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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 1981年8月14日,我正整装待发,准备参加华北军事演习的报道,下午报社领导突然通知我留下来,采访刚刚驾机起义的台湾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并明确要求:除了采写一般报道,还要采写黄植诚谈国民党空军的长篇访问记和反映黄植诚驾机起义的报告文学。真糟.黄植诚17日就要从福州到北京,而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