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读懂广州这座城市，首先要读懂广州人。广州人的来历，就是广州的来历;广州人的气质，就是广州的气质;广州人的性格，就是广州的性格。
　　先秦时期，在南方生活着一群被中原称为“百越”（或作“百粤”）的土著民族。顾名思义，百越族是由许多小部族组成的，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各自独立，互不相属。虽然统称“百越”，其实区别甚大。
　　据古书考证，越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贺循《会稽志》云：少康，其少子号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而另一种说法，则见之于《国语》中韦昭注曰：“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於，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作为姓的始祖，可溯至甘肃、陕西乃至河南一带的季连部落。季连部落曾与以牧羊为业的羌族有大规模的联姻，因此，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
　　商朝兴起时，剿杀季连部落甚烈，其族众七零八落，四处逃亡。在季连部落中，有一个重要的氏族——罗氏，逃亡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得以休养生息。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氏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县。在春秋时代，被楚国所灭，罗氏南下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391年，楚国南平百越，罗氏不得不继续南徙，直到岭南。有学者认为，如今在两广交界地区，保留着大量带“罗”字的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欧山、罗霍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族人南下经过此地的遗痕。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芈”。
　　中华文明是多元发展起来的，是多个地方各自独立地发生、成长，并非以中原为“一元始祖”，从中心向四面散播。各地的文化在成长的过程中，互相融摄，参伍成文，始成大方之直。封开是岭南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学家在封开曾发现大量东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戈、矛、镞、刀、钺等物，证明西瓯曾经是一个相当强盛的部族。它的文明早在中原人到达之前，已经存在，并非纯由中原人带来。如果说季连部落罗氏一脉确实从中原南下，那么，它也必须与当地土著相结合，才得以在岭南发荣滋长。
　　秦始皇南行的足迹，最远止于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雾缭绕，让人望而生畏的五岭了。秦始皇生平未曾涉足，大部分北方人也没去过，去过的人也几乎都没有回头。他们对岭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听途说，岭南越人被描绘为一群断发文身，禽声鸟语，干栏巢居的野蛮人，谁也不相信岭南是一个有文明存在的地方。
　　然而，当秦始皇遣兵南征时，才发现岭南越人显然比东南部的越人强悍得多。五十万秦军遇上西瓯越人的顽强抵抗。秦军屡屡大败，甚至连统帅屠睢也被西瓯人砍下了头颅。
　　屠睢死后，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军继续征讨岭南，并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达番禺，公元前214年，终于实现了他征服岭南的宏愿。
　　几十万的秦军再也没回到北方，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岭南，留在了桂林、象、南海三郡，开边殖民。沿着秦军入粤的路线，西江一带便成了这批移民落脚最为密集的地方，然后向珠江三角洲逐步扩散。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广州建城，始于任嚣。身为秦军将领的南海郡尉任嚣，在病榻弥留之际，遗嘱继任人赵佗：“番禺（即广州）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史记》）这是任嚣留下的唯一遗言，其言虽然简单，但意味深长。
　　任嚣所说的“中国人”是指中原汉人。如果岭南没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单凭一群离乡别井的逋亡人、赘壻、贾人，能够开宗庙、立社稷吗？对这一点，任嚣、赵佗都看得很清楚，中原人只能起“相辅”的作用，要开发这块土地，还得依靠岭南越人土著。
　　趙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建立南越国后，采取“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的政策，并不强行推广中原冠带，反而虚怀以容纳越俗，任命土著越人做丞相，带头与越人家族联姻。中原汉人与土著越人的通婚，在朝野成为很普遍的事情。
　　广东地区最大的族群——广府民系，便是在这种南北联姻基础上，渐次形成。以秦军所使用的“军话”为基调，亦因不断融入当地的越语，慢慢从方言岛的存在形态，沿着西江流域，开始了向广府话（粤语、白话）演变的进程。
　　事实证明，“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并没有令中原文化在岭南湮灭，反而注入了新的内涵，养成了广州这座城市开放性的先天基因。赵佗治理南越国长达六十年，开物成务，草创经营，史书上称赞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汉书》）这种文理，反映在舟车、文字、音律、冕旒、衣食、人伦、政治等等方面，为广州乃至岭南文明开创了一片盎然生机。
　　【听广州的市井方言】
　　方言是我们的身份标记之一。中国广土众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大家都是黑头发黄皮肤，在日常生活中，根据什么来辨别“你是哪里人”呢？经验告诉我们，不是书面文字，也不是相貌、衣着，主要是靠听口音、方言来区分的。
　　方言承载着文化历史，是宗族血脉传承的一个象征，就像每个人的出生证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具有宗教般的崇高意义，房屋可以不要，田地可以不要，人也可以四海为家，但祖宗的语言是决不能丢的。
　　广东方言以广府粤语、潮汕闽语和客家话为主。所谓粤语，乃指以广州话为本的广府方言。清代广东学者陈澧认为，粤语形成于隋唐，“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陈澧《广州音说》）其实粤语的历史，远早于隋唐，它是当年南征的秦军带来的，在封开落地，然后从粤西沿西江流域，传至广西梧州和广东珠三角地区。
　　从广州人的血统上看，岭南越族虽占主，粤语却以中原音为本，证明任何强势语言的背后，都有强势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做支撑。谁在政治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谁就有“话语权”，就能决定用哪一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任嚣、赵陀平定岭南后，中原文化是强势的，它决定岭南要采用中原的“雅言”为交流媒介。 　　所谓“雅言”，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在官方场合（包括讲学与祭祀）使用的语言。秦军把雅言带到岭南，初期他们只是在西江流域驻扎屯田，雅言的流行，也局限于西江至珠江之秦军戍区内，即肇庆、佛山、广州、中山、珠海、东莞、深圳、香港及梧州、贺州等地。俟汉武帝平南越国后，始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远及交趾剌史部所辖区域。
　　语言须与周边语言互相吸收、融合，才有生命力。雅言也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广东的方言千变万化，五里异音，十里各调，即使同属粤语，听起来也有差别。今天广州的粤语，与香港的粤语就有差异。
　　古人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两晋以前，中原没受到“胡人”（游牧民族）的入侵，晋语依然是古汉语的嫡传。但晋代以后，先有“八王之乱”，继而“五胡乱华”，中国出现近三百年南北分治。游牧民族作为一种政治与军事的强势入主中原，导致北方汉族语言出现大量游牧民族的语音，与中原雅言渐行渐远。但这时从北方逃到岭南的中原士民，反而把承自东周的雅言再次带进这个相对稳定的地区，与西汉以来岭南地区所流行的雅言，本来就是同源，自然易于融合。
　　首先从音韵上看，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部音韵学著作，乃成书于隋初的《切韵》。众多学者认为，该书所记为南北朝时士大夫阶层所采用的音系，即晚期雅言音系。比照今天汉语七大方言，大部分已改曲易调，唯粤语保存这个音系元素之丰富、之完整，称之为古汉语的“活化石”亦可无愧。
　　中原雅言是没有卷舌音的，粤语也没有，但普通话则有很多，显然是受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影响。粤语在演化过程中，吸收了一些越语成份，但古汉语的特点至为明显。语音方面，保留了最多古汉语的发音;声调方面，在保留古汉语平、上、去、入之外，还衍生出一个中入调，一共有九个声调，是古汉语入声保留最完整的语言。
　　曾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说：“以腔调虽变，而其中原音韵仍然不变。欲知其音韵不变，最好以诗韵证之。今任觅诗韵中之一韵，若知其广州音之韵中一字，即可推而知其他各字之广州音，以七阳八庚等最明显。”（邹鲁《回顾录》）语言学家李如龙在谈到粤语特点时亦指出：“中古之塞擦音声母的分化，鼻音韵尾的合流，塞音韵尾的弱化和脱落、浊上归去、入派三声这些在许多方言普遍发生的变化都被粤方言拒绝了。”（李如龙《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
　　从词汇上看，粤语保留了大量古雅的古词古义。有学者声称，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频率高达五六成。但哪些属于方言？哪些不是？根据什么而定？显然是以普通话为法脉准绳。如果以古汉语为标准，则广州人把“粘”说成“黐”;把“吃”说成“食”;把“走”说成“行”;把“脖子”说成“颈”;把“他”说成“渠”;把“晚、迟”说成“晏”;把“节省”说成“悭”;把“火锅”说成“打甂炉”;以及惯用感叹词“嗟”“噫”和语气助词“嘅”，等等。严格而论，这些都不是方言。黐、食、嗟、噫、嘅，都是古漢语的用字，甂炉也是古代的一种炊具。它们才是正宗嫡传的汉语。
　　再从语法与词序上看，广州话中有大量倒装句，把形容词置于主词之后;形容词做定语放在名词前;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副词放在所修饰的词之后，趋向动词直接接宾语之类的用法，比比皆是。普通话“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普通话“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普通话“太高了”，广州人说“高过头”;普通话“多吃一些”，广州人说“食多啲”。如此等等。古汉语中也有大量倒装句，如“何罪之有”“时不我待”“吾谁欺”之类。粤语中常见的反序构词，也与古汉语多有契合，如普通话说“要紧”，粤语反过来说“紧要”，这与《论语》中“且将论孟紧要处看”是一致的。古书中，“紧要”的用法比“要紧”常见得多。探索其内在的关联，当有语言学上之意义。
　　一种语言流行与否，与其政治、经济的强弱有密切关系。在粤语的形成地封开一带，古代雅言音系的因素保存得更为明显，但在人们的观念之中，却不以封开粤语为正宗，而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的粤语为标准音。西关粤语能够取得这种地位，完全是因为历史上广州作为岭南政治、经济中心所致。
　　由于广东华侨遍布世界，因此，粤语在世界的流行，几乎到了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语的程度。甚至让许多外国人产生误解，以为粤语就是中国的国语。改革开放初期，因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香港经济与文化强势进入内地，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助推起跑，令粤语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浸透到其他方言区，成为一种时髦的语言。
　　但是，近十年来，内地经济快速崛起，相形之下，香港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力，都大不如前，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优势，亦不复当初，粤语在北方的热度，随之迅速消减。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任何强势语言的背后，都有强势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做支撑。
　　有人说，广州人很抗拒普通话，其实是误解。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通行全国的共同语，在法定的正式场合作交际用语，使不同的方言地区，都能够互相沟通，这是毫无疑义的。广州人很早就接受以北方汉语为本的书面语言，尽管这种书面汉语与他们的日常口语有较大差异，仍乐于使用，并无窒碍。
　　1980年代以来，南方人北上谋生，北方人南下谋生，人口的流动空前频密。整个形势瞬间全变。改革开放以后，普通话在广州的普及率，比之前一百年都要高。事实证明，两种语言——甚至三四种语言，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并行不悖。但越来越多的广州人相信，如果对弱势语言不加尊重和保护，那么，弱势语言的消亡，就是难以避免的。每一种方言，都是人类成长的历史记录，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宝库。方言的消亡，不是一种工具的消亡，而是一种文化的消亡。
　　【从性格看广州】
　　在论广州人的性格之前，不妨先从两个历史的细节，作切面的初浅思考。
　　其一，岭南佛教传播从牟子开始，传至惠能而彰显于天下。惠能目不识丁，主张即心即佛，不立文字，当下一念，见性成佛，“生缘断处伸驴脚，驴脚伸时佛手开”。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陆象山说“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王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文异而义同。所谓圣人满街走，是东方文化的精义所在。 　　惠能这套理论，却在北方受到抑制，佛教史上有“南顿北渐”之争。北宗认为人的佛性为客尘所覆，必须透过时时修习，拂尘除垢，才能成佛。这种修习过程，繁琐冗长，许多人穷尽一生，可能连门槛尚未摸到。而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带有很浓的草根色彩，修持方法通俗易行，重在顿悟，阿猫阿狗皆可成佛，无须理会那些繁琐的义学。这种北繁南简的现象，从文化上观察，别有深长意味。北方讲究繁礼多仪，循序渐进，有时仪式比结果更重要;而南方则喜欢避繁就简，舍名求实，只重效果而不在乎虚文缛节。
　　其二，在广州有一种居所叫“古老大屋”，因大多在西关，也叫“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独树一帜。西关大屋大量出现于清末民初，屋主多是当时的达官缙绅、富商巨贾。很多人把西关大屋与名门望族联系起来，仿佛只有上流社会的富人，才住得起西关大屋，其实不然。
　　西关大屋并不是殷商富绅的代名词，它的第一代主人也许是豪门大族，但到第二、第三代，在同一扇坤甸大门内，已是五方杂厝。有钱人家，不过是在中堂多挂几幅字画，多摆几张酸枝桌椅，桥台上陈列几件名瓷罢了;没钱人家，家具寒酸破旧一点，几户人合住一间大屋。但有钱人家和升斗小民的住宅，并没有鲜明的畛域界限。富商、豪绅、名医、红伎、优伶，往往杂居一巷，都是左邻右舍，不存在森严的等级之别。平民化、世俗化，是西关大屋的灵魂所在。
　　这两个例子，从侧面反映出广州人某些典型的性格特征，喜欢简单、实际，讨厌繁复的条条框框，与人相处喜平和、平等，过得自己过得人，不喜仗势凌人，居富傲人。
　　当然，任何一个城市、族群，都是由许多个性、学识、阅历迥异的人组成的，生活方式多姿多彩，思想观念千差万别，所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任何以简单的标签将其归类的尝试，都会失于偏颇。但作为一个族群，长期生活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中，又必然会形成一种族群共同的自我意识，包括社会心理特征、人格特征，是为身份认同的基础。
　　广州人的心理性格，往往被归纳为：低调、务实、包容、灵活、开放、平和、冷漠、重利等。翻遍历朝历代广东各地的府志、县志，最常见的评语是：“质朴”“淳厚”“简俭”“勤劳”“犷悍”“好勇”。广州人虽然天赋极高，富有聪明才智，他们创造的许多新观念、新思维，曾深刻地影响着时代的走向，但由于性格内敛，讷于言而敏于行，习惯于用“事实胜于雄辩”来避开争论，因此，常被人视为“缺少文化底蕴”。
　　在明清十三行时代，广州人为了和外国人做生意，努力学习外语，他们发明了“广东葡语”，和葡萄牙商人打交道;又发明了“广东英语”，和英国商人打交道。后来盛行于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就是广州十三行商人发明的。可见广州人并不排斥母语以外的语言，关键是看对自己谋生有没有帮助。
　　廣州不仅对海外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对国内商人也有同样的吸引力，仿佛这片土地特别适合经商。十三行的行商，不少就是从福建移居来的。他们在家乡时不过碌碌庸流，但一到广州便如飞龙在天，鱼跃大海，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广州，永远是天下英雄创业的最好平台。
　　如果要广州人说出自己好的性格特点时，他们通常会把“讲实际”摆在第一位，而干净整洁、思维活跃、性情活泼、待人处事有热情，都是值得推崇的性格优点，而广州人最讨厌的缺点，则包括懒惰、冷漠、迟钝、粗野、好斗等。这些性格特征，使广州人在社会出现急遽变革之时，比较乐于接受新知识，较易适应社会的变化。
　　一个城市或族群的性格形成，与水土有莫大的关系。广州受到海洋的影响，气候温暖潮湿，春夏的东南季风带来充沛的雨量，是全国最多雨的地区之一。一水（珠江）一山（白云山）是广州的生命线，而水尤为重要。
　　以前古越人是一个“水处舟行”的民族。北方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广州人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北方人说：送佛送到西天，广州人说：摆渡摆到岸边;北方人说：床头打，床尾和;广州人说：船头打，船尾和。北方人说：墙倒众人推;广州人说：趁势踩沉船。广州人满脑子都是“船”，这是因为广州人的生活，与江河大海关系殊深。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用“智者”来形容广州人，也十分贴切。
　　且看广州传统园林建筑，无不带有浓厚的世俗物质享受色彩，大量运用舶来品材料，风格中西结合，既体现了豪华富丽的建筑艺术，也反映着最物质化的生活艺术，玩赏之余，又颇实用。发源于番禺的广东音乐表现着广州人乐观向上的精神，节奏明快，音色明亮，轻快如高山流水，热闹如花团锦簇。再看广州刺绣中的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构图饱满，金碧辉煌，绚烂夺目，其气质令人联想起广东音乐;而丝绒刺绣开丝纤细，色彩细腻微妙，针法丰富多变、纹理分明，绣出的花鸟尤其精美，风格则与岭南绘画相近。凡此种种，无不投射出广州人的性格特征与文化价值取向。
　　广州地区是岭南园林、粤乐、粤剧、广彩、广雕、广绣等民间艺术和工艺的发源地，这些看似五彩斑斓的地方文化，实则具有相同的气质，探讨其文化特色，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广州这座城市的性格特点。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一支研究团队，陆续公布过一项进行了十几年有关中国人性格的调查结果。调查范围涉及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南七大内陆行政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被调查人群按1990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普查结果进行抽样，涉及20岁以上人群多达几千人。在人格测验中有500多道题目。
　　在“宽容、刻薄”与“灵活性”量表上，广州人比西安人得分高，在“情绪性”阿Q精神”量表上，广州人比西安人得分低。显示广州人与西北地区的人相比较，具有更多积极品质，更有利于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更好地适应社会，保持情绪稳定。他们能灵活地解决问题，在人际关系中更为和善。广州人也显示了较少与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关的心理痛苦，诸如焦虑、狂躁、猜疑、反社会行为、性适应问题以及病态依赖等等。（载《北京科技报》2004年11月4日）这项调查对了解广州人的族群心理与性格，不无裨益。 　　广州人擅长用多种方法灵活地化解难题，此路不通，便另辟蹊径，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会一条道走到黑。亲戚朋友有困难，他们也乐于相助，但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不会硬充大头鬼，不会死要面子活受罪。他们不拿生意、事业来交换人情。人情归人情，数目要分明，反而更易建立稳定和长久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善于把握尺度，尊重人的差异性，尊重个人的私人空间，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既不会太密，也不会太疏。
　　对性格豪爽的北方人来说，朋友相处，就得两肋插刀，吱噔嘎噔冒紫血才叫哥儿们;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朋友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因此，他们觉得广州人的这种性格特点，显得“人情淡薄”，不够义气，他们常不屑地把广州人叫做“小市民”。但恰恰是这种小市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如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有潜移默化的滋育之功。
　　【广州气质是怎么炼成的】
　　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质特征及气质、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体的这些特征，与他们长期生活的生态环境——包括地理、气候、饮食等均有密切关系。
　　关于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很多人做过生动有趣的表述。作家林语堂在形容南方人时说：“他们充满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中国人》）
　　社会学家潘光旦也认为：“南方人喜欢远游，容易采取新的见解，求智识的欲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劝导，风俗习惯富有流动性，做事很有火气，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倾向急进的一方面。”他更详细谈到对广州男女的观察：“她们的言谈举止也很活跃，足以表示她们的生活并不十分愁苦”，“再看广州的男子……他们走路很快，比较别的地方在同等纬度内的居民大都快些;热带里的居民大抵行动迟缓，广州也在热带范围以内，然而却是例外……我们已经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发有为了。”潘光旦对南方人总体的印象是：“比较富裕，比较奢华，比较好逸恶劳，比较喜欢声色货利，比较慷慨，也比较不修边幅。”（《北中国与南中国》）
　　鲁迅在广州生活工作过几年，对广州人有近距离的观察，他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他认为“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北人与南人》）这些观察的结果，不乏切近的当之论，也有偏颇之处，但作为一个族群的集体性格、群体人格，要“改正”或“相师”，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差异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族群的生活环境相关。
　　岭南文化首先是一个地理的概念，然后血缘、民族、礼制、风俗、语言、艺术等人文概念，始有所依。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是先于人存在的。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環境而言，东南方平畴千里，水腻山春，河流如网，湖泊如星。天气温暖潮湿，雨量充足，沿海地区土质肥沃，人口稠密。而中国的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因此，那里空气干燥，冬天气温寒冷，春天则风沙弥漫。
　　东南方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纵横交错的内河。这对发展贸易十分有利。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受层峦叠嶂之阻，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外部世界的影响，到达那里已经微乎其微。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南北民俗和民风也各异。南方有五岭之隔，背山面海，天高皇帝远，一直是朝廷流放罪犯和谪臣的地方。历史上，北方凡进入周期性的天下大乱之际，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难到南方。经过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南方人倔强、坚忍、充满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对命运有一种天然的反抗，不肯轻易屈服。他们的文化也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广东新语》）似乎离帝王都会的远近，成了文明的指标，离帝王都会近则文明程度高，离帝王都会远则文明程度低。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才是最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越是平凡庸众的生活方式，越具有普遍意义。
　　这种生活方式，包括了饮食。饮食是造成南北文化差异、南北人性格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南北以长江为小麦区与水稻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分界线，这不是偶然的。南人杂食，越往南走，杂食特点越明显。明代的《五杂俎》写道：“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鸭、虾蟆，其实一类……又有泥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
　　广州人所钟爱的粤菜，最大特点就是用料五花八门，无所不包，飞潜动植皆可口，蛇虫鼠鳖任烹调。许多人对此看不惯，其实，广州人之所以什么都敢吃，不是因为贪吃，而是千百年来，岭南就是一个山水交错之地，良田有限，但野兽众多，出没伤人，人们要在这里生存，就得以命相拼，与野兽争夺地盘。弋猎捕鱼，成为人们祖祖辈辈的生存之道。这是环境造成的。
　　要探讨广州人任何一种性格特点、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社会动机、价值取向等，都必须与当时的生活环境相结合，才有可能理解它的产生根源和嬗变方式。否则，南北文化的差异，很容易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有违研究地域文化的初衷。
　　作为广东三大族群的广府、潮汕、客家人，来到岭南的时间长短不一，在北方的原籍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生活的时代不同，他们来到岭南后，与本地文化的融入程度也深浅不一，所以他们之间也有千峰万壑的差别，不能以“岭南人”或“南方人”一概而论。
　　广府人形成得早，古越族血统较多，到潮汕人进入岭南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古越族已经不多了，到客家人来时更少。由于三大族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在岭南地区定居地的地理条件、定居时间的长短，都会直接影响他们个性的形成。广州人、潮汕人滨海而居，他们的性格中，有更多的海洋属性（激荡、流动、自由开放等），而客家人是大山的儿女，山岳的特征（沉稳、深邃、埋头苦干等）更为鲜明。 　　居住环境与职业取向有直接关系，职业取向又与价值取向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三大族群的历史形象，会普遍有这样的印象：潮汕人喜欢经商，一说起潮汕人就联想起红头船、潮帮商人等;广府人喜欢办实业，洋务运动以来创立了很多机器厂、缫丝厂、纺织厂;而客家人则比较喜欢做学问，考功名，文化取向中有更强烈的中原情结。
　　【再说广州这座城】
　　如果说，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纯正血统的广州人，那么，今天广州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就更加模糊了。由于交通发达，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已全然更新。以前人们习惯以多少里地来衡量两地之间的距离，现在，开始改用时间来衡量了。你对别人说从甲地到乙地几百公里，还不如说几个小时车程更清晰。人口的流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频繁。
　　每年都有大批外省人像潮水般涌到广东打工。而广州人到外地求学、就业，与外省人结婚的人数，也在节节攀升，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洗牌效应无所不在。广州人的饮食习惯在改变;衣着品味也在变化;阅读兴趣也在变化;婚姻观念也在变化;方言也在变化。一切都在急速的嬗变之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超级风暴，不仅悄悄改造着广州人的血统，也为广州文化注入了大量新元素。
　　这种变化直观地反映在广州城市的变化上。
　　广州老城区的基本格局，历朝嬗递，迄无大变。熟悉的环境让人产生身份认同的安定感和归宿感。传统对于维持一个城市的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广州人心目中的老城区，主要是指原来的越秀区和荔湾区。在传统中轴线两侧，密布着蛛网般的大街小巷，我们在这些地区行走时，往往会被纵横交错的巷子所吸引，因为巷子里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景致与惊喜，令人兴趣盎然。
　　即使在今天的老城区，我们仍常有这样的经验：从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一拐就进了一条寂静幽深的小巷，走在洒满斑驳树影的青石路上，那感觉就像三伏天服了一剂清凉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很安静、舒适、方便，而且很有安全感。因为左邻右舍都是熟人，大家守望相助。你会感到巷子有一种特殊的“地气”，它的环境、炊烟、趟栊门、窗棂、女人们天南海北的闲扯、屐声的远近、晨昏光线的变化、孩童纵情欢乐的打闹声、风声、雨声、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构成一种独特的气氛，好像一个大家庭，一个独立的深院大宅，甚至有自己独立的文化。而现在，古朴的巷子，已被新盖的楼房分割得七零八碎，有些被一刀两断，有些被房地产开发商吃掉一截，“地气”早就消散了。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百代不易的传统模式里时，一切都显得很平常，没有人谈论什么“文脉”，也没有人谈论什么“城市个性”。当你听到这一类的讨论洋洋盈耳时，一定是城市已经被改变了，传统已经被打破了。以前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打破传统，但传统真的被打破了，又开始叫嚷要保护传统了。
　　人们在注重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关注着城市的传统问题：我们对传统究竟有多少认识？什么是一个城市的传统？它的个性是什么？居民的生活习惯是如何的？邻里关系有什么特点？商业布局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人们常说一个城市要有“可识别性”，广州的可识别性又在哪里？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动迄今，是广州急剧变化的时期，而变化之巨，较之前的两千多年总和还要大。人们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各种变革与冲突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势如燃眉，几乎不可能进行从容的辨别与选择，甚至来不及细细思考。
　　1980年代，人们都在忙于偿还历史的欠账，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各个单位纷纷自筹资金，自行征地，建起了一幢幢简陋的宿舍楼。虽然这些住宅只具备简单的居住功能，没有考虑到居民的人文需求，但只要能解决四代同堂问题，其他已无暇顾及。因此，当西关大屋被大面积拆毁时，几乎所有人都像在参加一场狂欢盛宴。
　　人口开始像潮水般涌向城市，而城市的楼房、马路则向周围的农田蔓延，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商蜂拥而起，进入大街小巷，占山、占水、占天空，切削着古老的城市肌理，把秀丽的自然景色，纯朴的人文风貌，搅得天翻地覆，全然改观。有人指责：现代化对文化遗产的破坏甚至比战争更厉害。”人们质问：“难道现代化非得是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丛林’吗？”
　　当然不是。但事实上，钢筋水泥丛林却的的确确成了现代城市建设的主旋律。说与做的距离，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大规模拆毁旧街区，造成许多宝贵的人文资源从此消失。但也有不少熠熠闪亮的新人文景观诞生，反映了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们的探索与创新，为广州增添了不少新色彩。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就是在这种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被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的建筑形式，大众的审美趣味、生活形态、生活习俗，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无一例外地在改变着。
　　人们时常会拿不定主意，这样的变化究竟是好是坏？怎样才算一个好城市？一旦涉及这个问题，必然是经纬万端，各说各话，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引致无限的争执。我们既要顾及到城市的性能，也要考虑到错综复杂的价值标准。因而，面对这些变化时，实在很难以简单的“好”与“坏”来概括。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装饰，广州的一些街区，确实变得赏心悦目，值得赞美。绿地增加了;河涌的截污工程开始了;珠江水一天比一天干净了;旧煤店变成了超级商场;杂货铺改做了精品店;空置的旧厂房做了藝术家的工作室;高架桥上竖起了隔音屏……这些变化虽然微小，但显示了城市的活力与希望，迅速得到社会的认同。
　　人们住着觉得舒服的城市，就是一个好城市。但要住得舒服，却不简单，牵涉到住房、交通、就业、环境、治安等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广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市民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事实证明，市民化程度越高，社会越稳定，越和谐。
　　在近代史上，广州曾经有过非常活跃的市民阶层，发挥过颇具价值的作用。我相信这个传统不会死去，广州的文化基因不会因为满街的川菜、湘菜、饺子馆而全然改变，广州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不会寂然死去，它只会以一种崭新的形态延续。也许我们一时还感觉陌生，甚至产生抗拒的情绪，但社会总归是要前进的。明天的太阳总归是要升起来的。
　　天地吐纳万物，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继往开来，无有止境，一片生机盎然。明天离我们已经不太远了，我们可以为历史作一个见证，见证着这座古城两千多年来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欢乐与痛苦，自豪与愤怒，失望与期待，光荣与梦想;见证着广州古城的苏醒与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