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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出现了一种不食盐的风俗。这种守丧不食盐风俗虽发生在六朝时期，却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守丧习俗的继承，这一习俗与六朝时期流行的玄学风气有很大差距，这可见江南地区更多保存了汉晋以来的传统文化。江南地区对汉晋文化的保存，与同时的北方相比照，更能看出江南文化承系传统文化的脉络，这为江南地区以后在经济和文化上全面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六朝；江浙士人；中原文化；江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9)01-0033-07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在守丧期间出现了一种不食盐的习俗。这种习俗很明显是为了表示孝敬之意，借常人不能忍受的情况来突出对逝者孝义之深。这种习俗在六朝之前与之后都甚少发现。可以看出，此习俗实乃汉代孝义观念的继承，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发展，与当时的玄学所为形成极大不同。这是江南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进而有所发展的地方。永嘉乱后，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虽然带去玄学之风，但也带去了儒家文化的孝义观念。以不食盐表达孝义，因盐有滋有味，这与守丧的致哀静穆相比，或有冲突。江浙士人不食盐习俗或者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六朝时期正好是佛教文化进一步深人士人阶层并发生全面影响的时期。通过这一习俗的表现，我们可以说江南文化自六朝之后，随着大批士人的流播此地，带来学术与思想文化的更大发展，促进了此地的学术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此后江南文化的进一步勃兴打下了基础。或者可以说，江南文化保存了更多的中原文化即中国文化的特质。
一、江浙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举隅
众所周知，盐为人体所必需，人体每天都要补充适量的盐分，如果盐摄入量过少则对人体产生很多不良影响，比如食欲不振、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等。盐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六朝时期，在江浙士人服丧期间，却出现了一股不食盐的思潮。这些士人服丧非常之虔诚，为标孝义，甚至连维持人体生存最基本的盐也不食用，使得他们形销骨立，哀毁良久。可以想见，不食盐对人体的忍耐程度确实是一极大的考验，非常人所能坚持。然而，这种风气在六朝时期非常普遍。不难理解，士人所以为此，是表达一己之孝心，为此，身体受怎样的困顿也不在乎。其例不胜枚举，现分述如下：
刘宋张敷，史载：“性整贵，风韵端雅，好玄言，善属文。……父在吴兴亡，成服凡十余日，方进水浆，葬毕，不进盐菜，遂毁瘠成疾。……未期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赠侍中，改其所居为孝张里。”张敷为父服丧以致“不进盐菜”，所以不出一年哀痛过度而逝，其孝足以感人。《宋书》本传未言明张敷籍贯，但知张敷之父张邵与张裕为兄弟，查《南史》张裕本传，知张裕为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则张敷亦当为吴郡吴人。《南史》张裕本传载张裕曾祖张澄，晋光禄大夫；祖父张彭祖，广州刺史；父张敞，侍御史、度支尚书、吴国内史。由此可知，张敷一族为魏晋名门，祖、父历任朝廷重要官职，张敷并且“好玄言，善属文”，这也是魏晋以来玄学影响士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学术文化之高当不成问题，张氏一族应为当时之一流高门。
刘宋郭原平，会稽永兴(今浙江绍兴)人，史载：“父抱笃疾弥年，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又未尝睡卧。父亡，哭踊恸绝，数日方苏。”。郭原平因父疾而精心照料，一丝不苟，无微不至，最后竟连“盐菜”也弃之不食。
萧齐刘怀胤与刘怀则兄弟，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史载：“刘怀胤与弟怀则，年十岁，遭父丧，不衣絮帛，不食盐菜。”刘氏兄弟年龄虽小，但孝义观念却非常之强。
萧齐杜栖，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史载：“从儒士刘璩受学。善清言，能弹琴饮酒。……栖肥白长壮，及京产疾，旬日闲便皮骨自支。京产亡，水浆不人口七日，晨夕不罢哭，不食盐菜。每营买祭奠，身自看视，号泣不自持。……卒时年三十六。”杜栖在父疾之时，已经不能自支，父殁之后更是水米不进，盐菜不食，终致伤心伤身，英年早逝，可谓死孝。杜氏学自儒家，兼“善清言，能弹琴饮酒”，亦有魏晋名士风范。钱塘杜氏一族，在魏晋时期非常有名。杜氏家族世传五斗米道，修习黄老养生之术。杜栖之父杜京产乃杜子恭玄孙，而杜子恭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五斗米道徒，他的道术在当时颇受世家大族的欢迎，孙恩的叔父孙泰就曾以之为师，孙恩后来起事反对东晋王朝也是广为人知的。杜京产祖父为杜运，曾任东晋刘毅的卫军参军，其父为杜道鞠，曾出任刘宋州从事。可见，钱塘杜氏一族不但精通道术，而且与政治联系紧密，属于当时的士族之列。
萧梁刘览，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史载：“历官中书郎，以所生母忧，庐于墓。再期，口不尝盐酪，冬止著单布。家人患其不胜丧，中夜窃置炭于床下，览因暖气得睡，既觉知之，号恸欧血。”刘览十六即“通《老》、《易》”，为官清正，不避亲贵。其兄刘孺精通文赋，历任高官，最后因丁母忧哀毁过度而卒，被谥为“孝子”。不难看出，刘氏一族家风极其良好，以孝著称。家风的传承和延续是六朝时期的—个重要文化现象。
萧梁沈崇傣，吴兴吴康(今浙江湖州)人，史载：“母卒，崇傣以不及侍疾，将欲致死……既而庐于墓侧，自以初行丧礼不备，复以葬后更治服三年。久食麦屑，不啖盐酢，坐卧于单荐，因虚肿不能起。……自以禄不及养，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县卒，时年三十九。”沈崇傣因母丧痛苦异常，所以不食“盐酢”，因此营养不良，产生“虚肿不能起”的毛病，此后因哀痛过甚不能自已而亡。缺盐容易引起水肿病，古人对此是有认识的，如北魏房景伯“及母亡……不食盐菜，因此遂为水病，积年不愈”；西魏王思政攻颍川“被围既久，城中无盐，肿死者十六七”。如此可以看出，守丧期间不食盐，对人的身体确是一个巨大的折磨，而沈氏绝无怨言，坚持始终。吴兴沈氏是六朝时期的名门大族，东晋时期以武功有名，如沈充、沈林子兄弟等；进入南朝，吴兴沈氏开始逐步弃武从文，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沈约。
南朝陈张昭与张乾兄弟，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史载：“幼有孝性，色养甚谨，礼无违者。……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绵帛，不食盐醋，日唯食一升麦屑粥而已。……兄弟并因毁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并未五十终于家，子胤俱绝。”张氏兄弟父母卒后“不食盐醋”，只食麦屑粥，这种饮食方式或许是导致他们身体出现残疾的原因。
以上是对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的简单胪列。前述士人对不食盐是异常坚持的，他们忍受身体的痛处而毫不在意，其孝义之情真诚、其坚毅之心动人。这一习俗在六朝前后都异常罕见。在汉代我们发现一例，和熹邓皇后：“会(父)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这应该是最早守丧不食盐的记录。这种习俗，除江浙士人之外，在其它地区也很少看到，当然不是没有，但为数极少。如，萧齐王虚之 “字文静，庐江石阳(江西吉安)人也。十三丧母，三十三丧父，二十五年盐酢不入口”；萧梁张弘策“字真简，范阳方城(河北固安)人……遭母忧，三年不食盐菜，几至灭性”；萧梁庾沙弥“终丧不食盐酢，冬日不衣绵纩，夏日不解衰绖”。庾沙弥为东晋司空庾冰的六世孙，东晋庾氏乃王、庾、桓、谢四族之一，为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人，乃是北方士族迁到江东地区的大族代表。这种守丧不食盐习俗在江浙之外，在河北、河南、江西等士人身上也有发现，但与江浙地区相比微乎其微。况且，河北的张弘策、河南的庾沙弥家族都是从北方迁到南方的，到六朝时期虽然著籍中原，但实际上已经融入江东地区，与南方人无异。而江西的王虚之属于江南地区更无疑问。前述北魏房景伯也在守丧期间有不食盐的习俗，房氏出自清河绎幕(今山东济南)，虽在北魏统治之下，但房景伯耽爱文史，有儒家之风。由此看来，六朝时期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从地域上来看均以江浙所在的江南地区最为突出，最为有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二、不食盐习俗观念的探讨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的不食盐习俗值得仔细探究。众所周知，永嘉丧乱之后，西晋名门大族也即中原文化的主体及承载者纷纷南下，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重建晋朝，史称东晋。在名门大族南下的过程中，大批的移民也齐集江淮之地，给江南的资源开发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这些因素大要有如下几点：名门大族进入江南，提升了江南的文化品位，并把中原文化的精华输入江南，使江南地区成为中原文化即中国文化的保存地；移民的大量涌入，给江南地区的开发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东晋定都江南，这使得江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加深，这比三国孙吴以来对江南的开发和利用无论在广度和程度上都比以前更加扩大。总之，六朝时期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形成和奠定时期，其对江南的影响意义无法低估。可以确定的说，正是在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进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江南地区自孙吴立国，和中原文化有广泛的交流，其对中原文化的吸收非常之广大。西晋统一后，更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中原文化的扩展。在江南地区，东晋未建立之前，其在文化上主要受中原文化即当时汉代学术文化的影响。晋祚南移之后，随着大批士人的涌人，更多的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施加影响，汉代以来学问的渗透力更加广泛。当然，在汉代文化向江南地区渗透的同时，兴起自中原主要是西晋都城洛阳地区的玄学风气也随着西晋大族的涌入而带到江南。玄学对汉代学术文化来说，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思潮，在某些方面甚至与汉代的学术格格不入，如玄学对伦理道德的轻视就与汉代的儒学大相径庭，玄学对学术把握的“得意忘言”方法也与儒家传统的章句训诂大异，特别是玄学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也与儒家强调集体的思想有显著不同。我们可以看到玄学名士通脱潇洒，行为不羁，灭弃礼法，张扬个性。这种崭新的文化思潮和思想形式出现之后在广大士人之间引起共鸣，一时影响无两。晋室南渡之后，这股文化思潮也随之传人江南并很快的席卷开来。虽然江南地区受玄学的影响在逐步扩大，但是传统的汉代学术文化在江南地区并没有消失，甚至有一度增强的表现。前述诸江浙士人家学家风都非常优良，像张敷“性整贵，风韵端雅”、杜栖“从儒士刘瓛受学”、张昭与张乾兄弟“色养甚谨，礼无违者”，这些士人虽也受到玄学的一定影响，比如张敷“好玄言”、杜栖“善清言”、刘览“通《老》、《易》”，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玄学影响之下的那种放达无礼的风气，而是端正严肃、谨守礼法。这表明，这些江浙士人其学术风尚主要还是继承自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某些方面已经增加了新鲜的学风。
这里通过六朝时期中原与江南的守丧习俗略作说明，并进而阐释江浙地区守丧不食盐习俗的文化内涵。
六朝时期由于受玄风的影响，传统的中原地区的守丧习俗受到很大冲击，以致出现很多士人在守丧期间饮酒食肉、高谈阔论这样有违礼法的事情。如王戎：“以母忧去职。……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后秦韦高：“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中原地区的士人守丧期间不重视礼节，甚至弹琴饮酒，这种放达之风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此种风气也在晋室南渡之后影响到江南地区，出身于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的东晋道教理论学者葛洪对此有清晰的记载：“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葛洪所述“京洛之法”就是指受玄学影响流行于西晋都城洛阳地区的守丧习俗。这种习俗在守丧期间表现得非常过分，不但高谈大饮，甚至还兴高采烈的从事娱乐活动，这些习俗被中原的西晋士人带到江南地区，引起江南士人葛洪的不满。葛洪强烈批评了当时中原地区的守丧习俗，反对江南地区学习中原地区的守丧习俗。而江南地区的守丧习俗葛洪也有论说：“余之乡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难，或并在衰老，于礼唯应缞麻在身，不成丧致毁者，皆过哀啜粥，口不经甘。时人虽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辽缅乎!”江南的守丧习俗非常简洁朴质，只不过是缞麻在身、过哀啜粥、口不经甘，这与中原守丧期间美食大饮形成鲜明对照。葛洪所述的江南守丧习俗是袭自古礼，即传统儒家的礼仪。《礼记·丧大记》载：“五十不成丧，七十唯缞麻在身”《礼记·问丧》载：“亲始死……夫悲哀在中，故形变于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袭自儒家古礼的江南守丧习俗朴质，既无滥情也无不过。葛洪虽然说江南习俗“不成丧致毁”，这主要是对老年人说的，以照顾他们的身体状况，但在江南守丧却颇多致毁即过于哀痛者：
“故吴之习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丧者，往往有致毁以死。”江南旧俗多有因致毁以死者，这也看出江南守丧多情感的自然流露，很少如中原那样放荡无行者，其简洁朴质的风尚一望可知。这也是葛洪赞赏江南守丧习俗的原因。由此可见，六朝时期中原的守丧习俗多不遵守儒家传统，显得轻薄无礼，而江南地区的守丧习俗则表现得很谨严，并有“口不经甘”等生活方面的仪礼，特别强调守丧应该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不能虚伪，不能做作。江南地区的守丧习俗更多的是继承儒家的传统礼制，而与玄风影响下的中原地区的守丧习俗迥然不同。可以说，江南地区的守丧习俗应该是更多的继承自汉代以来的儒家传统，与当时的玄学风气相差较大。或者可以这样说，江南地区的习俗乃是汉学之旧，而不是玄学之新。这反映出东晋侨人与江南土著在文化上是有区别的。江南土著更多的保存了汉代以来的文化传承。
据此，我们再来看六朝时期江浙士人的守丧不食盐习俗。六朝时期的江浙士人不食盐习俗，明显表现出的就是汉代以来的一种丧葬习俗。这 种习俗强调对丧葬的重视，强调丧葬的礼仪，并突出丧葬过程中自然感情的流露，而不食盐习俗，就是对丧葬的重视，在不食盐背后士人对已逝父母的留恋致哀感情也得到宣泄。葛洪所论江南地区守丧习俗主张简朴、自然，这些在江浙士人身上都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上引很多江浙士人守丧都是“缞麻在身”、“过哀啜粥”、“口不经甘”，而很多士人因为守丧悲伤过度而亡也与史书记载“居三年之丧者，往往有致毁以死”相符合。并且，江浙士人更以不食盐相要求，既是对“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的发展，也是进一步把江南守丧习俗所主张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发挥到极致。江浙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是对汉代以来守丧习俗的继承，同时加进了更多个体的感情流露，也进一步使之得到发展。因为不食盐非常人所能为，利用这种极其考验个人性格和毅力的方式，充分证明了当时士人对丧葬的无比看重。我们只要比较同时的玄学名士对丧葬的态度，就更能对此有清晰的理解。很多玄学名士在服丧期间，往往高谈大饮，甚至昏醉不醒，行为放肆，这样的事例六朝时期非常之多，这与江浙士人不食盐习俗背后表现的郑重、虔敬、哀毁的态度截然不同。我们可以说，江浙时期六朝士人不食盐的丧葬习俗更多继承了汉代儒学的风尚，而与当时新兴的玄学风气有很大不同。这样就可以明白，在玄学兴盛的六朝时期，一批江浙士人一直保持旧有的中原儒学文化的习俗，他们的行为既是对玄学风气的某种抵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乃是使得中国文化中某些良好的素质被保存了下来。江南文化对经过永嘉丧乱的中原文化的保存，意义非常重大，只有经过江南文化的转化才有以后隋唐盛世的到来。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丧葬期间不食盐的习俗，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极大的考验，很多人必须忍受不食盐所带来的肉体上的折磨。但是他们却甘之若饴，坚韧顽强，给人们一种上升到戒律修养的高度。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佛教徒的修行。佛教认为有强烈刺激性气味或者能引起人们生理反应的食物都不能食用，这就是五荤，一般认为是葱、大蒜、韭菜、薤(蒜头)、兴渠(洋葱)。六朝时期的江浙士人不食盐，也是因为盐有咸味，有一定的刺激性，而这种刺激性与服丧期间致哀静穆的情形不相适应，所以他们只是食用能保持基本生命的米粥之类，而不去食盐，从而表达他们的孝义观念。不食盐说到底就是人不去感受味道，而不去感受味道“口不甘味”，没有任何滋味，这与父母已逝士人“痛疾在心”的哀恸之情是一致的。六朝时期的士人或者受到佛教的启发，而采取这种类似佛教戒律的方式来纪念亡亲，特别是“口不甘味”(不食盐也是这一习俗的变形)与佛教的五荤戒律都是对声色滋味的禁绝，两者是可以相通的。这证明了这些士人对孝义的坚持和对自身信仰的坚韧追求。六朝时期正好是佛教在中国不断扩大、深入士人和民间的一个重要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势力尤为强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中国君主大多皈依佛教”。当然，其中也有“三武一宗”法难，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周世宗柴荣、唐武宗李炎的排佛事件，六朝时期就有两件，而梁武帝之佞佛也是大家所熟知。这从侧面可以看出佛教势力的深入扩展。由此看来。佛教对六朝士人发生影响是可能的。
三、以此为例推论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
综上所论，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永嘉丧乱之后，中原大批名门高族以及许多流民涌向江南地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对江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地区第一次全面开发和全面发展的时期，对以后江南地区的影响意义深远。有了这一基础，江南地区才能历经唐末五代，直到南宋时期，在经济文化上全面超越北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所以，日本学者桑原藏论道：“南方的开发始于秦汉，之后晋室的南渡又急速加快了其进程，唐、宋、元、明继续跟进，南方遂在文化、户口、物力等方面超越北方。……南方发展的第一个要因在于北方不断遭受外来野蛮种族的入侵，与此同时，优秀的北方住民不断的迁居南方。”
因此，六朝时期的发展对江南文化的奠基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而反观此时的北方，胡族侵入，文化发展受到极大打击，北魏虽统一北方中国，但是文化程度毕竟不高。胡化和汉化一直困扰北方的政局，最后力图复兴士族政治理想的北魏重臣崔浩被杀，株连很多大族，北方名门几乎被摧毁殆尽。崔浩士族政治理想的失败，不但是崔浩及其当时北方士族的失败，而且在当时来看，是整个汉代以来的儒家文化在北方的失败。后来秀荣胡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为北魏的分裂埋下伏笔，打断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成果甚少保留，尔朱荣叛乱等于是对北方整个汉化趋势的打击和抵制，不但中原大族而且代北士族都受到重创，北方一时出现胡化的趋势。汉族文化在北方受到重挫。由此可以看到，北方的混乱导致汉代以来的文化很少被保留下来，中原文化的优秀之处没有在当时的北方得到传承，所以，北方的学术文化与南方相比显然不及。汉文化没有在当时的北方保存甚至受到空前的打击之下，而当时的江南地区却因为中原士族的纷纷南下而带去了汉文化，再加上东晋在江南的建立，延续了西晋的统治，俨然成为汉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北齐神武帝高欢曾对大臣杜弼言道：“天下浊乱，习俗已久……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恐督将尽投黑獭(宇文泰)，士子悉奔萧衍，则何以为国?”此段对话极能说明问题。当时的北方特别是士人是把南方作为文化中心看待的，因为在南方聚集了许多衣冠华胄以及保存了中原文化，而北方在文化上并没有自信。北方士人对南方优秀士人的文章也多加模仿，北齐魏收与邢邵互相轻视：“(邢)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唠。’”。任昉与沈约均为梁朝人，是南方的文宗巨匠，北方魏收与邢邵对其文章多方模拟吸收，这可见南方士人的文章对北方士人的吸引力，也证明南方文化所拥有的魅力。南方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为北方士人所激赏。当时的许多士大夫对南方的文化是向往的，使得北方士人产生某种自卑之感。这也刺激北方适当的变化统治以拉拢人心，但是实际效果看来并不理想。江南地区保存了汉代以来的中原士族与中原文化，给以后新生的力量创造了契机。
隋唐文化是继承魏晋南北朝而发展起来的，开创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另一个盛世局面。学界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有北朝化与南朝化的争论，即对隋唐文化是继承北朝还是南朝的争论。对这一问题有较深入研究的是牟发松先生，他指出：“南朝化一方面意味着唐代前期主要继承北朝历史的发展方向，与南朝当日历史发展的方向脱节；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唐代中叶重新与南朝当日的历史发展方向相衔接，唐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北朝因素相应淡出乃至消失。……南朝因素和南朝化倾向，主要是永嘉之乱后随着晋室南迁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在当地演化发展的汉魏西晋的制度文化……所谓南朝的历史发展方向，代表的也是汉魏西晋以来的历史发展方向，尽管已然蕴含了江南的地域特点。”依照牟发松先生的论断，隋唐武力上实现统一，是承袭了北方北魏、北周的历史发展成果，如府兵制、均田制等。但是，到了唐代中期，南方的学术文化被大量吸纳，南朝义化开始对唐代产生更加多方面的影响，并且成为唐代文化的主流，如文学、艺术等，这就取代了唐朝初期对北方文化的继承而为南方文化所主导。江南地区对汉魏西晋文化的保存开启了唐代中期之后的发展道路，其功不可没。这一判断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北朝虽然以武力取得天下，统一中国，但是江南地区保存的汉晋以来的中原文化却最后征服了以武力著称的北朝，为隋唐历史打开了一条出路。
窥一斑而见全豹。我们由六朝时期江浙士人服丧不食盐习俗的考察，也能见出江南保存中原文化之功，因为这种习俗主要还是来自汉代儒家礼制的守丧习俗，并对此有更深入的发展，在同时的北方这一习俗基本未见。六朝时期的江南地区加入了传统中原文化的影响，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从而取代北朝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总之，江南文化有更多的中原文化即汉文化的特质。正是有江南地区保存中原文化之功，才为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南宋，江南地区已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全面超越北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这一格局可以说到现在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作者简介：武锋(1978一)，男，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校 程龙刚)
要]：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出现了一种不食盐的风俗。这种守丧不食盐风俗虽发生在六朝时期，却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守丧习俗的继承，这一习俗与六朝时期流行的玄学风气有很大差距，这可见江南地区更多保存了汉晋以来的传统文化。江南地区对汉晋文化的保存，与同时的北方相比照，更能看出江南文化承系传统文化的脉络，这为江南地区以后在经济和文化上全面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六朝；江浙士人；中原文化；江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9)01-0033-07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在守丧期间出现了一种不食盐的习俗。这种习俗很明显是为了表示孝敬之意，借常人不能忍受的情况来突出对逝者孝义之深。这种习俗在六朝之前与之后都甚少发现。可以看出，此习俗实乃汉代孝义观念的继承，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发展，与当时的玄学所为形成极大不同。这是江南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进而有所发展的地方。永嘉乱后，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虽然带去玄学之风，但也带去了儒家文化的孝义观念。以不食盐表达孝义，因盐有滋有味，这与守丧的致哀静穆相比，或有冲突。江浙士人不食盐习俗或者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六朝时期正好是佛教文化进一步深人士人阶层并发生全面影响的时期。通过这一习俗的表现，我们可以说江南文化自六朝之后，随着大批士人的流播此地，带来学术与思想文化的更大发展，促进了此地的学术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此后江南文化的进一步勃兴打下了基础。或者可以说，江南文化保存了更多的中原文化即中国文化的特质。
一、江浙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举隅
众所周知，盐为人体所必需，人体每天都要补充适量的盐分，如果盐摄入量过少则对人体产生很多不良影响，比如食欲不振、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等。盐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六朝时期，在江浙士人服丧期间，却出现了一股不食盐的思潮。这些士人服丧非常之虔诚，为标孝义，甚至连维持人体生存最基本的盐也不食用，使得他们形销骨立，哀毁良久。可以想见，不食盐对人体的忍耐程度确实是一极大的考验，非常人所能坚持。然而，这种风气在六朝时期非常普遍。不难理解，士人所以为此，是表达一己之孝心，为此，身体受怎样的困顿也不在乎。其例不胜枚举，现分述如下：
刘宋张敷，史载：“性整贵，风韵端雅，好玄言，善属文。……父在吴兴亡，成服凡十余日，方进水浆，葬毕，不进盐菜，遂毁瘠成疾。……未期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赠侍中，改其所居为孝张里。”张敷为父服丧以致“不进盐菜”，所以不出一年哀痛过度而逝，其孝足以感人。《宋书》本传未言明张敷籍贯，但知张敷之父张邵与张裕为兄弟，查《南史》张裕本传，知张裕为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则张敷亦当为吴郡吴人。《南史》张裕本传载张裕曾祖张澄，晋光禄大夫；祖父张彭祖，广州刺史；父张敞，侍御史、度支尚书、吴国内史。由此可知，张敷一族为魏晋名门，祖、父历任朝廷重要官职，张敷并且“好玄言，善属文”，这也是魏晋以来玄学影响士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学术文化之高当不成问题，张氏一族应为当时之一流高门。
刘宋郭原平，会稽永兴(今浙江绍兴)人，史载：“父抱笃疾弥年，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又未尝睡卧。父亡，哭踊恸绝，数日方苏。”。郭原平因父疾而精心照料，一丝不苟，无微不至，最后竟连“盐菜”也弃之不食。
萧齐刘怀胤与刘怀则兄弟，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史载：“刘怀胤与弟怀则，年十岁，遭父丧，不衣絮帛，不食盐菜。”刘氏兄弟年龄虽小，但孝义观念却非常之强。
萧齐杜栖，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史载：“从儒士刘璩受学。善清言，能弹琴饮酒。……栖肥白长壮，及京产疾，旬日闲便皮骨自支。京产亡，水浆不人口七日，晨夕不罢哭，不食盐菜。每营买祭奠，身自看视，号泣不自持。……卒时年三十六。”杜栖在父疾之时，已经不能自支，父殁之后更是水米不进，盐菜不食，终致伤心伤身，英年早逝，可谓死孝。杜氏学自儒家，兼“善清言，能弹琴饮酒”，亦有魏晋名士风范。钱塘杜氏一族，在魏晋时期非常有名。杜氏家族世传五斗米道，修习黄老养生之术。杜栖之父杜京产乃杜子恭玄孙，而杜子恭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五斗米道徒，他的道术在当时颇受世家大族的欢迎，孙恩的叔父孙泰就曾以之为师，孙恩后来起事反对东晋王朝也是广为人知的。杜京产祖父为杜运，曾任东晋刘毅的卫军参军，其父为杜道鞠，曾出任刘宋州从事。可见，钱塘杜氏一族不但精通道术，而且与政治联系紧密，属于当时的士族之列。
萧梁刘览，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史载：“历官中书郎，以所生母忧，庐于墓。再期，口不尝盐酪，冬止著单布。家人患其不胜丧，中夜窃置炭于床下，览因暖气得睡，既觉知之，号恸欧血。”刘览十六即“通《老》、《易》”，为官清正，不避亲贵。其兄刘孺精通文赋，历任高官，最后因丁母忧哀毁过度而卒，被谥为“孝子”。不难看出，刘氏一族家风极其良好，以孝著称。家风的传承和延续是六朝时期的—个重要文化现象。
萧梁沈崇傣，吴兴吴康(今浙江湖州)人，史载：“母卒，崇傣以不及侍疾，将欲致死……既而庐于墓侧，自以初行丧礼不备，复以葬后更治服三年。久食麦屑，不啖盐酢，坐卧于单荐，因虚肿不能起。……自以禄不及养，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县卒，时年三十九。”沈崇傣因母丧痛苦异常，所以不食“盐酢”，因此营养不良，产生“虚肿不能起”的毛病，此后因哀痛过甚不能自已而亡。缺盐容易引起水肿病，古人对此是有认识的，如北魏房景伯“及母亡……不食盐菜，因此遂为水病，积年不愈”；西魏王思政攻颍川“被围既久，城中无盐，肿死者十六七”。如此可以看出，守丧期间不食盐，对人的身体确是一个巨大的折磨，而沈氏绝无怨言，坚持始终。吴兴沈氏是六朝时期的名门大族，东晋时期以武功有名，如沈充、沈林子兄弟等；进入南朝，吴兴沈氏开始逐步弃武从文，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沈约。
南朝陈张昭与张乾兄弟，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史载：“幼有孝性，色养甚谨，礼无违者。……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绵帛，不食盐醋，日唯食一升麦屑粥而已。……兄弟并因毁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并未五十终于家，子胤俱绝。”张氏兄弟父母卒后“不食盐醋”，只食麦屑粥，这种饮食方式或许是导致他们身体出现残疾的原因。
以上是对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的简单胪列。前述士人对不食盐是异常坚持的，他们忍受身体的痛处而毫不在意，其孝义之情真诚、其坚毅之心动人。这一习俗在六朝前后都异常罕见。在汉代我们发现一例，和熹邓皇后：“会(父)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这应该是最早守丧不食盐的记录。这种习俗，除江浙士人之外，在其它地区也很少看到，当然不是没有，但为数极少。如，萧齐王虚之 “字文静，庐江石阳(江西吉安)人也。十三丧母，三十三丧父，二十五年盐酢不入口”；萧梁张弘策“字真简，范阳方城(河北固安)人……遭母忧，三年不食盐菜，几至灭性”；萧梁庾沙弥“终丧不食盐酢，冬日不衣绵纩，夏日不解衰绖”。庾沙弥为东晋司空庾冰的六世孙，东晋庾氏乃王、庾、桓、谢四族之一，为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人，乃是北方士族迁到江东地区的大族代表。这种守丧不食盐习俗在江浙之外，在河北、河南、江西等士人身上也有发现，但与江浙地区相比微乎其微。况且，河北的张弘策、河南的庾沙弥家族都是从北方迁到南方的，到六朝时期虽然著籍中原，但实际上已经融入江东地区，与南方人无异。而江西的王虚之属于江南地区更无疑问。前述北魏房景伯也在守丧期间有不食盐的习俗，房氏出自清河绎幕(今山东济南)，虽在北魏统治之下，但房景伯耽爱文史，有儒家之风。由此看来，六朝时期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从地域上来看均以江浙所在的江南地区最为突出，最为有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二、不食盐习俗观念的探讨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的不食盐习俗值得仔细探究。众所周知，永嘉丧乱之后，西晋名门大族也即中原文化的主体及承载者纷纷南下，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重建晋朝，史称东晋。在名门大族南下的过程中，大批的移民也齐集江淮之地，给江南的资源开发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这些因素大要有如下几点：名门大族进入江南，提升了江南的文化品位，并把中原文化的精华输入江南，使江南地区成为中原文化即中国文化的保存地；移民的大量涌入，给江南地区的开发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东晋定都江南，这使得江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加深，这比三国孙吴以来对江南的开发和利用无论在广度和程度上都比以前更加扩大。总之，六朝时期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形成和奠定时期，其对江南的影响意义无法低估。可以确定的说，正是在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进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江南地区自孙吴立国，和中原文化有广泛的交流，其对中原文化的吸收非常之广大。西晋统一后，更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中原文化的扩展。在江南地区，东晋未建立之前，其在文化上主要受中原文化即当时汉代学术文化的影响。晋祚南移之后，随着大批士人的涌人，更多的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施加影响，汉代以来学问的渗透力更加广泛。当然，在汉代文化向江南地区渗透的同时，兴起自中原主要是西晋都城洛阳地区的玄学风气也随着西晋大族的涌入而带到江南。玄学对汉代学术文化来说，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思潮，在某些方面甚至与汉代的学术格格不入，如玄学对伦理道德的轻视就与汉代的儒学大相径庭，玄学对学术把握的“得意忘言”方法也与儒家传统的章句训诂大异，特别是玄学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也与儒家强调集体的思想有显著不同。我们可以看到玄学名士通脱潇洒，行为不羁，灭弃礼法，张扬个性。这种崭新的文化思潮和思想形式出现之后在广大士人之间引起共鸣，一时影响无两。晋室南渡之后，这股文化思潮也随之传人江南并很快的席卷开来。虽然江南地区受玄学的影响在逐步扩大，但是传统的汉代学术文化在江南地区并没有消失，甚至有一度增强的表现。前述诸江浙士人家学家风都非常优良，像张敷“性整贵，风韵端雅”、杜栖“从儒士刘瓛受学”、张昭与张乾兄弟“色养甚谨，礼无违者”，这些士人虽也受到玄学的一定影响，比如张敷“好玄言”、杜栖“善清言”、刘览“通《老》、《易》”，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玄学影响之下的那种放达无礼的风气，而是端正严肃、谨守礼法。这表明，这些江浙士人其学术风尚主要还是继承自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某些方面已经增加了新鲜的学风。
这里通过六朝时期中原与江南的守丧习俗略作说明，并进而阐释江浙地区守丧不食盐习俗的文化内涵。
六朝时期由于受玄风的影响，传统的中原地区的守丧习俗受到很大冲击，以致出现很多士人在守丧期间饮酒食肉、高谈阔论这样有违礼法的事情。如王戎：“以母忧去职。……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后秦韦高：“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中原地区的士人守丧期间不重视礼节，甚至弹琴饮酒，这种放达之风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此种风气也在晋室南渡之后影响到江南地区，出身于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的东晋道教理论学者葛洪对此有清晰的记载：“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葛洪所述“京洛之法”就是指受玄学影响流行于西晋都城洛阳地区的守丧习俗。这种习俗在守丧期间表现得非常过分，不但高谈大饮，甚至还兴高采烈的从事娱乐活动，这些习俗被中原的西晋士人带到江南地区，引起江南士人葛洪的不满。葛洪强烈批评了当时中原地区的守丧习俗，反对江南地区学习中原地区的守丧习俗。而江南地区的守丧习俗葛洪也有论说：“余之乡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难，或并在衰老，于礼唯应缞麻在身，不成丧致毁者，皆过哀啜粥，口不经甘。时人虽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辽缅乎!”江南的守丧习俗非常简洁朴质，只不过是缞麻在身、过哀啜粥、口不经甘，这与中原守丧期间美食大饮形成鲜明对照。葛洪所述的江南守丧习俗是袭自古礼，即传统儒家的礼仪。《礼记·丧大记》载：“五十不成丧，七十唯缞麻在身”《礼记·问丧》载：“亲始死……夫悲哀在中，故形变于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袭自儒家古礼的江南守丧习俗朴质，既无滥情也无不过。葛洪虽然说江南习俗“不成丧致毁”，这主要是对老年人说的，以照顾他们的身体状况，但在江南守丧却颇多致毁即过于哀痛者：
“故吴之习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丧者，往往有致毁以死。”江南旧俗多有因致毁以死者，这也看出江南守丧多情感的自然流露，很少如中原那样放荡无行者，其简洁朴质的风尚一望可知。这也是葛洪赞赏江南守丧习俗的原因。由此可见，六朝时期中原的守丧习俗多不遵守儒家传统，显得轻薄无礼，而江南地区的守丧习俗则表现得很谨严，并有“口不经甘”等生活方面的仪礼，特别强调守丧应该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不能虚伪，不能做作。江南地区的守丧习俗更多的是继承儒家的传统礼制，而与玄风影响下的中原地区的守丧习俗迥然不同。可以说，江南地区的守丧习俗应该是更多的继承自汉代以来的儒家传统，与当时的玄学风气相差较大。或者可以这样说，江南地区的习俗乃是汉学之旧，而不是玄学之新。这反映出东晋侨人与江南土著在文化上是有区别的。江南土著更多的保存了汉代以来的文化传承。
据此，我们再来看六朝时期江浙士人的守丧不食盐习俗。六朝时期的江浙士人不食盐习俗，明显表现出的就是汉代以来的一种丧葬习俗。这 种习俗强调对丧葬的重视，强调丧葬的礼仪，并突出丧葬过程中自然感情的流露，而不食盐习俗，就是对丧葬的重视，在不食盐背后士人对已逝父母的留恋致哀感情也得到宣泄。葛洪所论江南地区守丧习俗主张简朴、自然，这些在江浙士人身上都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上引很多江浙士人守丧都是“缞麻在身”、“过哀啜粥”、“口不经甘”，而很多士人因为守丧悲伤过度而亡也与史书记载“居三年之丧者，往往有致毁以死”相符合。并且，江浙士人更以不食盐相要求，既是对“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的发展，也是进一步把江南守丧习俗所主张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发挥到极致。江浙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是对汉代以来守丧习俗的继承，同时加进了更多个体的感情流露，也进一步使之得到发展。因为不食盐非常人所能为，利用这种极其考验个人性格和毅力的方式，充分证明了当时士人对丧葬的无比看重。我们只要比较同时的玄学名士对丧葬的态度，就更能对此有清晰的理解。很多玄学名士在服丧期间，往往高谈大饮，甚至昏醉不醒，行为放肆，这样的事例六朝时期非常之多，这与江浙士人不食盐习俗背后表现的郑重、虔敬、哀毁的态度截然不同。我们可以说，江浙时期六朝士人不食盐的丧葬习俗更多继承了汉代儒学的风尚，而与当时新兴的玄学风气有很大不同。这样就可以明白，在玄学兴盛的六朝时期，一批江浙士人一直保持旧有的中原儒学文化的习俗，他们的行为既是对玄学风气的某种抵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乃是使得中国文化中某些良好的素质被保存了下来。江南文化对经过永嘉丧乱的中原文化的保存，意义非常重大，只有经过江南文化的转化才有以后隋唐盛世的到来。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丧葬期间不食盐的习俗，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极大的考验，很多人必须忍受不食盐所带来的肉体上的折磨。但是他们却甘之若饴，坚韧顽强，给人们一种上升到戒律修养的高度。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佛教徒的修行。佛教认为有强烈刺激性气味或者能引起人们生理反应的食物都不能食用，这就是五荤，一般认为是葱、大蒜、韭菜、薤(蒜头)、兴渠(洋葱)。六朝时期的江浙士人不食盐，也是因为盐有咸味，有一定的刺激性，而这种刺激性与服丧期间致哀静穆的情形不相适应，所以他们只是食用能保持基本生命的米粥之类，而不去食盐，从而表达他们的孝义观念。不食盐说到底就是人不去感受味道，而不去感受味道“口不甘味”，没有任何滋味，这与父母已逝士人“痛疾在心”的哀恸之情是一致的。六朝时期的士人或者受到佛教的启发，而采取这种类似佛教戒律的方式来纪念亡亲，特别是“口不甘味”(不食盐也是这一习俗的变形)与佛教的五荤戒律都是对声色滋味的禁绝，两者是可以相通的。这证明了这些士人对孝义的坚持和对自身信仰的坚韧追求。六朝时期正好是佛教在中国不断扩大、深入士人和民间的一个重要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势力尤为强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中国君主大多皈依佛教”。当然，其中也有“三武一宗”法难，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周世宗柴荣、唐武宗李炎的排佛事件，六朝时期就有两件，而梁武帝之佞佛也是大家所熟知。这从侧面可以看出佛教势力的深入扩展。由此看来。佛教对六朝士人发生影响是可能的。
三、以此为例推论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
综上所论，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永嘉丧乱之后，中原大批名门高族以及许多流民涌向江南地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对江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地区第一次全面开发和全面发展的时期，对以后江南地区的影响意义深远。有了这一基础，江南地区才能历经唐末五代，直到南宋时期，在经济文化上全面超越北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所以，日本学者桑原藏论道：“南方的开发始于秦汉，之后晋室的南渡又急速加快了其进程，唐、宋、元、明继续跟进，南方遂在文化、户口、物力等方面超越北方。……南方发展的第一个要因在于北方不断遭受外来野蛮种族的入侵，与此同时，优秀的北方住民不断的迁居南方。”
因此，六朝时期的发展对江南文化的奠基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而反观此时的北方，胡族侵入，文化发展受到极大打击，北魏虽统一北方中国，但是文化程度毕竟不高。胡化和汉化一直困扰北方的政局，最后力图复兴士族政治理想的北魏重臣崔浩被杀，株连很多大族，北方名门几乎被摧毁殆尽。崔浩士族政治理想的失败，不但是崔浩及其当时北方士族的失败，而且在当时来看，是整个汉代以来的儒家文化在北方的失败。后来秀荣胡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为北魏的分裂埋下伏笔，打断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成果甚少保留，尔朱荣叛乱等于是对北方整个汉化趋势的打击和抵制，不但中原大族而且代北士族都受到重创，北方一时出现胡化的趋势。汉族文化在北方受到重挫。由此可以看到，北方的混乱导致汉代以来的文化很少被保留下来，中原文化的优秀之处没有在当时的北方得到传承，所以，北方的学术文化与南方相比显然不及。汉文化没有在当时的北方保存甚至受到空前的打击之下，而当时的江南地区却因为中原士族的纷纷南下而带去了汉文化，再加上东晋在江南的建立，延续了西晋的统治，俨然成为汉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北齐神武帝高欢曾对大臣杜弼言道：“天下浊乱，习俗已久……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恐督将尽投黑獭(宇文泰)，士子悉奔萧衍，则何以为国?”此段对话极能说明问题。当时的北方特别是士人是把南方作为文化中心看待的，因为在南方聚集了许多衣冠华胄以及保存了中原文化，而北方在文化上并没有自信。北方士人对南方优秀士人的文章也多加模仿，北齐魏收与邢邵互相轻视：“(邢)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唠。’”。任昉与沈约均为梁朝人，是南方的文宗巨匠，北方魏收与邢邵对其文章多方模拟吸收，这可见南方士人的文章对北方士人的吸引力，也证明南方文化所拥有的魅力。南方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为北方士人所激赏。当时的许多士大夫对南方的文化是向往的，使得北方士人产生某种自卑之感。这也刺激北方适当的变化统治以拉拢人心，但是实际效果看来并不理想。江南地区保存了汉代以来的中原士族与中原文化，给以后新生的力量创造了契机。
隋唐文化是继承魏晋南北朝而发展起来的，开创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另一个盛世局面。学界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有北朝化与南朝化的争论，即对隋唐文化是继承北朝还是南朝的争论。对这一问题有较深入研究的是牟发松先生，他指出：“南朝化一方面意味着唐代前期主要继承北朝历史的发展方向，与南朝当日历史发展的方向脱节；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唐代中叶重新与南朝当日的历史发展方向相衔接，唐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北朝因素相应淡出乃至消失。……南朝因素和南朝化倾向，主要是永嘉之乱后随着晋室南迁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在当地演化发展的汉魏西晋的制度文化……所谓南朝的历史发展方向，代表的也是汉魏西晋以来的历史发展方向，尽管已然蕴含了江南的地域特点。”依照牟发松先生的论断，隋唐武力上实现统一，是承袭了北方北魏、北周的历史发展成果，如府兵制、均田制等。但是，到了唐代中期，南方的学术文化被大量吸纳，南朝义化开始对唐代产生更加多方面的影响，并且成为唐代文化的主流，如文学、艺术等，这就取代了唐朝初期对北方文化的继承而为南方文化所主导。江南地区对汉魏西晋文化的保存开启了唐代中期之后的发展道路，其功不可没。这一判断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北朝虽然以武力取得天下，统一中国，但是江南地区保存的汉晋以来的中原文化却最后征服了以武力著称的北朝，为隋唐历史打开了一条出路。
窥一斑而见全豹。我们由六朝时期江浙士人服丧不食盐习俗的考察，也能见出江南保存中原文化之功，因为这种习俗主要还是来自汉代儒家礼制的守丧习俗，并对此有更深入的发展，在同时的北方这一习俗基本未见。六朝时期的江南地区加入了传统中原文化的影响，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从而取代北朝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总之，江南文化有更多的中原文化即汉文化的特质。正是有江南地区保存中原文化之功，才为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南宋，江南地区已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全面超越北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这一格局可以说到现在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作者简介：武锋(1978一)，男，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校 程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