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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最著名的华人金曲之一，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无论是在广播电视里，音乐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它动听的旋律。人们对它喜爱有加，不仅将其送入太空，在宇宙间播放，还遍地开花到卡拉0K厅和手机铃声上，我都有点担心，，这样会不会造成人们的审美疲劳，降低了对它的珍重。
作为庆祝新中国十周年的献礼作品，《梁祝》一经推出，就受到广泛好评，只可惜那时我年纪尚幼，加上媒体又不发达，无缘听到它。“文革”风起，它难逃厄运，被打成“毒草”，从人们的耳边消失了。但事情总有例外，我第一次听到它，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那是一个颠覆的年代，以往熟知的许多文艺作品都变成了“封资修”的黑货，搞得人一下子失去了基本的判断。那时社会上盛传着一份江青评点众多作品的讲话，像个记录稿，三言两语就判了一部作品的死刑。比如说王晓棠在《英雄虎胆》里的演出像美国的吉普女郎；雷振邦《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是靡靡之音，是伪满歌曲的翻版；《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五朵金花》专谈恋爱，不讲进步；《战火中的青春》宣扬个人英雄主义；《青春之歌》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不讲政治进步，专搞三角恋爱。《燎原》《洪湖赤卫队》是为刘少奇、贺龙树碑立传等等。点名之多，几乎囊括了新中国建国以后所有知名的作品。虽然看到的只是油印材料，也无从辨别真伪，但以江青的名头出现，人们便被认为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它成了辨别革命与非革命文艺的标准。革命群众的觉悟，在于能够领会精神，由此及彼，发扬光大，用此讲话为准绳，重新审视一切。一时间，凡是那些缠绵的、抒情的、忧伤的等等，就都变成了资产阶级情调，不待上边点名，自己就先把它批倒了。取而代之的是“拿起笔做刀枪”，“东风吹，战鼓擂”之类的激昂腔调。宣传队演节目，除了语录歌、八个样板戏，舞台上对口词、三句半就成了主要的形式，演员不但要扯破嗓子地吼，还要用脚拼命地跺地板，再配以锣鼓，如果还嫌不够劲儿，从工厂找一块铁皮来，用榔头使劲敲，美其名曰：增加革命气氛。
应该说江青还是有“眼光”的，她所批判的，几乎都是我们这样的小子最感兴趣的地方：看《英雄虎胆》，念念不忘的就是妖艳的阿兰和曾泰跳探戈的场面。就像看《列宁在十月》，最喜欢的是跳《天鹅湖》的那一段。也曾羡慕雷振林的英俊帅气，能够得到高山的芳心。《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的所有插曲，当时风靡了全国，在伙伴们中间，谁要是会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并且不跑调，就成了我们佩服的对象。现在让“旗手”一点，敢情都是资产阶级情调。自己对这些感兴趣，说明中毒匪浅，不立马“斗私批修”还等什么呢!
不过人总是会有一点叛逆精神的，或者说有一种本能的好奇心，尤其是十几岁的少年。你越说是“毒草”，我们就偏要找来看一看。倒不是为了批判，我们既没有那种觉悟，也没那份水平，只是为了在伙伴们聊天的时候，有点吹牛的资本。这倒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你要是一点“毒草”都没看过，在同学闲侃的时候，就没有话语权，显得跌份。有专家曾评论说，“文革”实际上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条线，并不完全一致，我觉得有道理，从我们身上，便可略见一斑。尽管造反的大潮席卷而来，那些作家艺术家都变成了牛鬼蛇神，谁也不敢对他们表示丝毫的同情，但以批判的名义观看这些作品，却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因为上边有话，坏作品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于是许多造反组织，纷纷举办批判电影专场，这倒为我们提供了满足心理需求的机会。只要打听到哪里有放映，我们就千方百计挤进去看。什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清官秘史》《不夜城》，包括前苏联的《一个人的遭遇》之类，都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看到的。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部电影”风靡大陆，可能就是发端于此。相对于那些革命作品，“毒草”却总是给人一些别样的感受。记得看完《早春二月》出来，我和同伴许久都没有说话，虽说这是出了名的大毒草，可萧涧秋的儒雅，陶岚的美丽，古朴的江南水乡风光和影片中那缠绵悱恻的情调，却完全遮盖掉批判的话语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无法正面表达对它的好感，只能借助当时流行的最高指示说反话：看来还是领袖说得对，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有艺术性的，就愈能毒害人民。
那时的复课闹革命，也是在应付事，老师们讲完了课，早溜得不见踪影，剩下一群百无聊赖的学生，在教室里边打牌边闲聊。我这人对棋牌均无兴趣，便和几个知己的同学侃大山，自然还是比试各自的见闻，不知怎的，一天话题忽然说到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说，听说这个曲子特别棒，只可惜没听过。说时无意，却被我的铁杆哥们儿赵振先认了真：“你想听吗，我家里就有。”他悄悄对我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几个人一商议，就决定马上去听。也有不敢去的，但答应一定守口如瓶。说来荒唐，现在谁都知道《梁祝》何其高雅，可当时密谋听它时的鬼鬼祟祟，倒有点像今天有人偷偷请你去看A片，怎敢张扬。我们几个人像作贼似地，悄悄溜出校门，来到三不老胡同他的家，钻进他和哥哥共住的小房间内。
关好房门，拉上窗帘，赵振先取出一台很旧的电唱机，放在桌上，又拉开柜子的大抽屉，我见到里边满满当当全是唱片，真不知他们家是怎么躲过“破四旧”的，居然还保存了这么多。赵振先翻了许久，终于找出一张，放到唱机上，把手一挥道，你们听吧。
唱针在黑色胶木唱片上轻轻划动，先是传出悠扬的长笛，又引出小提琴缠绵的旋律。几个从没接触过交响乐的少年，刚才还满怀着诡异的心态，只想干一件出格的事来寻求刺激，却顷刻之间被这旋律给吸引住了。我们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奏鸣曲的曲式，也不明白什么大小提琴对答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关注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只觉得那乐曲好听得难以形容，就像是天上传来的，能使人灵魂出了窍，随着它飘来飘去。它时而清新秀丽，仿佛春日的阳光；时而低回婉转，那弯儿拐得人荡气回肠；时而哀怨凄婉，如泣如诉，让人心酸得想哭。它好似一溪清泉，源源不断地淌进了干涸心田，浸润了板结的外壳，唤醒了久别了的柔情，那是和社会上打打杀杀你争我斗全然不同的一种情感，如果此刻身边坐着一个女生，我很可能情不自禁地吻她一下。在学校的音乐教育中，老师也介绍过一些作品，可都没有像今天听到的这样让我感动。几个少年全无了往日的喧嚣，只是呆呆地坐着，听着，全曲结束了，很长时间，大家都没说话，就像做了一场梦。
随后一整天，我都沉浸在《梁祝》的旋律里，回味着刚才的那种感受，它就像一层无形的膜，暂时隔开了贴满大字报的校园，使我意识到另一种美好的存在。这可能就是“毒草”的“魅力”，让人心甘情愿地被它俘虏了去。骑车回家的路上，经过德胜门古老的箭楼，看到夕阳将它染成金色，归鸟在琉璃瓦的重檐上盘旋，我忽然觉得，那旋律和这景色颇有相通之处，虽然京城在翻天覆地地折腾，可这箭楼却依然如故地保持着一份古韵，孤独而略显悲凉。其实生活中不只有一种旋律，就看你能否感受到它的存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没有向别人夸耀偷听过《梁祝》，倒不是怕人戴帽子，而是心里的这份感受，不愿意随便抛出来，变成无聊的闲侃。我珍视它在那普遍蔑视人性的年代里，给我带来的一点点真情的温暖。
再次听到《梁祝》，已是“文革”以后了。它和众多作品一样，被平了反，进入音乐厅、电视和讲台。如今的音响效果，也不是那台留声机可比的。通过专家的讲解，我也逐渐了解了它的奏鸣曲式的结构，什么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哪一段是草桥结拜，哪一段是投坟、化蝶。细节的发掘对于深入了解一部作品无疑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埋没了创作者的苦心。但音乐的欣赏如果每一小节都要按照固定的解释，无疑会束缚听者的想象。虽然每次欣赏这部作品都会有新的感受，可我依然觉得，“文革”时的那次偷听，有如初恋般的令我难忘。尽管那时懵懂无知，但作品中最想告诉人们的东西，我想，我还是听懂了。
(本文编辑：李 焱)
作为庆祝新中国十周年的献礼作品，《梁祝》一经推出，就受到广泛好评，只可惜那时我年纪尚幼，加上媒体又不发达，无缘听到它。“文革”风起，它难逃厄运，被打成“毒草”，从人们的耳边消失了。但事情总有例外，我第一次听到它，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那是一个颠覆的年代，以往熟知的许多文艺作品都变成了“封资修”的黑货，搞得人一下子失去了基本的判断。那时社会上盛传着一份江青评点众多作品的讲话，像个记录稿，三言两语就判了一部作品的死刑。比如说王晓棠在《英雄虎胆》里的演出像美国的吉普女郎；雷振邦《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是靡靡之音，是伪满歌曲的翻版；《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五朵金花》专谈恋爱，不讲进步；《战火中的青春》宣扬个人英雄主义；《青春之歌》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不讲政治进步，专搞三角恋爱。《燎原》《洪湖赤卫队》是为刘少奇、贺龙树碑立传等等。点名之多，几乎囊括了新中国建国以后所有知名的作品。虽然看到的只是油印材料，也无从辨别真伪，但以江青的名头出现，人们便被认为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它成了辨别革命与非革命文艺的标准。革命群众的觉悟，在于能够领会精神，由此及彼，发扬光大，用此讲话为准绳，重新审视一切。一时间，凡是那些缠绵的、抒情的、忧伤的等等，就都变成了资产阶级情调，不待上边点名，自己就先把它批倒了。取而代之的是“拿起笔做刀枪”，“东风吹，战鼓擂”之类的激昂腔调。宣传队演节目，除了语录歌、八个样板戏，舞台上对口词、三句半就成了主要的形式，演员不但要扯破嗓子地吼，还要用脚拼命地跺地板，再配以锣鼓，如果还嫌不够劲儿，从工厂找一块铁皮来，用榔头使劲敲，美其名曰：增加革命气氛。
应该说江青还是有“眼光”的，她所批判的，几乎都是我们这样的小子最感兴趣的地方：看《英雄虎胆》，念念不忘的就是妖艳的阿兰和曾泰跳探戈的场面。就像看《列宁在十月》，最喜欢的是跳《天鹅湖》的那一段。也曾羡慕雷振林的英俊帅气，能够得到高山的芳心。《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的所有插曲，当时风靡了全国，在伙伴们中间，谁要是会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并且不跑调，就成了我们佩服的对象。现在让“旗手”一点，敢情都是资产阶级情调。自己对这些感兴趣，说明中毒匪浅，不立马“斗私批修”还等什么呢!
不过人总是会有一点叛逆精神的，或者说有一种本能的好奇心，尤其是十几岁的少年。你越说是“毒草”，我们就偏要找来看一看。倒不是为了批判，我们既没有那种觉悟，也没那份水平，只是为了在伙伴们聊天的时候，有点吹牛的资本。这倒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你要是一点“毒草”都没看过，在同学闲侃的时候，就没有话语权，显得跌份。有专家曾评论说，“文革”实际上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条线，并不完全一致，我觉得有道理，从我们身上，便可略见一斑。尽管造反的大潮席卷而来，那些作家艺术家都变成了牛鬼蛇神，谁也不敢对他们表示丝毫的同情，但以批判的名义观看这些作品，却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因为上边有话，坏作品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于是许多造反组织，纷纷举办批判电影专场，这倒为我们提供了满足心理需求的机会。只要打听到哪里有放映，我们就千方百计挤进去看。什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清官秘史》《不夜城》，包括前苏联的《一个人的遭遇》之类，都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看到的。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部电影”风靡大陆，可能就是发端于此。相对于那些革命作品，“毒草”却总是给人一些别样的感受。记得看完《早春二月》出来，我和同伴许久都没有说话，虽说这是出了名的大毒草，可萧涧秋的儒雅，陶岚的美丽，古朴的江南水乡风光和影片中那缠绵悱恻的情调，却完全遮盖掉批判的话语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无法正面表达对它的好感，只能借助当时流行的最高指示说反话：看来还是领袖说得对，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有艺术性的，就愈能毒害人民。
那时的复课闹革命，也是在应付事，老师们讲完了课，早溜得不见踪影，剩下一群百无聊赖的学生，在教室里边打牌边闲聊。我这人对棋牌均无兴趣，便和几个知己的同学侃大山，自然还是比试各自的见闻，不知怎的，一天话题忽然说到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说，听说这个曲子特别棒，只可惜没听过。说时无意，却被我的铁杆哥们儿赵振先认了真：“你想听吗，我家里就有。”他悄悄对我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几个人一商议，就决定马上去听。也有不敢去的，但答应一定守口如瓶。说来荒唐，现在谁都知道《梁祝》何其高雅，可当时密谋听它时的鬼鬼祟祟，倒有点像今天有人偷偷请你去看A片，怎敢张扬。我们几个人像作贼似地，悄悄溜出校门，来到三不老胡同他的家，钻进他和哥哥共住的小房间内。
关好房门，拉上窗帘，赵振先取出一台很旧的电唱机，放在桌上，又拉开柜子的大抽屉，我见到里边满满当当全是唱片，真不知他们家是怎么躲过“破四旧”的，居然还保存了这么多。赵振先翻了许久，终于找出一张，放到唱机上，把手一挥道，你们听吧。
唱针在黑色胶木唱片上轻轻划动，先是传出悠扬的长笛，又引出小提琴缠绵的旋律。几个从没接触过交响乐的少年，刚才还满怀着诡异的心态，只想干一件出格的事来寻求刺激，却顷刻之间被这旋律给吸引住了。我们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奏鸣曲的曲式，也不明白什么大小提琴对答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关注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只觉得那乐曲好听得难以形容，就像是天上传来的，能使人灵魂出了窍，随着它飘来飘去。它时而清新秀丽，仿佛春日的阳光；时而低回婉转，那弯儿拐得人荡气回肠；时而哀怨凄婉，如泣如诉，让人心酸得想哭。它好似一溪清泉，源源不断地淌进了干涸心田，浸润了板结的外壳，唤醒了久别了的柔情，那是和社会上打打杀杀你争我斗全然不同的一种情感，如果此刻身边坐着一个女生，我很可能情不自禁地吻她一下。在学校的音乐教育中，老师也介绍过一些作品，可都没有像今天听到的这样让我感动。几个少年全无了往日的喧嚣，只是呆呆地坐着，听着，全曲结束了，很长时间，大家都没说话，就像做了一场梦。
随后一整天，我都沉浸在《梁祝》的旋律里，回味着刚才的那种感受，它就像一层无形的膜，暂时隔开了贴满大字报的校园，使我意识到另一种美好的存在。这可能就是“毒草”的“魅力”，让人心甘情愿地被它俘虏了去。骑车回家的路上，经过德胜门古老的箭楼，看到夕阳将它染成金色，归鸟在琉璃瓦的重檐上盘旋，我忽然觉得，那旋律和这景色颇有相通之处，虽然京城在翻天覆地地折腾，可这箭楼却依然如故地保持着一份古韵，孤独而略显悲凉。其实生活中不只有一种旋律，就看你能否感受到它的存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没有向别人夸耀偷听过《梁祝》，倒不是怕人戴帽子，而是心里的这份感受，不愿意随便抛出来，变成无聊的闲侃。我珍视它在那普遍蔑视人性的年代里，给我带来的一点点真情的温暖。
再次听到《梁祝》，已是“文革”以后了。它和众多作品一样，被平了反，进入音乐厅、电视和讲台。如今的音响效果，也不是那台留声机可比的。通过专家的讲解，我也逐渐了解了它的奏鸣曲式的结构，什么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哪一段是草桥结拜，哪一段是投坟、化蝶。细节的发掘对于深入了解一部作品无疑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埋没了创作者的苦心。但音乐的欣赏如果每一小节都要按照固定的解释，无疑会束缚听者的想象。虽然每次欣赏这部作品都会有新的感受，可我依然觉得，“文革”时的那次偷听，有如初恋般的令我难忘。尽管那时懵懂无知，但作品中最想告诉人们的东西，我想，我还是听懂了。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