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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马”进遵义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斩关夺隘，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双枪军”王家烈部望风披靡，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刘伯承飞马赶往前线指挥战斗。他们冒雨疾进，从东、南两面兵临遵义城下。迷信乌江天险的遵义守军，这时还蒙在鼓里，当他们看到红军的先头部队时，还以为是“自己人”哩。
当天夜里，红军攻占遵义。
第二天云開雨歇，老百姓开门一看，满街都是红军，便纷纷议论起来：
“他们是怎么渡过乌江的呀？”
“神人相助，有‘水马’作坐骑……”
这种“水马渡乌江”的传说被编得活龙活现。黔军的头目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也有意制造这种舆论。一时间，红军有“水马”“盔甲”的神话，成为人们的谈资。进驻遵义的一支先头部队，干脆把“第一水马司令部”的字样号在房子上。
耿飚的红四团是紧随智取遵义的红六团到达遵义的。长征以来，他们一直在大山里钻，一看到遵义那鳞次栉比的建筑，大家一阵欢呼。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市面繁华，民风古朴，当大家用洪亮的声音传告拿下遵义的消息时，三天三夜没有得到休息的疲劳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进入遵义东门，耿飚让司号员吹休息号，以便大家整理一下被战斗和泥泞搞得有些惨不忍睹的军容，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各连司务长开始筹划采买，准备在这里补充粮食、被服、药品和其他军用必需品。
背包刚刚放下，部队就被一大群学生伢、老倌子围上。他们一定要看耿飚的“水马”和“盔甲”。耿飚怎么解释，他们也不信，再三地说“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干人’（穷人）嘛，与红军是一家呀”等。这时，杨成武的伤已痊愈，回到了部队。他便乘机开展宣传工作，说得他们眉开眼笑地走了。
耿飚抓紧布置宿营。在乌江南岸时，部队因为渡江没过上新年。现在，耿飚便让各单位按照红军老传统，着手安排开联欢会、会餐等活动，以兑现他所作的“到遵义补过新年”的许诺。
耿飚来到刚刚设立的团部，通信主任潘峰正在张罗着架设电话线，通信员正在找地方安钉子挂挎包。这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突然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
“嗯？”耿飚刚刚解开腰带扣，武器、图袋都没解掉，立即又扎紧了，只是把地图抽了出来。
刘伯承说：“六团实际上是智取遵义，因此，敌人有3个团的兵力从北门逃了。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他在耿飚已经展开的地图上指点着说：“你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
聂荣臻说：“六团昨天比较疲劳，该用着你们这个主力团了。怎么样？”
说实话，板凳还没坐热，就让红四团追击敌人，这确实是没想到的。但耿飚与杨成武交换了一个眼色，爽快地答道：“坚决完成任务。”
首长们看出了耿飚的心思，强调说：任务紧急，兵贵神速，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途中去吃干粮。
“是！”耿飚和杨成武立正答道。
刘伯承又对战斗作了具体指示，要求他们“夺关快、伤亡少”。最后还特地嘱咐：“记住，要利用公路旁边的第一根电话线与你们师部联络。我随时等你们的消息。”
集合号把全团又汇拢起来，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城门。这时，那些出去采买的给养员也匆匆赶回，一面入列，一面还在议论着“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盐巴倒要4角”“×连差点买下一口肥猪”“×连买了3匹布又退掉了”等，看情形大家对在遵义仍未过上年的事有点“遗憾”。但是，半小时后，这点遗憾很快就没有了，全团只是踩着泥泞，向前、向前……
从遵义到娄山关约90里，看着战士们几乎是一溜小跑的劲头，耿飚对杨成武说：“你看大家还是很有精神的嘛，倒是我们过虑了。”
“当然啰，这就是我们红四团的精神。没有这两下子算‘铁军’吗？”杨成武高兴地回答。
他们拍马奔驰，向队伍前头驰去。
板桥镇休整
当天下午，部队抵达板桥镇。按照预期的部署，途中估计会有遭遇战。果然，由通信主任潘峰率领的尖兵与行军中的黔军后卫接火。黔军大约有一个排，一触即溃，向娄山关逃窜。显然，这只是黔军的一只“触角”。而他们赖以顽抗的，是娄山关天险。
据群众反映，驻守板桥镇的王家烈部本来就没打算与红军交手，而是早就准备逃跑。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大娄山的山涧丛林里，升起团团雾霭，将远近高低的山峦锁缠得严严实实。在这种情形下追击，显然无益。上级决定要红四团在板桥休息一夜，准备明日向娄山关攻击。
一听说休息侍命，一些没有其他任务的战士也不择条件，就地一躺便呼呼睡去。耿飚与李英华参谋长向上级呈送了宿营报告，又安排潘峰找向导、调查敌情社情、绘制行军作战地图之后，便与杨成武向街上走去。
按照红军的老传统，红四团要向板桥镇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宣传红军的任务。当时，红四团大部分是福建、江西人，讲起话来贵州人听不懂，耿飚只好发挥湖南话的“特长”，担负起“宣传”和翻译的角色。当耿飚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地主老财的剥削、军阀的掠夺，说明“干人”的贫穷与痛苦是从何而来时，群众纷纷痛诉苦情。
有一户五口之家，除了一位年轻妇女有条满是破洞的短裤之外，其他人只有光着身子度日。这就是贵州军阀长期统治的“政绩”。群众一致要求“红军先生”为他们申冤报仇。当晚，这个死气沉沉的山区小镇便灯火通明，充满了欢声笑语，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耿飚正在与老乡谈话，忽见潘峰从山坳里带回一位老猎人。据他介绍，从板桥到娄山关，除了一条公路外，还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道过去曾是通往桐梓的唯一路径，后来修通了公路，便无人再走小道。接到这个情报，耿飚真是喜出望外。老猎人说，这条小道年久失修，路上都是乱石头，而且比公路要远10多里路。耿飚心想，这对我们红军当然不在话下。 第二天一早，忽然得到师部要红四团休整一天的命令。耿飚和杨成武决定利用这一天补过新年。板桥镇虽不大，但也有几家富得流油的土豪，耿飚让大老李和他们谈买卖，他们家里藏着的一些肥猪、鸡鸭、腊肉，都成了红军的年货。于是，红四团官兵压抑在心底的“过年”的欲望又被引发出来，上上下下动手准备，搞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当耿飚正在吃饭时，有一位拄着拐棍的老人，手里提着一包东西，说是要亲自送给团长。耿飚出去见老人。老人对他说：“我见您的军队是这样的好，不骂人，不打人，说话个个都和和气气，像对亲戚一样，我从心里佩服，特地送来一袋云南白药，表示我和我全家的敬意。”耿飚向老人道谢，请老人和自己一道吃饭，可老人不肯，急匆匆告辞而去，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长征途中，这袋云南白药和与它配用的“保险子”救治了不少红军伤员，直至陕北的甘泉战役，耿飚脖颈负伤，也是用它临时救急。
吃完饭，部队继续休息，耿飚率领侦察分队前往娄山关进行实地侦察。
电话察敌情
娄山关的险峻真是名不虚传。它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处，四周山峰环立，中间两座山锋宛如两把利剑刺向天穹，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真是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从遵义通往桐梓城的公路，沿着山间谷地蜿蜒而上，正好经过关口。要夺娄山关，必须从正面沿公路仰攻。耿飚分析：守敌是侯之担部的3个团，经过乌江之战，已是红军的手下败将，对付这样的惊弓之鸟，倒没有什么困难。但地形对红四团十分不利，如果从左边直插云霄的高山和右边刀削般的绝壁之间取道硬攻，部队肯定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不符合刘伯承总参谋长“夺关快，伤亡少”的要求。因此，必须采取正面强攻、侧翼偷袭的战术才能奏效。但是偷袭必得有路。左面的悬崖峭壁当然无法利用，右面的高山峻岭或许可以攀登。耿飚和参谋们在地图上审视良久，想找出老猎人提供的那条小道，以便派出一支奇兵，从侧背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当晚，侧翼偷袭的战术传达到每个连队干部，要大家连夜研究方案并及时上报。同时找来10多个当地居民，由耿飚与李英华向他们详细了解通往桐梓的小道的情况。经过全团反复酝酿，最后耿飚决定：偷袭分队先沿旧有的小路向娄山关抵近，然后横翻山岭，杀上娄山关侧后。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侦察队和工兵排很快就征集了竹竿、绳索、钩镰等登山工具，全团也完成了临战准备。为了保证战斗胜利进行，耿飚又确定了各级指挥员的代理人，以备万一在战斗中伤亡，有人接替指挥。
第二天，部队由板桥镇出发，向娄山关前进，8时许逼近山脚。到达娄山关后，部队立即展开攻势。第一营为前锋，担任正面主攻，营长季光顺率领全营以第一梯队队形展开前进；第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在山脚下待命。但侦察队和右侧的迂回部队则早在3小时前、天还未亮时已由李英华和潘峰率领，隐蔽地向右侧山峰运动，觅路攀登右侧高山，向敌后攻击。
耿飚刚到山脚下，关上的守军就开始射击了。有的参谋不禁骂道：“见鬼！还有两千多米他们就打枪，真是吓破胆了。”
这时，通讯班已经按照指定的第一根电话线接通了师部的电话。耿飚到电话机那里准备向师部报告战斗开始情况，就听电话员们在那里一个劲地说：“怪事！”耿飚问怎么回事，电话员报告说：“我们还没摇铃哪，电话里就有人叽叽喳喳乱嚷嚷。”耿飚拿起听筒一听，果然，电话里已经有人在通话，一方说：“共军来了好几个团，正在向我们猛攻，听到没有？我们顶不住了。”声音又急促又恐慌，夹杂着沙沙的射击声。耿飚扬扬手，招呼杨成武一起来听。这时，另一方以命令的口吻说：“军座交代，你们无论如何要顶住。已经派一个师去增援你们，快到松坎了。你们千万要注意东边的那条小道，加强警戒，提防共匪利用它偷袭桐梓城。记住没有？否则军法从事！”
这分明是侯之担部在与王家烈的军部通话。原来，耿飚部在按刘伯承、聂荣臻的指示，利用原有遵义至桐梓的电线杆第一根电线沟通联络时，无意间与黔军的线路搭在一起了。虽然黔军线路事先被红军剪断了，但由于雨后地上积水，两个断头掉在积水中，经雨水传导，又接通了。这倒为耿飚截获守军情报提供了方便。从王家烈部和侯之担的对话中，他们不但证实了右侧确实有一条小道直达桐梓，而且还了解到黔军有好几个团仍散布在山后的公路上，正在运动之中。
这真是一个及时的情报。想不到这条小路还真是守军的一个空虚缺口。于是，耿飚把这一情况通报全团，并指定专人专门监听和记录黔军的电话。又命令侧翼偷袭部队改隐蔽前进为虚张声势地行军，造成袭击桐梓城的态势，以“兵不厌诈”的手段干扰黔军的防御决心。同时命令：正面攻击的第一营暫缓出动，待布置好压倒守军的优势火力后，一并总攻。
一个小时后，总攻前的一切部署都按计划完成，耿飚正要发令，谁知“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电话”。正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负责监听的战士兴奋地向耿飚招招手，耿飚与杨成武赶紧走过去。这次发话的，还是王家烈军部那个家伙，但已不是刚才那种漫不经心的官腔了，而是用一种紧张得几乎发抖的声音在喊：“喂！侯师长吗？在你们侧后，发现共匪主力，正在向桐梓运动。军座要你们立即撤退，不然就会被截断后路。我们先走了，听到没有？”另一方则用恐慌的腔调说：“听到了。我马上执行。你们得掩护兄弟一下啊！”对方不等他拉着哭腔讲完，“咔”地挂掉了电话。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通话了。
杨成武说：“敌人要跑。”耿飚说：“他们跑不掉——立即总攻！”
神兵天降
10多把军号，吹响了向娄山关进军的冲锋号，所有轻重机枪霎时间向娄山关喷出一条条火龙。勇士们一跃而起，向娄山关猛扑上去。
娄山关守军作垂死挣扎，一堆一堆地躲在石头后面和掩体里，守着狭窄的关口。他们用机关枪、手榴弹、石块，向红军射击和投掷。红四团主力部队则利用各种地形，准确地向敌人射击。枪炮声和喊杀声，回荡在娄山关的山谷里。突然，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从山顶上传来，守军顿时炸了营。原来，是李英华和潘峰率领的侧翼偷袭部队赶到了。他们在沿那条废弃的小道行进到敌人左翼时，从斜刺里向守军后方插去，有时要越过高高的山梁，有时要潜入深深的山谷，有时还要淌过一条条山溪。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他们便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小径来。遇到断崖陡壁时，矮的地方他们就搭人梯；高的地方，就用竹竿绑上钩镰，钩住崖边小树，再把绳子套在树蔸上，一个一个地往上攀登。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行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左边的山头，按计划参加了总攻。 当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把集束手榴弹丢在守军头上的时候，敌人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增援部队打误会了呢！
耿飚把上述的战斗情况用电话直接报告给红一军团。军团领导在电话中不断地鼓励他们。
夹击成功大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战士们上起刺刀，与守军逼近格斗。“双枪军”见红军上了关口，已经无险可守，不顾军官的恫吓，纷纷弃枪丢炮而逃。红军则如摧枯拉朽，一口气追杀下去。从娄山关分水线（最高点）上看下去，沿途到处是逃跑的黔军扔掉的枪枝、弹药、烟枪、军服、臂章、棉被、雨伞、包袱、背篓和乱飞乱飘的文件。红军战士只拣武器弹药，谁也不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耿飚登上娄山关。首先看到的是敌尸横陈，污血斑斑，敌伤兵负痛哀号、俘虏跪地求饶。有个俘虏军官发了烟瘾，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看起来似乎比死还难受。再行几步，见有茅屋数间，一座石碑矗立在路旁，上面刻有“娄山关”3个字。这时，耿飚身居高山雄关，头顶蓝天白云，心胸感到无比开阔，不禁想起了古人“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诗句，便要了笔墨，在石壁上写下了这两句。
从此，娄山关成为中国革命里程碑上一个永远闪光的名字。在耿飚第一次由南向北攻占娄山关之后不久，红军又一次由北向南二下娄山关，经过两度鏖战，雄关更加巍峨壮丽。这个后来被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喻为“真如铁”的“雄关”，确实被中国工农红军“而今迈步从头越”了。
王家烈在关上筑了许多工事，本想以此挡住红军，可惜他太迷信“关”的威力，让耿飚一脚踏破“山头”。占领娄山关后，红四团边追边打，当天占领了桐梓城。
松坎警戒
桐梓是古代傳说的“夜郎国”都城。那个“夜郎自大”的典故源出于此。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渊源的缘故，久居这里的“土皇帝”王家烈也像古代夜郎国王那样学会了吹牛皮。可惜，这次他的牛皮吹破了。
进驻桐梓之后，耿飚才发现王家烈确实把这座小城苦心经营了一番。王家烈和侯之担都是桐梓人，所以桐梓人在贵州军阀部队里当官的特别多，因而这里的洋楼比别的城市多。遵义没有电灯，而这里却有电灯。这座两万人的山城，有宽阔的公路，有几家工厂，还有一个小发电厂，因此吸引了贵州的军阀、商人都来这里聚集，或建上一幢小楼。红军一到，他们人去楼空，那些楼房都做了红军的宿营地。
红军每个排都分了一座小楼，这简直把战士们乐坏了。他们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问这问那，怎么也弄不明白那电灯“怎么灯头冲下”，那留声机里“怎么藏着唱戏的”。
在战士们休息时，供给处的大老李们可忙坏了。他们抓紧时间购买布匹，准备给全团人员每人做一套衣服。
杨成武为了让大家开开眼界，看看“电”是怎么“发亮”的，就与电厂老板联系，协助他们为被黔军破坏了的电厂恢复发电。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电厂运煤。担架连和团直机关人员忙了一下午，电厂点火了。大家正瞅着电灯看它怎么“着”呢，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来了，见了耿飚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马上出发！”
“向哪？”
“向北。占领牛拦关，向松坎前进。”
从师长、政委的神情中，耿飚感觉到这次任务非同小可。于是，经过简短的动员，全团在进入桐梓不到半天后，连电灯如何亮也没看上，就打起背包，重新踏上了征程。
当天，红四团奔袭40里，夜宿牛拦关。侦察队四处派出活动小组，连连抓到黔军散兵。一问，原来是耿飚的部队插到黔军前卫部队的序列里来了。王家烈还不知道红军已经占了牛拦关，4个团的兵力还在稀稀拉拉地沿公路行军呢！获此情报，耿飚便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摆开伏击阵势，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当即消灭两个团，剩余两个团被红军一阵猛冲，溃不成军，一部分缩回松坎，一部分遁入山林。
为了占领松坎，耿飚也不恋战，吃了干粮就走，一路上见黔军就打，打完再走。这些黔军也怪，常常是一触即垮，这又得归功于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水马”“盔甲”之类的神话。在途中曾出现过这样的笑话：尖兵在黑夜中与王家烈一股部队遭遇，他们扭头就跑，连跑边喊：“红军先生，机枪扔在草垛里啦！”原来他们都晓得红军“缴枪不杀”的政策。
红四团一夜奔袭，拂晓赶到松坎。那里的一股黔军刚刚做好早饭，还没吃一口，就被红军赶出了镇子。俘虏惊讶地说：前天你们还在娄山关，怎么一夜之间就到了？难道你们的“水马”在旱地上也能跑？
当时，耿飚还不知道遵义正在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红四团只是按照命令在松坎警戒。师部令红四团就地警戒川西方向，并休整7天。1月17日，耿飚奉命调到红一师任参谋长。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斩关夺隘，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双枪军”王家烈部望风披靡，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刘伯承飞马赶往前线指挥战斗。他们冒雨疾进，从东、南两面兵临遵义城下。迷信乌江天险的遵义守军，这时还蒙在鼓里，当他们看到红军的先头部队时，还以为是“自己人”哩。
当天夜里，红军攻占遵义。
第二天云開雨歇，老百姓开门一看，满街都是红军，便纷纷议论起来：
“他们是怎么渡过乌江的呀？”
“神人相助，有‘水马’作坐骑……”
这种“水马渡乌江”的传说被编得活龙活现。黔军的头目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也有意制造这种舆论。一时间，红军有“水马”“盔甲”的神话，成为人们的谈资。进驻遵义的一支先头部队，干脆把“第一水马司令部”的字样号在房子上。
耿飚的红四团是紧随智取遵义的红六团到达遵义的。长征以来，他们一直在大山里钻，一看到遵义那鳞次栉比的建筑，大家一阵欢呼。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市面繁华，民风古朴，当大家用洪亮的声音传告拿下遵义的消息时，三天三夜没有得到休息的疲劳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进入遵义东门，耿飚让司号员吹休息号，以便大家整理一下被战斗和泥泞搞得有些惨不忍睹的军容，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各连司务长开始筹划采买，准备在这里补充粮食、被服、药品和其他军用必需品。
背包刚刚放下，部队就被一大群学生伢、老倌子围上。他们一定要看耿飚的“水马”和“盔甲”。耿飚怎么解释，他们也不信，再三地说“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干人’（穷人）嘛，与红军是一家呀”等。这时，杨成武的伤已痊愈，回到了部队。他便乘机开展宣传工作，说得他们眉开眼笑地走了。
耿飚抓紧布置宿营。在乌江南岸时，部队因为渡江没过上新年。现在，耿飚便让各单位按照红军老传统，着手安排开联欢会、会餐等活动，以兑现他所作的“到遵义补过新年”的许诺。
耿飚来到刚刚设立的团部，通信主任潘峰正在张罗着架设电话线，通信员正在找地方安钉子挂挎包。这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突然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
“嗯？”耿飚刚刚解开腰带扣，武器、图袋都没解掉，立即又扎紧了，只是把地图抽了出来。
刘伯承说：“六团实际上是智取遵义，因此，敌人有3个团的兵力从北门逃了。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他在耿飚已经展开的地图上指点着说：“你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
聂荣臻说：“六团昨天比较疲劳，该用着你们这个主力团了。怎么样？”
说实话，板凳还没坐热，就让红四团追击敌人，这确实是没想到的。但耿飚与杨成武交换了一个眼色，爽快地答道：“坚决完成任务。”
首长们看出了耿飚的心思，强调说：任务紧急，兵贵神速，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途中去吃干粮。
“是！”耿飚和杨成武立正答道。
刘伯承又对战斗作了具体指示，要求他们“夺关快、伤亡少”。最后还特地嘱咐：“记住，要利用公路旁边的第一根电话线与你们师部联络。我随时等你们的消息。”
集合号把全团又汇拢起来，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城门。这时，那些出去采买的给养员也匆匆赶回，一面入列，一面还在议论着“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盐巴倒要4角”“×连差点买下一口肥猪”“×连买了3匹布又退掉了”等，看情形大家对在遵义仍未过上年的事有点“遗憾”。但是，半小时后，这点遗憾很快就没有了，全团只是踩着泥泞，向前、向前……
从遵义到娄山关约90里，看着战士们几乎是一溜小跑的劲头，耿飚对杨成武说：“你看大家还是很有精神的嘛，倒是我们过虑了。”
“当然啰，这就是我们红四团的精神。没有这两下子算‘铁军’吗？”杨成武高兴地回答。
他们拍马奔驰，向队伍前头驰去。
板桥镇休整
当天下午，部队抵达板桥镇。按照预期的部署，途中估计会有遭遇战。果然，由通信主任潘峰率领的尖兵与行军中的黔军后卫接火。黔军大约有一个排，一触即溃，向娄山关逃窜。显然，这只是黔军的一只“触角”。而他们赖以顽抗的，是娄山关天险。
据群众反映，驻守板桥镇的王家烈部本来就没打算与红军交手，而是早就准备逃跑。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大娄山的山涧丛林里，升起团团雾霭，将远近高低的山峦锁缠得严严实实。在这种情形下追击，显然无益。上级决定要红四团在板桥休息一夜，准备明日向娄山关攻击。
一听说休息侍命，一些没有其他任务的战士也不择条件，就地一躺便呼呼睡去。耿飚与李英华参谋长向上级呈送了宿营报告，又安排潘峰找向导、调查敌情社情、绘制行军作战地图之后，便与杨成武向街上走去。
按照红军的老传统，红四团要向板桥镇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宣传红军的任务。当时，红四团大部分是福建、江西人，讲起话来贵州人听不懂，耿飚只好发挥湖南话的“特长”，担负起“宣传”和翻译的角色。当耿飚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地主老财的剥削、军阀的掠夺，说明“干人”的贫穷与痛苦是从何而来时，群众纷纷痛诉苦情。
有一户五口之家，除了一位年轻妇女有条满是破洞的短裤之外，其他人只有光着身子度日。这就是贵州军阀长期统治的“政绩”。群众一致要求“红军先生”为他们申冤报仇。当晚，这个死气沉沉的山区小镇便灯火通明，充满了欢声笑语，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耿飚正在与老乡谈话，忽见潘峰从山坳里带回一位老猎人。据他介绍，从板桥到娄山关，除了一条公路外，还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道过去曾是通往桐梓的唯一路径，后来修通了公路，便无人再走小道。接到这个情报，耿飚真是喜出望外。老猎人说，这条小道年久失修，路上都是乱石头，而且比公路要远10多里路。耿飚心想，这对我们红军当然不在话下。 第二天一早，忽然得到师部要红四团休整一天的命令。耿飚和杨成武决定利用这一天补过新年。板桥镇虽不大，但也有几家富得流油的土豪，耿飚让大老李和他们谈买卖，他们家里藏着的一些肥猪、鸡鸭、腊肉，都成了红军的年货。于是，红四团官兵压抑在心底的“过年”的欲望又被引发出来，上上下下动手准备，搞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当耿飚正在吃饭时，有一位拄着拐棍的老人，手里提着一包东西，说是要亲自送给团长。耿飚出去见老人。老人对他说：“我见您的军队是这样的好，不骂人，不打人，说话个个都和和气气，像对亲戚一样，我从心里佩服，特地送来一袋云南白药，表示我和我全家的敬意。”耿飚向老人道谢，请老人和自己一道吃饭，可老人不肯，急匆匆告辞而去，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长征途中，这袋云南白药和与它配用的“保险子”救治了不少红军伤员，直至陕北的甘泉战役，耿飚脖颈负伤，也是用它临时救急。
吃完饭，部队继续休息，耿飚率领侦察分队前往娄山关进行实地侦察。
电话察敌情
娄山关的险峻真是名不虚传。它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处，四周山峰环立，中间两座山锋宛如两把利剑刺向天穹，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真是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从遵义通往桐梓城的公路，沿着山间谷地蜿蜒而上，正好经过关口。要夺娄山关，必须从正面沿公路仰攻。耿飚分析：守敌是侯之担部的3个团，经过乌江之战，已是红军的手下败将，对付这样的惊弓之鸟，倒没有什么困难。但地形对红四团十分不利，如果从左边直插云霄的高山和右边刀削般的绝壁之间取道硬攻，部队肯定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不符合刘伯承总参谋长“夺关快，伤亡少”的要求。因此，必须采取正面强攻、侧翼偷袭的战术才能奏效。但是偷袭必得有路。左面的悬崖峭壁当然无法利用，右面的高山峻岭或许可以攀登。耿飚和参谋们在地图上审视良久，想找出老猎人提供的那条小道，以便派出一支奇兵，从侧背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当晚，侧翼偷袭的战术传达到每个连队干部，要大家连夜研究方案并及时上报。同时找来10多个当地居民，由耿飚与李英华向他们详细了解通往桐梓的小道的情况。经过全团反复酝酿，最后耿飚决定：偷袭分队先沿旧有的小路向娄山关抵近，然后横翻山岭，杀上娄山关侧后。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侦察队和工兵排很快就征集了竹竿、绳索、钩镰等登山工具，全团也完成了临战准备。为了保证战斗胜利进行，耿飚又确定了各级指挥员的代理人，以备万一在战斗中伤亡，有人接替指挥。
第二天，部队由板桥镇出发，向娄山关前进，8时许逼近山脚。到达娄山关后，部队立即展开攻势。第一营为前锋，担任正面主攻，营长季光顺率领全营以第一梯队队形展开前进；第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在山脚下待命。但侦察队和右侧的迂回部队则早在3小时前、天还未亮时已由李英华和潘峰率领，隐蔽地向右侧山峰运动，觅路攀登右侧高山，向敌后攻击。
耿飚刚到山脚下，关上的守军就开始射击了。有的参谋不禁骂道：“见鬼！还有两千多米他们就打枪，真是吓破胆了。”
这时，通讯班已经按照指定的第一根电话线接通了师部的电话。耿飚到电话机那里准备向师部报告战斗开始情况，就听电话员们在那里一个劲地说：“怪事！”耿飚问怎么回事，电话员报告说：“我们还没摇铃哪，电话里就有人叽叽喳喳乱嚷嚷。”耿飚拿起听筒一听，果然，电话里已经有人在通话，一方说：“共军来了好几个团，正在向我们猛攻，听到没有？我们顶不住了。”声音又急促又恐慌，夹杂着沙沙的射击声。耿飚扬扬手，招呼杨成武一起来听。这时，另一方以命令的口吻说：“军座交代，你们无论如何要顶住。已经派一个师去增援你们，快到松坎了。你们千万要注意东边的那条小道，加强警戒，提防共匪利用它偷袭桐梓城。记住没有？否则军法从事！”
这分明是侯之担部在与王家烈的军部通话。原来，耿飚部在按刘伯承、聂荣臻的指示，利用原有遵义至桐梓的电线杆第一根电线沟通联络时，无意间与黔军的线路搭在一起了。虽然黔军线路事先被红军剪断了，但由于雨后地上积水，两个断头掉在积水中，经雨水传导，又接通了。这倒为耿飚截获守军情报提供了方便。从王家烈部和侯之担的对话中，他们不但证实了右侧确实有一条小道直达桐梓，而且还了解到黔军有好几个团仍散布在山后的公路上，正在运动之中。
这真是一个及时的情报。想不到这条小路还真是守军的一个空虚缺口。于是，耿飚把这一情况通报全团，并指定专人专门监听和记录黔军的电话。又命令侧翼偷袭部队改隐蔽前进为虚张声势地行军，造成袭击桐梓城的态势，以“兵不厌诈”的手段干扰黔军的防御决心。同时命令：正面攻击的第一营暫缓出动，待布置好压倒守军的优势火力后，一并总攻。
一个小时后，总攻前的一切部署都按计划完成，耿飚正要发令，谁知“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电话”。正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负责监听的战士兴奋地向耿飚招招手，耿飚与杨成武赶紧走过去。这次发话的，还是王家烈军部那个家伙，但已不是刚才那种漫不经心的官腔了，而是用一种紧张得几乎发抖的声音在喊：“喂！侯师长吗？在你们侧后，发现共匪主力，正在向桐梓运动。军座要你们立即撤退，不然就会被截断后路。我们先走了，听到没有？”另一方则用恐慌的腔调说：“听到了。我马上执行。你们得掩护兄弟一下啊！”对方不等他拉着哭腔讲完，“咔”地挂掉了电话。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通话了。
杨成武说：“敌人要跑。”耿飚说：“他们跑不掉——立即总攻！”
神兵天降
10多把军号，吹响了向娄山关进军的冲锋号，所有轻重机枪霎时间向娄山关喷出一条条火龙。勇士们一跃而起，向娄山关猛扑上去。
娄山关守军作垂死挣扎，一堆一堆地躲在石头后面和掩体里，守着狭窄的关口。他们用机关枪、手榴弹、石块，向红军射击和投掷。红四团主力部队则利用各种地形，准确地向敌人射击。枪炮声和喊杀声，回荡在娄山关的山谷里。突然，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从山顶上传来，守军顿时炸了营。原来，是李英华和潘峰率领的侧翼偷袭部队赶到了。他们在沿那条废弃的小道行进到敌人左翼时，从斜刺里向守军后方插去，有时要越过高高的山梁，有时要潜入深深的山谷，有时还要淌过一条条山溪。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他们便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小径来。遇到断崖陡壁时，矮的地方他们就搭人梯；高的地方，就用竹竿绑上钩镰，钩住崖边小树，再把绳子套在树蔸上，一个一个地往上攀登。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行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左边的山头，按计划参加了总攻。 当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把集束手榴弹丢在守军头上的时候，敌人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增援部队打误会了呢！
耿飚把上述的战斗情况用电话直接报告给红一军团。军团领导在电话中不断地鼓励他们。
夹击成功大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战士们上起刺刀，与守军逼近格斗。“双枪军”见红军上了关口，已经无险可守，不顾军官的恫吓，纷纷弃枪丢炮而逃。红军则如摧枯拉朽，一口气追杀下去。从娄山关分水线（最高点）上看下去，沿途到处是逃跑的黔军扔掉的枪枝、弹药、烟枪、军服、臂章、棉被、雨伞、包袱、背篓和乱飞乱飘的文件。红军战士只拣武器弹药，谁也不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耿飚登上娄山关。首先看到的是敌尸横陈，污血斑斑，敌伤兵负痛哀号、俘虏跪地求饶。有个俘虏军官发了烟瘾，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看起来似乎比死还难受。再行几步，见有茅屋数间，一座石碑矗立在路旁，上面刻有“娄山关”3个字。这时，耿飚身居高山雄关，头顶蓝天白云，心胸感到无比开阔，不禁想起了古人“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诗句，便要了笔墨，在石壁上写下了这两句。
从此，娄山关成为中国革命里程碑上一个永远闪光的名字。在耿飚第一次由南向北攻占娄山关之后不久，红军又一次由北向南二下娄山关，经过两度鏖战，雄关更加巍峨壮丽。这个后来被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喻为“真如铁”的“雄关”，确实被中国工农红军“而今迈步从头越”了。
王家烈在关上筑了许多工事，本想以此挡住红军，可惜他太迷信“关”的威力，让耿飚一脚踏破“山头”。占领娄山关后，红四团边追边打，当天占领了桐梓城。
松坎警戒
桐梓是古代傳说的“夜郎国”都城。那个“夜郎自大”的典故源出于此。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渊源的缘故，久居这里的“土皇帝”王家烈也像古代夜郎国王那样学会了吹牛皮。可惜，这次他的牛皮吹破了。
进驻桐梓之后，耿飚才发现王家烈确实把这座小城苦心经营了一番。王家烈和侯之担都是桐梓人，所以桐梓人在贵州军阀部队里当官的特别多，因而这里的洋楼比别的城市多。遵义没有电灯，而这里却有电灯。这座两万人的山城，有宽阔的公路，有几家工厂，还有一个小发电厂，因此吸引了贵州的军阀、商人都来这里聚集，或建上一幢小楼。红军一到，他们人去楼空，那些楼房都做了红军的宿营地。
红军每个排都分了一座小楼，这简直把战士们乐坏了。他们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问这问那，怎么也弄不明白那电灯“怎么灯头冲下”，那留声机里“怎么藏着唱戏的”。
在战士们休息时，供给处的大老李们可忙坏了。他们抓紧时间购买布匹，准备给全团人员每人做一套衣服。
杨成武为了让大家开开眼界，看看“电”是怎么“发亮”的，就与电厂老板联系，协助他们为被黔军破坏了的电厂恢复发电。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电厂运煤。担架连和团直机关人员忙了一下午，电厂点火了。大家正瞅着电灯看它怎么“着”呢，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来了，见了耿飚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马上出发！”
“向哪？”
“向北。占领牛拦关，向松坎前进。”
从师长、政委的神情中，耿飚感觉到这次任务非同小可。于是，经过简短的动员，全团在进入桐梓不到半天后，连电灯如何亮也没看上，就打起背包，重新踏上了征程。
当天，红四团奔袭40里，夜宿牛拦关。侦察队四处派出活动小组，连连抓到黔军散兵。一问，原来是耿飚的部队插到黔军前卫部队的序列里来了。王家烈还不知道红军已经占了牛拦关，4个团的兵力还在稀稀拉拉地沿公路行军呢！获此情报，耿飚便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摆开伏击阵势，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当即消灭两个团，剩余两个团被红军一阵猛冲，溃不成军，一部分缩回松坎，一部分遁入山林。
为了占领松坎，耿飚也不恋战，吃了干粮就走，一路上见黔军就打，打完再走。这些黔军也怪，常常是一触即垮，这又得归功于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水马”“盔甲”之类的神话。在途中曾出现过这样的笑话：尖兵在黑夜中与王家烈一股部队遭遇，他们扭头就跑，连跑边喊：“红军先生，机枪扔在草垛里啦！”原来他们都晓得红军“缴枪不杀”的政策。
红四团一夜奔袭，拂晓赶到松坎。那里的一股黔军刚刚做好早饭，还没吃一口，就被红军赶出了镇子。俘虏惊讶地说：前天你们还在娄山关，怎么一夜之间就到了？难道你们的“水马”在旱地上也能跑？
当时，耿飚还不知道遵义正在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红四团只是按照命令在松坎警戒。师部令红四团就地警戒川西方向，并休整7天。1月17日，耿飚奉命调到红一师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