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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南海问策”，其实是领导人“集体学习”后面的讨论。“我會向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
领导人的反应是记录下来，不会当面反驳。”
贾康的办公室在京西一栋大楼里，被叠床架屋的书籍、文件淹没着。房间主人就在这中间纵横驰骋，激扬文字。
贾康的名片上印有学院博导、学会理事及各地政府的顾问、特聘专家等头衔。他刚从外地赶回，风尘仆仆。两年前他从财科所所长位置上退下来，反而更忙了。作为一个年届六旬的人，他思路清晰，逻辑链严谨，采访变成了一场酣畅通透的思路分享。
从1985年至今，贾康一直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他曾于2002年受朱镕基之邀，2004年、2005年受温家宝之邀，2006年受胡锦涛之邀，进入中南海。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正规的提法是“领导集体学习”。他还是2010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这位中南海的座上客，本质上还是一位求学报国、著书立说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的成长路径是那代人的典型：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工厂，恢复高考后百里挑一考上大学，厚积薄发，毕业后走上国家重要岗位，成为国家栋梁，成就了“金77、银78”现象（1977、1978级两届大学生因成才率之高而有此一说）。
他们相信，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精神还将继续，而他们自己并没被历史“翻篇”，尚有余勇可贾。
大部制改革等待下一个窗口期
贾康是传媒界喜爱的人物，因为经常“放炮”。
“美国苹果产品的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国内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让中国游客到日本大量出手购买使家庭卫生设施升级换代的马桶盖。”贾康曾对供需错配因而要加大供给侧改革做过以上形象的诠释。
“领导人讲到工匠精神，有些企业也提倡工匠精神，但当前工匠精神遭遇困境，人家西方讲的工匠精神是有制度支撑的。”贾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不是中国造不出马桶盖，日本的智能马桶盖也可以是杭州生产的，问题出在你生产出的高标准马桶盖无法冲出鱼龙混杂的市场环境的围剿。好产品会遭遇董明珠所谓的‘行业潜规则’。”
贾康曾与董明珠深入探讨过此问题。董明珠说中国的厂商多数都在搞关系，即搞潜规则，明规则放在那儿，但大家都绕着走。贾康归结说，面对鱼龙混杂，好企业出不来，长此以往导致“劣币逐良币”。国内消费升级，对智能马桶盖有需求，却只能到有制度保障的别国去寻求优质的供给。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消费者大量海购，是他国制度保障胜出的结果。为此，贾康给出的建议是，国家要在制度层面保障公平竞争，维护讲“明规则”企业的利益。中国制造无论在技术工艺水平上还是在研发上，都有了优良的供给能力，但如果没有制度支撑，这股力量就发挥不出来。
回顾大部委制改革，贾康有些痛心。“中央的意图很明确，实施大部制和扁平化。但实施过程却是小步碎走，走走停停，错过了窗口期。”
贾康上世纪90年代去过韩国。彼时韩国正处于新兴国家向现代型国家转型过程，其中大部制是国家治理改革的关键。“比如韩国的财政规划部，将财政与计划部门合并，这在中国能想象吗？PPP模式（指政府和私人间的伙伴式合作关系）这么好的机会，结果财政部和发改委各自发了两个指导性意见，能不乱吗？地方上几十个局委办，算上不正规的可以有上百个衙门，都是公权在手，凡事插手，结果都管不好。”
贾康认为，虽然市场在配置资源上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比如在国土资源的统一规划、京津冀一体化这样的重大项目上。“一个重大决策过程，一定是专家提出，然后听取民众意见。这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同意见，最后领导拍板，形成顶层设计。”
在贾康看来，京津冀一体化是被形势逼出来的。“当年的‘梁陈方案’，过了半个多世纪大家才知道它的高水平。现在北京五环以内改不了了，只有市行政中心迁往通州，这是个变相的‘梁陈方式’。”北京行政中心东移，涉及国土、环保、人口、资金等一系列规划，涉及众多部门，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内部难以自洽。“现在，每个部门都强调自己的权力范围，一遇争执就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处理你们部门的争执？好了，你们自己协调吧。结果，就出来两个部门两个意见。这让下面怎么执行？”
京津冀一体化喊了二十余年，现在到了非推不可的程度。“这个倒逼出来的方案必须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他一再强调，供给侧改革首先是抓制度供给，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点大家在认识上越来越清晰，关键在如何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供给侧改革，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五大元素。前三项的作用都在滑坡，这是符合规律的。新动力源要靠后面两项，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变革。中国在制度供给方面仍有较大后发优势。”贾康说。
上世纪80年代，决策过程是领导命题，智囊调研，形成阶段性结论，试点推广，成功后才变成中央文件。价格双轨制如此，城市改革如此，国企股份制改革也如此。贾康坦言，现在决策过程要讲规矩得多，主要是部门规矩。会不会动了谁的利益？利益可是命根子。
攻坚克难，必须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贾康希望下一步能动真格，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实施大部化和扁平化。“先拆庙，再看和尚怎么分配，怎么念经。”
用预算公开倒逼潜规则
贾康认为，预算民主是所有民主的前提，先管住钱袋子，再谈其他。
《预算法》已实施十年，开始收到成效，但依然任重道远。贾康作为财政部智囊，最明了其中利害。“国家部委应带头，逐级信息公开，包括预算都要挂到网上。尤其是三公消费。海南财政厅的同事就反映，每年冬季，大批北方客到海南，光走VIP通道的就多少人，这方面接待费怎么公开？”
潜规则因循成习，贾康认为，就是要用预算公开来倒逼，改变潜规则，废除这类公务接待。关键是，这个真格敢不敢动。 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何让公务员群体有体面收入、有尊严，进而有动力。
“司局级干部一个月几千块钱，上有老下有小，基本的生活尊严都难保证。”贾康认为，关键是机构改革不到位。机构不精简，权力不规范，给公务员涨工资，百姓就会有意见。
让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灰色收入阳光化，是人大立法层面下一步应触及的问题。“‘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黑色收入’，这是人大报告里原有的，后来有委员反对就不提了。你不提就不存在了吗？这不是鸵鸟政策吗？”
此外就是升迁动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想往上升的官员也不是好官员。不讲清这点，大家热衷于讲空话假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来的工作动力？”
在贾康看来，社会各个群体都存在动力问题，其中精英阶层的动力是关键。
他认为，总体而言，企业家还没有摆脱被“黑打”的担忧。“都怕猪肥了挨宰，一有风吹草动拔腿就跑。要密切关注这一段民间投资下滑的态势。”
既要建言中南海，也要沟通民众
贾康曾一气儿在新浪、网易和腾讯上开了三个微博。采访当天早上，他还发了一条有关公车改革的微博。针对《山西日报》“公车没了，下乡不能少”一文，他评论道：按公车改革方案，地方上市区内的“一般公务用车”除一把手之外是没有了，但城际和“下乡”仍需以保留的机动车辆派用，或乘公交据实报销。该文怎么看都文不对题，逻辑混乱。
他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民粹主义容易抬头，这时如何沟通各方就是一个重要命题。作为决策研究者和提案者，对公众发言也同样重要。
如何对待评论，对名人是个考验。“批评有道理的我接受。微博的好处，一是获得最新信息，二是看别人反馈。这是个舆论空间。当然，微信就理性得多，没人骂街了。”
在给政治局做“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时，“我会对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领导人的反应是记录下来，不会当面反驳。一次，领导人提出个税应该留给地方，我说不对，个税大头要留中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调节公众福利，才能让人才自由流动。”
现在看，中国个税改革的方向与贾康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认为，社保也一样，应该是社会统筹、无壁垒流动，这样才能激发积极性，激活生产力。但还是面临既得利益阻碍。“它养了这么多人呢！都要吃这一块。最怕的就是公共权力的部门化、圈子化。”
贾康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预判是，L型不怕，L越长越好。“关键不在你定在6.5还是7，而在于你是否打造出中高速增长平台，在制度改革供给之下，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把负面因素对冲掉，让产业升级换代，培育出新的动力模式。”
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位置上退下，贾康对自己的定位是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个独立思考要加上“有中國特色的”。
“相对来说，退下来发言的空间更广阔了。不在职，可以更超脱表达。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贾康说。
领导人的反应是记录下来，不会当面反驳。”
贾康的办公室在京西一栋大楼里，被叠床架屋的书籍、文件淹没着。房间主人就在这中间纵横驰骋，激扬文字。
贾康的名片上印有学院博导、学会理事及各地政府的顾问、特聘专家等头衔。他刚从外地赶回，风尘仆仆。两年前他从财科所所长位置上退下来，反而更忙了。作为一个年届六旬的人，他思路清晰，逻辑链严谨，采访变成了一场酣畅通透的思路分享。
从1985年至今，贾康一直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他曾于2002年受朱镕基之邀，2004年、2005年受温家宝之邀，2006年受胡锦涛之邀，进入中南海。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正规的提法是“领导集体学习”。他还是2010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这位中南海的座上客，本质上还是一位求学报国、著书立说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的成长路径是那代人的典型：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工厂，恢复高考后百里挑一考上大学，厚积薄发，毕业后走上国家重要岗位，成为国家栋梁，成就了“金77、银78”现象（1977、1978级两届大学生因成才率之高而有此一说）。
他们相信，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精神还将继续，而他们自己并没被历史“翻篇”，尚有余勇可贾。
大部制改革等待下一个窗口期
贾康是传媒界喜爱的人物，因为经常“放炮”。
“美国苹果产品的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国内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让中国游客到日本大量出手购买使家庭卫生设施升级换代的马桶盖。”贾康曾对供需错配因而要加大供给侧改革做过以上形象的诠释。
“领导人讲到工匠精神，有些企业也提倡工匠精神，但当前工匠精神遭遇困境，人家西方讲的工匠精神是有制度支撑的。”贾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不是中国造不出马桶盖，日本的智能马桶盖也可以是杭州生产的，问题出在你生产出的高标准马桶盖无法冲出鱼龙混杂的市场环境的围剿。好产品会遭遇董明珠所谓的‘行业潜规则’。”
贾康曾与董明珠深入探讨过此问题。董明珠说中国的厂商多数都在搞关系，即搞潜规则，明规则放在那儿，但大家都绕着走。贾康归结说，面对鱼龙混杂，好企业出不来，长此以往导致“劣币逐良币”。国内消费升级，对智能马桶盖有需求，却只能到有制度保障的别国去寻求优质的供给。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消费者大量海购，是他国制度保障胜出的结果。为此，贾康给出的建议是，国家要在制度层面保障公平竞争，维护讲“明规则”企业的利益。中国制造无论在技术工艺水平上还是在研发上，都有了优良的供给能力，但如果没有制度支撑，这股力量就发挥不出来。
回顾大部委制改革，贾康有些痛心。“中央的意图很明确，实施大部制和扁平化。但实施过程却是小步碎走，走走停停，错过了窗口期。”
贾康上世纪90年代去过韩国。彼时韩国正处于新兴国家向现代型国家转型过程，其中大部制是国家治理改革的关键。“比如韩国的财政规划部，将财政与计划部门合并，这在中国能想象吗？PPP模式（指政府和私人间的伙伴式合作关系）这么好的机会，结果财政部和发改委各自发了两个指导性意见，能不乱吗？地方上几十个局委办，算上不正规的可以有上百个衙门，都是公权在手，凡事插手，结果都管不好。”
贾康认为，虽然市场在配置资源上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比如在国土资源的统一规划、京津冀一体化这样的重大项目上。“一个重大决策过程，一定是专家提出，然后听取民众意见。这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同意见，最后领导拍板，形成顶层设计。”
在贾康看来，京津冀一体化是被形势逼出来的。“当年的‘梁陈方案’，过了半个多世纪大家才知道它的高水平。现在北京五环以内改不了了，只有市行政中心迁往通州，这是个变相的‘梁陈方式’。”北京行政中心东移，涉及国土、环保、人口、资金等一系列规划，涉及众多部门，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内部难以自洽。“现在，每个部门都强调自己的权力范围，一遇争执就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处理你们部门的争执？好了，你们自己协调吧。结果，就出来两个部门两个意见。这让下面怎么执行？”
京津冀一体化喊了二十余年，现在到了非推不可的程度。“这个倒逼出来的方案必须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他一再强调，供给侧改革首先是抓制度供给，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点大家在认识上越来越清晰，关键在如何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供给侧改革，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五大元素。前三项的作用都在滑坡，这是符合规律的。新动力源要靠后面两项，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变革。中国在制度供给方面仍有较大后发优势。”贾康说。
上世纪80年代，决策过程是领导命题，智囊调研，形成阶段性结论，试点推广，成功后才变成中央文件。价格双轨制如此，城市改革如此，国企股份制改革也如此。贾康坦言，现在决策过程要讲规矩得多，主要是部门规矩。会不会动了谁的利益？利益可是命根子。
攻坚克难，必须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贾康希望下一步能动真格，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实施大部化和扁平化。“先拆庙，再看和尚怎么分配，怎么念经。”
用预算公开倒逼潜规则
贾康认为，预算民主是所有民主的前提，先管住钱袋子，再谈其他。
《预算法》已实施十年，开始收到成效，但依然任重道远。贾康作为财政部智囊，最明了其中利害。“国家部委应带头，逐级信息公开，包括预算都要挂到网上。尤其是三公消费。海南财政厅的同事就反映，每年冬季，大批北方客到海南，光走VIP通道的就多少人，这方面接待费怎么公开？”
潜规则因循成习，贾康认为，就是要用预算公开来倒逼，改变潜规则，废除这类公务接待。关键是，这个真格敢不敢动。 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何让公务员群体有体面收入、有尊严，进而有动力。
“司局级干部一个月几千块钱，上有老下有小，基本的生活尊严都难保证。”贾康认为，关键是机构改革不到位。机构不精简，权力不规范，给公务员涨工资，百姓就会有意见。
让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灰色收入阳光化，是人大立法层面下一步应触及的问题。“‘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黑色收入’，这是人大报告里原有的，后来有委员反对就不提了。你不提就不存在了吗？这不是鸵鸟政策吗？”
此外就是升迁动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想往上升的官员也不是好官员。不讲清这点，大家热衷于讲空话假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来的工作动力？”
在贾康看来，社会各个群体都存在动力问题，其中精英阶层的动力是关键。
他认为，总体而言，企业家还没有摆脱被“黑打”的担忧。“都怕猪肥了挨宰，一有风吹草动拔腿就跑。要密切关注这一段民间投资下滑的态势。”
既要建言中南海，也要沟通民众
贾康曾一气儿在新浪、网易和腾讯上开了三个微博。采访当天早上，他还发了一条有关公车改革的微博。针对《山西日报》“公车没了，下乡不能少”一文，他评论道：按公车改革方案，地方上市区内的“一般公务用车”除一把手之外是没有了，但城际和“下乡”仍需以保留的机动车辆派用，或乘公交据实报销。该文怎么看都文不对题，逻辑混乱。
他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民粹主义容易抬头，这时如何沟通各方就是一个重要命题。作为决策研究者和提案者，对公众发言也同样重要。
如何对待评论，对名人是个考验。“批评有道理的我接受。微博的好处，一是获得最新信息，二是看别人反馈。这是个舆论空间。当然，微信就理性得多，没人骂街了。”
在给政治局做“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时，“我会对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领导人的反应是记录下来，不会当面反驳。一次，领导人提出个税应该留给地方，我说不对，个税大头要留中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调节公众福利，才能让人才自由流动。”
现在看，中国个税改革的方向与贾康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认为，社保也一样，应该是社会统筹、无壁垒流动，这样才能激发积极性，激活生产力。但还是面临既得利益阻碍。“它养了这么多人呢！都要吃这一块。最怕的就是公共权力的部门化、圈子化。”
贾康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预判是，L型不怕，L越长越好。“关键不在你定在6.5还是7，而在于你是否打造出中高速增长平台，在制度改革供给之下，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把负面因素对冲掉，让产业升级换代，培育出新的动力模式。”
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位置上退下，贾康对自己的定位是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个独立思考要加上“有中國特色的”。
“相对来说，退下来发言的空间更广阔了。不在职，可以更超脱表达。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贾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