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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还会记得,2006年12月,美丽的青岛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马路上奔驰的大小车辆上,临街商户的灯箱上,居民楼的门窗上,一条条红飘带犹如一团团红色的火苗温暖着、装扮着冬季的岛城。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现代版的《完璧归赵》——
2006年11月29日下午1点30分,青岛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李雁接到热线,一个来自深圳的谢先生把价值600万元的珠宝和2万元现金落在了出租车上。他走时没有索要发票,也没记住车牌号,心急如焚的他希望主持人能给予帮助。从下午2点钟开始,李雁将这则寻物启事在青岛交通广播中不停地滚动播出。但是,下午6点以后,这则寻物启事才被出租车司机莫立斌师傅收听到,他急忙赶到电台将财物返还失主,并当面拒绝了酬谢。当天电台的其他节目都停播了,但关于这件事的直播节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许多听众都在关注此事。直播节目快要结束时,一位青岛市民打进热线,建议所有收听这个节目的驾驶员,第二天早晨都在自己的车上系上一条红飘带,向“的哥”莫师傅学习,向全市的出租车司机致意。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有30多家单位打来电话,表示愿意无偿提供红飘带,听众也从四面八方赶到交通台,纷纷领取红飘带,致使青岛广电大厦楼下出现了堵车的现象。一时间,“红飘带”精神在青岛市广泛叫响,各行各业很快掀起了一股人人学习、人人践行“红飘带”精神的热潮。
传媒,以它急速的穿透力,将“爱”播撒,将“情”传递。一条条飞舞的红飘带,道出了人们对笃行美德者的深深敬意,凸显着人们对时代道德风尚的呼唤与热烈回应;一条条飞舞的红飘带,从青岛飘到全国,让我们领略了传媒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
那么,传媒影响力的本质是什么呢?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影响力就是它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这种“渠道烙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的物质技术属性(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作为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物质技术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一是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如传媒通过其对于资讯的选择、处理、解读及整合分析等,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社会能动性的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毋庸置疑,传媒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极其深刻和巨大的,也是不可抗拒的。它是孕育一个社会精神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精神活动的母体。
我们知道,一种风气、一种潮流的形成,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且社会普遍认为自然的态势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持久性,“红飘带”活动亦是如此。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伟称:“青岛的‘红飘带’现象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倡导的诚信、和谐、博大,卓越城市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倡导‘微尘精神’,微尘精神是一个向善、向美、互相帮助的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也是青岛人民热爱自己这座城市,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一个集中表现。”传播总是与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它发出的所有信息,都在无形地表达着所在社会的主导文化,塑造和维系着社会的公共价值;好的文化氛围,能塑造好的社会风气。而传媒的文化报道则是精神文化含量较高的社会传播,这种传播关涉的是人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行为,更容易向人们的心灵深处渗透。作为社会导航者的传媒,本来就对受众的精神意识起着重要的熏陶和教化作用,因而更应当重视文化传播的品质,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影响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正面的宣传对受众能产生好的情感指向,负面的宣传对受众则产生不良的情感指向。前几年,有关河南的小段子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媒体一遇有关河南农民工犯罪的事例,就大加报道,近似轰炸般的地域性歧视让我们一度陷入尴尬境地。2004年,河南传媒主动设置议程,通过各种正面事件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河南形象。从舍己救人的李学生、当代孝子张尚昀、感动中国人物洪战辉等一大批“平民英雄”,到中国最美女记者曹爱文、中国最美的山村女教师王梅香、中国最美的继母武雪、中国最美的女儿禧玛妹妹等,让外界对河南有了新的认识与解读。从纸媒到网络、从电台到电视台,通过大密度的新闻报道,及时向受众传递了有关河南和河南人的正确信息,为外界正确地了解河南立下了汗马功劳。网友在论坛上评价说,2005年,是河南形象的一个拐点,我们看到了河南人的纯朴、善良、正直、正气,河南人感动了整个中国!
今天,我们已步入媒介化时代。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甚至手机,每天扑面而来的讯息像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受众的“眼球”,引领了受众的“认知”。不得不承认,传媒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眼睛,每个人都愈来愈依赖于它认知社会。因而传媒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价值坐标,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能让那些凶杀、暴力、色情新闻大行其道,否则,就会对社会不良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传媒,不应也不能成为某些个人或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应为也必须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先进的精神食粮。传播媒介为人们提供了社会镜像,为人的潜能的挖掘、提升以及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传媒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引领社会精神向上的任务,在歌颂中振奋人们的精神,在批判中澄清好坏与优劣,使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我们知道,价值取向决定传媒的追求,价值取向的改变必然导致传媒追求的改变。现代传媒的价值理念,就是要不遗余力地维系我们的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维系这个发展所需要的所有社会规范、道德秩序和精神元素。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传媒,在追求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应始终以社会责任为己任,无论什么时候,都应把目光聚焦在“责任”二字上,担负起传播文明、歌颂光明、弘扬正气、鞭挞邪恶的任务,引导社会在民主与法制化的轨道上前进,实现社会文明与精神道德建设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2006年11月29日下午1点30分,青岛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李雁接到热线,一个来自深圳的谢先生把价值600万元的珠宝和2万元现金落在了出租车上。他走时没有索要发票,也没记住车牌号,心急如焚的他希望主持人能给予帮助。从下午2点钟开始,李雁将这则寻物启事在青岛交通广播中不停地滚动播出。但是,下午6点以后,这则寻物启事才被出租车司机莫立斌师傅收听到,他急忙赶到电台将财物返还失主,并当面拒绝了酬谢。当天电台的其他节目都停播了,但关于这件事的直播节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许多听众都在关注此事。直播节目快要结束时,一位青岛市民打进热线,建议所有收听这个节目的驾驶员,第二天早晨都在自己的车上系上一条红飘带,向“的哥”莫师傅学习,向全市的出租车司机致意。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有30多家单位打来电话,表示愿意无偿提供红飘带,听众也从四面八方赶到交通台,纷纷领取红飘带,致使青岛广电大厦楼下出现了堵车的现象。一时间,“红飘带”精神在青岛市广泛叫响,各行各业很快掀起了一股人人学习、人人践行“红飘带”精神的热潮。
传媒,以它急速的穿透力,将“爱”播撒,将“情”传递。一条条飞舞的红飘带,道出了人们对笃行美德者的深深敬意,凸显着人们对时代道德风尚的呼唤与热烈回应;一条条飞舞的红飘带,从青岛飘到全国,让我们领略了传媒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
那么,传媒影响力的本质是什么呢?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影响力就是它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这种“渠道烙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的物质技术属性(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作为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物质技术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一是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如传媒通过其对于资讯的选择、处理、解读及整合分析等,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社会能动性的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毋庸置疑,传媒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极其深刻和巨大的,也是不可抗拒的。它是孕育一个社会精神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精神活动的母体。
我们知道,一种风气、一种潮流的形成,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且社会普遍认为自然的态势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持久性,“红飘带”活动亦是如此。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伟称:“青岛的‘红飘带’现象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倡导的诚信、和谐、博大,卓越城市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倡导‘微尘精神’,微尘精神是一个向善、向美、互相帮助的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也是青岛人民热爱自己这座城市,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一个集中表现。”传播总是与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它发出的所有信息,都在无形地表达着所在社会的主导文化,塑造和维系着社会的公共价值;好的文化氛围,能塑造好的社会风气。而传媒的文化报道则是精神文化含量较高的社会传播,这种传播关涉的是人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行为,更容易向人们的心灵深处渗透。作为社会导航者的传媒,本来就对受众的精神意识起着重要的熏陶和教化作用,因而更应当重视文化传播的品质,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影响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正面的宣传对受众能产生好的情感指向,负面的宣传对受众则产生不良的情感指向。前几年,有关河南的小段子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媒体一遇有关河南农民工犯罪的事例,就大加报道,近似轰炸般的地域性歧视让我们一度陷入尴尬境地。2004年,河南传媒主动设置议程,通过各种正面事件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河南形象。从舍己救人的李学生、当代孝子张尚昀、感动中国人物洪战辉等一大批“平民英雄”,到中国最美女记者曹爱文、中国最美的山村女教师王梅香、中国最美的继母武雪、中国最美的女儿禧玛妹妹等,让外界对河南有了新的认识与解读。从纸媒到网络、从电台到电视台,通过大密度的新闻报道,及时向受众传递了有关河南和河南人的正确信息,为外界正确地了解河南立下了汗马功劳。网友在论坛上评价说,2005年,是河南形象的一个拐点,我们看到了河南人的纯朴、善良、正直、正气,河南人感动了整个中国!
今天,我们已步入媒介化时代。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甚至手机,每天扑面而来的讯息像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受众的“眼球”,引领了受众的“认知”。不得不承认,传媒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眼睛,每个人都愈来愈依赖于它认知社会。因而传媒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价值坐标,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能让那些凶杀、暴力、色情新闻大行其道,否则,就会对社会不良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传媒,不应也不能成为某些个人或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应为也必须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先进的精神食粮。传播媒介为人们提供了社会镜像,为人的潜能的挖掘、提升以及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传媒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引领社会精神向上的任务,在歌颂中振奋人们的精神,在批判中澄清好坏与优劣,使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我们知道,价值取向决定传媒的追求,价值取向的改变必然导致传媒追求的改变。现代传媒的价值理念,就是要不遗余力地维系我们的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维系这个发展所需要的所有社会规范、道德秩序和精神元素。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传媒,在追求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应始终以社会责任为己任,无论什么时候,都应把目光聚焦在“责任”二字上,担负起传播文明、歌颂光明、弘扬正气、鞭挞邪恶的任务,引导社会在民主与法制化的轨道上前进,实现社会文明与精神道德建设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