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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传奇《莺莺传》讲述的是一个时代与性格双重作用下的女性“自献”悲剧。通过梳理女主人公莺莺的感情的流变轨迹，揭示出莺莺之苦不仅仅限于“只见行动，不见心灵”的文本特点，同时更源于她清醒地认识并接受了传统两性文化中“男主女从”意识对其行为和内心的二重折磨与规范。
关键词：《莺莺传》；莺莺之苦；情理冲突；“男主女从”
唐传奇《莺莺传》讲述了一个时代与性格双重作用下的感情悲剧，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化悲为喜、化离为合的补恨情结，但由于《莺莺传》其自传性质，故事于男主人公张生的行为和心理方面展开，使得我们只能通过张生的眼睛看到莺莺的行动和情感态度变化，而失却了对莺莺内心丰富世界的考察。在这样的一个悲剧中，莺莺的感情有着自己的流变轨迹，这也使莺莺的形象极具生命力，而不是概念化的“尤物”和“祸水”。从这个角度出发，莺莺遭际的苦楚和内心的隐痛就成为了本文探讨的重点，以“莺莺之苦”为中心，本文试图梳理莺莺心灵变化的文本表现脉络，同时分析莺莺不同阶段种种心理的缘由，从而揭示出背后更深层的心理文化根源。
一、知身苦之表，探心苦之里
所谓“所有性格学的研究，一直都是由外向内的”①，自文本可析，莺莺之苦分两重，这二重之苦以其遭际苦楚，也即“身苦”为表；内心痛苦，也即“心苦”为里。纵观文本，莺莺遭逢“兵乱-请宴-词挑-佳期-赴京-返蒲-诀别-发书-求见”一系列事件，许身许心后仍见弃，其伤痛之深不言而喻，可连莺莺自己都感叹：“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这就让我们不得不从行为去探寻莺莺的内心，弄清其思维脉络。
（一）莺莺心理丰富性的展现开启于张生之出现
莺莺的心苦随着她人生际遇的變化有一个不断升级的层次性表现。遇见张生之前，依红娘语：“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可看出少女怀春的莺莺自有其可爱之处，她细腻而多感，苦于诗文中风花雪月，同时又充满了对大好时光下爱情的憧憬与想象，所以她对爱情有着最本真的朦胧渴求；莺莺同张生一样，是个雅好诗文之人，从小接受的礼教节制使她有着贞慎自保的一面，出场时“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她不施粉黛的避嫌，心无杂念的赴席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同时她的美不光体现在“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外表，亦体现于她端庄得体的娴静，外表与德行之美在皮犹在骨，也颇合乎“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之张生审美。少女莺莺此间朦胧“心苦”，便跃然于纸上，给人留下琢磨的空间。
莺莺自遇见张生，自是遇见爱情，但由此开始，挣扎与痛苦接踵而至，孤独与忧愁相伴相生：她在爱情迎拒中矛盾，欲海翻腾中沉沦，情理拉扯中不得解脱。情和理，爱和拒，不断撕扯着莺莺的内心，莺莺在这二重矛盾中苦不堪言。
张生“一席间，几不自持”，“问其年纪”，“以词导之”，企图得佳人一应时，被报以 “不对”的冷遇，使得张生只好“终席而罢”，因此有《春词》之挑，莺莺若是真不愿理会张生，大可言辞清楚地回绝，但这时她却以彩笺作《明月三五夜》之约，使用彩笺将这小女子的心思提示得再明显不过了，若是注意上了此人，必定是处处留心，体现在小处、细微处做文章的机心与巧意，这是女子再正常不过的心态，莺莺毕竟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了的，在未遇到“性温貌，美风容”的张生之前，她被章句中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所动容，同时又善于写诗章，所以其情感的敏锐度也由此可见一斑。而词挑的热切与私会的冷漠构成了巨大的反差，莺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大斥张生“不义、不详、不诚”；谈及自己，则满篇皆是“礼”，可谓不失“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道统了，言毕，翻然而逝，留下一个丈二摸不着头脑的张生，心存愧悔而羞愧绝望，就此作罢。正因为她是莺莺，所以她绝不愿意将名节轻觑，她第一次较大的心灵挣扎，结果却是违背自己真实情感的“责生”。据后来信中回忆：“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也可看出，莺莺的动情如暗火持续不断，而爱的发生就是不理会那些外在约束而径直燃烧的。
数夕的时间空白之后，莺莺做出了“自荐枕席”一举，看似极为突兀，可是我们并不难发现，时间的空白对应的其实是莺莺心理的巨大动荡，其个中滋味，当然需要默默揣摩。她感到了疼痛，在心口下和大脑中挣扎，此时理智一直试图修缮和挽回局面；但疼痛抓心，野兽般撕扯着莺莺。正是因为莺莺极清楚张生是个对“礼义之责”羞愧难当以致绝望的人，所以她更心焦于爱情行将失落的恐惧，而这种爱情，正是在绝望一次、消失一次、一度死去的隐忧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人重新用尽一切办法抓住它，于是莺莺“自荐”便又显得顺理成章。莺莺对张生的爱意，从她真正决定正视的瞬间和性联系到了一起，对于莺莺来说，许身便是许心，而在许身瞬间，她便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失当，在礼教之中，她作为女子无法自由，而她在爱里又好不容易任性了一回，但她意识到这任性是绝对不正确的举动，所以她的“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她的“愁艳幽邃”则成为对自己最残酷的惩罚。莺莺的爱有着极温柔含蓄的一面，又有極刚直清醒的一面，这刚直近乎不留退路了，这清醒又伴随着不留退路，合在一起，不断鞭打着莺莺的心。
（二）“自荐”加剧了无声沉默，沉默暗涌着无尽挣扎
由于莺莺的既自知又情难自控，以至于沉默良久，不见言语，只见行动。她在自我否定中徘徊，对自己的内心一遍遍地审问，同时也不断戕伐着自我。从而有了张生所见的“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与“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张生此时还恍若梦中，哪里意识得到莺莺内心的酸苦；同时莺莺前后态度的反差过大，也着实让张生疑惑不解，将会使张生对莺莺的理解蒙上一层阴影，不光是有惑于莺莺对自己是否是真情而非肉欲，也更惑于莺莺之品行。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自献的佳期在成为全文高潮的同时，又预示了剧情经此一波必然急转直下，崔张爱情自此必将走向低谷而离散。性是“一种需要和欲望的交易；是一种被人喜爱、需要、向往、成为他人生活最重要的事的需要；是人对他人吸引力的标准；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途径”②，虽说性欲是爱情的一部分，可是男女应当是在性爱中相互生成与给予，从而使对方成为具有精神内涵的独立个体，但我们在《莺莺传》的描写中却难见两人相互生成的过程。情爱带给他们的错觉和自身的性格使他们放弃了处于这段关系中应做到的改易与转化，这使得他们关于爱的尝试，最终落于失败。 感情初起时的忧郁早已埋下种子，他们的情爱浅薄如蒲，在日久相处，生活的万般无奈下就更体现出来。张生赴京、返蒲又西去的过程中，与莺莺的分分合合早已注定，新的情况是莺莺在与爱人的不断别离，可别离带来的则是更深一层的自我责问，人声鼎沸中更沉默的无言。她认清这段感情将既得不到张生的理解，也得不到家人的认同，更抵不住社会舆论的议论纷纷，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故面对张生，她虽深爱有之，却不得不强迫自己压制住真心。张生求文时，她“未尝以词继之”；张生求曲时，她又“终不复鼓矣”；张生“愁叹于侧”，她则“阴将知诀矣”，此时此刻莺莺的境况从现实和心灵上都是孤苦的，不仅孤苦，而且无告；不仅无告，而且无慰；不仅无慰，于张生的态度与行为，她不可不谓失望而无奈，因为自“自献”之后，张生再没有提过婚姻一事。情的部分如此这般确不为过，但婚姻毕竟是礼的组成部分--非媒不娶，所以莺莺对于张生的“始乱终弃”，是从情感上和礼教上的双方面自我认同，使她始突破礼教和自我的双重突围之后，终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二、莺莺之苦引发对女性婚恋角色的思考
崔张故事的流传，他们的“佳话”，还是因为才子佳人、琴挑户窥之故。不管是从文本内部展示的时人之议论，还是后人演绎之补恨而言，这始终都是一个对女性而言触目伤心的悲剧，莺莺之苦因而在她的无声处更有生命力，所谓“震耳欲聋的沉默”大抵如此。此一种难言的隐苦使她的形象颇具艺术魅力，带给人更深的思考空间。
（一）女性自我言说空间的匮乏令人无奈
自我陈述的缺失在上文的叙述中可见，皆是“红娘说”“张生见”，哪里有莺莺自我言明的空间？莺莺的不能言说之苦，使她成为《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一般的存在。未与张生暗合时，她是一个审慎自贞的女子，立场坚定而又言辞锋利，她的没有失贞意味着她还有些微言说自我的可能，但在“自荐枕席”之后，她更多表现为无语凝噎式的愁苦，这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被张生获得就意味着复被抛弃的轻而易舉，所以她不自言，作为一个女子，眼下这种境况，即使自陈也会被戏弄曲解，一样难逃受人非议。这种舆论的明显倾斜是因为“男权文化的道德天平永远都是倾斜的”③。“男主女从”的伦理秩序下，男子可以肆无忌惮地纵欲，而男子的情动就在这种环境下显得颇为可贵，莺莺在“自荐枕席”中的主动姿态为她带来的是完全不同于男性的评价话语，即“自献--淫荡--祸水”的设定思路，“婚”与“恋”的不对等就更被凸显出来，男子主导的思路使得女子的主动成为一种异质存在，这一惯性思维注定莺莺在男权社会中被规范，被评价，被污蔑，被轻视。至少文本中所显示出来的是，女人，最后终将被公式化地理解为失意男性镜花水月式的心理补偿、虽才貌情三全却极可能迷惑男性的红颜祸水，以及无获壮美的人生价值而只能依附男子的工具性存在。
由此想来，爱，不光对莺莺，对那时的女子来说都是难的。莺莺之苦，她脑海中的情理搏斗，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意念之对立，而是在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中，代表真、对、善的所谓理性势力对代表假、错、恶的情感因素的一次扑杀。最为可叹的是，莺莺正是在情礼挣扎中慢慢消弭自身从心里焕发本就弱小无缘的情感而更多向男性所崇尚的强大伦理价值靠拢，这种男权意识是如此有力，以至于莺莺无时无刻不在本能似的回归道德自省，她自动将自己缚在了以男性规范建立起来的耻辱柱上，也就向我们昭示了男权社会中“男主女从”的天经地义、不言自明对女性自由地追求爱情来说是一种怎样强大的压迫与伐害，更加突出了《莺莺传》成为一个“女性自献”悲剧的现实意义。
（二）女性宽厚圆融的大智慧令人动容
女子实则是颇有决断力而又颇具恒心的，莺莺令人可敬之处在于其心地依然一直纯善如初，却又在不断成长中逐渐意识到，在男女关系中必须明晰自己的行为边界。在承受现实巨大压力之下，张生“文战不胜”之时怀着眷恋之情给莺莺写信，莺莺即使是饱受相思之苦，也自知再不可能重回故事最初，于是在回信里千叮咛万嘱咐：“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这“千万珍重”反复说了有三遍之多，正是在莺莺认清二人结局的前提下，仍心有柔软，千言万语化作重重嘱托，措辞含蓄却情义自溢，深厚绵长的情意之表现。当最后莺莺婚后谢绝张生求见时，两首小诗则使莺莺超拔出先前的少女形象，呈现出足够的分别、判断、处置能力，丰富了人们对她的理解和认知。此处化用前人诗句自然天成，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一往深情之回忆，又有“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的豁达；既是哀婉的自陈自述，又不乏彬彬有礼地示威，同时劝张生珍惜眼前之人，都体现了莺莺在经历过“自献之羞”的心灵隐痛后，已然认清并处置好自己的内心，去清醒地承受往日痛苦。这种善良与伟大，乃变作一种千帆过尽之后彻底了悟的放下；而这种告慰，也是在“男主女从”的传统两性关系模式下无声的叹息。
《莺莺传》蕴含着这个民族久远文化伦理痼疾的印记，两性关系中的“氏族门阀”、“功名富贵”、“情理冲突”④种种悲辛，同时又借莺莺之无言到有言，更热诚而冷静地提醒我们思考此时代下婚恋之永恒奥秘--真挚永恒的爱与生活，并非一方依附、受制于另一方，而是彼此共享一种心灵丰富的可能性。
注释：
①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② 李银河.《性的问题》，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③ 赵琳.《唐传奇<莺莺传>悲剧新探》，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第109页.
④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115.
参考文献：
[1]李宗芳.唐人传奇[M].中华书局，1985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4]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增订本）[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5]李银河.性的问题[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探索心靈奥秘的现代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7]赵琳.唐传奇《莺莺传》悲剧新探[J].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
[8]胥洪泉.《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关键词：《莺莺传》；莺莺之苦；情理冲突；“男主女从”
唐传奇《莺莺传》讲述了一个时代与性格双重作用下的感情悲剧，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化悲为喜、化离为合的补恨情结，但由于《莺莺传》其自传性质，故事于男主人公张生的行为和心理方面展开，使得我们只能通过张生的眼睛看到莺莺的行动和情感态度变化，而失却了对莺莺内心丰富世界的考察。在这样的一个悲剧中，莺莺的感情有着自己的流变轨迹，这也使莺莺的形象极具生命力，而不是概念化的“尤物”和“祸水”。从这个角度出发，莺莺遭际的苦楚和内心的隐痛就成为了本文探讨的重点，以“莺莺之苦”为中心，本文试图梳理莺莺心灵变化的文本表现脉络，同时分析莺莺不同阶段种种心理的缘由，从而揭示出背后更深层的心理文化根源。
一、知身苦之表，探心苦之里
所谓“所有性格学的研究，一直都是由外向内的”①，自文本可析，莺莺之苦分两重，这二重之苦以其遭际苦楚，也即“身苦”为表；内心痛苦，也即“心苦”为里。纵观文本，莺莺遭逢“兵乱-请宴-词挑-佳期-赴京-返蒲-诀别-发书-求见”一系列事件，许身许心后仍见弃，其伤痛之深不言而喻，可连莺莺自己都感叹：“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这就让我们不得不从行为去探寻莺莺的内心，弄清其思维脉络。
（一）莺莺心理丰富性的展现开启于张生之出现
莺莺的心苦随着她人生际遇的變化有一个不断升级的层次性表现。遇见张生之前，依红娘语：“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可看出少女怀春的莺莺自有其可爱之处，她细腻而多感，苦于诗文中风花雪月，同时又充满了对大好时光下爱情的憧憬与想象，所以她对爱情有着最本真的朦胧渴求；莺莺同张生一样，是个雅好诗文之人，从小接受的礼教节制使她有着贞慎自保的一面，出场时“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她不施粉黛的避嫌，心无杂念的赴席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同时她的美不光体现在“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外表，亦体现于她端庄得体的娴静，外表与德行之美在皮犹在骨，也颇合乎“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之张生审美。少女莺莺此间朦胧“心苦”，便跃然于纸上，给人留下琢磨的空间。
莺莺自遇见张生，自是遇见爱情，但由此开始，挣扎与痛苦接踵而至，孤独与忧愁相伴相生：她在爱情迎拒中矛盾，欲海翻腾中沉沦，情理拉扯中不得解脱。情和理，爱和拒，不断撕扯着莺莺的内心，莺莺在这二重矛盾中苦不堪言。
张生“一席间，几不自持”，“问其年纪”，“以词导之”，企图得佳人一应时，被报以 “不对”的冷遇，使得张生只好“终席而罢”，因此有《春词》之挑，莺莺若是真不愿理会张生，大可言辞清楚地回绝，但这时她却以彩笺作《明月三五夜》之约，使用彩笺将这小女子的心思提示得再明显不过了，若是注意上了此人，必定是处处留心，体现在小处、细微处做文章的机心与巧意，这是女子再正常不过的心态，莺莺毕竟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了的，在未遇到“性温貌，美风容”的张生之前，她被章句中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所动容，同时又善于写诗章，所以其情感的敏锐度也由此可见一斑。而词挑的热切与私会的冷漠构成了巨大的反差，莺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大斥张生“不义、不详、不诚”；谈及自己，则满篇皆是“礼”，可谓不失“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道统了，言毕，翻然而逝，留下一个丈二摸不着头脑的张生，心存愧悔而羞愧绝望，就此作罢。正因为她是莺莺，所以她绝不愿意将名节轻觑，她第一次较大的心灵挣扎，结果却是违背自己真实情感的“责生”。据后来信中回忆：“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也可看出，莺莺的动情如暗火持续不断，而爱的发生就是不理会那些外在约束而径直燃烧的。
数夕的时间空白之后，莺莺做出了“自荐枕席”一举，看似极为突兀，可是我们并不难发现，时间的空白对应的其实是莺莺心理的巨大动荡，其个中滋味，当然需要默默揣摩。她感到了疼痛，在心口下和大脑中挣扎，此时理智一直试图修缮和挽回局面；但疼痛抓心，野兽般撕扯着莺莺。正是因为莺莺极清楚张生是个对“礼义之责”羞愧难当以致绝望的人，所以她更心焦于爱情行将失落的恐惧，而这种爱情，正是在绝望一次、消失一次、一度死去的隐忧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人重新用尽一切办法抓住它，于是莺莺“自荐”便又显得顺理成章。莺莺对张生的爱意，从她真正决定正视的瞬间和性联系到了一起，对于莺莺来说，许身便是许心，而在许身瞬间，她便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失当，在礼教之中，她作为女子无法自由，而她在爱里又好不容易任性了一回，但她意识到这任性是绝对不正确的举动，所以她的“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她的“愁艳幽邃”则成为对自己最残酷的惩罚。莺莺的爱有着极温柔含蓄的一面，又有極刚直清醒的一面，这刚直近乎不留退路了，这清醒又伴随着不留退路，合在一起，不断鞭打着莺莺的心。
（二）“自荐”加剧了无声沉默，沉默暗涌着无尽挣扎
由于莺莺的既自知又情难自控，以至于沉默良久，不见言语，只见行动。她在自我否定中徘徊，对自己的内心一遍遍地审问，同时也不断戕伐着自我。从而有了张生所见的“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与“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张生此时还恍若梦中，哪里意识得到莺莺内心的酸苦；同时莺莺前后态度的反差过大，也着实让张生疑惑不解，将会使张生对莺莺的理解蒙上一层阴影，不光是有惑于莺莺对自己是否是真情而非肉欲，也更惑于莺莺之品行。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自献的佳期在成为全文高潮的同时，又预示了剧情经此一波必然急转直下，崔张爱情自此必将走向低谷而离散。性是“一种需要和欲望的交易；是一种被人喜爱、需要、向往、成为他人生活最重要的事的需要；是人对他人吸引力的标准；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途径”②，虽说性欲是爱情的一部分，可是男女应当是在性爱中相互生成与给予，从而使对方成为具有精神内涵的独立个体，但我们在《莺莺传》的描写中却难见两人相互生成的过程。情爱带给他们的错觉和自身的性格使他们放弃了处于这段关系中应做到的改易与转化，这使得他们关于爱的尝试，最终落于失败。 感情初起时的忧郁早已埋下种子，他们的情爱浅薄如蒲，在日久相处，生活的万般无奈下就更体现出来。张生赴京、返蒲又西去的过程中，与莺莺的分分合合早已注定，新的情况是莺莺在与爱人的不断别离，可别离带来的则是更深一层的自我责问，人声鼎沸中更沉默的无言。她认清这段感情将既得不到张生的理解，也得不到家人的认同，更抵不住社会舆论的议论纷纷，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故面对张生，她虽深爱有之，却不得不强迫自己压制住真心。张生求文时，她“未尝以词继之”；张生求曲时，她又“终不复鼓矣”；张生“愁叹于侧”，她则“阴将知诀矣”，此时此刻莺莺的境况从现实和心灵上都是孤苦的，不仅孤苦，而且无告；不仅无告，而且无慰；不仅无慰，于张生的态度与行为，她不可不谓失望而无奈，因为自“自献”之后，张生再没有提过婚姻一事。情的部分如此这般确不为过，但婚姻毕竟是礼的组成部分--非媒不娶，所以莺莺对于张生的“始乱终弃”，是从情感上和礼教上的双方面自我认同，使她始突破礼教和自我的双重突围之后，终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二、莺莺之苦引发对女性婚恋角色的思考
崔张故事的流传，他们的“佳话”，还是因为才子佳人、琴挑户窥之故。不管是从文本内部展示的时人之议论，还是后人演绎之补恨而言，这始终都是一个对女性而言触目伤心的悲剧，莺莺之苦因而在她的无声处更有生命力，所谓“震耳欲聋的沉默”大抵如此。此一种难言的隐苦使她的形象颇具艺术魅力，带给人更深的思考空间。
（一）女性自我言说空间的匮乏令人无奈
自我陈述的缺失在上文的叙述中可见，皆是“红娘说”“张生见”，哪里有莺莺自我言明的空间？莺莺的不能言说之苦，使她成为《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一般的存在。未与张生暗合时，她是一个审慎自贞的女子，立场坚定而又言辞锋利，她的没有失贞意味着她还有些微言说自我的可能，但在“自荐枕席”之后，她更多表现为无语凝噎式的愁苦，这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被张生获得就意味着复被抛弃的轻而易舉，所以她不自言，作为一个女子，眼下这种境况，即使自陈也会被戏弄曲解，一样难逃受人非议。这种舆论的明显倾斜是因为“男权文化的道德天平永远都是倾斜的”③。“男主女从”的伦理秩序下，男子可以肆无忌惮地纵欲，而男子的情动就在这种环境下显得颇为可贵，莺莺在“自荐枕席”中的主动姿态为她带来的是完全不同于男性的评价话语，即“自献--淫荡--祸水”的设定思路，“婚”与“恋”的不对等就更被凸显出来，男子主导的思路使得女子的主动成为一种异质存在，这一惯性思维注定莺莺在男权社会中被规范，被评价，被污蔑，被轻视。至少文本中所显示出来的是，女人，最后终将被公式化地理解为失意男性镜花水月式的心理补偿、虽才貌情三全却极可能迷惑男性的红颜祸水，以及无获壮美的人生价值而只能依附男子的工具性存在。
由此想来，爱，不光对莺莺，对那时的女子来说都是难的。莺莺之苦，她脑海中的情理搏斗，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意念之对立，而是在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中，代表真、对、善的所谓理性势力对代表假、错、恶的情感因素的一次扑杀。最为可叹的是，莺莺正是在情礼挣扎中慢慢消弭自身从心里焕发本就弱小无缘的情感而更多向男性所崇尚的强大伦理价值靠拢，这种男权意识是如此有力，以至于莺莺无时无刻不在本能似的回归道德自省，她自动将自己缚在了以男性规范建立起来的耻辱柱上，也就向我们昭示了男权社会中“男主女从”的天经地义、不言自明对女性自由地追求爱情来说是一种怎样强大的压迫与伐害，更加突出了《莺莺传》成为一个“女性自献”悲剧的现实意义。
（二）女性宽厚圆融的大智慧令人动容
女子实则是颇有决断力而又颇具恒心的，莺莺令人可敬之处在于其心地依然一直纯善如初，却又在不断成长中逐渐意识到，在男女关系中必须明晰自己的行为边界。在承受现实巨大压力之下，张生“文战不胜”之时怀着眷恋之情给莺莺写信，莺莺即使是饱受相思之苦，也自知再不可能重回故事最初，于是在回信里千叮咛万嘱咐：“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这“千万珍重”反复说了有三遍之多，正是在莺莺认清二人结局的前提下，仍心有柔软，千言万语化作重重嘱托，措辞含蓄却情义自溢，深厚绵长的情意之表现。当最后莺莺婚后谢绝张生求见时，两首小诗则使莺莺超拔出先前的少女形象，呈现出足够的分别、判断、处置能力，丰富了人们对她的理解和认知。此处化用前人诗句自然天成，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一往深情之回忆，又有“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的豁达；既是哀婉的自陈自述，又不乏彬彬有礼地示威，同时劝张生珍惜眼前之人，都体现了莺莺在经历过“自献之羞”的心灵隐痛后，已然认清并处置好自己的内心，去清醒地承受往日痛苦。这种善良与伟大，乃变作一种千帆过尽之后彻底了悟的放下；而这种告慰，也是在“男主女从”的传统两性关系模式下无声的叹息。
《莺莺传》蕴含着这个民族久远文化伦理痼疾的印记，两性关系中的“氏族门阀”、“功名富贵”、“情理冲突”④种种悲辛，同时又借莺莺之无言到有言，更热诚而冷静地提醒我们思考此时代下婚恋之永恒奥秘--真挚永恒的爱与生活，并非一方依附、受制于另一方，而是彼此共享一种心灵丰富的可能性。
注释：
①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② 李银河.《性的问题》，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③ 赵琳.《唐传奇<莺莺传>悲剧新探》，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第109页.
④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115.
参考文献：
[1]李宗芳.唐人传奇[M].中华书局，1985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4]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增订本）[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5]李银河.性的问题[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探索心靈奥秘的现代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7]赵琳.唐传奇《莺莺传》悲剧新探[J].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
[8]胥洪泉.《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