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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少年立志，五次为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入仕而频频遇挫，洞穿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君子“和而不同”，无奈愤而归隐田园。在貌似忘情的陶醉田园之间的背后，他那颗不屈的心以一贯之，关注时局，慨叹壮志难酬。而且在艰难时世中守节不渝，贫病而终，无愧“靖节”之谥。
关键词：陶潜;靖节; 田园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陶渊明卒后亲友私谥靖节。“靖”字，当取“安定”之义。然而有人认为陶氏一生前期坚忍以进，后而消极避世，先儒后道，“一心持两端”，进退相忤。以此谥号加之，似乎难以体现公允，不乏溢美之嫌。正如某士在其人生里程过半后，突然改旗易帜，信仰急转直下，岂可以后半生来概其全程？笔者不以为然，本文试结合陶氏一生轨迹，探讨一二。
少年有高趣
第一阶段，仕前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 28岁以前。
八岁丧父，家庭衰微，与母妹三人艰难度日，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颜延之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陶征士诔》)。但外祖父家里的丰富藏书，使他得以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学了《老子》《庄子》，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小说之类的“异书”。
少年时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
《五柳先生传》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颜延之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陶徵士诔》）。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思想中融入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精神，形成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不同的志趣。
误落尘网中
第二阶段，出仕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年)41岁。陶渊明素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志，渴望进取干一番事业，先后断断续续五次出仕：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又辞谢州里的主簿之召，闲居在家。
晋安帝隆安四年 (公元400年)他到荆州入桓玄门下任刺史。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堪与野心家为伍：“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次年冬以母丧辞职回家。
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桓玄率军与朝廷对抗，第二年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同年冬天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幽禁。陶渊明在家乡浔阳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表示了对桓玄称帝的不屑。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陶渊明乔装私行，冒险到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刘裕。“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
刘裕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以身范物”，“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东晋王朝长期存在的“百司废弛”的腐化现象为之一变，陶渊明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任镇军参军不久，刘裕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以剪除异己，并且把众谓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徇私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要职。这使陶渊明非常失望：“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随即辞职隐居。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3月曾奉使赴都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5月，桓玄余党告平。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
同年8月，经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出任彭泽令。到任八十一天，逢浔阳郡派遣督邮至，属吏提醒他“当束带迎之”， 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敛裳宵逝”，挂印辞官，“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归去来兮辞》），时年四十一岁。
复得返自然
第三阶段，归隐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病故。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感叹：彻底摆脱了枷锁的心情是多么的轻松欢跃，一步到家的渴望又是多么的强烈！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草窝。《归园田居》五首充分表达了鱼归大海般的欣喜情怀，方宅、草屋，榆柳、桃李，狗吠、鸡鸣，这些农村里的景物，对逃出笼子的陶渊明来说，处处充满了吸引力和诗情画意，洁身自好的志趣和情操，正如清新的农舍炊烟，自然地抑制不住地流淌。恬静安闲的农村景致，才是作者“久在樊笼里”的那颗“为形役”的被扭曲的心灵的归宿和港湾，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愉悦家园，足以宽慰他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
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亲自参加田间劳动，这与当时士族当政“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 （《颜氏家训》）的流俗殊异。他充分肯定农作，“衣食须当纪，力耕不吾欺”（《移居》第二首），“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躬耕自资”，他亲自参加了农业耕种的实践活动，对农人的田园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验，这大大增强了他的田园诗作的感染力和勃发的生命力。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见《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遂抱羸疾”。义熙末年，“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 （《陶徵士诔》）。有老农劝他出仕，他作诗以抒“和而不同”之志（见《饮酒》）。刺史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以“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回绝。 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时不免上门请求借贷。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来访，这时陶渊明“偃卧瘠馁有日”，却把檀道济送的粱肉“挥而去之”，以示固穷守节，老而益坚。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神志尚清时，留《挽歌诗》三首，“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对待死亡的平淡自然。是年冬天贫病而卒。
猛志固常在
陶渊明的仕宦生活先后断断续续相继十三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五首》之“三十年”乃夸张之辞），至负气自辞彭泽县令一职结束。这十三年里，为了实现青年时期的理想抱负，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他一次次出仕而无奈，终至于彻底绝望。
原因在于当时反动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曾祖陶侃虽有军功，但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被骂作“小人”“溪狗”。陶渊明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深感 “志意多所耻”；加之当时“逸虯遶云，奔鲸駭流”（《命子》）、“军阀”混战的动荡局势，从主、客观上致使他“大济于苍生”的抱负没有机会施展。几度出仕受挫，使他的雄心壮志屡遭碰壁打击。“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感士不遇赋序》）
当然，有人认为陶渊明晚年流露出明显的消极思想，主要根据是《归去来兮辞》中的“已矣乎，寓言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实不然，看《杂诗十二首》中，“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前者写他长夜不眠,因时光消逝有志不能伸展而引起的激动心情，慨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后者写时间在无形中消逝，而展望前途颇为渺茫，而引起深深的忧惧。 “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因自己的日渐衰老而惊惧。然而，曾经的远大抱负真地已经远去了吗？他真地颓弛至不问世事、酒饭老死吗？非也，他并不甘心。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北伐后秦攻克洛阳、长安，陶渊明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达了“逝将理舟舆”的想法，渴望能够有机会亲自去饱览这两座古都的圣贤遗迹。后来虽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但他那种迫切的心情已溢于言表。这就足以说明尽管身在穷乡僻壤，且生活状况并不如意，但仍然密切地关注着政治时局的形势变化。
宋易晋代之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刘裕意欲毒杀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未遂随即派兵掩杀之。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用许多□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表达了对零陵王的悲惨结局的深切同情。
“夸父诞宏志”一首就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气。对于夸父，一反人们历来嘲笑他的不自量力, 陶渊明大胆歌颂了他敢于挑战太阳的英勇无畏的精神。“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坚强斗争的精神，“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寄托着诗人慷慨不平的心情。
在《咏荆轲》一诗塑造了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热烈地歌颂了他反对暴秦的精神，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历史英雄的惋惜、仰慕之情。全诗慷慨悲凉，气势勃勃，用羽声慷慨，令人涕零、令人鼓舞的手法来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住汹涌在他一生中的那股济世的热情，正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最早对陶诗进行品评的，是梁代的钟嵘。他在《诗品》卷中说：“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
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传、作序,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
“诗言志”，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实际上陶氏与当时那些“充隐”之士是很不同的。他是真正不想当官，真心实意地“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他坚定地把归隐之后的生活理想、人生道路落实在“躬耕自资”的行动上，守节以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无愧于“靖节”之誉。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诗歌名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
［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
［4］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
［5］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
关键词：陶潜;靖节; 田园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陶渊明卒后亲友私谥靖节。“靖”字，当取“安定”之义。然而有人认为陶氏一生前期坚忍以进，后而消极避世，先儒后道，“一心持两端”，进退相忤。以此谥号加之，似乎难以体现公允，不乏溢美之嫌。正如某士在其人生里程过半后，突然改旗易帜，信仰急转直下，岂可以后半生来概其全程？笔者不以为然，本文试结合陶氏一生轨迹，探讨一二。
少年有高趣
第一阶段，仕前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 28岁以前。
八岁丧父，家庭衰微，与母妹三人艰难度日，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颜延之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陶征士诔》)。但外祖父家里的丰富藏书，使他得以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学了《老子》《庄子》，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小说之类的“异书”。
少年时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
《五柳先生传》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颜延之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陶徵士诔》）。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思想中融入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精神，形成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不同的志趣。
误落尘网中
第二阶段，出仕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年)41岁。陶渊明素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志，渴望进取干一番事业，先后断断续续五次出仕：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又辞谢州里的主簿之召，闲居在家。
晋安帝隆安四年 (公元400年)他到荆州入桓玄门下任刺史。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堪与野心家为伍：“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次年冬以母丧辞职回家。
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桓玄率军与朝廷对抗，第二年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同年冬天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幽禁。陶渊明在家乡浔阳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表示了对桓玄称帝的不屑。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陶渊明乔装私行，冒险到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刘裕。“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
刘裕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以身范物”，“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东晋王朝长期存在的“百司废弛”的腐化现象为之一变，陶渊明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任镇军参军不久，刘裕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以剪除异己，并且把众谓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徇私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要职。这使陶渊明非常失望：“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随即辞职隐居。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3月曾奉使赴都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5月，桓玄余党告平。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
同年8月，经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出任彭泽令。到任八十一天，逢浔阳郡派遣督邮至，属吏提醒他“当束带迎之”， 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敛裳宵逝”，挂印辞官，“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归去来兮辞》），时年四十一岁。
复得返自然
第三阶段，归隐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病故。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感叹：彻底摆脱了枷锁的心情是多么的轻松欢跃，一步到家的渴望又是多么的强烈！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草窝。《归园田居》五首充分表达了鱼归大海般的欣喜情怀，方宅、草屋，榆柳、桃李，狗吠、鸡鸣，这些农村里的景物，对逃出笼子的陶渊明来说，处处充满了吸引力和诗情画意，洁身自好的志趣和情操，正如清新的农舍炊烟，自然地抑制不住地流淌。恬静安闲的农村景致，才是作者“久在樊笼里”的那颗“为形役”的被扭曲的心灵的归宿和港湾，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愉悦家园，足以宽慰他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
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亲自参加田间劳动，这与当时士族当政“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 （《颜氏家训》）的流俗殊异。他充分肯定农作，“衣食须当纪，力耕不吾欺”（《移居》第二首），“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躬耕自资”，他亲自参加了农业耕种的实践活动，对农人的田园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验，这大大增强了他的田园诗作的感染力和勃发的生命力。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见《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遂抱羸疾”。义熙末年，“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 （《陶徵士诔》）。有老农劝他出仕，他作诗以抒“和而不同”之志（见《饮酒》）。刺史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以“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回绝。 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时不免上门请求借贷。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来访，这时陶渊明“偃卧瘠馁有日”，却把檀道济送的粱肉“挥而去之”，以示固穷守节，老而益坚。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神志尚清时，留《挽歌诗》三首，“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对待死亡的平淡自然。是年冬天贫病而卒。
猛志固常在
陶渊明的仕宦生活先后断断续续相继十三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五首》之“三十年”乃夸张之辞），至负气自辞彭泽县令一职结束。这十三年里，为了实现青年时期的理想抱负，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他一次次出仕而无奈，终至于彻底绝望。
原因在于当时反动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曾祖陶侃虽有军功，但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被骂作“小人”“溪狗”。陶渊明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深感 “志意多所耻”；加之当时“逸虯遶云，奔鲸駭流”（《命子》）、“军阀”混战的动荡局势，从主、客观上致使他“大济于苍生”的抱负没有机会施展。几度出仕受挫，使他的雄心壮志屡遭碰壁打击。“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感士不遇赋序》）
当然，有人认为陶渊明晚年流露出明显的消极思想，主要根据是《归去来兮辞》中的“已矣乎，寓言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实不然，看《杂诗十二首》中，“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前者写他长夜不眠,因时光消逝有志不能伸展而引起的激动心情，慨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后者写时间在无形中消逝，而展望前途颇为渺茫，而引起深深的忧惧。 “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因自己的日渐衰老而惊惧。然而，曾经的远大抱负真地已经远去了吗？他真地颓弛至不问世事、酒饭老死吗？非也，他并不甘心。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北伐后秦攻克洛阳、长安，陶渊明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达了“逝将理舟舆”的想法，渴望能够有机会亲自去饱览这两座古都的圣贤遗迹。后来虽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但他那种迫切的心情已溢于言表。这就足以说明尽管身在穷乡僻壤，且生活状况并不如意，但仍然密切地关注着政治时局的形势变化。
宋易晋代之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刘裕意欲毒杀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未遂随即派兵掩杀之。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用许多□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表达了对零陵王的悲惨结局的深切同情。
“夸父诞宏志”一首就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气。对于夸父，一反人们历来嘲笑他的不自量力, 陶渊明大胆歌颂了他敢于挑战太阳的英勇无畏的精神。“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坚强斗争的精神，“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寄托着诗人慷慨不平的心情。
在《咏荆轲》一诗塑造了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热烈地歌颂了他反对暴秦的精神，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历史英雄的惋惜、仰慕之情。全诗慷慨悲凉，气势勃勃，用羽声慷慨，令人涕零、令人鼓舞的手法来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住汹涌在他一生中的那股济世的热情，正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最早对陶诗进行品评的，是梁代的钟嵘。他在《诗品》卷中说：“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
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传、作序,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
“诗言志”，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实际上陶氏与当时那些“充隐”之士是很不同的。他是真正不想当官，真心实意地“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他坚定地把归隐之后的生活理想、人生道路落实在“躬耕自资”的行动上，守节以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无愧于“靖节”之誉。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诗歌名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
［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
［4］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
［5］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