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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少年立志,五次为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入仕而频频遇挫,洞穿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君子“和而不同”,无奈愤而归隐田园。在貌似忘情的陶醉田园之间的背后,他那颗不屈的心以一贯之,关注时局,慨叹壮志难酬。而且在艰难时世中守节不渝,贫病而终,无愧“靖节”之谥。
关键词:陶潜;靖节; 田园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陶渊明卒后亲友私谥靖节。“靖”字,当取“安定”之义。然而有人认为陶氏一生前期坚忍以进,后而消极避世,先儒后道,“一心持两端”,进退相忤。以此谥号加之,似乎难以体现公允,不乏溢美之嫌。正如某士在其人生里程过半后,突然改旗易帜,信仰急转直下,岂可以后半生来概其全程?笔者不以为然,本文试结合陶氏一生轨迹,探讨一二。
少年有高趣
第一阶段,仕前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 28岁以前。
八岁丧父,家庭衰微,与母妹三人艰难度日,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颜延之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陶征士诔》)。但外祖父家里的丰富藏书,使他得以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学了《老子》《庄子》,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小说之类的“异书”。
少年时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
《五柳先生传》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颜延之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陶徵士诔》)。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思想中融入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精神,形成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不同的志趣。
误落尘网中
第二阶段,出仕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年)41岁。陶渊明素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志,渴望进取干一番事业,先后断断续续五次出仕: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又辞谢州里的主簿之召,闲居在家。
晋安帝隆安四年 (公元400年)他到荆州入桓玄门下任刺史。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堪与野心家为伍:“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次年冬以母丧辞职回家。
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桓玄率军与朝廷对抗,第二年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同年冬天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幽禁。陶渊明在家乡浔阳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表示了对桓玄称帝的不屑。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陶渊明乔装私行,冒险到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刘裕。“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
刘裕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以身范物”,“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东晋王朝长期存在的“百司废弛”的腐化现象为之一变,陶渊明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任镇军参军不久,刘裕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以剪除异己,并且把众谓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徇私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要职。这使陶渊明非常失望:“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随即辞职隐居。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3月曾奉使赴都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5月,桓玄余党告平。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
同年8月,经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出任彭泽令。到任八十一天,逢浔阳郡派遣督邮至,属吏提醒他“当束带迎之”, 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敛裳宵逝”,挂印辞官,“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归去来兮辞》),时年四十一岁。
复得返自然
第三阶段,归隐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病故。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感叹:彻底摆脱了枷锁的心情是多么的轻松欢跃,一步到家的渴望又是多么的强烈!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草窝。《归园田居》五首充分表达了鱼归大海般的欣喜情怀,方宅、草屋,榆柳、桃李,狗吠、鸡鸣,这些农村里的景物,对逃出笼子的陶渊明来说,处处充满了吸引力和诗情画意,洁身自好的志趣和情操,正如清新的农舍炊烟,自然地抑制不住地流淌。恬静安闲的农村景致,才是作者“久在樊笼里”的那颗“为形役”的被扭曲的心灵的归宿和港湾,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愉悦家园,足以宽慰他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
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亲自参加田间劳动,这与当时士族当政“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 (《颜氏家训》)的流俗殊异。他充分肯定农作,“衣食须当纪,力耕不吾欺”(《移居》第二首),“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躬耕自资”,他亲自参加了农业耕种的实践活动,对农人的田园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验,这大大增强了他的田园诗作的感染力和勃发的生命力。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见《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遂抱羸疾”。义熙末年,“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 (《陶徵士诔》)。有老农劝他出仕,他作诗以抒“和而不同”之志(见《饮酒》)。刺史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以“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回绝。 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时不免上门请求借贷。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来访,这时陶渊明“偃卧瘠馁有日”,却把檀道济送的粱肉“挥而去之”,以示固穷守节,老而益坚。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神志尚清时,留《挽歌诗》三首,“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对待死亡的平淡自然。是年冬天贫病而卒。
猛志固常在
陶渊明的仕宦生活先后断断续续相继十三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五首》之“三十年”乃夸张之辞),至负气自辞彭泽县令一职结束。这十三年里,为了实现青年时期的理想抱负,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他一次次出仕而无奈,终至于彻底绝望。
原因在于当时反动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曾祖陶侃虽有军功,但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被骂作“小人”“溪狗”。陶渊明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深感 “志意多所耻”;加之当时“逸虯遶云,奔鲸駭流”(《命子》)、“军阀”混战的动荡局势,从主、客观上致使他“大济于苍生”的抱负没有机会施展。几度出仕受挫,使他的雄心壮志屡遭碰壁打击。“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感士不遇赋序》)
当然,有人认为陶渊明晚年流露出明显的消极思想,主要根据是《归去来兮辞》中的“已矣乎,寓言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实不然,看《杂诗十二首》中,“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前者写他长夜不眠,因时光消逝有志不能伸展而引起的激动心情,慨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后者写时间在无形中消逝,而展望前途颇为渺茫,而引起深深的忧惧。 “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因自己的日渐衰老而惊惧。然而,曾经的远大抱负真地已经远去了吗?他真地颓弛至不问世事、酒饭老死吗?非也,他并不甘心。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北伐后秦攻克洛阳、长安,陶渊明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达了“逝将理舟舆”的想法,渴望能够有机会亲自去饱览这两座古都的圣贤遗迹。后来虽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但他那种迫切的心情已溢于言表。这就足以说明尽管身在穷乡僻壤,且生活状况并不如意,但仍然密切地关注着政治时局的形势变化。
宋易晋代之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刘裕意欲毒杀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未遂随即派兵掩杀之。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用许多□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表达了对零陵王的悲惨结局的深切同情。
“夸父诞宏志”一首就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气。对于夸父,一反人们历来嘲笑他的不自量力, 陶渊明大胆歌颂了他敢于挑战太阳的英勇无畏的精神。“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坚强斗争的精神,“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寄托着诗人慷慨不平的心情。
在《咏荆轲》一诗塑造了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热烈地歌颂了他反对暴秦的精神,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历史英雄的惋惜、仰慕之情。全诗慷慨悲凉,气势勃勃,用羽声慷慨,令人涕零、令人鼓舞的手法来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住汹涌在他一生中的那股济世的热情,正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最早对陶诗进行品评的,是梁代的钟嵘。他在《诗品》卷中说:“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
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传、作序,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
“诗言志”,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实际上陶氏与当时那些“充隐”之士是很不同的。他是真正不想当官,真心实意地“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他坚定地把归隐之后的生活理想、人生道路落实在“躬耕自资”的行动上,守节以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无愧于“靖节”之誉。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诗歌名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
[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
[4]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
[5]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
关键词:陶潜;靖节; 田园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陶渊明卒后亲友私谥靖节。“靖”字,当取“安定”之义。然而有人认为陶氏一生前期坚忍以进,后而消极避世,先儒后道,“一心持两端”,进退相忤。以此谥号加之,似乎难以体现公允,不乏溢美之嫌。正如某士在其人生里程过半后,突然改旗易帜,信仰急转直下,岂可以后半生来概其全程?笔者不以为然,本文试结合陶氏一生轨迹,探讨一二。
少年有高趣
第一阶段,仕前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 28岁以前。
八岁丧父,家庭衰微,与母妹三人艰难度日,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颜延之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陶征士诔》)。但外祖父家里的丰富藏书,使他得以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学了《老子》《庄子》,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小说之类的“异书”。
少年时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
《五柳先生传》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颜延之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陶徵士诔》)。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思想中融入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精神,形成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不同的志趣。
误落尘网中
第二阶段,出仕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年)41岁。陶渊明素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志,渴望进取干一番事业,先后断断续续五次出仕: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又辞谢州里的主簿之召,闲居在家。
晋安帝隆安四年 (公元400年)他到荆州入桓玄门下任刺史。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堪与野心家为伍:“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次年冬以母丧辞职回家。
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桓玄率军与朝廷对抗,第二年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同年冬天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幽禁。陶渊明在家乡浔阳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表示了对桓玄称帝的不屑。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陶渊明乔装私行,冒险到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刘裕。“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
刘裕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以身范物”,“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东晋王朝长期存在的“百司废弛”的腐化现象为之一变,陶渊明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任镇军参军不久,刘裕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以剪除异己,并且把众谓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徇私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要职。这使陶渊明非常失望:“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随即辞职隐居。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3月曾奉使赴都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5月,桓玄余党告平。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
同年8月,经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出任彭泽令。到任八十一天,逢浔阳郡派遣督邮至,属吏提醒他“当束带迎之”, 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敛裳宵逝”,挂印辞官,“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归去来兮辞》),时年四十一岁。
复得返自然
第三阶段,归隐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病故。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感叹:彻底摆脱了枷锁的心情是多么的轻松欢跃,一步到家的渴望又是多么的强烈!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草窝。《归园田居》五首充分表达了鱼归大海般的欣喜情怀,方宅、草屋,榆柳、桃李,狗吠、鸡鸣,这些农村里的景物,对逃出笼子的陶渊明来说,处处充满了吸引力和诗情画意,洁身自好的志趣和情操,正如清新的农舍炊烟,自然地抑制不住地流淌。恬静安闲的农村景致,才是作者“久在樊笼里”的那颗“为形役”的被扭曲的心灵的归宿和港湾,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愉悦家园,足以宽慰他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
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亲自参加田间劳动,这与当时士族当政“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 (《颜氏家训》)的流俗殊异。他充分肯定农作,“衣食须当纪,力耕不吾欺”(《移居》第二首),“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躬耕自资”,他亲自参加了农业耕种的实践活动,对农人的田园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验,这大大增强了他的田园诗作的感染力和勃发的生命力。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见《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遂抱羸疾”。义熙末年,“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 (《陶徵士诔》)。有老农劝他出仕,他作诗以抒“和而不同”之志(见《饮酒》)。刺史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以“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回绝。 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时不免上门请求借贷。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来访,这时陶渊明“偃卧瘠馁有日”,却把檀道济送的粱肉“挥而去之”,以示固穷守节,老而益坚。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神志尚清时,留《挽歌诗》三首,“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对待死亡的平淡自然。是年冬天贫病而卒。
猛志固常在
陶渊明的仕宦生活先后断断续续相继十三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五首》之“三十年”乃夸张之辞),至负气自辞彭泽县令一职结束。这十三年里,为了实现青年时期的理想抱负,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他一次次出仕而无奈,终至于彻底绝望。
原因在于当时反动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曾祖陶侃虽有军功,但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被骂作“小人”“溪狗”。陶渊明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深感 “志意多所耻”;加之当时“逸虯遶云,奔鲸駭流”(《命子》)、“军阀”混战的动荡局势,从主、客观上致使他“大济于苍生”的抱负没有机会施展。几度出仕受挫,使他的雄心壮志屡遭碰壁打击。“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感士不遇赋序》)
当然,有人认为陶渊明晚年流露出明显的消极思想,主要根据是《归去来兮辞》中的“已矣乎,寓言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实不然,看《杂诗十二首》中,“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前者写他长夜不眠,因时光消逝有志不能伸展而引起的激动心情,慨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后者写时间在无形中消逝,而展望前途颇为渺茫,而引起深深的忧惧。 “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因自己的日渐衰老而惊惧。然而,曾经的远大抱负真地已经远去了吗?他真地颓弛至不问世事、酒饭老死吗?非也,他并不甘心。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北伐后秦攻克洛阳、长安,陶渊明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达了“逝将理舟舆”的想法,渴望能够有机会亲自去饱览这两座古都的圣贤遗迹。后来虽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但他那种迫切的心情已溢于言表。这就足以说明尽管身在穷乡僻壤,且生活状况并不如意,但仍然密切地关注着政治时局的形势变化。
宋易晋代之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刘裕意欲毒杀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未遂随即派兵掩杀之。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用许多□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表达了对零陵王的悲惨结局的深切同情。
“夸父诞宏志”一首就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气。对于夸父,一反人们历来嘲笑他的不自量力, 陶渊明大胆歌颂了他敢于挑战太阳的英勇无畏的精神。“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坚强斗争的精神,“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寄托着诗人慷慨不平的心情。
在《咏荆轲》一诗塑造了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热烈地歌颂了他反对暴秦的精神,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历史英雄的惋惜、仰慕之情。全诗慷慨悲凉,气势勃勃,用羽声慷慨,令人涕零、令人鼓舞的手法来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住汹涌在他一生中的那股济世的热情,正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最早对陶诗进行品评的,是梁代的钟嵘。他在《诗品》卷中说:“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
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传、作序,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
“诗言志”,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实际上陶氏与当时那些“充隐”之士是很不同的。他是真正不想当官,真心实意地“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他坚定地把归隐之后的生活理想、人生道路落实在“躬耕自资”的行动上,守节以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无愧于“靖节”之誉。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诗歌名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
[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
[4]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
[5]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