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虽然我从小经常随父母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但那时年龄小，就知道到处玩儿，很少听大人们谈话。等到长大些，上了中学，可以听懂一些事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伯伯非常忙，能见到他、与他交流的机会就少多了。伯伯、伯母与我当面交谈、关心教诲的事情，使我终生难忘。伯伯生前一直不让我们亲属对外界讲与他的关系，不许我们在外张扬，不让我们给组织上添麻烦。他还为亲属们制定了“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所以，很久以来，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家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不清楚是怎样的一种具体情况。我们侄辈称呼周恩来为伯伯，因伯伯在周氏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七，所以我们侄辈们称邓颖超为七妈。
1969年初，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当农民。临行前，我到西花厅向伯伯和七妈辞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延安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荒贫，生产落后，农民生活非常困苦，缺粮、缺钱、缺医、缺水，简直什么都缺。知青们从大城市来到这么个贫穷偏僻的地方，吃不饱饭，劳动量还大，连生活费都赚不到多少，甚至还要靠家里补贴。到了1969年底冬闲时节，大部分知青回京探亲，有的同学借机走关系当兵去了，有的同学不管是真病还是装病，用病退的方式将户口迁回北京，还有的同学转到其他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插队。
回京期间，在伯伯紧张忙碌的工作间隙，我几次到西花厅向伯伯、七妈反映知青插队中的问题，同时也汇报了延安地区贫穷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吃不饱饭等状况。伯伯听后非常难过，他说，延安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生活却如此困难，是他这个总理的责任，对不起延安老区人民，也无法向毛主席交代。他让我将所了解的情况写份书面材料交给他，后面的事就不用我管了。他还叮嘱我过春节后一定要回到延安，坚持下去，不能当“逃兵”。当时我并不知道伯伯将会如何处理延安的情况。当我回到延安后，周总理于1970年3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就如何改變延安的落后面貌，如何改善延安知青的插队条件等问题作了大量具体、有力的安排部署。当会议的部署得到具体落实后，很多同学慢慢安下心来，从迷茫中振作起来，在延安农村坚持了下来，与延安人民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我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也是与伯伯有直接关系的。那是1970年底，我已在延安农村插队两年了，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到达部队后，我兴奋地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这个情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七妈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伯伯认为我的政审不符合参军条件，父亲受审查的孩子是不能当兵的，作为他的侄子，更不能做出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伯伯已经安排好，让陕西派人将我接回延安，继续当知青。这个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当时我就懵了，难以接受。但我知道伯伯的安排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再想不通也必须听话。我六妹周秉建也是在内蒙古草原当牧民，放了两年多的羊后，几乎与我同一时期参了军，部队驻地就在北京郊区。当妹妹秉建身着军装兴冲冲地跑到西花厅报喜的时候，伯伯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六，你要作好脱下军装再回内蒙古继续放羊的思想准备呀！”妹妹听后大哭，后来经过伯伯、七妈做思想工作，也同意回到草原继续过她的牧民生活。就这样，我与妹妹都是在部队当了三个月的兵后，各自返回到原先插队的地方，我继续种地，妹妹继续放羊。当我再回延安后，由于思想、心情还没有缓过来，感觉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加上农村的伙食远不如边防部队的好，农活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很快我就病倒了，肺炎、吐血、发高烧，如果不是知青同学连夜将我送到医院，恐怕性命难保。我在住院时，将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伯伯、七妈，两位老人着急了。七妈立即提笔，来信表达关心和慰问，让我随时回信报告病情，并鼓励我养好病后继续坚持在农村奋斗下去，做一名革命的好青年;还告诉我，如果生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由他们帮助解决。七妈还让秘书按月给我汇来营养费和生活补助费。手捧七妈的亲笔来信，感受着伯伯、七妈对我的关爱，我热泪盈眶，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与温暖。病好后，我身负两位长辈的信任、重托和勉励，坚定地回到村里。发生在我身上的插队、当兵、再插队的这段从兴奋到失落、再从失落到振作起来的变化经历，当初以为是命运的不公，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伯伯已经去世多年，斯人远去，音容宛在，灵魂不朽，精神永存。他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铭刻在热爱他的人民心中，耸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骨灰早已融入了祖国的绿水青山，永远陪伴着他深爱的人民。他的英灵则化为一只大鸾，翱翔环宇，恒久地注视着这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在梦里，我看见伯伯端着右臂，欣慰地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家日益强盛，人民日益幸福，民族日益兴旺。伯伯由衷地发出满意的、赞赏的、爽朗的笑声……
周秉和，1969年从北京到延安县冯庄插队。1972年到清华大学上学。
1969年初，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当农民。临行前，我到西花厅向伯伯和七妈辞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延安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荒贫，生产落后，农民生活非常困苦，缺粮、缺钱、缺医、缺水，简直什么都缺。知青们从大城市来到这么个贫穷偏僻的地方，吃不饱饭，劳动量还大，连生活费都赚不到多少，甚至还要靠家里补贴。到了1969年底冬闲时节，大部分知青回京探亲，有的同学借机走关系当兵去了，有的同学不管是真病还是装病，用病退的方式将户口迁回北京，还有的同学转到其他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插队。
回京期间，在伯伯紧张忙碌的工作间隙，我几次到西花厅向伯伯、七妈反映知青插队中的问题，同时也汇报了延安地区贫穷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吃不饱饭等状况。伯伯听后非常难过，他说，延安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生活却如此困难，是他这个总理的责任，对不起延安老区人民，也无法向毛主席交代。他让我将所了解的情况写份书面材料交给他，后面的事就不用我管了。他还叮嘱我过春节后一定要回到延安，坚持下去，不能当“逃兵”。当时我并不知道伯伯将会如何处理延安的情况。当我回到延安后，周总理于1970年3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就如何改變延安的落后面貌，如何改善延安知青的插队条件等问题作了大量具体、有力的安排部署。当会议的部署得到具体落实后，很多同学慢慢安下心来，从迷茫中振作起来，在延安农村坚持了下来，与延安人民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我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也是与伯伯有直接关系的。那是1970年底，我已在延安农村插队两年了，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到达部队后，我兴奋地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这个情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七妈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伯伯认为我的政审不符合参军条件，父亲受审查的孩子是不能当兵的，作为他的侄子，更不能做出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伯伯已经安排好，让陕西派人将我接回延安，继续当知青。这个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当时我就懵了，难以接受。但我知道伯伯的安排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再想不通也必须听话。我六妹周秉建也是在内蒙古草原当牧民，放了两年多的羊后，几乎与我同一时期参了军，部队驻地就在北京郊区。当妹妹秉建身着军装兴冲冲地跑到西花厅报喜的时候，伯伯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六，你要作好脱下军装再回内蒙古继续放羊的思想准备呀！”妹妹听后大哭，后来经过伯伯、七妈做思想工作，也同意回到草原继续过她的牧民生活。就这样，我与妹妹都是在部队当了三个月的兵后，各自返回到原先插队的地方，我继续种地，妹妹继续放羊。当我再回延安后，由于思想、心情还没有缓过来，感觉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加上农村的伙食远不如边防部队的好，农活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很快我就病倒了，肺炎、吐血、发高烧，如果不是知青同学连夜将我送到医院，恐怕性命难保。我在住院时，将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伯伯、七妈，两位老人着急了。七妈立即提笔，来信表达关心和慰问，让我随时回信报告病情，并鼓励我养好病后继续坚持在农村奋斗下去，做一名革命的好青年;还告诉我，如果生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由他们帮助解决。七妈还让秘书按月给我汇来营养费和生活补助费。手捧七妈的亲笔来信，感受着伯伯、七妈对我的关爱，我热泪盈眶，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与温暖。病好后，我身负两位长辈的信任、重托和勉励，坚定地回到村里。发生在我身上的插队、当兵、再插队的这段从兴奋到失落、再从失落到振作起来的变化经历，当初以为是命运的不公，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伯伯已经去世多年，斯人远去，音容宛在，灵魂不朽，精神永存。他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铭刻在热爱他的人民心中，耸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骨灰早已融入了祖国的绿水青山，永远陪伴着他深爱的人民。他的英灵则化为一只大鸾，翱翔环宇，恒久地注视着这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在梦里，我看见伯伯端着右臂，欣慰地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家日益强盛，人民日益幸福，民族日益兴旺。伯伯由衷地发出满意的、赞赏的、爽朗的笑声……
周秉和，1969年从北京到延安县冯庄插队。1972年到清华大学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