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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J. D. Bernal，1901—1971），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颇有建树，享有盛名，同时，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科学的社会功能》（下称《功能》）一书是其代表作之一，此书自1939年出版以来，持续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涉及科学学、科学史、科技政策、科学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等学科和领域。在《功能》一书中，贝尔纳对整个科学与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探究了科学的功能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开创了“科学学”这一全新的学科。5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名为《科学与社会主义》的中文摘译本，80年代，又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出版了中文全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即将在2021年推出此书的精华重译本。2021年是贝尔纳诞辰12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契机，再读《功能》一书，对于深入理解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观与新时代中国的关系，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其人其书
贝尔纳出生在英国。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面迈进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在亲历了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二三十年代的全球性經济危机和大萧条之后，在感受到科学事业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同时，贝尔纳也目睹了科学的滥用正加剧社会危机，且有可能沦为战争的工具。进入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世界变得更加混乱，何去何从令人彷徨。科学，是否必然会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贝尔纳认为，这是值得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深入思考的问题。
受到左翼进步思潮的影响，贝尔纳自觉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1931年7月，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苏联代表团的赫森（B. Hessen）做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与经济根源”的报告，将科学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了近代科学代表人物牛顿及其代表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苏联学者的观点和立场让大多数来自西方的科学家感到震撼和冲击，后者更多只是在关注伟大人物自身如何推动科学的发展，赫森的工作首次激发了西方科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观的思考。对于贝尔纳来说，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点。
这次大会结束后，苏联代表团的论文集出版，名为《走到十字路口的科学》。几个星期后，贝尔纳首次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此后1932 年、1934 年，贝尔纳又接连访问了苏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他更加确信，辩证唯物主义是苏联科学事业健康而快速成长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正由于这一认识，包括贝尔纳在内的一大批进步学者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也意味着，需要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及科学的社会功能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贝尔纳意识到，科学事业，只有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1939年，《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出版，便是贝尔纳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晶。《功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科学现在所起的作用”，从科学面临的挑战、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科学的历史概况、英国科学组织现状、科学教育存在问题、科研的效率、科学的应用、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以及国际科学概况。第二部分论述“科学所能起的作用”，包括培训科学家、改组科研工作、科学交流、科学经费筹措、发展科学的战略、科学为人类服务、科学和社会改造以及科学的社会功能，等等。《功能》全书以“科学的社会功能”为主轴，核心概念就是：危机、改革与出路。贝尔纳指出， 资本主义体制下， 科学事业的扭曲是自身难以解决的弊病，通过建立更加先进、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才能实现社会与科学的良性互动，才能最终实现科学为人类福祉而服务的理想。
二、科学事业正处于危机之中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学的社会功能被默认是造福全人类。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幸福生活的源泉。但贝尔纳尖锐指出，进入20世纪以来的事态发展，不仅影响了许多民众对科学的态度，也深刻地改变了科学家自身的科学观，甚至改变了科学思想的内涵。一战、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潜在威胁，让社会各界不得不追问，现存的或设想中的不同社会制度，为最大程度地实现科学造福人类社会，究竟能提供多大可能？“战争、金融混乱、数百万人的必需品被蓄意地破坏、普遍的营养不良、比史上任何战争都更可怕的未来战争的威胁，等等，这都是我们在描绘现代科学成果时必须指出的现况。所以难怪科学家们自身也越来越不相信，科学的发展必然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对此，贝尔纳痛感，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第一次处于危机之中。他直言，科学实现了生产率的增长，却也带来了新的失业和生产过剩，贫困，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与此同时，现代武器让战争的恐怖迫在眉睫，个人安全，作为文明社会的主要成就，也将荡然无存。贝尔纳认为，正是科学的被滥用，导致了当今世界的混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换言之，科学正呈现出双刃剑的角色，既具建设性，又有破坏性，其社会功能理应被反思，因为科学存在的合法性正在被挑战。
所有这一切冲击的结果，自然而然就导致了巨大的思想混乱，不仅科学家自身感到茫然，社会对科学的认同也是如此。对于科学，当时的社会现状是“赞美之中兼有批评，自傲情绪已让位于怀疑，而疑虑正变成担忧。一种彷徨与挫折感正在弥漫，如同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才发现自己拐错了方向。往回走是不可能的，那么接下来该如何前行？谁也不知，这条路或那条路，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甚至有人认为责任完全在于科学，是科学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的麻烦。可见，不仅科学的物质成果遭到反对，科学思想本身的价值也开始被质疑。显然，这种荒谬的反理性思潮，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动荡，也深深地侵蚀到科学自身的内部结构，更使得职业科学家的幻想破灭。贝尔纳认为，这种认识非但挽救不了科学，对社会也无益处，因为，根源不在科学自身，而在于社会结构和体制，而要实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 三、科学事业亟须改革
在《功能》一书中，贝尔纳详细分析了科学事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他认为，由于目前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不协调和随意性，使得无论是科学的内部组织形态，或是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都呈现出无效率的状况。在贝尔纳看来，科学是一项重要的人类活动，要充分发挥其功能，使科学充分地服务社会，就迫切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但改革，不只是消除一些弊端，那是遠远不够的，这种小打小闹的改革往往难见成效。贝尔纳深刻地指出，科学事业的改革，必须由全社会按一定的原则来全面进行，而不仅仅是由科学家自身或某个组织来单独进行，否则的话，改革可能步调不一致，不能相互配合，就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后果，进而就会妨碍科学的进展，这就违背了科学事业改革的初衷。
因此，科学事业的改革，就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科学家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贝尔纳认为，科学事业改革的任何方面，都涉及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诸如职业科学家的培养和训练、科研经费的筹措以及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等，都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若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必然涉及如何对待科学以及如何看待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贝尔纳强调：“目前的科学事业状况显然是不健康的，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为了使科学能有效地为人类福利而发展，社会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我们不必详细规划如何进行改革，很简单，我们期待这样一个社会：它愿意发展科学并用以造福人类，同时它准备为科学发展及其社会应用提供必要条件。”
在《功能》中，贝尔纳具体讨论了科学事业改革所可能触及的方方面面，包括：从中学到大学的科学教育改革、科研工作与科学组织的改革以及科学事业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科学教育之目的，贝尔纳认为，一是提供一种较为系统的知识来认识自然规律，另一是传授一种方法来检验与拓展这种知识。所以，科学教育，在于引导学生不仅从现代知识的角度对世界有全面的了解，而且能懂得和应用这种知识所依据的论证方法。因此，现有的招生制度、教学方式、课程内容、考试制度、职业教育、学制设计等，都得相应地进行改革。与此同时，贝尔纳指出，科学事业需要组织起来，这应是社会的共识。所谓组织起来，就是既自由灵活，又井井有条，这样，科学组织就会在科学事业的实际进步中，保持固有团体精神，积极进取，追求真理，造福人类。贝尔纳承认，改革，这是一项极困难的任务，因为，组织科学事业的任何尝试都可能会伤害科学的原创性和自由度，而后者理当是科学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保障。贝尔纳指出，科学事业的改革，其目的不是让科学事业成为行政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同时实现“自由与效率”。“种种迹象表明，无论国内或国外，在科学事业的规划中，自由与效率，是可以同时兼顾的。”
贝尔纳进一步意识到，为了使科学事业充分发挥潜力，需要把社会经济妥善地组织起来，使追求普遍的人类福利而不是私人利润，成为科学事业在内所有社会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更需要、更适合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因为科学事业一向是职业科学家的社区，他们彼此合作，共享知识，服务社会，他们并不追求个人利益或权力。他们始终秉持理性，具有国际观和人道主义视野。”换言之，如果要使科学可以充分地为社会服务，在改革科学的同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社会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科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社会。苏联，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贝尔纳心目中，科学事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学习苏联经验。
四、苏联经验的启示：科学事业的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的实践，让贝尔纳看到，在过去几十年中，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是全球唯一的社会体制了。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国家，在那里，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于以往，因而科学同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于以往。“苏联和一切先前的文明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想出来的，是人类第一次根据自己的观念而设计出来的一种社会体制。观念的基础就是马克思等人在过去百年中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国家，其基本原则就是利用人类知识包括科学和技术直接为人类服务。马克思比当代科学家们更清楚地明白，科学与社会应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贝尔纳相信，科学与社会应用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可以变成自觉行为，也只有如此，才能保障科学事业的充分和健康的发展。
苏联经验启示贝尔纳，科学事业的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苏联科学事业的主要目标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民众的需要，而不是增加利润。要满足民众的需要，就必然得改进生产方式。为实现这个目标，苏联所采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利用科学实现利润的方式。最本质的一点，作为工人的劳动者是生产过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的健康和舒适，决不可以因为采取了更为经济的方法而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用一切办法来鼓励工人积极自觉把科学应用于工业。在苏联，工人可以成为社会的主人翁，劳动者可以在改变工业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
不仅如此，苏联科学事业的另一个特色是科学事业的整体规划。在贝尔纳看来，苏联的科学事业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科学事业是根据一个长期计划来发展的，这个计划本身又是范围更大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贝尔纳不禁由衷赞叹：“这其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发人深省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新工具有待于人们去加以认识、理解和应用。我期待苏联的科学家们，也期盼其他各国的科学家们，能够对科学事业重新进行再认识、再评价、再改造。”由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事业的关系，贝尔纳有了全新的认识：“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强加在科学之上的、对科学发现本质和过程加以扭曲的意识形态教条，这显然是荒谬的。任何人只要认真阅读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就会清醒地意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当然只是一种哲学思考，它本身当然不是科学，它也并不能直接产生科学知识，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有效的，它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路，进而获得特别丰硕思想成果;它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的本质属性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内在关系，进而统一规划和组织科学事业。在这样一种新思想的指导下，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如何把科学事业加以变革，使之既继承已有科学，又能超过已有科学，并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我对苏联科学事业倍感兴趣也充满期待之所在。”
五、马克思主义与科学
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贝尔纳概括道，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是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观念的重要内涵;科学不仅为我们满足自身物质需要提供手段，也为我们贡献思想观念，使我们能够在社会视域中理解、协调并实现自身的需求;除此之外，科学赋予我们理性力量，它使人类对未来的潜在可能性，怀有理性期望，这是一种激励，它正逐步稳健地成为驱动人类现代思想和行动的决定性力量。
更重要的是，贝尔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正是扩展了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并预测了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当然，它也受限于某些必要条件。首先就精确程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关于新事物的预言，不可能与科学方法对有规律现象的孤立研究相提并论。知识的精确性，是甚为理想，但精确与未知，并不是非此即彼。即使在科学内部，也有很多领域无法达到知识的精确性。但无须怀疑，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预测，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比科学更胜一筹。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并不是一项发展规划，恰恰相反，他们反而强调，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在特定时刻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当代的经济政治力量的具体形态、它们之间必然的斗争、将要发生的新情况。”
在贝尔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思想方法和行动纲领，而非教条或宇宙进化学说。“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显明，科学，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部分、且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此，科学也就清除了形而上学的成分。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科学将更充分地造福人类社会。”
显然，透过《功能》一书，我们看到，贝尔纳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观的自觉探索。在21世纪的今天，《功能》依然闪烁着伟大而深邃的思想光辉，值得我们品味和沉思。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
一、其人其书
贝尔纳出生在英国。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面迈进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在亲历了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二三十年代的全球性經济危机和大萧条之后，在感受到科学事业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同时，贝尔纳也目睹了科学的滥用正加剧社会危机，且有可能沦为战争的工具。进入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世界变得更加混乱，何去何从令人彷徨。科学，是否必然会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贝尔纳认为，这是值得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深入思考的问题。
受到左翼进步思潮的影响，贝尔纳自觉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1931年7月，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苏联代表团的赫森（B. Hessen）做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与经济根源”的报告，将科学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了近代科学代表人物牛顿及其代表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苏联学者的观点和立场让大多数来自西方的科学家感到震撼和冲击，后者更多只是在关注伟大人物自身如何推动科学的发展，赫森的工作首次激发了西方科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观的思考。对于贝尔纳来说，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点。
这次大会结束后，苏联代表团的论文集出版，名为《走到十字路口的科学》。几个星期后，贝尔纳首次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此后1932 年、1934 年，贝尔纳又接连访问了苏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他更加确信，辩证唯物主义是苏联科学事业健康而快速成长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正由于这一认识，包括贝尔纳在内的一大批进步学者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也意味着，需要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及科学的社会功能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贝尔纳意识到，科学事业，只有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1939年，《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出版，便是贝尔纳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晶。《功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科学现在所起的作用”，从科学面临的挑战、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科学的历史概况、英国科学组织现状、科学教育存在问题、科研的效率、科学的应用、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以及国际科学概况。第二部分论述“科学所能起的作用”，包括培训科学家、改组科研工作、科学交流、科学经费筹措、发展科学的战略、科学为人类服务、科学和社会改造以及科学的社会功能，等等。《功能》全书以“科学的社会功能”为主轴，核心概念就是：危机、改革与出路。贝尔纳指出， 资本主义体制下， 科学事业的扭曲是自身难以解决的弊病，通过建立更加先进、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才能实现社会与科学的良性互动，才能最终实现科学为人类福祉而服务的理想。
二、科学事业正处于危机之中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学的社会功能被默认是造福全人类。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幸福生活的源泉。但贝尔纳尖锐指出，进入20世纪以来的事态发展，不仅影响了许多民众对科学的态度，也深刻地改变了科学家自身的科学观，甚至改变了科学思想的内涵。一战、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潜在威胁，让社会各界不得不追问，现存的或设想中的不同社会制度，为最大程度地实现科学造福人类社会，究竟能提供多大可能？“战争、金融混乱、数百万人的必需品被蓄意地破坏、普遍的营养不良、比史上任何战争都更可怕的未来战争的威胁，等等，这都是我们在描绘现代科学成果时必须指出的现况。所以难怪科学家们自身也越来越不相信，科学的发展必然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对此，贝尔纳痛感，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第一次处于危机之中。他直言，科学实现了生产率的增长，却也带来了新的失业和生产过剩，贫困，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与此同时，现代武器让战争的恐怖迫在眉睫，个人安全，作为文明社会的主要成就，也将荡然无存。贝尔纳认为，正是科学的被滥用，导致了当今世界的混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换言之，科学正呈现出双刃剑的角色，既具建设性，又有破坏性，其社会功能理应被反思，因为科学存在的合法性正在被挑战。
所有这一切冲击的结果，自然而然就导致了巨大的思想混乱，不仅科学家自身感到茫然，社会对科学的认同也是如此。对于科学，当时的社会现状是“赞美之中兼有批评，自傲情绪已让位于怀疑，而疑虑正变成担忧。一种彷徨与挫折感正在弥漫，如同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才发现自己拐错了方向。往回走是不可能的，那么接下来该如何前行？谁也不知，这条路或那条路，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甚至有人认为责任完全在于科学，是科学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的麻烦。可见，不仅科学的物质成果遭到反对，科学思想本身的价值也开始被质疑。显然，这种荒谬的反理性思潮，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动荡，也深深地侵蚀到科学自身的内部结构，更使得职业科学家的幻想破灭。贝尔纳认为，这种认识非但挽救不了科学，对社会也无益处，因为，根源不在科学自身，而在于社会结构和体制，而要实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 三、科学事业亟须改革
在《功能》一书中，贝尔纳详细分析了科学事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他认为，由于目前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不协调和随意性，使得无论是科学的内部组织形态，或是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都呈现出无效率的状况。在贝尔纳看来，科学是一项重要的人类活动，要充分发挥其功能，使科学充分地服务社会，就迫切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但改革，不只是消除一些弊端，那是遠远不够的，这种小打小闹的改革往往难见成效。贝尔纳深刻地指出，科学事业的改革，必须由全社会按一定的原则来全面进行，而不仅仅是由科学家自身或某个组织来单独进行，否则的话，改革可能步调不一致，不能相互配合，就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后果，进而就会妨碍科学的进展，这就违背了科学事业改革的初衷。
因此，科学事业的改革，就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科学家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贝尔纳认为，科学事业改革的任何方面，都涉及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诸如职业科学家的培养和训练、科研经费的筹措以及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等，都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若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必然涉及如何对待科学以及如何看待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贝尔纳强调：“目前的科学事业状况显然是不健康的，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为了使科学能有效地为人类福利而发展，社会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我们不必详细规划如何进行改革，很简单，我们期待这样一个社会：它愿意发展科学并用以造福人类，同时它准备为科学发展及其社会应用提供必要条件。”
在《功能》中，贝尔纳具体讨论了科学事业改革所可能触及的方方面面，包括：从中学到大学的科学教育改革、科研工作与科学组织的改革以及科学事业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科学教育之目的，贝尔纳认为，一是提供一种较为系统的知识来认识自然规律，另一是传授一种方法来检验与拓展这种知识。所以，科学教育，在于引导学生不仅从现代知识的角度对世界有全面的了解，而且能懂得和应用这种知识所依据的论证方法。因此，现有的招生制度、教学方式、课程内容、考试制度、职业教育、学制设计等，都得相应地进行改革。与此同时，贝尔纳指出，科学事业需要组织起来，这应是社会的共识。所谓组织起来，就是既自由灵活，又井井有条，这样，科学组织就会在科学事业的实际进步中，保持固有团体精神，积极进取，追求真理，造福人类。贝尔纳承认，改革，这是一项极困难的任务，因为，组织科学事业的任何尝试都可能会伤害科学的原创性和自由度，而后者理当是科学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保障。贝尔纳指出，科学事业的改革，其目的不是让科学事业成为行政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同时实现“自由与效率”。“种种迹象表明，无论国内或国外，在科学事业的规划中，自由与效率，是可以同时兼顾的。”
贝尔纳进一步意识到，为了使科学事业充分发挥潜力，需要把社会经济妥善地组织起来，使追求普遍的人类福利而不是私人利润，成为科学事业在内所有社会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更需要、更适合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因为科学事业一向是职业科学家的社区，他们彼此合作，共享知识，服务社会，他们并不追求个人利益或权力。他们始终秉持理性，具有国际观和人道主义视野。”换言之，如果要使科学可以充分地为社会服务，在改革科学的同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社会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科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社会。苏联，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贝尔纳心目中，科学事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学习苏联经验。
四、苏联经验的启示：科学事业的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的实践，让贝尔纳看到，在过去几十年中，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是全球唯一的社会体制了。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国家，在那里，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于以往，因而科学同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于以往。“苏联和一切先前的文明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想出来的，是人类第一次根据自己的观念而设计出来的一种社会体制。观念的基础就是马克思等人在过去百年中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国家，其基本原则就是利用人类知识包括科学和技术直接为人类服务。马克思比当代科学家们更清楚地明白，科学与社会应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贝尔纳相信，科学与社会应用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可以变成自觉行为，也只有如此，才能保障科学事业的充分和健康的发展。
苏联经验启示贝尔纳，科学事业的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苏联科学事业的主要目标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民众的需要，而不是增加利润。要满足民众的需要，就必然得改进生产方式。为实现这个目标，苏联所采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利用科学实现利润的方式。最本质的一点，作为工人的劳动者是生产过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的健康和舒适，决不可以因为采取了更为经济的方法而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用一切办法来鼓励工人积极自觉把科学应用于工业。在苏联，工人可以成为社会的主人翁，劳动者可以在改变工业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
不仅如此，苏联科学事业的另一个特色是科学事业的整体规划。在贝尔纳看来，苏联的科学事业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科学事业是根据一个长期计划来发展的，这个计划本身又是范围更大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贝尔纳不禁由衷赞叹：“这其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发人深省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新工具有待于人们去加以认识、理解和应用。我期待苏联的科学家们，也期盼其他各国的科学家们，能够对科学事业重新进行再认识、再评价、再改造。”由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事业的关系，贝尔纳有了全新的认识：“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强加在科学之上的、对科学发现本质和过程加以扭曲的意识形态教条，这显然是荒谬的。任何人只要认真阅读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就会清醒地意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当然只是一种哲学思考，它本身当然不是科学，它也并不能直接产生科学知识，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有效的，它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路，进而获得特别丰硕思想成果;它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的本质属性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内在关系，进而统一规划和组织科学事业。在这样一种新思想的指导下，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如何把科学事业加以变革，使之既继承已有科学，又能超过已有科学，并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我对苏联科学事业倍感兴趣也充满期待之所在。”
五、马克思主义与科学
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贝尔纳概括道，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是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观念的重要内涵;科学不仅为我们满足自身物质需要提供手段，也为我们贡献思想观念，使我们能够在社会视域中理解、协调并实现自身的需求;除此之外，科学赋予我们理性力量，它使人类对未来的潜在可能性，怀有理性期望，这是一种激励，它正逐步稳健地成为驱动人类现代思想和行动的决定性力量。
更重要的是，贝尔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正是扩展了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并预测了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当然，它也受限于某些必要条件。首先就精确程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关于新事物的预言，不可能与科学方法对有规律现象的孤立研究相提并论。知识的精确性，是甚为理想，但精确与未知，并不是非此即彼。即使在科学内部，也有很多领域无法达到知识的精确性。但无须怀疑，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预测，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比科学更胜一筹。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并不是一项发展规划，恰恰相反，他们反而强调，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在特定时刻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当代的经济政治力量的具体形态、它们之间必然的斗争、将要发生的新情况。”
在贝尔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思想方法和行动纲领，而非教条或宇宙进化学说。“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显明，科学，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部分、且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此，科学也就清除了形而上学的成分。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科学将更充分地造福人类社会。”
显然，透过《功能》一书，我们看到，贝尔纳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观的自觉探索。在21世纪的今天，《功能》依然闪烁着伟大而深邃的思想光辉，值得我们品味和沉思。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