组。为了解那段历史，罗宏才跑遍了陕西、甘肃、江苏等地的档案馆，向知情者进行深入调查。这个过程中罗宏才吃了不少苦头。一次去陕西凤县调查资料，罗宏才雇了一个小拖拉机，途中车子翻到深沟里，亏得抓住路边一棵树才没有送掉性命。王子云若知道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会怎样的欣慰啊！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文物，也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05年王子云的后代来到广东，馆长省去万语千言，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当年考查团发现和复制的文物，今天有很多已经遭到破坏，有些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他们的复制品成了绝版，其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可喜的是，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了像王子云这样的文化大师对国家的作用，而那些被大师的手记录进史册的文物，也正以一种无声的语言默默彰显着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
1997年，王子云诞辰100周年，陕西省文联、陕西省美协、西安美术学院联合举办了王子云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肯定王老先生一生的价值和地位的同时，也提出了应该如何对待文化学术知识分子的问题，指出不应该满足于成名之后的歌颂，而应该想办法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学者在谈到王子云生前生活和工作上的窘迫以及自己掏钱出书和聘请助手时不禁痛哭出声。
笔者写这篇文章，不仅是提醒人们记住这个伟大的艺术家，更是期待我们这个具有辉煌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能够倍加珍惜我们的国宝级文物大师，善待那些将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华夏民族文化的老前辈，扶持那些在文化理论中默默耕耘的文化学术大家。没有他们的劳作、奉献、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灿烂而深厚的文化场景，也不可能有繁荣而宽广的文化市场。
王子云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让我们面对并反思。
这个让我激动不已的人叫王子云。
王子云不仅在中国现代艺术历史，甚至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应占有一席之地的。1930－1937年王子云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专业。其作品在当时就已经进入了法国的春季沙龙、秋季沙龙和独立沙龙，也就是说已经进入法国最权威的艺术圈。
1935年法国版《现代艺术家大辞典》中第一次载入了一个中国人和他的作品，这个人就是王子云和他的油画《杭州之雨》。
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而且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艺术家，比如：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著名美学理论家王朝闻，大画家李可染、吴冠中、赵无极，大诗人艾青……
他是中国第一任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1940—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利用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等方式，收集抢救保护了大批文物，上演了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上的一次文化壮举。
他是中国现代美术考古事业的开创者，在中国雕塑艺术家里，他是第一个对汉唐陵墓雕刻进行了几乎全部实地考察的人，留下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拓片、复制品以及全景写生长卷。
南京中山陵有一尊孙中山的塑像，所有的人都在此膜拜，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作者，这尊塑像就是王子云和他的法国老师、世界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基共同完成的。
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界、艺术界、美术界、雕塑界、教育界、艺术理论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今天却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王子云(1897-1990年),安徽萧县人,生前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陕西美协名誉主席，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王子云出生于书香门第，12岁上小学，15岁考入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酷爱美术。1916年师范毕业后，入上海美术学校进修，一年后结业，回到家乡教美术。任教期间，以美术教师身份被保送到北京美术学校第一届高级师范科学习，从此开始了艺术生涯。
1928年，中国第一所高等美术学府“国立西湖艺术院”在杭州创办，王子云受院长林风眠之约来到杭州参与筹建工作。因他缺少留学镀金的牌子，只能担任水彩画讲师兼教务注册主任的职务。这对他来说是个刺激，出国留学成为他埋藏心底的一个心愿。
1930年，他参加学校赴日本举办的绘画展览会，他的画作和林风眠的作品并列以彩版展出，受到广泛好评，回国之后就提出自费赴法国留学的要求。学校破例以“国立西湖艺术院驻欧代表”的名义，每月发给津贴五十元，批准他留学法国。
王子云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由油画改为雕塑，是因为他被巴黎市区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的雕塑所感染，意识到雕塑对于美化社会生活和对社会的影响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大。因此，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国立高级装饰艺术学校的夜校学习建筑装饰雕塑，星期天到私人画室画人体速写。日夜奔忙，刻苦自励，同时也没有放弃画了十余年的街景写生，常常携带画具、干粮，乘巴黎地铁跑遍全市去速写。
从1932年到1935年的四年中，他的油画街景作品和雕塑人体习作，曾先后五次在巴黎每年举行的“春季沙龙”、“秋季沙龙”和“独立沙龙”等大型美术展览会上展出，标志着他已经进入法国上层艺术圈。不久，他的名字和作品被选入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现代艺术家大辞典》，是唯一上榜的中国人。
1936年他完成了学业，但并不急于回国，他下决心要游遍欧洲，先后到了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希腊……荷兰国家美术馆收藏的伦勃朗名作以及荷兰十八、十九世纪的世俗画，柏林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德国名画家丢勒、雕塑家布凯和十八世纪北欧大画家鲁本斯的名作，都令他仰慕不已。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艺术中心，美术馆的收藏和古建筑物的雕刻装饰着实让他赞叹。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被誉为欧洲艺术的发源地，古代雕刻名作遍布各地神庙遗址和博物馆中，这一切都让他大饱眼福，对他一生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5年，英国举办了一个“万国博览会”，中国文物第一次赴英国伦敦博物馆参加展览，选送了一些汉唐石雕、玉器、陶器、青铜器等，其中有中国最早的国画、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王子云为能够在国外看见祖国的珍贵文物欣喜和感慨，同时也感到愤慨。在博览会上，他看见中国的一些文物商人非常活跃，正是他们和一些外国列强，将祖国宝贵的文物偷盗到了外国，成为别人的家产，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别人家里欣赏自己的东西，他感到耻辱，这就是弱国和殖民地的下场。从此他下了决心，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保护中国的文物不要遭到破坏和流失。这样的心理刺激，也决定了他以后的使命和道路。
在参观中，他的老师，世界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基指着中国的雕刻说：“真正的艺术在你的祖国，你来这里学什么？” 这句话对他造成强烈震撼。应该说，他是在国外发现和认识到自己祖国辉煌艺术的。当年这个古希腊艺术的崇拜者，隔山跨海去西方寻梦，却在大洋彼岸寻到了自己老祖宗的灿烂艺术，并奠定了毕生为它献身的决心。
1937年抗战爆发，他回到了祖国，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投入到了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从此彻底抛弃了优裕的生活工作环境，他没有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充满了磨难的十字架之路。
抗战期间，四处炮火连天，作为一个艺术家，王子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那些裸露在枪弹之下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的中国文物。深思熟虑之后，他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报告，为了保护国家瑰宝免于毁失于战火，建议成立“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实行抢救性的调察记录保护工作，也就是要摸清楚自己的文化家底，免得这些珍贵文物毁于战争遗恨万代。对此爱国义举，在当时的乱世，政府竟然批准了，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就这样，王子云成为中国首任以国家的名义成立并出资的文物考察团团长。
对于这个考察团，在60年之后由广东省美术馆的一批热心人发现并整理，举办了一个“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1940—1945年）纪念展览”。这一在60年前由几个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一次大型文物挽救活动终于迎来了迟到的重视。从展览中人们看见当年考察团辗转四川、陕西、河南、甘肃、青海等省，踏遍几乎所有的古墓、古寺、山窟、洞穴，考察、收集、整理文物遗产，对艺术文物进行抢救性的复制、拓印、照相以及绘写等等保护措施，把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和对艺术的痴情，融入一座座石膏模型、一张张墨色拓片和一幅幅五彩画卷中。
艺术考察团应该说是王子云一生中完成的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工作，而他本人，也由此从一个画家、雕塑家转为了文物考古艺术家。这是一个艰难的转折，一个痛苦的转折，一个从辉煌到寂寞的转折，在艺术界几乎没有人愿意走这样一条艰苦而清贫的道路，王子云却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从1940年6月到1945年8月，考察团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足迹踏遍川陕豫甘青五省，行程10万里，先后发现各类文物数百余处，收集诸如马家窑彩陶、秦汉瓦当、敦煌经卷、汉唐雕塑，北朝造像、唐三彩、古代宗教艺术品等大量文物以及各时代石刻艺术拓本2000余件，绘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艺术文物分布图千余件，拍摄各类艺术文物照片千余张，椎拓石刻艺术拓片近千张，同时临摹了洛阳龙门、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石窟的大量壁画，并对大量雕刻和彩塑进行了石膏模铸及胶泥仿塑。此外还发出一系列颇有见地的公函信件，对文物保护提出了建议和措施。接着又在西安、兰州和重庆举办了5次大型展览，“流风所至，盛况空前”，引起各界强烈震撼。
这是中国政府独立组织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中国古代文物考察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18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掠夺性考察，也充分展示了中国艺术家具有的考察实力和临摹复制水平，更是表现出了中国现代艺术家的一片诚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尊，精诚所至，金石开花。
60年之后，考察团的展览再次展出，“岁月虽已逝，辉煌依旧在”，但毕竟物在人非，当年为之呕心沥血的考察团成员都已经仙逝，永远地沉睡在他们当年艰难跋涉的土地上了，今天的人们，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呢？
当年的参观者中有国民党文化界、政界的各路高官，还有外国领事，包括美国的副总统，所有的人都被中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而震惊了，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自豪感，恰逢抗战时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斗志和激扬爱国精神的作用。
为了收集整理复制这些宝贵的文物，王子云和他所领导的考察团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吃尽了苦头。他的女儿王倩收藏有一块父亲当年的手帕，上面盖满密密麻麻的邮戳，都是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涵盖了中国西北五省，占全国六分之一面积的市县乡镇村的地址和名称。比如陕西的岐山、三原、长武、咸阳、合阳、马嵬坡、武功、扶风、乾县、临潼等。这块手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的见证。
端详着60年前的这方手帕，我心潮澎湃。在那战火纷飞、交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像徐霞客一样用脚步丈量着中华大地，他们或搭车，或走路，或骑马骑驴，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有时要走几天，为了一个拓片常常也要忙一整天。从他们考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年他们背着沉重的行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穿戈壁、爬洞窟，酷暑严冬，忍饥挨饿，荒山之上，野庙之中，常常一天吃不上东西，喝不上水，还要和兵匪周旋，和豺狼搏斗。但是却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反而非常自信和乐观。他的儿女们常常要问：一个在国外享受优厚条件的艺术家，何苦跑回来作这种苦行僧一样的事情呢？
这绝不仅仅是“抗战时期”的壮举，实际上，这是20世纪乃至中国几千年来的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为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史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可惜，60年前的这次文化考察行动，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再地被忽略和遗忘。其中的历史、文化、文物、知识分子使命等深刻的内涵远远没有引起今人的重视，至今仍然是一个学术上的空白。更加糟糕的是，为中华民族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王子云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因此遭遇了一生的屈辱和磨难。因为他们当年的行为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行为，是得到“蒋（介石）家天下陈（立夫）家党”支持的“壮举”，由此和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比如当年陪同胡宗南参观长安也成了一个洗不清的污点。
历史就是这么和我们开着玩笑。试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但凡想要做一些事情，必须获得蒋政权的批准和支持，这就免不了会把自己划到国民党的圈子里去，除非你什么都不要作，但这又不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所为。王子云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作的一切后来都成了被反复审查、亲蒋反党的“罪行”，以至于从50年代开始，王子云就一直在地狱里受煎熬。50年代初王子云来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不久就陷入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成了老“运动员”，受尽羞辱和折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是反革命，折腾了20多年，直到1978年才平反，但不久又让其退休了。
文革中他所有的书稿画件都被视为封、资、修而被抄焚一空，数年的心血成果尽成灰烬，收入法国艺术大辞典的名画《杭州之雨》等珍贵绘画，被红卫兵当着他的面一把火烧掉了。每每想起这惊心动魄的悲惨一幕，王老先生都会悲痛欲绝。像这样愚昧而疯狂的革命行动，在文革时期岂不是家常便饭吗？
中国啊中国，你就是这样对待用生命来爱你的艺术家的吗？当年王子云为了保护文物呕心沥血，没有想到这些珍贵的文物没有丧失在日本鬼子手里，却轻而易举地毁在了自己祖国儿女的手中。当年王子云因为自己祖国的文物流落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而愤慨，后来却因为这些国宝幸亏没有在国内遭受浩劫而感慨。
解放几十年来，王子云一直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始终没有自己的住房，单位给专家分房子也没有他的份，和儿子一家挤在其爱人单位分的一个30多平米的两居室里。他和爱人的房间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再也没有空间了，吃住写作都在这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直到他即将90岁的时候，才在当时的省委书记白纪年的关心下，在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下终于分得了一套住房。在此之前，为了得到一个凉爽宽敞一点的学习写作环境，他竟然经常跑到钟楼邮局，站在那里写作，因为那里有空调。而他自己，终于在分得住房后也买了空调，却因舍不得花电费，一直没有开。
然而就是在这狭窄的空间里，他竟用他那剧烈颤抖的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著作。
《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是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一部恢弘著作，为此他曾经踏遍欧洲。该书分为中国编和欧洲编两部分，以作者亲身经历为线索，辅以大量珍贵的图片，介绍了中外博物馆、美术馆与古代艺术宝窟。
在大量实物考察的基础上，以将近九十高龄，他修改完成并且出版了《中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雕塑艺术史》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该书以其资料的翔实、观点的新颖、雕塑艺术发展历史演绎的严密而震撼学界，出版当年便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为此书，王老先生耗尽了全部心血，也是他的收山之作。
《王子云西北写生选》是王子云在上世纪30年代考察团时期的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考察行程中记录下的西北各民族的不同风俗与生活情状；第二类是沿途所见的自然风物与雕刻、建筑等；第三类则是倾注了画家更多心血的全景写生巨幅长卷，如唐十八陵全景图(621厘米×15厘米)、三危山与鸣沙山全景图(330厘米×39厘米)等等。敦煌莫高窟石窟群外景图全长456厘米，当因历史风化等原因不少洞窟现已塌毁无存的时候，画卷更加体现出绝无仅有的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也引发我们对于继承先辈遗志、保护祖国艺术文物的沉思。
很多珍贵的石窟全图，既是可欣赏的山水风景画，又是可供研究的标有比例尺寸的实景资料。它们中的代表作《敦煌莫高窟全景图》，是王子云先生用一个月的时间绘制的。他仔细测量每个洞窟的位置、远近、大小、高低，并附有清晰的编号。这幅珍贵的长卷被王子云的家属无偿地捐献给了敦煌研究院。除此以外，还有《唐十八陵》长卷、《汉茂陵》长卷等，将各陵冢按方位排列，连成一体，成为当地博物馆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中外美术考古游记》是王子云在生前就完成的巨作，收集有600多幅图片，60多万字，却由于中国出版手续繁杂，直到去世两年后才出版。
除此之外王先生还著有《茂陵霍墓之汉代石刻》《唐代雕塑选集》《中国古代石刻线刻画选集》等。
让我们看一下他在人生最后几年的冲刺：83岁出版《中国古代雕塑百图》，88岁出版《陕西石刻雕塑》，91岁出版《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去世两年后出版《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这洋洋数百万字的著作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写出的。王先生从解放初起就患了手抖的疾病，必须用左手将右手使劲抓住，才能写出文字，所写文字活像九曲羊毛，到了后期，几乎无法辨认。老先生多次向组织提出给他配一个助手，却总不能如愿，只好无奈地看着自己的手剧烈颤抖。为此他曾经打算用自己可怜工资的大半请人帮忙写字。今天我们回过头看，给这样一个艺术巨人配一个助手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更何况老先生在88岁时还被单位反聘为研究生导师，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助手呢？
从世俗的眼光看，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起作品就已经名扬中西，进入法国高档艺术沙龙，列入世界艺术家大辞典的大画家，弃画从文，从此寂寞地在尘土间研究古代文物，名声远不如他的学生们，经济收入上更是天壤之别，晚年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竟然要靠卖自己学生的作品才能实现。生活上更是惨不忍睹。但是，若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第一位向政府提出考察并挽救中国古代文物的中国画家，作为最早提出建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文物专家，作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做出巨大成就的文物考察团团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怎么可能少了他的地位呢？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艺术家才迎来了春天。1985年，王子云被美术界同仁推举为全国美协顾问。但此时的老先生已经年近90了。此时的他已经无法握住笔了，“九曲羊毛”也没有人再认识，他却还常与人云：“只要假我以天年，我要撰写出一本《中国美术简史》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我国美术的发展，汲取营养，创造我国美术事业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1990年8月16日，王老先生在自己的写字台前安然仙世，享年94岁，走得很平静，一切纷扰都随风而逝。其夫人何正璜写到：“王子云去了，他是托钵艺海的一个苦行僧，70年的美术生涯，几多风雨，几多坎坷，几多辛酸啊，他终于带着满钵的泪和汗，离开了不自量力的拼搏了终生的人间。他望着刚出版的《中国雕塑艺术史》，思念着即将出版的《中外美术考古游记》，半途掷笔的《欧洲雕塑史》，能说什么呢？若在文革前能有点工作条件，在文革中手稿不被烧毁掉，文革后有个助手，本来是可以写完最后的《欧洲雕塑史》的……”，而这一切遗憾，也只能随着思念永远地去了。
一所名校的声誉，是因为学校里有几个大师级的教授；一个民族能立于世界，是因为这个民族有厚重的文化和一批文化大师。王子云就是这样的教授和文化大师。
2002年，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认识了了解这段历史的罗宏才，两人对复原这段历史有着共同的兴趣。广东美术馆聘请罗宏才为特约研究员，并找到了当年考察团成员卢善群之子卢夏，一起成立了专题研究组。为了解那段历史，罗宏才跑遍了陕西、甘肃、江苏等地的档案馆，向知情者进行深入调查。这个过程中罗宏才吃了不少苦头。一次去陕西凤县调查资料，罗宏才雇了一个小拖拉机，途中车子翻到深沟里，亏得抓住路边一棵树才没有送掉性命。王子云若知道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会怎样的欣慰啊！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文物，也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05年王子云的后代来到广东，馆长省去万语千言，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当年考查团发现和复制的文物，今天有很多已经遭到破坏，有些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他们的复制品成了绝版，其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可喜的是，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了像王子云这样的文化大师对国家的作用，而那些被大师的手记录进史册的文物，也正以一种无声的语言默默彰显着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
1997年，王子云诞辰100周年，陕西省文联、陕西省美协、西安美术学院联合举办了王子云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肯定王老先生一生的价值和地位的同时，也提出了应该如何对待文化学术知识分子的问题，指出不应该满足于成名之后的歌颂，而应该想办法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学者在谈到王子云生前生活和工作上的窘迫以及自己掏钱出书和聘请助手时不禁痛哭出声。
笔者写这篇文章，不仅是提醒人们记住这个伟大的艺术家，更是期待我们这个具有辉煌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能够倍加珍惜我们的国宝级文物大师，善待那些将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华夏民族文化的老前辈，扶持那些在文化理论中默默耕耘的文化学术大家。没有他们的劳作、奉献、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灿烂而深厚的文化场景，也不可能有繁荣而宽广的文化市场。
王子云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让我们面对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