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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在中共军史上是一支谜一样的部队。
这是惟一一支没有过雪山和草地的长征部队，也是长征中惟一一支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队伍。这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队伍，在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经历数百场战斗从未失败。
更让人称奇的是，这支队伍后来走出了97位共和国的将军。
1935年9月16日，陕北永坪镇。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的一个月，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与一天前刚刚到达这里的红二十五军正式会师。
在后来的中共党史和军史中，都对这次的会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也曾说：“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为何一支远离中央苏区、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的年轻部队，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
一支“儿童军”的远征
1932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中共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黄安西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红二十五军的两个师和地方武装部队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作战。
据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戴季英回忆：“四方面军走后，省委在长冲开过好几次会议。我是从四姑墩赶到长冲的。大约半个月之后，省委就决定以七十五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红二十五军。为什么叫红二十五军？主要是为了纪念红二十五军的原军长蔡申熙，当时已得知他在河口战斗中牺牲了。”
而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证实，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932年秋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仅一个半月后，“那些牺牲者的遗孤以及留下来的红军子弟，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这支地道的儿童军就连各团、营、连的领导成员，也都是些20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
据军史记载，红二十五军长征时，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一点的是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3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岁。
而正是这群年轻的红军将士，以稚嫩的肩膀，独立撑起了曾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大旗。在1932年到1934年两年间，国民党政府集中10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红二十五军艰难地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到1934年深秋，红二十五军已经到了衣食无着的境地。“已下过几场大霜了，很多红军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吃粮更是困难，一日三餐，大部分靠野菜充饥。”戴季英回忆说。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个月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特使来到大别山，向中共鄂豫皖省委传达指示：鄂豫皖根据地日益缩小，人力、物力都难以补充，苏区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建立新根据地，谋求新发展。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区的桐柏山、伏牛山区进军，留下一部分人员坚持武装斗争。
1934年11月16日夜晚，在夜色掩护下，这支仅2900余人的队伍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为了出师有名，宣传抗日救亡，红二十五军对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发表了宣言。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后，由于没有电台联络，就完全处于与中央红军失联的状态。
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研究，红二十五军未经雪山也未过草地，却是四支长征队伍中惟一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一支红军。“主要领导人一死数伤，部队却能最后胜利，纵观世界军事史，这实在悲壮，也实属罕见。”
1934年11月，国民党政府得知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北上，急令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一一五师和5支追剿队共20个团兵力跟踪追击。同时还命令驻河南的庞炳勋四十军、湖北省肖之楚的四十四师共18个团兵力迎头堵击，欲乘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出之际，包围全歼。
“完全是孤军行动，经常与强敌打遭遇战。”此时的红二十五军几乎每天都行走在死亡的边缘。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生死攸关的一次血战，年轻的红军战士与国民党部队厮杀了两个多小时，敌人终于被压了回去。
原二十五军军部卫生员李天忠忆及往事仍感惊心动魄：“走着走着，数不清的敌人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紧要关头，军政委吴焕先抽出一把大刀第一个冲上去。军领导带头，大家都不要命了。就靠这么一股劲，一次次虎口脱险。”
红二十五军边打边走，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先后经过桐柏山和伏牛山，却发现这里并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省委和军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再向西北行进，到陕西南部山区打游击。
1934年12月1日，部队从伏牛山区出发，冲破敌人重重包围。越过了“七十二道水浴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翻越了1700多米高的蟒岭，历时一周，到达了陕南洛南县的庾家河。
12月10日，省委和军领导正在开会讨论通过拟定的创建陕南根据地方案，朱阳关堵击红军的敌六十师和两个骑兵团向庾家河围攻过来。黄昏时分，凶恶的敌人终于被击退了下去。战役结束后，虽歼灭敌人800多人，可由于短兵相接，红军损失也很大。“军长程子华左手被打断，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眼底射入，从后颈出来，重伤晕倒，营、团干部8人挂彩，全军牺牲190多人。”李天忠老人回忆说。
程子华逝世前，曾担任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事。他那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描述的“爪子似的伤残的手”，正是长征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而徐海东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此后是躺在担架上指挥全军到达陕北的。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地区，据徐海东回忆：“2月底，我军打下柞水之后，杨虎城的独立二旅，又尾追上来。九间房一战，歼灭了独立二旅5个营。”在陕西葛牌镇，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军魂” 吴焕先
提到红二十五军，就必须讲讲红二十五军的“军魂”军政委吴焕先。当时为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吴焕先亲自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广为散发张贴，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子弟兵，打击土豪劣绅和一切压迫人民的反动分子，分配地主土地财产给人民群众，帮助工人、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开展抗捐、抗丁、抗租斗争。
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役，红二十五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这些战役红二十五军俘获了大量装备精良的武器，特别是荆紫关战役，红二十五军俘获了杨虎城部队的一个军需仓库，取得了大量的布匹、粮食和其他补给。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从两个渠道得到了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时，徐海东说：“我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无电台联络，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红一、四方面军是北上了。”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的老交通石健民，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和指示，证实了中央红军的动向。第一次有了中央红军确切消息后，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特别激动，当日在长安县沣峪口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刻西进甘肃，牵制敌人。迎接红一、四方面军。陕南留下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及陈先瑞同志，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斗争。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开始西征北上。十多天后到达了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据徐海东回忆：“拂晓，我军一支部队和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了。这又是送上门的礼物，一个没放跑，全部把他们歼灭了。更可喜的是，还活捉了一个少将参议。从这位少将的口供里，更加证实我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确实越过了松潘。他还供出：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西调去抗击北上的红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
红二十五军在双石铺停留了一天，开会纪念了“八一”建军节。8月2日一早，就向天水挺进。打下天水北关后，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一下子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蒋介石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敌人一个旅的增援部队一到，红二十五军连日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了渭水。为牵制毛炳文的主力，部队又继续向通渭前进，一直威逼到静宁附近。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
这一带是回民地区，吴焕先在全军颁布了“三大纪律四项注意”，要求部队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入清真寺，不吃猪肉，不动用回民的家具。军部还向回民送了匾和银锭。这些行动，使当地的回民深受感动。回民们杀羊宰牛慰劳红军，阿訇摆上香案、点心迎接红军。还有不少的回民青年主动参加了红军。
后来，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回族聚居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亲人般地热烈欢迎，当毛泽东知道是因为红二十五军之前经过这里时赢得了群众信任，连夸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8月17日，攻占隆德，在兴隆镇一带休整了三天后，因仍得不到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消息，吴焕先组织省委开会研究认为：目前红二十五军是远离陕南孤军作战，要转回去也比较困难，如果再打听不到党中央的消息，就奔陕北，去会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
“可贵的是，红二十五军能自觉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分析说：“事实证明这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从而为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随后部队从隆德转战到六盘山，翻越六盘山继续向东挺进。8月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一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牺牲。这位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和红二十五军的卓越领导者，牺牲时年仅30岁。
永坪镇上的红色印记
痛失了主要领导人吴焕先的红二十五军，依然按照他制定的路线向陕北进发。
“陕北是老苏区，我们到那里会见到刘志丹，打听党中央的消息也是比较容易的。”这是程子华和红二十五军其他领导人共同的想法。
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经过数天行军，终于进入陕北苏区的边沿。
这里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也没碰到一个村庄，背的干粮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战士饿得昏倒在路上。
徐海东回忆道：“有天下午，忽然发现了一个羊群，有500多只。一盘问，是羊贩子的。我们和贩羊的人商量一番，他便把羊卖给了我们。幸亏有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苏区。”
起初，苏区有些群众一听这支队伍的口音，不知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可是，当群众知道这支部队是红二十五军时，就相继归来，分外亲热。
原来，为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中共西北工委向根据地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紧急动员，召开各种群众会议，贴标语，散传单，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刘志丹还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指令》，并在玉家湾专门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欢迎事宜。前总号召全体指战员虚心学习红二十五军的建军和作战经验，搞好与红二十五军的团结，密切配合红二十五军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1935年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保安县永宁山，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消息很快传出去，习仲勋、刘景范先后前往看望，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红二十五军。当地群众都主动地送饭送水，送米送柴，送鞋送袜，还唱响了“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的信天游。
刘华清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西征北上以来，我们一直在饥寒交迫中跋涉，在生死存亡之中拼杀，现在突然看到这种充满亲情的场面，心里格外温暖，有种终于到家了回到亲人怀抱的感觉，直想流泪。” 和习仲勋等同志会面后，红二十五军又经过连续四天的行军，于9月15日到达了延川县永坪镇。
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同西北红军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结束长达十个月，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的长征。在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也成为单独转移并最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永坪镇坐落在中名山与十里山之间的河滩上，宽阔的永坪河安静地从镇旁穿梭而过。而在1935年9月18日，这个小镇却热闹得像是沸腾的海洋。
此前一天，为了解决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在中央代表团的支持下，两军的主要领导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委员会，改组了原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
为了统一指挥两支兄弟红军，会议还决定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
“1935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四周年，我们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徐海东回忆说，“两军合一，7000多人，真是兵强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遮天蔽日。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
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开国上将杨成武在他《忆长征》中写道：毛泽东1935年9月22日在甘肃岷县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提供了陕北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新组建的红十五军团主力仍以红二十五军为主，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军团在甘泉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消灭了国民党一一〇师和东北军一〇七师的主力，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就有一大块根据地容身，完全是这两次战役的成果。”杨成武回忆说。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下令把军中积蓄的7000块银元拿出5000块交给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
多年后，毛泽东对原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说过这样一句话：“红二十五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徐向前元帅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评价则是：他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如今，在永坪镇，不仅建有一个会师广场，广场上还矗立着一座“永坪会师”的群雕，向人们讲述着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性的握手。
这是惟一一支没有过雪山和草地的长征部队，也是长征中惟一一支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队伍。这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队伍，在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经历数百场战斗从未失败。
更让人称奇的是，这支队伍后来走出了97位共和国的将军。
1935年9月16日，陕北永坪镇。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的一个月，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与一天前刚刚到达这里的红二十五军正式会师。
在后来的中共党史和军史中，都对这次的会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也曾说：“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为何一支远离中央苏区、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的年轻部队，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
一支“儿童军”的远征
1932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中共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黄安西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红二十五军的两个师和地方武装部队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作战。
据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戴季英回忆：“四方面军走后，省委在长冲开过好几次会议。我是从四姑墩赶到长冲的。大约半个月之后，省委就决定以七十五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红二十五军。为什么叫红二十五军？主要是为了纪念红二十五军的原军长蔡申熙，当时已得知他在河口战斗中牺牲了。”
而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证实，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932年秋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仅一个半月后，“那些牺牲者的遗孤以及留下来的红军子弟，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这支地道的儿童军就连各团、营、连的领导成员，也都是些20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
据军史记载，红二十五军长征时，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一点的是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3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岁。
而正是这群年轻的红军将士，以稚嫩的肩膀，独立撑起了曾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大旗。在1932年到1934年两年间，国民党政府集中10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红二十五军艰难地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到1934年深秋，红二十五军已经到了衣食无着的境地。“已下过几场大霜了，很多红军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吃粮更是困难，一日三餐，大部分靠野菜充饥。”戴季英回忆说。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个月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特使来到大别山，向中共鄂豫皖省委传达指示：鄂豫皖根据地日益缩小，人力、物力都难以补充，苏区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建立新根据地，谋求新发展。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区的桐柏山、伏牛山区进军，留下一部分人员坚持武装斗争。
1934年11月16日夜晚，在夜色掩护下，这支仅2900余人的队伍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为了出师有名，宣传抗日救亡，红二十五军对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发表了宣言。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后，由于没有电台联络，就完全处于与中央红军失联的状态。
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研究，红二十五军未经雪山也未过草地，却是四支长征队伍中惟一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一支红军。“主要领导人一死数伤，部队却能最后胜利，纵观世界军事史，这实在悲壮，也实属罕见。”
1934年11月，国民党政府得知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北上，急令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一一五师和5支追剿队共20个团兵力跟踪追击。同时还命令驻河南的庞炳勋四十军、湖北省肖之楚的四十四师共18个团兵力迎头堵击，欲乘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出之际，包围全歼。
“完全是孤军行动，经常与强敌打遭遇战。”此时的红二十五军几乎每天都行走在死亡的边缘。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生死攸关的一次血战，年轻的红军战士与国民党部队厮杀了两个多小时，敌人终于被压了回去。
原二十五军军部卫生员李天忠忆及往事仍感惊心动魄：“走着走着，数不清的敌人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紧要关头，军政委吴焕先抽出一把大刀第一个冲上去。军领导带头，大家都不要命了。就靠这么一股劲，一次次虎口脱险。”
红二十五军边打边走，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先后经过桐柏山和伏牛山，却发现这里并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省委和军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再向西北行进，到陕西南部山区打游击。
1934年12月1日，部队从伏牛山区出发，冲破敌人重重包围。越过了“七十二道水浴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翻越了1700多米高的蟒岭，历时一周，到达了陕南洛南县的庾家河。
12月10日，省委和军领导正在开会讨论通过拟定的创建陕南根据地方案，朱阳关堵击红军的敌六十师和两个骑兵团向庾家河围攻过来。黄昏时分，凶恶的敌人终于被击退了下去。战役结束后，虽歼灭敌人800多人，可由于短兵相接，红军损失也很大。“军长程子华左手被打断，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眼底射入，从后颈出来，重伤晕倒，营、团干部8人挂彩，全军牺牲190多人。”李天忠老人回忆说。
程子华逝世前，曾担任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事。他那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描述的“爪子似的伤残的手”，正是长征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而徐海东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此后是躺在担架上指挥全军到达陕北的。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地区，据徐海东回忆：“2月底，我军打下柞水之后，杨虎城的独立二旅，又尾追上来。九间房一战，歼灭了独立二旅5个营。”在陕西葛牌镇，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军魂” 吴焕先
提到红二十五军，就必须讲讲红二十五军的“军魂”军政委吴焕先。当时为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吴焕先亲自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广为散发张贴，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子弟兵，打击土豪劣绅和一切压迫人民的反动分子，分配地主土地财产给人民群众，帮助工人、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开展抗捐、抗丁、抗租斗争。
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役，红二十五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这些战役红二十五军俘获了大量装备精良的武器，特别是荆紫关战役，红二十五军俘获了杨虎城部队的一个军需仓库，取得了大量的布匹、粮食和其他补给。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从两个渠道得到了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时，徐海东说：“我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无电台联络，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红一、四方面军是北上了。”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的老交通石健民，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和指示，证实了中央红军的动向。第一次有了中央红军确切消息后，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特别激动，当日在长安县沣峪口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刻西进甘肃，牵制敌人。迎接红一、四方面军。陕南留下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及陈先瑞同志，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斗争。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开始西征北上。十多天后到达了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据徐海东回忆：“拂晓，我军一支部队和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了。这又是送上门的礼物，一个没放跑，全部把他们歼灭了。更可喜的是，还活捉了一个少将参议。从这位少将的口供里，更加证实我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确实越过了松潘。他还供出：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西调去抗击北上的红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
红二十五军在双石铺停留了一天，开会纪念了“八一”建军节。8月2日一早，就向天水挺进。打下天水北关后，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一下子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蒋介石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敌人一个旅的增援部队一到，红二十五军连日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了渭水。为牵制毛炳文的主力，部队又继续向通渭前进，一直威逼到静宁附近。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
这一带是回民地区，吴焕先在全军颁布了“三大纪律四项注意”，要求部队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入清真寺，不吃猪肉，不动用回民的家具。军部还向回民送了匾和银锭。这些行动，使当地的回民深受感动。回民们杀羊宰牛慰劳红军，阿訇摆上香案、点心迎接红军。还有不少的回民青年主动参加了红军。
后来，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回族聚居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亲人般地热烈欢迎，当毛泽东知道是因为红二十五军之前经过这里时赢得了群众信任，连夸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8月17日，攻占隆德，在兴隆镇一带休整了三天后，因仍得不到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消息，吴焕先组织省委开会研究认为：目前红二十五军是远离陕南孤军作战，要转回去也比较困难，如果再打听不到党中央的消息，就奔陕北，去会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
“可贵的是，红二十五军能自觉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分析说：“事实证明这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从而为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随后部队从隆德转战到六盘山，翻越六盘山继续向东挺进。8月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一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牺牲。这位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和红二十五军的卓越领导者，牺牲时年仅30岁。
永坪镇上的红色印记
痛失了主要领导人吴焕先的红二十五军，依然按照他制定的路线向陕北进发。
“陕北是老苏区，我们到那里会见到刘志丹，打听党中央的消息也是比较容易的。”这是程子华和红二十五军其他领导人共同的想法。
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经过数天行军，终于进入陕北苏区的边沿。
这里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也没碰到一个村庄，背的干粮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战士饿得昏倒在路上。
徐海东回忆道：“有天下午，忽然发现了一个羊群，有500多只。一盘问，是羊贩子的。我们和贩羊的人商量一番，他便把羊卖给了我们。幸亏有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苏区。”
起初，苏区有些群众一听这支队伍的口音，不知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可是，当群众知道这支部队是红二十五军时，就相继归来，分外亲热。
原来，为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中共西北工委向根据地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紧急动员，召开各种群众会议，贴标语，散传单，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刘志丹还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指令》，并在玉家湾专门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欢迎事宜。前总号召全体指战员虚心学习红二十五军的建军和作战经验，搞好与红二十五军的团结，密切配合红二十五军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1935年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保安县永宁山，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消息很快传出去，习仲勋、刘景范先后前往看望，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红二十五军。当地群众都主动地送饭送水，送米送柴，送鞋送袜，还唱响了“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的信天游。
刘华清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西征北上以来，我们一直在饥寒交迫中跋涉，在生死存亡之中拼杀，现在突然看到这种充满亲情的场面，心里格外温暖，有种终于到家了回到亲人怀抱的感觉，直想流泪。” 和习仲勋等同志会面后，红二十五军又经过连续四天的行军，于9月15日到达了延川县永坪镇。
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同西北红军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结束长达十个月，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的长征。在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也成为单独转移并最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永坪镇坐落在中名山与十里山之间的河滩上，宽阔的永坪河安静地从镇旁穿梭而过。而在1935年9月18日，这个小镇却热闹得像是沸腾的海洋。
此前一天，为了解决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在中央代表团的支持下，两军的主要领导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委员会，改组了原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
为了统一指挥两支兄弟红军，会议还决定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
“1935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四周年，我们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徐海东回忆说，“两军合一，7000多人，真是兵强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遮天蔽日。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
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开国上将杨成武在他《忆长征》中写道：毛泽东1935年9月22日在甘肃岷县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提供了陕北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新组建的红十五军团主力仍以红二十五军为主，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军团在甘泉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消灭了国民党一一〇师和东北军一〇七师的主力，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就有一大块根据地容身，完全是这两次战役的成果。”杨成武回忆说。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下令把军中积蓄的7000块银元拿出5000块交给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
多年后，毛泽东对原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说过这样一句话：“红二十五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徐向前元帅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评价则是：他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如今，在永坪镇，不仅建有一个会师广场，广场上还矗立着一座“永坪会师”的群雕，向人们讲述着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性的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