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准强，一个普通公民，偶然在列车上目击另一个疑似有狂躁症状的普通公民被捆绑，他选择站出来为陌生人的挣扎和苦痛而勇敢发声。从第一次捆绑时小声问：“非得绑起来么？”到第二次加固捆绑时站起来反对，大声说：“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再到通知列车长：“曹大和可能会出事！”并指着那位大讲“出了事我负责”的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我一定会作证！”并从其他乘客处借来小刀割开弥留之际的曹大和的捆绑胶布，喂他水，甚至给他做人工呼吸。另一位出来发帖作证的广西黄姓乘客说，成准强“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成准强在曹大和死后立即留下了周围十几名乘客的联系方式，并提前随尸体下车，要求列车长留下，在被拒后到派出所报案，并到死者家中帮助料理后事、联系律师。
　　但是，这个一直在为陌生人尽力的普通人却陷入深深的自责，认为自己不够勇敢，“这样的事情只要再坚持一点点，事情也许就会不一样。如果我的勇敢再早半个小时，事情也会不一样。”他希望此后能多做些事情帮助曹大和以及与曹大和有相似命运的人。
　　那么，周围的那些乘客们呢？当身心极度痛苦中挣扎的曹大和在喊：“天塌了！杀人了！”在这样的极端情境之下，有人在抱怨睡眠被打扰，有人在走来走去地看热闹。成准强在下车前向留在车上的乘客深深鞠了一躬。那位广西黄姓旅客说，这一鞠躬，他受不起。他说他自己就像是鲁迅笔下的看客。“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是受害者，包括列车长，换到另一个环境的话，能保证他就不会成为曹大和吗？”
　　一个因疑似狂躁症而被持久捆绑的可怜人，成了测试车厢里所有人的精神状况的题目。这道题目有些恐怖，因为目击一个人绝望地走向死亡的全过程对心智健全的人来说是过于残忍的事，也因为即便是其他人会因此而觉醒，这个代价也实在太大了。可是，在列车长的渎职面前，那么多人的心智并不健全，他们仅仅是冷漠而不乏好奇心的看客，甚至是怂恿、鼓励行恶的帮凶。成准强对记者说：“在这件事情中，我们都是罪人，对于我来说，我对自己的责备，不是来自于道德意识，而是信仰。”他甚至认为对他的“谬赞”表达出“社会的扭曲”。他在谈话中准确地使用了几个词：“软弱”、“麻木”、“逃避”。满车厢的人，甚至更多的人，都躲不掉一个信仰正义与爱的生命通过这几个沉重而耻辱的词为他们作的诊断。斯科特·派克博士曾说，人格失调症患者“凡事不肯负责”。不能挺身而出，不能说话，更不能行动，我们岂不比死者曹大和更加可悲？深度的被捆绑，让我们的精神呼吸过早地衰竭，我们成了真正的病人，气息奄奄，无力自救。我们与曹大和同受捆绑，在这个无辜生命的消殒面前，我们是否至少感受到了勒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无形的带子？
　　“一个孩子带着善良、爱和正义的信念开始了生活。”（弗洛姆语）可是当他长大，这些信念却逐一破灭。他开始带着暴力、伤害和服从权威的信念生活。这些乱七八糟的信念就是勒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无形的带子。一个灵魂被捆绑的人，用弗洛姆的话说：“他失去了真正的爱以及思考能力，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创造性以及独立自主，缺乏出自内心的快乐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正是精神不健全的有力证明。”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缺乏出自内心的快乐”，为什么会一次次跑过来观察垂危的曹大和的种种窘状，在别人的生死挣扎中寻找病态的快乐？如果不是因为“失去了生命的独立自主”，又怎么会在权力公然扼杀权利的那个时刻选择袖手沉默？我相信，成准强和我们每一个人生长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当中，他也定然经历过“善良、爱和正义”的原初信念的丧失，但是由于信仰的原因，他得以解脱捆绑，重归“生命的丰富”和“真正的爱”。对那一位“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圣经·诗篇》）的造物主的敬畏，让成准强努力远离暴力和伤害的信念，坚守仰望与谦卑。
　　成准强的个人选择并不能代替别人的选择。我们需要通过艰辛的精神努力，找到解开自己内心捆绑的方法。我们倘若不勇敢面对内心的绑缚，就不可能幸福。这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信仰什么的问题。史怀泽主张敬畏生命，他说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上的大事。正义是一种血肉相融、唇齿相依的相互性。因此，任何对他者的轻慢、蔑视与伤害最终都是一支箭头朝向自己的“飞去来器”。因受缚而疼痛，因疼痛而痛哭，这是复归“精神健全”的第一步，我们能做到吗？■
　　编辑：卢劲杉
　　
　　新闻事件
　　据《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新世纪周刊》等媒体报道，9月24日从广州始发开往遵义的1291次列车上，乘客曹大和，一名贵州仁怀农民，因乱喊乱叫，疑似有狂躁症，被列车长和乘务员用胶布捆绑9小时，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乘客成准强为此事与列车长多次争辩，并于曹死亡后下车报案、上网发帖，为死者讨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