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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的基本脉络和现状
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党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该问题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时间里，一些行为主义政治学著述被译介到国内，如1987年由王沪宁等翻译的罗伯特·A.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曹沛霖等翻译的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马殿君翻译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国内学术界对资源政治学研究较早的有王沪宁、王邦佐等专家。随着研究的深化，政治资源问题的研究逐步演化为执政资源问题的研究，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的论文最早见于2002年，如《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发表的陈小林所写的《构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战略》一文、《党建与人才》2002年第3期发表的张立华所写的《对拓宽新时期执政资源的思考》一文。需要指出的是，国内最早使用“执政资源”这一词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毛仲伟教授，1987年他在论及台湾政党合作走向一文中提出：“在野党可以采用政党合作方式分享执政资源……”但该文未对执政资源概念进行具体阐释。
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资源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毛泽东所说的“还不够”的东西、邓小平所说的“手头东西”，其实指的就是执政资源，但他们并未使用执政资源这一概念。胡锦涛在这一方面的探索无疑是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2004年6月，胡锦涛第一次将执政资源作为党的执政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加以提出，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近年来，该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党内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问题仍是一个亟待深化的重大问题。主要表现为：涉及某个角度和方面的研究较多，全面系统的研究较少；应景性的研究较多，从学理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少；模仿性的重复论述较多，有见地的拓展性研究较少；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的较多，利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较少；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较多，注重实证研究的较少，等等。
二、执政资源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相关观点
(一)关于对执政资源概念的阐释
对执政资源概念的阐释，目前主要有五种观点：其一，财富说。例如，陈小林认为，所谓“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中可调动和利用的财富。其二，元素说。如齐卫平认为，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在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可供利用的支撑元素。其三，总称说。吴文勤等学者认为，执政资源是指执政所依赖的各种资源的总称。其四，等同说。如黄明哲认为，党的执政资源主要是指执政的政治资源。其五，总和说。如谭吉华认为，执政资源是为完成执政使命可资利用的人、财、物、信息等自然的、社会的因素的总和。这一观点之后被其他研究者逐步完善，目前通行的“总和说”表述为，执政党为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实现执政目标、巩固执政地位可资利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要素的总和。
上述概括的区别主要源于视角的差别，其着眼点有的是执政活动过程，有的是执政资源的构成，还有的是资源使用的目的。“总和说”之所以较为普遍地被认同，则是因为它首先比较清楚地阐释了执政主体的需求，即执政党执政需要的资源是有利于执政实践的、能够被开发利用的因素和条件；其次，回答了执政资源的作用指向，即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服务；再次，说明了执政资源是多要素的、现实存在的、可以被开发利用的因素和条件。
(二)关于执政资源的内涵界定和组成方式问题
关于执政资源的内涵和各要素的组成方式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1 多元并列说。即把某几种或某几类资源要素平行并列为党的执政资源。但究竟具体由哪几种或哪几类资源要素组成却存在多种观点。“二元说”认为执政资源由政治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构成。“三元说”认为应由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构成，或是将其分为权力资源、组织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还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划分，等等。“四元说”认为应包括先进性资源、体制性资源、合法性资源、民心性资源；或是将党的执政资源分为思想理论、政治权力、人才组织和历史经验四要素；还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的划分；以及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划分。“五元说”将党的执政资源划分为理论、组织、制度、权威、人才五个方面。“六元说”认为执政资源应包含政治资源、制度资源、群众资源、组织资源、人才资源、精神资源；或是认为阶级与社会、党员与组织、理论与信念、章程与制度、人才与政治家、权威与民主六个方面要素构成执政资源。“七元说”将执政资源划分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思想、组织、制度、物质、权力、历史等七要素。“十元说”则把历史、理论、权力、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组织、制度、能力等列为执政资源十要素。
2 体系说。即认为执政资源是由多种要素按照一定的法则构成的一个复杂的体系。如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和运行资源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执政资源的体系，或是将其分为党自身所拥有的执政资源和党在执政活动中产生的资源两大部分，或是认为经济基础资源系统、上层建筑资源系统、民心民意资源系统构成执政资源体系，或是将执政资源分为三类：基础性资源(权力资源、法理资源、体制资源等)、运行性资源(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资源)和保障性资源(先进性资源、认同性资源等)。
3 一元决定说。即认为执政资源是由某一种或某一类资源要素决定的。如有学者认为，党的执政资源主要是指执政的政治资源。还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关键在于自觉地维护开发和扩充合法性资源。
4 其他说。即按照执政资源的归属把执政资源分为党内资源与党外资源、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体制内资源与体制外资源，或者按时间段把执政资源分为历史的资源和现实拥有的资源等。
内涵及其构成方式问题的分歧，是目前制约执政资源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取得突破的瓶颈。这一现象对于一个前沿性课题的研究而言是正常的。笔者认为，把执政资源简单地理解为某几种或几类资源要素的平行并列的观点无法阐释各资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相比之下，体系说更为科学。执政资源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庞大体系，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要素，体系中各要素虽然生成渠道、运行模式、作用方向及耗费方式各不相同，但却始终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并始终伴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而涨消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有元素不断流失、退化或被替代，一 些新的资源不断生成和日渐富集，整个系统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之中。根据各资源要素的运行方式和功能特点，将执政资源分解为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三类是恰当的，基础性资源由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阶级基础资源和历史资源等要素组成；运行性资源由权力资源、体制资源两大要素组成；保障性资源由合法性资源(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法理合法性)和战略性资源(人才资源)组成。
(三)关于党的执政资源的现状评估问题
由于技术性原因，目前这个问题尚难以深入，因为现状评估首先需要确立一个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而这一体系目前并不存在，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的相应评价，其科学性、权威性等都有待考察。目前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更多的只是沿用“优势”和“挑战”等套路。但有一个判断是共同的，那就是党的执政资源总体数量在不断增加，质量也相应呈现出优化趋势。关于“挑战”，目前的主要观点有：
1 执政的合法性面临挑战。这是比较一致的观点。其中胡小君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执政的初始合法性一经建立，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折旧状态，民众特别是新生代的民众对执政党的历史功绩认同会逐渐淡漠；同时，合法性资源在执政过程中也会作为执政成本的一部分被消耗。执政党必须不断积累新的合法性资源，不断优化合法性资源的质量，使合法性资源总量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以确保执政使命的完成。
2 意识形态的挑战。多数研究者将此列为挑战的一大因素。如阮晓莺等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开始了新的结构调整和重建，在此过程中，市场因素和公民意识不断解构着传统的意识形态资源；大众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为各种非主流思想文化的渗入提供了便捷的通道；随着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人们会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独立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意识形态资源的作用力。
3 执政基础面临削弱的威胁。执政基础包括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臧乃康认为，由于社会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呈现出高度分化的态势。由于地方利益呈刚性化走势，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条块分割的二元格局，执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没有体现出最优化和最大化的效应，而是因为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低效分割和分散，部分民众缺乏合适的利益表达通道，某些政府垄断的公共资源甚至还挤占了民众的利益资源。
4 党的组织资源面临挑战。许多研究者认为，在党组织资源不断富集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在党组织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的同时，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制约着党的社会动员力的同步增长；二是在党员数量增加的同时，党员素质的良莠不齐现象更为凸显，影响了党员队伍战斗力的相应提升；三是在党员队伍结构整体趋于优化的同时，重业绩轻党性修养的倾向，制约着党员个体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和党组织政治堡垒作用的相应增强；四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存在，侵蚀着政治制度的威信，降低了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四)关于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资源开发的基本对策问题
这既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必须是系统性的、多层面的，需要理论工作者和执政实践者的共同参与。对执政资源内涵的分歧，使研究者们提出的基于内涵之上的对策也各不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下述观点：
雷厚礼认为，要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新实践，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姿态，不断开发党的执政资源：一是做强经济基础资源系统；二是发展上层建筑资源系统；三是牢固民心民意资源系统。
陈小林认为，应立足时代特点，针对党的执政资源的现状，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为核心，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着眼点，全面开发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
郑权认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应从六个方面努力：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推动体制创新；巩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巩固党的组织体系，壮大党员队伍；不断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胡小君认为，党要长期执政、为人民执好政，就必须主要立足于开发和利用法理合法性资源。现阶段，党应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为中心，不断积累和优化党的执政合法性这一核心执政资源，以顺利完成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使命。
臧乃康认为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要科学配置执政资源；第三要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
张荣臣认为，一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党执政最要紧的资源；二是要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党执政最大的资源；三是要不断巩固和扩大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认同，这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
笔者认为，抓住主要矛盾、突出解决好关键环节才是最高效的方式，这也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个普适性规律。因此胡小君的观点是相对可取的。但他的观点似乎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资源要素，即党执政的战略性资源(人才资源)的建设。合法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建设并重，党的执政资源的开发就会取得根本性的、长远性的成效。
三、党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需要突破的几个问题
作为一个全新的课题，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党的执政资源问题，2007年以来，一些系统性研究成果也渐次推出，这些都是令人欣喜的。但我们也看到，目前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该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瓶颈”，亟待突破。
(一)党的执政资源的内涵及其组成方式问题
从本文罗列的诸多观点不难看出这一问题目前的分歧之大，而实际存在的观点还不止这些。执政资源问题研究所涉及的现状评估问题、对策问题都是以内涵问题为基础的，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形不成共识，那么执政资源问题的研究就可能始终停留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从资源政治学的学理出发，对构成执政资源要素的基本条件进行认定，只有这样，才能甄别哪些要素属于执政资源范畴；其次，要考察各要素的效能作用方向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以确定各要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三，要深入研究各要素的生成、运行及消耗方式，以确定执政资源各要素的变迁法则和体系的运行规律。
(二)党的执政资源的现状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问题
执政资源评估指标体系是一个对执政资源的保有数量、内在质量、运行状态的量化评估参数，这是衡量党的执政资源现状的相对客观的尺度。其绩效标准是一些复杂因素的综合，这些因素共同反映着执政资源的保有和运作状况及其内在品质。借鉴目前行政管理学中比较常见的政府绩效评估的相关指标体系，我们所要建构的执政资源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是一个明确体现“4E”的体系。即经济、效率、效益、公平。这里的“经济”即资源成本、“效率”是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效益”是产出的内在质量、“公平”是指资源产出的社会再分配的公平机制健全度及其再生出的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度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这四种标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执政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E”体系能使执政资源体系的整体状况得以体现，这样得出的评估结果才能有相应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三)研究方式的实证性问题以及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问题
执政资源问题既是一个执政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执政实践问题。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势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首要的是要强化实证研究法，科学选定有代表性的地区和部门为“点”，对这些“点”的执政资源的投入、运行、消耗和产出等指标项进行分时段的考察分析和评估，切实为执政实践服务；其次，要实现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深度结合，落实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的效果；其三，研究成果的社会化问题。要建立一个顺畅的联系渠道，使研究的成果能及时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并对执政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就是要实现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执政资源研究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仅靠政治学界是不够的，需要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参与。
[责任编辑：吕楠]
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党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该问题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时间里，一些行为主义政治学著述被译介到国内，如1987年由王沪宁等翻译的罗伯特·A.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曹沛霖等翻译的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马殿君翻译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国内学术界对资源政治学研究较早的有王沪宁、王邦佐等专家。随着研究的深化，政治资源问题的研究逐步演化为执政资源问题的研究，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的论文最早见于2002年，如《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发表的陈小林所写的《构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战略》一文、《党建与人才》2002年第3期发表的张立华所写的《对拓宽新时期执政资源的思考》一文。需要指出的是，国内最早使用“执政资源”这一词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毛仲伟教授，1987年他在论及台湾政党合作走向一文中提出：“在野党可以采用政党合作方式分享执政资源……”但该文未对执政资源概念进行具体阐释。
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资源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毛泽东所说的“还不够”的东西、邓小平所说的“手头东西”，其实指的就是执政资源，但他们并未使用执政资源这一概念。胡锦涛在这一方面的探索无疑是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2004年6月，胡锦涛第一次将执政资源作为党的执政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加以提出，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近年来，该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党内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问题仍是一个亟待深化的重大问题。主要表现为：涉及某个角度和方面的研究较多，全面系统的研究较少；应景性的研究较多，从学理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少；模仿性的重复论述较多，有见地的拓展性研究较少；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的较多，利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较少；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较多，注重实证研究的较少，等等。
二、执政资源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相关观点
(一)关于对执政资源概念的阐释
对执政资源概念的阐释，目前主要有五种观点：其一，财富说。例如，陈小林认为，所谓“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中可调动和利用的财富。其二，元素说。如齐卫平认为，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在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可供利用的支撑元素。其三，总称说。吴文勤等学者认为，执政资源是指执政所依赖的各种资源的总称。其四，等同说。如黄明哲认为，党的执政资源主要是指执政的政治资源。其五，总和说。如谭吉华认为，执政资源是为完成执政使命可资利用的人、财、物、信息等自然的、社会的因素的总和。这一观点之后被其他研究者逐步完善，目前通行的“总和说”表述为，执政党为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实现执政目标、巩固执政地位可资利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要素的总和。
上述概括的区别主要源于视角的差别，其着眼点有的是执政活动过程，有的是执政资源的构成，还有的是资源使用的目的。“总和说”之所以较为普遍地被认同，则是因为它首先比较清楚地阐释了执政主体的需求，即执政党执政需要的资源是有利于执政实践的、能够被开发利用的因素和条件；其次，回答了执政资源的作用指向，即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服务；再次，说明了执政资源是多要素的、现实存在的、可以被开发利用的因素和条件。
(二)关于执政资源的内涵界定和组成方式问题
关于执政资源的内涵和各要素的组成方式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1 多元并列说。即把某几种或某几类资源要素平行并列为党的执政资源。但究竟具体由哪几种或哪几类资源要素组成却存在多种观点。“二元说”认为执政资源由政治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构成。“三元说”认为应由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构成，或是将其分为权力资源、组织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还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划分，等等。“四元说”认为应包括先进性资源、体制性资源、合法性资源、民心性资源；或是将党的执政资源分为思想理论、政治权力、人才组织和历史经验四要素；还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的划分；以及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划分。“五元说”将党的执政资源划分为理论、组织、制度、权威、人才五个方面。“六元说”认为执政资源应包含政治资源、制度资源、群众资源、组织资源、人才资源、精神资源；或是认为阶级与社会、党员与组织、理论与信念、章程与制度、人才与政治家、权威与民主六个方面要素构成执政资源。“七元说”将执政资源划分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思想、组织、制度、物质、权力、历史等七要素。“十元说”则把历史、理论、权力、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组织、制度、能力等列为执政资源十要素。
2 体系说。即认为执政资源是由多种要素按照一定的法则构成的一个复杂的体系。如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和运行资源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执政资源的体系，或是将其分为党自身所拥有的执政资源和党在执政活动中产生的资源两大部分，或是认为经济基础资源系统、上层建筑资源系统、民心民意资源系统构成执政资源体系，或是将执政资源分为三类：基础性资源(权力资源、法理资源、体制资源等)、运行性资源(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资源)和保障性资源(先进性资源、认同性资源等)。
3 一元决定说。即认为执政资源是由某一种或某一类资源要素决定的。如有学者认为，党的执政资源主要是指执政的政治资源。还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关键在于自觉地维护开发和扩充合法性资源。
4 其他说。即按照执政资源的归属把执政资源分为党内资源与党外资源、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体制内资源与体制外资源，或者按时间段把执政资源分为历史的资源和现实拥有的资源等。
内涵及其构成方式问题的分歧，是目前制约执政资源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取得突破的瓶颈。这一现象对于一个前沿性课题的研究而言是正常的。笔者认为，把执政资源简单地理解为某几种或几类资源要素的平行并列的观点无法阐释各资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相比之下，体系说更为科学。执政资源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庞大体系，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要素，体系中各要素虽然生成渠道、运行模式、作用方向及耗费方式各不相同，但却始终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并始终伴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而涨消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有元素不断流失、退化或被替代，一 些新的资源不断生成和日渐富集，整个系统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之中。根据各资源要素的运行方式和功能特点，将执政资源分解为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三类是恰当的，基础性资源由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阶级基础资源和历史资源等要素组成；运行性资源由权力资源、体制资源两大要素组成；保障性资源由合法性资源(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法理合法性)和战略性资源(人才资源)组成。
(三)关于党的执政资源的现状评估问题
由于技术性原因，目前这个问题尚难以深入，因为现状评估首先需要确立一个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而这一体系目前并不存在，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的相应评价，其科学性、权威性等都有待考察。目前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更多的只是沿用“优势”和“挑战”等套路。但有一个判断是共同的，那就是党的执政资源总体数量在不断增加，质量也相应呈现出优化趋势。关于“挑战”，目前的主要观点有：
1 执政的合法性面临挑战。这是比较一致的观点。其中胡小君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执政的初始合法性一经建立，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折旧状态，民众特别是新生代的民众对执政党的历史功绩认同会逐渐淡漠；同时，合法性资源在执政过程中也会作为执政成本的一部分被消耗。执政党必须不断积累新的合法性资源，不断优化合法性资源的质量，使合法性资源总量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以确保执政使命的完成。
2 意识形态的挑战。多数研究者将此列为挑战的一大因素。如阮晓莺等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开始了新的结构调整和重建，在此过程中，市场因素和公民意识不断解构着传统的意识形态资源；大众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为各种非主流思想文化的渗入提供了便捷的通道；随着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人们会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独立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意识形态资源的作用力。
3 执政基础面临削弱的威胁。执政基础包括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臧乃康认为，由于社会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呈现出高度分化的态势。由于地方利益呈刚性化走势，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条块分割的二元格局，执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没有体现出最优化和最大化的效应，而是因为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低效分割和分散，部分民众缺乏合适的利益表达通道，某些政府垄断的公共资源甚至还挤占了民众的利益资源。
4 党的组织资源面临挑战。许多研究者认为，在党组织资源不断富集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在党组织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的同时，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制约着党的社会动员力的同步增长；二是在党员数量增加的同时，党员素质的良莠不齐现象更为凸显，影响了党员队伍战斗力的相应提升；三是在党员队伍结构整体趋于优化的同时，重业绩轻党性修养的倾向，制约着党员个体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和党组织政治堡垒作用的相应增强；四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存在，侵蚀着政治制度的威信，降低了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四)关于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资源开发的基本对策问题
这既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必须是系统性的、多层面的，需要理论工作者和执政实践者的共同参与。对执政资源内涵的分歧，使研究者们提出的基于内涵之上的对策也各不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下述观点：
雷厚礼认为，要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新实践，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姿态，不断开发党的执政资源：一是做强经济基础资源系统；二是发展上层建筑资源系统；三是牢固民心民意资源系统。
陈小林认为，应立足时代特点，针对党的执政资源的现状，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为核心，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着眼点，全面开发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
郑权认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应从六个方面努力：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推动体制创新；巩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巩固党的组织体系，壮大党员队伍；不断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胡小君认为，党要长期执政、为人民执好政，就必须主要立足于开发和利用法理合法性资源。现阶段，党应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为中心，不断积累和优化党的执政合法性这一核心执政资源，以顺利完成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使命。
臧乃康认为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要科学配置执政资源；第三要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
张荣臣认为，一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党执政最要紧的资源；二是要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党执政最大的资源；三是要不断巩固和扩大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认同，这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
笔者认为，抓住主要矛盾、突出解决好关键环节才是最高效的方式，这也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个普适性规律。因此胡小君的观点是相对可取的。但他的观点似乎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资源要素，即党执政的战略性资源(人才资源)的建设。合法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建设并重，党的执政资源的开发就会取得根本性的、长远性的成效。
三、党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需要突破的几个问题
作为一个全新的课题，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党的执政资源问题，2007年以来，一些系统性研究成果也渐次推出，这些都是令人欣喜的。但我们也看到，目前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该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瓶颈”，亟待突破。
(一)党的执政资源的内涵及其组成方式问题
从本文罗列的诸多观点不难看出这一问题目前的分歧之大，而实际存在的观点还不止这些。执政资源问题研究所涉及的现状评估问题、对策问题都是以内涵问题为基础的，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形不成共识，那么执政资源问题的研究就可能始终停留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从资源政治学的学理出发，对构成执政资源要素的基本条件进行认定，只有这样，才能甄别哪些要素属于执政资源范畴；其次，要考察各要素的效能作用方向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以确定各要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三，要深入研究各要素的生成、运行及消耗方式，以确定执政资源各要素的变迁法则和体系的运行规律。
(二)党的执政资源的现状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问题
执政资源评估指标体系是一个对执政资源的保有数量、内在质量、运行状态的量化评估参数，这是衡量党的执政资源现状的相对客观的尺度。其绩效标准是一些复杂因素的综合，这些因素共同反映着执政资源的保有和运作状况及其内在品质。借鉴目前行政管理学中比较常见的政府绩效评估的相关指标体系，我们所要建构的执政资源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是一个明确体现“4E”的体系。即经济、效率、效益、公平。这里的“经济”即资源成本、“效率”是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效益”是产出的内在质量、“公平”是指资源产出的社会再分配的公平机制健全度及其再生出的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度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这四种标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执政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E”体系能使执政资源体系的整体状况得以体现，这样得出的评估结果才能有相应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三)研究方式的实证性问题以及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问题
执政资源问题既是一个执政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执政实践问题。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势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首要的是要强化实证研究法，科学选定有代表性的地区和部门为“点”，对这些“点”的执政资源的投入、运行、消耗和产出等指标项进行分时段的考察分析和评估，切实为执政实践服务；其次，要实现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深度结合，落实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的效果；其三，研究成果的社会化问题。要建立一个顺畅的联系渠道，使研究的成果能及时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并对执政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就是要实现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执政资源研究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仅靠政治学界是不够的，需要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参与。
[责任编辑：吕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