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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懂广州这座城市,首先要读懂广州人。广州人的来历,就是广州的来历;广州人的气质,就是广州的气质;广州人的性格,就是广州的性格。
先秦时期,在南方生活着一群被中原称为“百越”(或作“百粤”)的土著民族。顾名思义,百越族是由许多小部族组成的,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各自独立,互不相属。虽然统称“百越”,其实区别甚大。
据古书考证,越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贺循《会稽志》云:少康,其少子号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而另一种说法,则见之于《国语》中韦昭注曰:“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於,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作为姓的始祖,可溯至甘肃、陕西乃至河南一带的季连部落。季连部落曾与以牧羊为业的羌族有大规模的联姻,因此,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
商朝兴起时,剿杀季连部落甚烈,其族众七零八落,四处逃亡。在季连部落中,有一个重要的氏族——罗氏,逃亡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得以休养生息。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氏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县。在春秋时代,被楚国所灭,罗氏南下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391年,楚国南平百越,罗氏不得不继续南徙,直到岭南。有学者认为,如今在两广交界地区,保留着大量带“罗”字的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欧山、罗霍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族人南下经过此地的遗痕。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芈”。
中华文明是多元发展起来的,是多个地方各自独立地发生、成长,并非以中原为“一元始祖”,从中心向四面散播。各地的文化在成长的过程中,互相融摄,参伍成文,始成大方之直。封开是岭南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学家在封开曾发现大量东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戈、矛、镞、刀、钺等物,证明西瓯曾经是一个相当强盛的部族。它的文明早在中原人到达之前,已经存在,并非纯由中原人带来。如果说季连部落罗氏一脉确实从中原南下,那么,它也必须与当地土著相结合,才得以在岭南发荣滋长。
秦始皇南行的足迹,最远止于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雾缭绕,让人望而生畏的五岭了。秦始皇生平未曾涉足,大部分北方人也没去过,去过的人也几乎都没有回头。他们对岭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听途说,岭南越人被描绘为一群断发文身,禽声鸟语,干栏巢居的野蛮人,谁也不相信岭南是一个有文明存在的地方。
然而,当秦始皇遣兵南征时,才发现岭南越人显然比东南部的越人强悍得多。五十万秦军遇上西瓯越人的顽强抵抗。秦军屡屡大败,甚至连统帅屠睢也被西瓯人砍下了头颅。
屠睢死后,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军继续征讨岭南,并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达番禺,公元前214年,终于实现了他征服岭南的宏愿。
几十万的秦军再也没回到北方,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岭南,留在了桂林、象、南海三郡,开边殖民。沿着秦军入粤的路线,西江一带便成了这批移民落脚最为密集的地方,然后向珠江三角洲逐步扩散。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广州建城,始于任嚣。身为秦军将领的南海郡尉任嚣,在病榻弥留之际,遗嘱继任人赵佗:“番禺(即广州)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史记》)这是任嚣留下的唯一遗言,其言虽然简单,但意味深长。
任嚣所说的“中国人”是指中原汉人。如果岭南没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单凭一群离乡别井的逋亡人、赘壻、贾人,能够开宗庙、立社稷吗?对这一点,任嚣、赵佗都看得很清楚,中原人只能起“相辅”的作用,要开发这块土地,还得依靠岭南越人土著。
趙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建立南越国后,采取“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的政策,并不强行推广中原冠带,反而虚怀以容纳越俗,任命土著越人做丞相,带头与越人家族联姻。中原汉人与土著越人的通婚,在朝野成为很普遍的事情。
广东地区最大的族群——广府民系,便是在这种南北联姻基础上,渐次形成。以秦军所使用的“军话”为基调,亦因不断融入当地的越语,慢慢从方言岛的存在形态,沿着西江流域,开始了向广府话(粤语、白话)演变的进程。
事实证明,“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并没有令中原文化在岭南湮灭,反而注入了新的内涵,养成了广州这座城市开放性的先天基因。赵佗治理南越国长达六十年,开物成务,草创经营,史书上称赞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汉书》)这种文理,反映在舟车、文字、音律、冕旒、衣食、人伦、政治等等方面,为广州乃至岭南文明开创了一片盎然生机。
【听广州的市井方言】
方言是我们的身份标记之一。中国广土众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大家都是黑头发黄皮肤,在日常生活中,根据什么来辨别“你是哪里人”呢?经验告诉我们,不是书面文字,也不是相貌、衣着,主要是靠听口音、方言来区分的。
方言承载着文化历史,是宗族血脉传承的一个象征,就像每个人的出生证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具有宗教般的崇高意义,房屋可以不要,田地可以不要,人也可以四海为家,但祖宗的语言是决不能丢的。
广东方言以广府粤语、潮汕闽语和客家话为主。所谓粤语,乃指以广州话为本的广府方言。清代广东学者陈澧认为,粤语形成于隋唐,“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陈澧《广州音说》)其实粤语的历史,远早于隋唐,它是当年南征的秦军带来的,在封开落地,然后从粤西沿西江流域,传至广西梧州和广东珠三角地区。
从广州人的血统上看,岭南越族虽占主,粤语却以中原音为本,证明任何强势语言的背后,都有强势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做支撑。谁在政治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谁就有“话语权”,就能决定用哪一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任嚣、赵陀平定岭南后,中原文化是强势的,它决定岭南要采用中原的“雅言”为交流媒介。 所谓“雅言”,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在官方场合(包括讲学与祭祀)使用的语言。秦军把雅言带到岭南,初期他们只是在西江流域驻扎屯田,雅言的流行,也局限于西江至珠江之秦军戍区内,即肇庆、佛山、广州、中山、珠海、东莞、深圳、香港及梧州、贺州等地。俟汉武帝平南越国后,始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远及交趾剌史部所辖区域。
语言须与周边语言互相吸收、融合,才有生命力。雅言也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广东的方言千变万化,五里异音,十里各调,即使同属粤语,听起来也有差别。今天广州的粤语,与香港的粤语就有差异。
古人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两晋以前,中原没受到“胡人”(游牧民族)的入侵,晋语依然是古汉语的嫡传。但晋代以后,先有“八王之乱”,继而“五胡乱华”,中国出现近三百年南北分治。游牧民族作为一种政治与军事的强势入主中原,导致北方汉族语言出现大量游牧民族的语音,与中原雅言渐行渐远。但这时从北方逃到岭南的中原士民,反而把承自东周的雅言再次带进这个相对稳定的地区,与西汉以来岭南地区所流行的雅言,本来就是同源,自然易于融合。
首先从音韵上看,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部音韵学著作,乃成书于隋初的《切韵》。众多学者认为,该书所记为南北朝时士大夫阶层所采用的音系,即晚期雅言音系。比照今天汉语七大方言,大部分已改曲易调,唯粤语保存这个音系元素之丰富、之完整,称之为古汉语的“活化石”亦可无愧。
中原雅言是没有卷舌音的,粤语也没有,但普通话则有很多,显然是受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影响。粤语在演化过程中,吸收了一些越语成份,但古汉语的特点至为明显。语音方面,保留了最多古汉语的发音;声调方面,在保留古汉语平、上、去、入之外,还衍生出一个中入调,一共有九个声调,是古汉语入声保留最完整的语言。
曾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说:“以腔调虽变,而其中原音韵仍然不变。欲知其音韵不变,最好以诗韵证之。今任觅诗韵中之一韵,若知其广州音之韵中一字,即可推而知其他各字之广州音,以七阳八庚等最明显。”(邹鲁《回顾录》)语言学家李如龙在谈到粤语特点时亦指出:“中古之塞擦音声母的分化,鼻音韵尾的合流,塞音韵尾的弱化和脱落、浊上归去、入派三声这些在许多方言普遍发生的变化都被粤方言拒绝了。”(李如龙《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
从词汇上看,粤语保留了大量古雅的古词古义。有学者声称,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频率高达五六成。但哪些属于方言?哪些不是?根据什么而定?显然是以普通话为法脉准绳。如果以古汉语为标准,则广州人把“粘”说成“黐”;把“吃”说成“食”;把“走”说成“行”;把“脖子”说成“颈”;把“他”说成“渠”;把“晚、迟”说成“晏”;把“节省”说成“悭”;把“火锅”说成“打甂炉”;以及惯用感叹词“嗟”“噫”和语气助词“嘅”,等等。严格而论,这些都不是方言。黐、食、嗟、噫、嘅,都是古漢语的用字,甂炉也是古代的一种炊具。它们才是正宗嫡传的汉语。
再从语法与词序上看,广州话中有大量倒装句,把形容词置于主词之后;形容词做定语放在名词前;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副词放在所修饰的词之后,趋向动词直接接宾语之类的用法,比比皆是。普通话“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普通话“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普通话“太高了”,广州人说“高过头”;普通话“多吃一些”,广州人说“食多啲”。如此等等。古汉语中也有大量倒装句,如“何罪之有”“时不我待”“吾谁欺”之类。粤语中常见的反序构词,也与古汉语多有契合,如普通话说“要紧”,粤语反过来说“紧要”,这与《论语》中“且将论孟紧要处看”是一致的。古书中,“紧要”的用法比“要紧”常见得多。探索其内在的关联,当有语言学上之意义。
一种语言流行与否,与其政治、经济的强弱有密切关系。在粤语的形成地封开一带,古代雅言音系的因素保存得更为明显,但在人们的观念之中,却不以封开粤语为正宗,而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的粤语为标准音。西关粤语能够取得这种地位,完全是因为历史上广州作为岭南政治、经济中心所致。
由于广东华侨遍布世界,因此,粤语在世界的流行,几乎到了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语的程度。甚至让许多外国人产生误解,以为粤语就是中国的国语。改革开放初期,因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香港经济与文化强势进入内地,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助推起跑,令粤语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浸透到其他方言区,成为一种时髦的语言。
但是,近十年来,内地经济快速崛起,相形之下,香港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力,都大不如前,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优势,亦不复当初,粤语在北方的热度,随之迅速消减。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任何强势语言的背后,都有强势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做支撑。
有人说,广州人很抗拒普通话,其实是误解。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通行全国的共同语,在法定的正式场合作交际用语,使不同的方言地区,都能够互相沟通,这是毫无疑义的。广州人很早就接受以北方汉语为本的书面语言,尽管这种书面汉语与他们的日常口语有较大差异,仍乐于使用,并无窒碍。
1980年代以来,南方人北上谋生,北方人南下谋生,人口的流动空前频密。整个形势瞬间全变。改革开放以后,普通话在广州的普及率,比之前一百年都要高。事实证明,两种语言——甚至三四种语言,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并行不悖。但越来越多的广州人相信,如果对弱势语言不加尊重和保护,那么,弱势语言的消亡,就是难以避免的。每一种方言,都是人类成长的历史记录,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宝库。方言的消亡,不是一种工具的消亡,而是一种文化的消亡。
【从性格看广州】
在论广州人的性格之前,不妨先从两个历史的细节,作切面的初浅思考。
其一,岭南佛教传播从牟子开始,传至惠能而彰显于天下。惠能目不识丁,主张即心即佛,不立文字,当下一念,见性成佛,“生缘断处伸驴脚,驴脚伸时佛手开”。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陆象山说“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王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文异而义同。所谓圣人满街走,是东方文化的精义所在。 惠能这套理论,却在北方受到抑制,佛教史上有“南顿北渐”之争。北宗认为人的佛性为客尘所覆,必须透过时时修习,拂尘除垢,才能成佛。这种修习过程,繁琐冗长,许多人穷尽一生,可能连门槛尚未摸到。而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带有很浓的草根色彩,修持方法通俗易行,重在顿悟,阿猫阿狗皆可成佛,无须理会那些繁琐的义学。这种北繁南简的现象,从文化上观察,别有深长意味。北方讲究繁礼多仪,循序渐进,有时仪式比结果更重要;而南方则喜欢避繁就简,舍名求实,只重效果而不在乎虚文缛节。
其二,在广州有一种居所叫“古老大屋”,因大多在西关,也叫“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独树一帜。西关大屋大量出现于清末民初,屋主多是当时的达官缙绅、富商巨贾。很多人把西关大屋与名门望族联系起来,仿佛只有上流社会的富人,才住得起西关大屋,其实不然。
西关大屋并不是殷商富绅的代名词,它的第一代主人也许是豪门大族,但到第二、第三代,在同一扇坤甸大门内,已是五方杂厝。有钱人家,不过是在中堂多挂几幅字画,多摆几张酸枝桌椅,桥台上陈列几件名瓷罢了;没钱人家,家具寒酸破旧一点,几户人合住一间大屋。但有钱人家和升斗小民的住宅,并没有鲜明的畛域界限。富商、豪绅、名医、红伎、优伶,往往杂居一巷,都是左邻右舍,不存在森严的等级之别。平民化、世俗化,是西关大屋的灵魂所在。
这两个例子,从侧面反映出广州人某些典型的性格特征,喜欢简单、实际,讨厌繁复的条条框框,与人相处喜平和、平等,过得自己过得人,不喜仗势凌人,居富傲人。
当然,任何一个城市、族群,都是由许多个性、学识、阅历迥异的人组成的,生活方式多姿多彩,思想观念千差万别,所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任何以简单的标签将其归类的尝试,都会失于偏颇。但作为一个族群,长期生活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中,又必然会形成一种族群共同的自我意识,包括社会心理特征、人格特征,是为身份认同的基础。
广州人的心理性格,往往被归纳为:低调、务实、包容、灵活、开放、平和、冷漠、重利等。翻遍历朝历代广东各地的府志、县志,最常见的评语是:“质朴”“淳厚”“简俭”“勤劳”“犷悍”“好勇”。广州人虽然天赋极高,富有聪明才智,他们创造的许多新观念、新思维,曾深刻地影响着时代的走向,但由于性格内敛,讷于言而敏于行,习惯于用“事实胜于雄辩”来避开争论,因此,常被人视为“缺少文化底蕴”。
在明清十三行时代,广州人为了和外国人做生意,努力学习外语,他们发明了“广东葡语”,和葡萄牙商人打交道;又发明了“广东英语”,和英国商人打交道。后来盛行于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就是广州十三行商人发明的。可见广州人并不排斥母语以外的语言,关键是看对自己谋生有没有帮助。
廣州不仅对海外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对国内商人也有同样的吸引力,仿佛这片土地特别适合经商。十三行的行商,不少就是从福建移居来的。他们在家乡时不过碌碌庸流,但一到广州便如飞龙在天,鱼跃大海,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广州,永远是天下英雄创业的最好平台。
如果要广州人说出自己好的性格特点时,他们通常会把“讲实际”摆在第一位,而干净整洁、思维活跃、性情活泼、待人处事有热情,都是值得推崇的性格优点,而广州人最讨厌的缺点,则包括懒惰、冷漠、迟钝、粗野、好斗等。这些性格特征,使广州人在社会出现急遽变革之时,比较乐于接受新知识,较易适应社会的变化。
一个城市或族群的性格形成,与水土有莫大的关系。广州受到海洋的影响,气候温暖潮湿,春夏的东南季风带来充沛的雨量,是全国最多雨的地区之一。一水(珠江)一山(白云山)是广州的生命线,而水尤为重要。
以前古越人是一个“水处舟行”的民族。北方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广州人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北方人说:送佛送到西天,广州人说:摆渡摆到岸边;北方人说:床头打,床尾和;广州人说:船头打,船尾和。北方人说:墙倒众人推;广州人说:趁势踩沉船。广州人满脑子都是“船”,这是因为广州人的生活,与江河大海关系殊深。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用“智者”来形容广州人,也十分贴切。
且看广州传统园林建筑,无不带有浓厚的世俗物质享受色彩,大量运用舶来品材料,风格中西结合,既体现了豪华富丽的建筑艺术,也反映着最物质化的生活艺术,玩赏之余,又颇实用。发源于番禺的广东音乐表现着广州人乐观向上的精神,节奏明快,音色明亮,轻快如高山流水,热闹如花团锦簇。再看广州刺绣中的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构图饱满,金碧辉煌,绚烂夺目,其气质令人联想起广东音乐;而丝绒刺绣开丝纤细,色彩细腻微妙,针法丰富多变、纹理分明,绣出的花鸟尤其精美,风格则与岭南绘画相近。凡此种种,无不投射出广州人的性格特征与文化价值取向。
广州地区是岭南园林、粤乐、粤剧、广彩、广雕、广绣等民间艺术和工艺的发源地,这些看似五彩斑斓的地方文化,实则具有相同的气质,探讨其文化特色,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广州这座城市的性格特点。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一支研究团队,陆续公布过一项进行了十几年有关中国人性格的调查结果。调查范围涉及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南七大内陆行政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被调查人群按1990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普查结果进行抽样,涉及20岁以上人群多达几千人。在人格测验中有500多道题目。
在“宽容、刻薄”与“灵活性”量表上,广州人比西安人得分高,在“情绪性”阿Q精神”量表上,广州人比西安人得分低。显示广州人与西北地区的人相比较,具有更多积极品质,更有利于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更好地适应社会,保持情绪稳定。他们能灵活地解决问题,在人际关系中更为和善。广州人也显示了较少与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关的心理痛苦,诸如焦虑、狂躁、猜疑、反社会行为、性适应问题以及病态依赖等等。(载《北京科技报》2004年11月4日)这项调查对了解广州人的族群心理与性格,不无裨益。 广州人擅长用多种方法灵活地化解难题,此路不通,便另辟蹊径,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会一条道走到黑。亲戚朋友有困难,他们也乐于相助,但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不会硬充大头鬼,不会死要面子活受罪。他们不拿生意、事业来交换人情。人情归人情,数目要分明,反而更易建立稳定和长久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善于把握尺度,尊重人的差异性,尊重个人的私人空间,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既不会太密,也不会太疏。
对性格豪爽的北方人来说,朋友相处,就得两肋插刀,吱噔嘎噔冒紫血才叫哥儿们;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朋友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因此,他们觉得广州人的这种性格特点,显得“人情淡薄”,不够义气,他们常不屑地把广州人叫做“小市民”。但恰恰是这种小市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如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有潜移默化的滋育之功。
【广州气质是怎么炼成的】
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质特征及气质、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体的这些特征,与他们长期生活的生态环境——包括地理、气候、饮食等均有密切关系。
关于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很多人做过生动有趣的表述。作家林语堂在形容南方人时说:“他们充满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中国人》)
社会学家潘光旦也认为:“南方人喜欢远游,容易采取新的见解,求智识的欲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劝导,风俗习惯富有流动性,做事很有火气,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倾向急进的一方面。”他更详细谈到对广州男女的观察:“她们的言谈举止也很活跃,足以表示她们的生活并不十分愁苦”,“再看广州的男子……他们走路很快,比较别的地方在同等纬度内的居民大都快些;热带里的居民大抵行动迟缓,广州也在热带范围以内,然而却是例外……我们已经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发有为了。”潘光旦对南方人总体的印象是:“比较富裕,比较奢华,比较好逸恶劳,比较喜欢声色货利,比较慷慨,也比较不修边幅。”(《北中国与南中国》)
鲁迅在广州生活工作过几年,对广州人有近距离的观察,他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他认为“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北人与南人》)这些观察的结果,不乏切近的当之论,也有偏颇之处,但作为一个族群的集体性格、群体人格,要“改正”或“相师”,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差异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族群的生活环境相关。
岭南文化首先是一个地理的概念,然后血缘、民族、礼制、风俗、语言、艺术等人文概念,始有所依。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是先于人存在的。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環境而言,东南方平畴千里,水腻山春,河流如网,湖泊如星。天气温暖潮湿,雨量充足,沿海地区土质肥沃,人口稠密。而中国的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因此,那里空气干燥,冬天气温寒冷,春天则风沙弥漫。
东南方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纵横交错的内河。这对发展贸易十分有利。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受层峦叠嶂之阻,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外部世界的影响,到达那里已经微乎其微。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南北民俗和民风也各异。南方有五岭之隔,背山面海,天高皇帝远,一直是朝廷流放罪犯和谪臣的地方。历史上,北方凡进入周期性的天下大乱之际,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难到南方。经过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南方人倔强、坚忍、充满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对命运有一种天然的反抗,不肯轻易屈服。他们的文化也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广东新语》)似乎离帝王都会的远近,成了文明的指标,离帝王都会近则文明程度高,离帝王都会远则文明程度低。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才是最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越是平凡庸众的生活方式,越具有普遍意义。
这种生活方式,包括了饮食。饮食是造成南北文化差异、南北人性格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南北以长江为小麦区与水稻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分界线,这不是偶然的。南人杂食,越往南走,杂食特点越明显。明代的《五杂俎》写道:“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鸭、虾蟆,其实一类……又有泥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
广州人所钟爱的粤菜,最大特点就是用料五花八门,无所不包,飞潜动植皆可口,蛇虫鼠鳖任烹调。许多人对此看不惯,其实,广州人之所以什么都敢吃,不是因为贪吃,而是千百年来,岭南就是一个山水交错之地,良田有限,但野兽众多,出没伤人,人们要在这里生存,就得以命相拼,与野兽争夺地盘。弋猎捕鱼,成为人们祖祖辈辈的生存之道。这是环境造成的。
要探讨广州人任何一种性格特点、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社会动机、价值取向等,都必须与当时的生活环境相结合,才有可能理解它的产生根源和嬗变方式。否则,南北文化的差异,很容易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有违研究地域文化的初衷。
作为广东三大族群的广府、潮汕、客家人,来到岭南的时间长短不一,在北方的原籍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生活的时代不同,他们来到岭南后,与本地文化的融入程度也深浅不一,所以他们之间也有千峰万壑的差别,不能以“岭南人”或“南方人”一概而论。
广府人形成得早,古越族血统较多,到潮汕人进入岭南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古越族已经不多了,到客家人来时更少。由于三大族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在岭南地区定居地的地理条件、定居时间的长短,都会直接影响他们个性的形成。广州人、潮汕人滨海而居,他们的性格中,有更多的海洋属性(激荡、流动、自由开放等),而客家人是大山的儿女,山岳的特征(沉稳、深邃、埋头苦干等)更为鲜明。 居住环境与职业取向有直接关系,职业取向又与价值取向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三大族群的历史形象,会普遍有这样的印象:潮汕人喜欢经商,一说起潮汕人就联想起红头船、潮帮商人等;广府人喜欢办实业,洋务运动以来创立了很多机器厂、缫丝厂、纺织厂;而客家人则比较喜欢做学问,考功名,文化取向中有更强烈的中原情结。
【再说广州这座城】
如果说,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纯正血统的广州人,那么,今天广州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就更加模糊了。由于交通发达,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已全然更新。以前人们习惯以多少里地来衡量两地之间的距离,现在,开始改用时间来衡量了。你对别人说从甲地到乙地几百公里,还不如说几个小时车程更清晰。人口的流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频繁。
每年都有大批外省人像潮水般涌到广东打工。而广州人到外地求学、就业,与外省人结婚的人数,也在节节攀升,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洗牌效应无所不在。广州人的饮食习惯在改变;衣着品味也在变化;阅读兴趣也在变化;婚姻观念也在变化;方言也在变化。一切都在急速的嬗变之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超级风暴,不仅悄悄改造着广州人的血统,也为广州文化注入了大量新元素。
这种变化直观地反映在广州城市的变化上。
广州老城区的基本格局,历朝嬗递,迄无大变。熟悉的环境让人产生身份认同的安定感和归宿感。传统对于维持一个城市的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广州人心目中的老城区,主要是指原来的越秀区和荔湾区。在传统中轴线两侧,密布着蛛网般的大街小巷,我们在这些地区行走时,往往会被纵横交错的巷子所吸引,因为巷子里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景致与惊喜,令人兴趣盎然。
即使在今天的老城区,我们仍常有这样的经验:从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一拐就进了一条寂静幽深的小巷,走在洒满斑驳树影的青石路上,那感觉就像三伏天服了一剂清凉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很安静、舒适、方便,而且很有安全感。因为左邻右舍都是熟人,大家守望相助。你会感到巷子有一种特殊的“地气”,它的环境、炊烟、趟栊门、窗棂、女人们天南海北的闲扯、屐声的远近、晨昏光线的变化、孩童纵情欢乐的打闹声、风声、雨声、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构成一种独特的气氛,好像一个大家庭,一个独立的深院大宅,甚至有自己独立的文化。而现在,古朴的巷子,已被新盖的楼房分割得七零八碎,有些被一刀两断,有些被房地产开发商吃掉一截,“地气”早就消散了。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百代不易的传统模式里时,一切都显得很平常,没有人谈论什么“文脉”,也没有人谈论什么“城市个性”。当你听到这一类的讨论洋洋盈耳时,一定是城市已经被改变了,传统已经被打破了。以前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打破传统,但传统真的被打破了,又开始叫嚷要保护传统了。
人们在注重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关注着城市的传统问题:我们对传统究竟有多少认识?什么是一个城市的传统?它的个性是什么?居民的生活习惯是如何的?邻里关系有什么特点?商业布局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人们常说一个城市要有“可识别性”,广州的可识别性又在哪里?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动迄今,是广州急剧变化的时期,而变化之巨,较之前的两千多年总和还要大。人们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各种变革与冲突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势如燃眉,几乎不可能进行从容的辨别与选择,甚至来不及细细思考。
1980年代,人们都在忙于偿还历史的欠账,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各个单位纷纷自筹资金,自行征地,建起了一幢幢简陋的宿舍楼。虽然这些住宅只具备简单的居住功能,没有考虑到居民的人文需求,但只要能解决四代同堂问题,其他已无暇顾及。因此,当西关大屋被大面积拆毁时,几乎所有人都像在参加一场狂欢盛宴。
人口开始像潮水般涌向城市,而城市的楼房、马路则向周围的农田蔓延,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商蜂拥而起,进入大街小巷,占山、占水、占天空,切削着古老的城市肌理,把秀丽的自然景色,纯朴的人文风貌,搅得天翻地覆,全然改观。有人指责:现代化对文化遗产的破坏甚至比战争更厉害。”人们质问:“难道现代化非得是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丛林’吗?”
当然不是。但事实上,钢筋水泥丛林却的的确确成了现代城市建设的主旋律。说与做的距离,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大规模拆毁旧街区,造成许多宝贵的人文资源从此消失。但也有不少熠熠闪亮的新人文景观诞生,反映了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们的探索与创新,为广州增添了不少新色彩。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就是在这种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被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的建筑形式,大众的审美趣味、生活形态、生活习俗,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无一例外地在改变着。
人们时常会拿不定主意,这样的变化究竟是好是坏?怎样才算一个好城市?一旦涉及这个问题,必然是经纬万端,各说各话,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引致无限的争执。我们既要顾及到城市的性能,也要考虑到错综复杂的价值标准。因而,面对这些变化时,实在很难以简单的“好”与“坏”来概括。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装饰,广州的一些街区,确实变得赏心悦目,值得赞美。绿地增加了;河涌的截污工程开始了;珠江水一天比一天干净了;旧煤店变成了超级商场;杂货铺改做了精品店;空置的旧厂房做了藝术家的工作室;高架桥上竖起了隔音屏……这些变化虽然微小,但显示了城市的活力与希望,迅速得到社会的认同。
人们住着觉得舒服的城市,就是一个好城市。但要住得舒服,却不简单,牵涉到住房、交通、就业、环境、治安等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广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市民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事实证明,市民化程度越高,社会越稳定,越和谐。
在近代史上,广州曾经有过非常活跃的市民阶层,发挥过颇具价值的作用。我相信这个传统不会死去,广州的文化基因不会因为满街的川菜、湘菜、饺子馆而全然改变,广州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不会寂然死去,它只会以一种崭新的形态延续。也许我们一时还感觉陌生,甚至产生抗拒的情绪,但社会总归是要前进的。明天的太阳总归是要升起来的。
天地吐纳万物,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继往开来,无有止境,一片生机盎然。明天离我们已经不太远了,我们可以为历史作一个见证,见证着这座古城两千多年来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欢乐与痛苦,自豪与愤怒,失望与期待,光荣与梦想;见证着广州古城的苏醒与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