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把“九”定为阳数（阳爻为九），将“六”定为阴数（阴爻为六）。而农历九月九日，日月并应，两九相重，故称为重阳。我认为重九日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除开它本身的起源传说外，这之中还隐含了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圈内对数字“九”的崇拜。对古代中国人而言，“九”被认为是天数，极具神秘色彩。《易经·乾卦》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其以龙为神物，龙腾而居上，故以“九五”喻帝王，谓“九五之尊”。他如“九天”、“九州”、“九华”、“九服”、“九品”、“九流”、“九鼎”、“九子母”、“九折臂”、“九牛一毛”、“九死一生”等词语，无不体现出人们对“九”的偏爱。
　　“九”是阳之极数，阳极生阴，所以“九”也是变数。《素问》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九”在其中即为无穷，所以古代数学家“作九五之数以合天道”（《管子·轻重》），所谓“九九归一”即谓“九九”穷尽而回归初始状态“一”；在自然界，则显示循环往复的运行规律。旧时有《消寒九九图》，意谓“九九”尽而天气转暖，寒意消除。“九”的魅力可想而知。
　　由“九”为数极可以引出人生之极之意，且“九”又谐音“久”，寓意长长久久，所以重阳节慢慢由最初的祛晦避灾演变为祝寿、敬老、祈福的好日子。“九”文化至今还影响颇大，如人们选号码、日子仍倾向于含有“九”特别是双“九”的吉祥数；在中式建筑中，像台阶数或纹饰数等等都大量选用“九”的倍数；在文学作品中，与“九”相关的意象也往往有着不可言说的深刻寓意，即如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所引高密东北乡民歌：“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
　　双“九”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中国人的对称、平衡哲学。九月九本身就是一个数的对称，而九月九又与上半年的三月三对称，古代俗语中说三月三人们应当“踏青”，而九月九人们则当“辞青”。事实上，这类两两相应相对的平衡，在传统社会乃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正因为这种对称理念，人们对单独的不对称事物便觉美中不足。我们相比而言更喜欢“好事成双”、“福禄双全”等说法，而在房屋内部的摆设上也更主张在家中摆上两个相对的花瓶而不是一个。
　　故宫、天坛、天安门广场等著名的古建筑，若用中轴线从中间将其分开，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两边是完全对称的；甚至在清朝时整个老北京城的布局都是对称的。这样的规划不仅具有美学上的效果，也被众多的实践证明是符合城市的规划与发展的。就连成都在特定范围上也具有一定的对称性，而成都的平原地形，使得其有意识地对称性规划成为可能。比如从天府广场的中轴线一线割开，成都这座特大城市就像一个巨型摊饼被分成东西两部分；沿着人民南路往出城方向也是一线到底，路旁的路灯、绿化建设也较为对称，使人看后倍感和谐。
　　像国内外熟知的中国结、瓷器、玉雕、红灯笼、太极图案、旗袍等等传统中国元素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一种和谐对称的平衡状态。这种审美上的诉求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人生哲学——“中和”思想的体现。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和”思想不仅在旧时，而且在当下也融通、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生观念、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中。《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中的“中”，就是儒家主张的“执两用中”，是在两个极端中找到最适合的那个，即不偏不倚、适中；“和”就是和谐、恰到好处。“中”、“和”都有适中、平和等意，后来渐渐形成一个共同的范畴。“中和”思想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之道于中国人是这样重要，以至于每一个中国人在行为处事方面都深深地烙上它的印记。大体上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含蓄、内敛的，这与强烈表现个体意志的西方人截然不同。
　　《礼记·中庸》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古代思想家对“中和”这样的道德修养论的推崇程度。而“中和”从哲学角度上讲，是一种具有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的方法论，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时强调适度的原则；并不是过去所解释的一味折中、不讲斗争的调和主义。这种方法论原则能使纷纭复杂多变的社会维持一种上下浮动的平衡。这种动态的平衡在宏观上也就是“时中”。《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就是说，立身行事，应随时合乎中道。《论语·学而》则讲：“和为贵。”以“和”最可宝贵。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提倡多元共生、和谐稳定。我们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包含了“中庸”、“中和”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1级对外汉语专业（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