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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总理对电影导演成荫说:“台儿庄大捷可以拍成电影。”
1965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宴会上,周总理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电影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38年3月16日,日军第二集团军向山东省滕县发动进攻,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3月下旬,北路日军与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在台儿庄外围展开激烈战斗,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当时,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延安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衔为中将。白崇禧赴徐州前,邀周恩来到其寓所相谈,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暴风雨之夜,身负国共合作使命的周恩来驱车赶到白崇禧处,促膝长谈。白崇禧是主战派,他望着周恩来这位早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说:“不管打硬仗、打死仗,中国人在这一时刻,要打垮日军啊!”“说得对!”周恩来坚定地说:“日军调集精锐部队分进合击,我们就要避其锋芒,机动灵活地消灭它。我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张云逸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实施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牢牢地钳制住敌人,使它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这样,便可达到各个击破、出奇制胜的目的。”白崇禧听后大为赞赏。后来,在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过程中,白崇禧基本上采取了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白崇禧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且日军孤军深入。二是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提高广西军队在民众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张爱萍开始讲时,李宗仁一直在沉思,听到最后他感动了,表示周恩来的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回去后转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之意。周恩来的建议,增强了李宗仁打大仗的信心。
3月24日,日军在空中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猛攻,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日军发起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了被日军占据的市街。6日晚,中国军队发起全线攻击。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分日军突围外,被围之敌全部被歼灭。在历时近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4.6万人参加了战斗,歼灭日军1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二、《血战台儿庄》的上马
伟大的抗日战争,那血迹斑斑的历史,乃是用千百万民众的鲜血谱写而成的一部震撼天地的悲壮交响曲。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广西电影制片厂将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一切爱国军民和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是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但以往的抗日电影多表现国民党消极抗日,因此,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评价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抗战中的作为,无疑是一个考验。史诗影片《血战台儿庄》的上马,不能不说是题材领域上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首先来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担任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深深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的新起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和拳打脚踢的警匪、功夫影片,需要搞些“大江东去”的作品。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的时候,杨少毅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田军利和费林军这两个年轻人。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已经发表3年了。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这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师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他担任摄影的影片《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影片《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都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5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6稿来到南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动。7月,杨光远来到南宁,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爆发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李宗仁将军独子李幼邻观看影片,泪流满面
投拍《血战台儿庄》一开始,有些人就认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以通过。”
11月1日,电影局石方禹局长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军事科学院等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了座谈会。程思远在会上言简意赅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当时,适逢已80岁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他从西班牙前线来到中国,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他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后来,他把在台儿庄会战中拍摄的那些镜头,编辑到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面,在世界各地放映。《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
《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后17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
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外景地。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的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达4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其实,影片的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剧组在台儿庄政协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文章:“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悲壮比欢乐更有力量。
1986年6月,李宗仁将军的独子李幼邻先生在美国得知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探亲。飞机一落地,李幼邻就说:“我先不去宾馆,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在得到电影局同意之后,他观看了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10分钟,他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的手,连声说:“太像了,太像我父亲了!”。
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审查影片《血战台儿庄》。担心影片被“毙掉”的杨光远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影片审查顺利通过了。习仲勋同志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接到过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事隔一个月,即2月18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三点:1、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蒋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一部电影,居然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可见它的分量之重。
另外,在其他一些场合,也确实曾有人提过,在影片中“国民党的旗出现太多了”“看不到共产党抗战的力量”等等。但正如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所说:“台儿庄这仗是人家打的嘛,不挂国民党的旗,难道挂共产党的旗不成?”
四、蒋经国要看《血战台儿庄》
1988年6月11日,电影《血战台儿庄》香港首映。史诗般的主题、油画般的色彩和纪实风格,成为这部影片的最大亮点。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在当时强调曲折情节的故事片里是少见的。万人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的形象是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日军的战机飞来轰炸。蒋介石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发表讲话。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谢忠侯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飞回台北。台湾方面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很快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不久,蒋经国决定同意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程思远先生谈起此事时非常激动,也赞赏广西电影制片厂为该片所作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
(责编 要真)
1965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宴会上,周总理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电影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38年3月16日,日军第二集团军向山东省滕县发动进攻,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3月下旬,北路日军与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在台儿庄外围展开激烈战斗,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当时,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延安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衔为中将。白崇禧赴徐州前,邀周恩来到其寓所相谈,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暴风雨之夜,身负国共合作使命的周恩来驱车赶到白崇禧处,促膝长谈。白崇禧是主战派,他望着周恩来这位早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说:“不管打硬仗、打死仗,中国人在这一时刻,要打垮日军啊!”“说得对!”周恩来坚定地说:“日军调集精锐部队分进合击,我们就要避其锋芒,机动灵活地消灭它。我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张云逸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实施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牢牢地钳制住敌人,使它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这样,便可达到各个击破、出奇制胜的目的。”白崇禧听后大为赞赏。后来,在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过程中,白崇禧基本上采取了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白崇禧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且日军孤军深入。二是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提高广西军队在民众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张爱萍开始讲时,李宗仁一直在沉思,听到最后他感动了,表示周恩来的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回去后转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之意。周恩来的建议,增强了李宗仁打大仗的信心。
3月24日,日军在空中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猛攻,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日军发起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了被日军占据的市街。6日晚,中国军队发起全线攻击。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分日军突围外,被围之敌全部被歼灭。在历时近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4.6万人参加了战斗,歼灭日军1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二、《血战台儿庄》的上马
伟大的抗日战争,那血迹斑斑的历史,乃是用千百万民众的鲜血谱写而成的一部震撼天地的悲壮交响曲。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广西电影制片厂将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一切爱国军民和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是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但以往的抗日电影多表现国民党消极抗日,因此,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评价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抗战中的作为,无疑是一个考验。史诗影片《血战台儿庄》的上马,不能不说是题材领域上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首先来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担任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深深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的新起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和拳打脚踢的警匪、功夫影片,需要搞些“大江东去”的作品。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的时候,杨少毅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田军利和费林军这两个年轻人。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已经发表3年了。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这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师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他担任摄影的影片《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影片《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都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5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6稿来到南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动。7月,杨光远来到南宁,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爆发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李宗仁将军独子李幼邻观看影片,泪流满面
投拍《血战台儿庄》一开始,有些人就认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以通过。”
11月1日,电影局石方禹局长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军事科学院等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了座谈会。程思远在会上言简意赅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当时,适逢已80岁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他从西班牙前线来到中国,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他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后来,他把在台儿庄会战中拍摄的那些镜头,编辑到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面,在世界各地放映。《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
《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后17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
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外景地。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的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达4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其实,影片的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剧组在台儿庄政协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文章:“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悲壮比欢乐更有力量。
1986年6月,李宗仁将军的独子李幼邻先生在美国得知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探亲。飞机一落地,李幼邻就说:“我先不去宾馆,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在得到电影局同意之后,他观看了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10分钟,他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的手,连声说:“太像了,太像我父亲了!”。
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审查影片《血战台儿庄》。担心影片被“毙掉”的杨光远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影片审查顺利通过了。习仲勋同志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接到过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事隔一个月,即2月18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三点:1、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蒋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一部电影,居然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可见它的分量之重。
另外,在其他一些场合,也确实曾有人提过,在影片中“国民党的旗出现太多了”“看不到共产党抗战的力量”等等。但正如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所说:“台儿庄这仗是人家打的嘛,不挂国民党的旗,难道挂共产党的旗不成?”
四、蒋经国要看《血战台儿庄》
1988年6月11日,电影《血战台儿庄》香港首映。史诗般的主题、油画般的色彩和纪实风格,成为这部影片的最大亮点。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在当时强调曲折情节的故事片里是少见的。万人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的形象是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日军的战机飞来轰炸。蒋介石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发表讲话。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谢忠侯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飞回台北。台湾方面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很快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不久,蒋经国决定同意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程思远先生谈起此事时非常激动,也赞赏广西电影制片厂为该片所作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
(责编 要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