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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他以80岁高龄病逝时，英国《泰晤士报》竟刊发消息表示悼念。
他是一位博古通今、著述甚丰的大学者、大诗人和大书法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诸多领域的建树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正如《民国文存》前言所说，他的建树已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如果他还活着，此时此刻他已经整整130岁。
有一套《民国文存》的出版前言里这样写道：民国时期，社会动乱不息，内忧外患交加，但中国的学术界却大放异彩，文人学者辈出，名著佳作迭现。文中列举了多位在各领域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谢无量便是其中的一位。
谢无量是谁？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是，上推50年，甚至100年，学界没有人不知道谢无量的。他历经反清护国、抗战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一生颇多传奇，是一位少有的博古通今、著述甚丰的大学者、大诗人和大书法家。
早岁成学
1884年6月，谢无量出生在距离成都不到100公里的四川省乐至县龙门乡金马沟村，原名谢蒙，后易名谢沉，字无量，在其著述中也曾用过仲青、大澄、希范以及蔷庵等字号。
谢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清末时，因父亲出任安徽省芜湖县知县，谢无量4岁即随父客居安徽，并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勤奋，熟读诗书。据说，“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这首现在还流传的《咏风筝》，便是谢无量6岁时的诗作。12岁时，他就读完“五经”，立志成为像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君子”那样品行和学识为世人所称道的读书人。
1898年，浙江著名学者汤寿潜来到芜湖，年仅14岁的谢无量拜其为师。汤寿潜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人物，谢无量从此开始接受新思潮，时常与老师和同窗探讨经世之学，关心国家命运。
18岁时，谢无量第一次出游。他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经张家口至太原。这正是两年前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的路线。沿途所见，尽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状。这次旅行深深地刺痛了谢无量，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志向。他毅然决定不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于1901年和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等一同考入南洋公学。
求学期间，谢无量与马一浮、马君武等一起创立翻译社，发行月刊《翻译世界》，向民众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不久，结识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人，积极为《苏报》和《国民日报》撰稿，秘密参加了反清斗争。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后，邹容与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谢无量暂避日本。
在日本期间，谢无量补习了日文、英文、德文。马一浮从美国带来英文版的《资本论》，谢当时英文水平还不高，但他以极大毅力，专心阅读，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谢无量有机会读到较多的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他后来在南京东南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时，能以唯物史观反驳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唯心史观，在学界引起震动。
一年后，谢无量回到国内，先后在镇江、杭州等地学校任教。这期间，他在杭州文澜阁阅读到《四库全书》和阁中珍藏的大量古文书籍。原本古文根基扎实的谢无量，学养因此又大获长进。
名满海内
1906年，22岁的谢无量赴北京任《京报》主笔，时常撰写社论，评论时事。1907年，他在《京报》发表文章，揭露段芝贵买歌妓献给权贵，取得黑龙江巡抚一职的丑闻，一时舆论哗然。后来段虽被撤职，《京报》却也因此被勒令停刊。
《京报》停刊后，经乔树楠（清政府学部左丞）、周紫庭（四川高等学堂监督）推荐，谢无量于1909年回到故乡，担任新办的四川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谢无量一面继续研究古典文学，一面亲自讲授词章课，同时还兼任高等学堂及通省师范讲席。
在此期间，谢无量与川中名儒廖季平、吴之英、刘师培等人教学相长，受益匪浅。那时的四川国学院人才荟萃，吴之英、廖季平、刘师培等不仅年长于谢无量，而且在学界都堪称大家。许多人看到年仅25岁的谢无量与这些深孚众望的名家平起平坐，一同担任主讲，无不感到惊讶。其时，谢无量在学界已经崭露头角，他不仅能独挡一面，而且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后来，吴之英请辞国学院院正（即院长）时，曾致书四川当局，荐贤自代。他是这样说的：“院中群才济济，譬入瑶林。最著者，谢无量硕学通敏，刘申叔渊雅高文。”吴之英同时还提到曾笃斋、廖季平等，独把年轻的谢无量放在首位，可见其对谢无量的器重。
然而，谢无量的学识并非仅限于此。同年10月，四川成立了咨议局，谢无量与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并在受托撰写的《国会请愿书》中指出：“天下情势危急未有如今日之亟者，内则有盗贼水旱之警，外则有强邻逼处之忧”，“当局宜博咨天下之贤士，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以救危之于万一”，“亟盼速定大计而开国会，以顺人心。宗社安危，在此一举”。
1911年6月，谢无量与张澜等人参加了四川著名的“保路运动”。接着，武昌起义爆发，民主革命在全国势如风起云涌。第二年夏天，谢无量离开四川到南方各省游历，1913年到上海。他先为中华书局编书，后潜心著述，数年间，陆续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诗经研究》《骈文指南》《实用文章方法》《中国哲学史》《王充哲学》《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孔子》《韩非》《佛学大纲》《国民立身训》《妇女修养谈》《中国古田制考》《中国六大文豪》等著作，连同此前在成都深受诗词学者好评的《诗学入门》《词学指南》，计有近20余部书面世。尤其是他的两部文学史开创了中国编撰文学史的先河，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虽然因“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但他在他的讲义中将谢无量多部著作列为必读的参考资料。
辅佐中山
1917年，孙中山在上海草拟《建国方略》，因慕谢无量名，特意写了一封信：“无量先生大鉴：国家多难，全仗贤豪群策群力，方能济事。望先生每日（旁注：本礼拜）下午四时驾临敝寓，会议进行，是所盼祷。手此敬请。大安！” 谢无量得信后，如约前往。中山先生拿出自己的文稿征求他的意见，他则知无不言，二人谈论极为欢洽。
“五四”运动爆发后，谢无量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经常在《新青年》发表诗作，并开始用白话文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国学读本，其中《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后改名《马致远与罗贯中》）《楚词新论》《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三书，深得孙中山赞赏。谢无量自此为中山先生留下了极佳印象。
不久，孙中山在广东筹备北伐，谢无量于1923年南下广州。中山先生留他在广州大学任教，继而委任其为大本营秘书、参议。
孙中山根据当时的形势，暂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结成“三角联盟”，以对抗曹锟、吴佩孚。同年秋，谢无量受中山先生派遣，与孙科、陈剑如到沈阳见张作霖，商议讨伐曹、吴。在达成协议之后，谢无量在沈阳多住了一个月，亲眼看到张作霖部队打通山海关，取得胜利，才转道天津，会见段祺瑞、冯玉祥、胡景翼等人，转达中山先生意旨，然后返回南方。谢无量虽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不辱使命，因此深受中山先生信赖。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到达上海时，特意邀请谢无量同行。文献表明，在追随中山先生的几年中，谢无量力赞中山先生晚年“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并为孙中山提了不少积极的建议。次年8月，中山先生突然病逝，谢无量在北平中央公园祭吊时作诗云：浅浅春池曲曲廊，阑干寸寸是回肠。多情花底缠绵月，纵改花阴寞改香。
据说，中山先生生前非常欣赏谢无量的《楚辞新论》，谢当年写此书是因为胡适先生发表文章，对于历史上有没有屈原这个人表示怀疑。谢无量分析史料，证明不仅有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的文章体裁吸收了“楚歌”的特点，一反当时盛行的“诗经”的四平八稳，创造出楚辞这种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的文章，是历史上南派文学的创始人，并指出由于屈原大胆责备君主的缺点，因而长期受到北派经学家的指责。
谢无量在书中大胆赞颂了楚辞，说这是我国早期的平民文学，他认为楚辞“不久就会流传全国，将这种文学化、音乐化的爱国精神，嵌入国民的脑海之中，使它无论何时都是跃跃欲试，毕竟做了倒秦的先锋”。
中山先生逝世后，谢无量如屈子般满怀忧愤继续“上下而求索”。在北京时，他常与陈毅、刘伯承等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往，也曾和素有深交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聚首长谈。但他并未成为政治家，1926年受聘为南京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
后来，谢无量在东南大学与梁启超的论战，成为唯物史观首次出现在中国大学讲座的标志性事件。次年9月，他又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任教。
志存报国
1930年，于右任当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聘请谢无量为监察委员。于右任是谢无量的文学好友，他当初创办《民呼报》时，谢无量曾为之作过发刊词。但因对当时政府不满，谢无量当了几年监察委员，始终没有办过一件事，也没弹劾过一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在上海创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团结抗日。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第二天，他又将《国难月刊》改为《国难晚刊》，每天出版，并著文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政策。他因此招致特务持枪到报馆搜捕，后虽侥幸躲避脱身，报纸却被迫停刊。这一年，谢无量还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1月，他又参与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组成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活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岌岌可危，谢无量得友人帮助，全家乘船到达武汉，随即设法将家人送往重庆。第二年，谢无量应邀赴香港讲学。在港期间，因战乱物价飞涨，谢无量不得不以卖字为生。1940年2月，他准备携妻游历南洋，但因受到监视，未能成行。次年，回到重庆，暂住张家花园可园一号。
据谢无量的长女谢祖仪回忆，母亲曾说，在重庆期间，蒋介石仍怀疑父亲，家门外常有特务盯梢。有一次，蒋介石找父亲谈话，父亲回来说：“老蒋今天找我谈话，我说有人盯梢，老蒋还说不知道。”
不久，谢无量称病转至成都，在青城山天师洞疗养小住。此时，好友马一浮在乐山办起复性书院，聘谢无量为特约讲座，他又时常往来于成都、乐山之间。后为避敌机轰炸，也曾在雅安小住。在雅安期间，时与诗友唱和，兴致颇高，因此留下了“西南朋好成嘉会”的诗句。
在成都期间，谢无量已辞去监察委员职务，生活清苦，一度靠鬻文卖字为生。抗战胜利后，谢无量始到四川大学城内部先修班任教。1947年，他被推为乐至县“国大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在选举“总统”时，谢无量只投了居正一票，未选蒋介石。会议未结束，他即托病离会到上海，依旧以卖字维持生计。
1949年2月，谢无量回到重庆，应熊克武、但懋辛等邀请，任中国公学文学院院长。半年后，他又回成都，直至成都解放。
诗书俱佳
新中国成立后，谢无量历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等职。
1956年1月，谢无量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并一同合影。谢无量回成都对朋友说：“我早年能见到孙中山先生，晚年又能有机会同毛主席在一起，平生得两位伟大领袖的优礼相待，我很幸运。”据谢无量介绍，毛主席还问到他做诗学的哪一家，写字学的哪一派，等等。
毛泽东对谢无量的评价是：“谢无量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思想也很进步，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就写了《王充哲学》，这是提倡唯物史观的哩。”
这年8月，经校长吴玉章提名，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谢无量担任顾问教授。吴玉章曾告诉谢祖仪：“你父亲虽然年迈，记忆力却依然甚佳，讲授《文心雕龙》很是精彩。”此后，谢无量又以无党派人士代表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届的各次会议。1960年8月，国务院聘请谢无量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谢无量学识渊博，涉猎广泛，70岁以后仍非常勤奋，陆续发表了《再论李义山》《汉语拼音方案读后》《纪念关汉卿—革命的戏剧家》《佛教历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诗经研究与注释》等文章与专著。据称，晚年在北京期间，谢无量还与同乡、著名数学家何鲁约定，他教何德文，何教他俄语。何鲁后来在一封书信中提及：“谢老习俄文，大有进步，已能看原文书报矣。”
谢无量还是位优秀的诗人。他从6岁开始写诗，到80岁一直笔耕不辍，先后作诗达两千余首，常能读到的有三百多首，其重要诗集有《青城杂咏》等。他的诗以古体绝句及律诗为主，间有乐府、小令和联语。有评论者认为，其古体诗峭拔雄奇，近体诗大都渊雅清丽，写于抗战中的一些诗作，如“架上九邱空有烬，眼中百万巳无家。”（《题适园忆旧图》）“许瓢未敢逃尧日，墨茧空惊救宋心”（《万里桥边》），又复沉郁顿挫，蕴蓄着忧国忧民之念。
谢祖仪在回忆中曾写道：“父亲生平爱写诗，可惜我们兄弟姐妹都不擅书法和诗词，手头所存不多，还有个重要原因，因为父亲卖字时，总写自己的诗，写出来就被人买光了，现已不易收集。”
谢无量的成就还体现在书法艺术上。于右任曾说他的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沈尹默也曾称赞说：“无量书法，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辟有谢无量书法赏析一节，其中有这样的评价：“由于他博古通今，含蕴深厚，兼之具有诗人气质，襟怀旷达，所以表现在书法上就超逸不凡，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在书坛独树一帜”，认为他在师承传统碑帖的基础上，“能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创造出自己的书体，在中国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流派”。
谢无量的书体被誉为归真返璞之“孩儿体”，于右任称之为“干柴体”。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家曹答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0世纪的四川书坛，谢无量毫无疑问是排第一的。在全国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只是在政治地位、社会影响等方面不是那么显著。”
德艺双馨
过去人们只知道谢无量与开国元帅陈毅将军是同乡，却很少提及谢无量与陈毅的交情。谢祖仪介绍说，陈毅是其母亲娘家的侄子辈，他与父亲很早就有交往。陈毅是一名儒将，素有诗名，在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曾谦虚地表明，他作诗是跟谢无量学的。
谢祖仪记得母亲说过，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之前，曾在一茶馆和父亲长谈。父亲回家后，夸奖陈家这个侄儿最聪明，敏锐果断，将来会有出息。
解放初期，陈毅曾写过一封信给谢无量，信中提到1925年在北京香山为孙中山先生送殡时，他就站在谢身旁。当时送殡的国民党要员很多，谢无量指着这些人对陈毅说：“这些都是长衫者。”意思是说，实现中山先生遗愿，靠这些不能代表平民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隔二十多年，陈毅仍记忆犹新。陈毅一直很尊敬谢无量，谢无量在北京住院期间，陈毅时常派车接他去自己家里做客。
对谢无量的“家事”，人们知道的就更少了。据谢祖仪的回忆，谢无量在其大家庭里排行第二，但大哥早夭，谢无量如同长子，对弟妹十分爱护，其中与三弟感情尤深。谢无量曾和三弟一起学习梵文，研究佛学，但谢无量只研究佛学，而三弟却皈依佛门，后去缅甸传教，成为一位高僧（即作家艾芜在《南行记》中提到的万慧法师），再未回国。谢无量为此甚为伤感，他在1941年写给马一浮（字湛翁）的“舍弟万慧和尚旅仰光言归未果次湛翁韵”一诗中记述了这件事，并加自注：“余弟自辛亥春去国逾三十年矣”。据说其三弟在异国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死后还为他建塔立碑，谢无量才稍感安慰。
谢无量的四弟原是蔡锷部下四个旅长之一，护国战争中为敢死队长，作战中不幸腿部负伤。谢无量冒着生命危险，把四弟接回家中治伤，却终因伤重不治身亡。
此后，谢无量主动承担起了对几个未成年妹妹的抚养。他自己有子女六人，家庭负担很重，但仍把几位妹妹接到上海，送她们读书求学。亏得其夫人贤慧，精打细算，一切都得到妥善安排。
据谢无量的子女回忆，谢无量在外堪为师表，在家对子女亦非常慈爱，但管教却很严格。他身体力行，在子女中普及和推崇平民文学，鼓励他们从小读唐诗，读名篇。
1964年12月，谢无量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0岁。学界对于谢无量的逝世深感惋惜，英国《泰晤士报》也刊发消息，表示悼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谢无量在学术、诗文、书法诸多领域的建树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正如《民国文存》前言所说，他的建树已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他的著述有不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经过了多次再版，备受时人称道。他的许多观点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仍可说是真知灼见。
（注：本文采写中参考了《民国文存》《谢无量文集》《乐至籍大学者大书法家谢无量先生资料汇集》《已倦看花眼，犹存问道心——回忆我的父亲谢无量》等资料，特此声明并致谢！）
他是一位博古通今、著述甚丰的大学者、大诗人和大书法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诸多领域的建树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正如《民国文存》前言所说，他的建树已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如果他还活着，此时此刻他已经整整130岁。
有一套《民国文存》的出版前言里这样写道：民国时期，社会动乱不息，内忧外患交加，但中国的学术界却大放异彩，文人学者辈出，名著佳作迭现。文中列举了多位在各领域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谢无量便是其中的一位。
谢无量是谁？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是，上推50年，甚至100年，学界没有人不知道谢无量的。他历经反清护国、抗战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一生颇多传奇，是一位少有的博古通今、著述甚丰的大学者、大诗人和大书法家。
早岁成学
1884年6月，谢无量出生在距离成都不到100公里的四川省乐至县龙门乡金马沟村，原名谢蒙，后易名谢沉，字无量，在其著述中也曾用过仲青、大澄、希范以及蔷庵等字号。
谢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清末时，因父亲出任安徽省芜湖县知县，谢无量4岁即随父客居安徽，并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勤奋，熟读诗书。据说，“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这首现在还流传的《咏风筝》，便是谢无量6岁时的诗作。12岁时，他就读完“五经”，立志成为像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君子”那样品行和学识为世人所称道的读书人。
1898年，浙江著名学者汤寿潜来到芜湖，年仅14岁的谢无量拜其为师。汤寿潜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人物，谢无量从此开始接受新思潮，时常与老师和同窗探讨经世之学，关心国家命运。
18岁时，谢无量第一次出游。他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经张家口至太原。这正是两年前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的路线。沿途所见，尽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状。这次旅行深深地刺痛了谢无量，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志向。他毅然决定不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于1901年和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等一同考入南洋公学。
求学期间，谢无量与马一浮、马君武等一起创立翻译社，发行月刊《翻译世界》，向民众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不久，结识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人，积极为《苏报》和《国民日报》撰稿，秘密参加了反清斗争。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后，邹容与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谢无量暂避日本。
在日本期间，谢无量补习了日文、英文、德文。马一浮从美国带来英文版的《资本论》，谢当时英文水平还不高，但他以极大毅力，专心阅读，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谢无量有机会读到较多的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他后来在南京东南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时，能以唯物史观反驳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唯心史观，在学界引起震动。
一年后，谢无量回到国内，先后在镇江、杭州等地学校任教。这期间，他在杭州文澜阁阅读到《四库全书》和阁中珍藏的大量古文书籍。原本古文根基扎实的谢无量，学养因此又大获长进。
名满海内
1906年，22岁的谢无量赴北京任《京报》主笔，时常撰写社论，评论时事。1907年，他在《京报》发表文章，揭露段芝贵买歌妓献给权贵，取得黑龙江巡抚一职的丑闻，一时舆论哗然。后来段虽被撤职，《京报》却也因此被勒令停刊。
《京报》停刊后，经乔树楠（清政府学部左丞）、周紫庭（四川高等学堂监督）推荐，谢无量于1909年回到故乡，担任新办的四川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谢无量一面继续研究古典文学，一面亲自讲授词章课，同时还兼任高等学堂及通省师范讲席。
在此期间，谢无量与川中名儒廖季平、吴之英、刘师培等人教学相长，受益匪浅。那时的四川国学院人才荟萃，吴之英、廖季平、刘师培等不仅年长于谢无量，而且在学界都堪称大家。许多人看到年仅25岁的谢无量与这些深孚众望的名家平起平坐，一同担任主讲，无不感到惊讶。其时，谢无量在学界已经崭露头角，他不仅能独挡一面，而且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后来，吴之英请辞国学院院正（即院长）时，曾致书四川当局，荐贤自代。他是这样说的：“院中群才济济，譬入瑶林。最著者，谢无量硕学通敏，刘申叔渊雅高文。”吴之英同时还提到曾笃斋、廖季平等，独把年轻的谢无量放在首位，可见其对谢无量的器重。
然而，谢无量的学识并非仅限于此。同年10月，四川成立了咨议局，谢无量与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并在受托撰写的《国会请愿书》中指出：“天下情势危急未有如今日之亟者，内则有盗贼水旱之警，外则有强邻逼处之忧”，“当局宜博咨天下之贤士，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以救危之于万一”，“亟盼速定大计而开国会，以顺人心。宗社安危，在此一举”。
1911年6月，谢无量与张澜等人参加了四川著名的“保路运动”。接着，武昌起义爆发，民主革命在全国势如风起云涌。第二年夏天，谢无量离开四川到南方各省游历，1913年到上海。他先为中华书局编书，后潜心著述，数年间，陆续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诗经研究》《骈文指南》《实用文章方法》《中国哲学史》《王充哲学》《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孔子》《韩非》《佛学大纲》《国民立身训》《妇女修养谈》《中国古田制考》《中国六大文豪》等著作，连同此前在成都深受诗词学者好评的《诗学入门》《词学指南》，计有近20余部书面世。尤其是他的两部文学史开创了中国编撰文学史的先河，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虽然因“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但他在他的讲义中将谢无量多部著作列为必读的参考资料。
辅佐中山
1917年，孙中山在上海草拟《建国方略》，因慕谢无量名，特意写了一封信：“无量先生大鉴：国家多难，全仗贤豪群策群力，方能济事。望先生每日（旁注：本礼拜）下午四时驾临敝寓，会议进行，是所盼祷。手此敬请。大安！” 谢无量得信后，如约前往。中山先生拿出自己的文稿征求他的意见，他则知无不言，二人谈论极为欢洽。
“五四”运动爆发后，谢无量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经常在《新青年》发表诗作，并开始用白话文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国学读本，其中《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后改名《马致远与罗贯中》）《楚词新论》《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三书，深得孙中山赞赏。谢无量自此为中山先生留下了极佳印象。
不久，孙中山在广东筹备北伐，谢无量于1923年南下广州。中山先生留他在广州大学任教，继而委任其为大本营秘书、参议。
孙中山根据当时的形势，暂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结成“三角联盟”，以对抗曹锟、吴佩孚。同年秋，谢无量受中山先生派遣，与孙科、陈剑如到沈阳见张作霖，商议讨伐曹、吴。在达成协议之后，谢无量在沈阳多住了一个月，亲眼看到张作霖部队打通山海关，取得胜利，才转道天津，会见段祺瑞、冯玉祥、胡景翼等人，转达中山先生意旨，然后返回南方。谢无量虽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不辱使命，因此深受中山先生信赖。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到达上海时，特意邀请谢无量同行。文献表明，在追随中山先生的几年中，谢无量力赞中山先生晚年“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并为孙中山提了不少积极的建议。次年8月，中山先生突然病逝，谢无量在北平中央公园祭吊时作诗云：浅浅春池曲曲廊，阑干寸寸是回肠。多情花底缠绵月，纵改花阴寞改香。
据说，中山先生生前非常欣赏谢无量的《楚辞新论》，谢当年写此书是因为胡适先生发表文章，对于历史上有没有屈原这个人表示怀疑。谢无量分析史料，证明不仅有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的文章体裁吸收了“楚歌”的特点，一反当时盛行的“诗经”的四平八稳，创造出楚辞这种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的文章，是历史上南派文学的创始人，并指出由于屈原大胆责备君主的缺点，因而长期受到北派经学家的指责。
谢无量在书中大胆赞颂了楚辞，说这是我国早期的平民文学，他认为楚辞“不久就会流传全国，将这种文学化、音乐化的爱国精神，嵌入国民的脑海之中，使它无论何时都是跃跃欲试，毕竟做了倒秦的先锋”。
中山先生逝世后，谢无量如屈子般满怀忧愤继续“上下而求索”。在北京时，他常与陈毅、刘伯承等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往，也曾和素有深交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聚首长谈。但他并未成为政治家，1926年受聘为南京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
后来，谢无量在东南大学与梁启超的论战，成为唯物史观首次出现在中国大学讲座的标志性事件。次年9月，他又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任教。
志存报国
1930年，于右任当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聘请谢无量为监察委员。于右任是谢无量的文学好友，他当初创办《民呼报》时，谢无量曾为之作过发刊词。但因对当时政府不满，谢无量当了几年监察委员，始终没有办过一件事，也没弹劾过一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在上海创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团结抗日。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第二天，他又将《国难月刊》改为《国难晚刊》，每天出版，并著文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政策。他因此招致特务持枪到报馆搜捕，后虽侥幸躲避脱身，报纸却被迫停刊。这一年，谢无量还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1月，他又参与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组成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活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岌岌可危，谢无量得友人帮助，全家乘船到达武汉，随即设法将家人送往重庆。第二年，谢无量应邀赴香港讲学。在港期间，因战乱物价飞涨，谢无量不得不以卖字为生。1940年2月，他准备携妻游历南洋，但因受到监视，未能成行。次年，回到重庆，暂住张家花园可园一号。
据谢无量的长女谢祖仪回忆，母亲曾说，在重庆期间，蒋介石仍怀疑父亲，家门外常有特务盯梢。有一次，蒋介石找父亲谈话，父亲回来说：“老蒋今天找我谈话，我说有人盯梢，老蒋还说不知道。”
不久，谢无量称病转至成都，在青城山天师洞疗养小住。此时，好友马一浮在乐山办起复性书院，聘谢无量为特约讲座，他又时常往来于成都、乐山之间。后为避敌机轰炸，也曾在雅安小住。在雅安期间，时与诗友唱和，兴致颇高，因此留下了“西南朋好成嘉会”的诗句。
在成都期间，谢无量已辞去监察委员职务，生活清苦，一度靠鬻文卖字为生。抗战胜利后，谢无量始到四川大学城内部先修班任教。1947年，他被推为乐至县“国大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在选举“总统”时，谢无量只投了居正一票，未选蒋介石。会议未结束，他即托病离会到上海，依旧以卖字维持生计。
1949年2月，谢无量回到重庆，应熊克武、但懋辛等邀请，任中国公学文学院院长。半年后，他又回成都，直至成都解放。
诗书俱佳
新中国成立后，谢无量历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等职。
1956年1月，谢无量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并一同合影。谢无量回成都对朋友说：“我早年能见到孙中山先生，晚年又能有机会同毛主席在一起，平生得两位伟大领袖的优礼相待，我很幸运。”据谢无量介绍，毛主席还问到他做诗学的哪一家，写字学的哪一派，等等。
毛泽东对谢无量的评价是：“谢无量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思想也很进步，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就写了《王充哲学》，这是提倡唯物史观的哩。”
这年8月，经校长吴玉章提名，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谢无量担任顾问教授。吴玉章曾告诉谢祖仪：“你父亲虽然年迈，记忆力却依然甚佳，讲授《文心雕龙》很是精彩。”此后，谢无量又以无党派人士代表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届的各次会议。1960年8月，国务院聘请谢无量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谢无量学识渊博，涉猎广泛，70岁以后仍非常勤奋，陆续发表了《再论李义山》《汉语拼音方案读后》《纪念关汉卿—革命的戏剧家》《佛教历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诗经研究与注释》等文章与专著。据称，晚年在北京期间，谢无量还与同乡、著名数学家何鲁约定，他教何德文，何教他俄语。何鲁后来在一封书信中提及：“谢老习俄文，大有进步，已能看原文书报矣。”
谢无量还是位优秀的诗人。他从6岁开始写诗，到80岁一直笔耕不辍，先后作诗达两千余首，常能读到的有三百多首，其重要诗集有《青城杂咏》等。他的诗以古体绝句及律诗为主，间有乐府、小令和联语。有评论者认为，其古体诗峭拔雄奇，近体诗大都渊雅清丽，写于抗战中的一些诗作，如“架上九邱空有烬，眼中百万巳无家。”（《题适园忆旧图》）“许瓢未敢逃尧日，墨茧空惊救宋心”（《万里桥边》），又复沉郁顿挫，蕴蓄着忧国忧民之念。
谢祖仪在回忆中曾写道：“父亲生平爱写诗，可惜我们兄弟姐妹都不擅书法和诗词，手头所存不多，还有个重要原因，因为父亲卖字时，总写自己的诗，写出来就被人买光了，现已不易收集。”
谢无量的成就还体现在书法艺术上。于右任曾说他的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沈尹默也曾称赞说：“无量书法，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辟有谢无量书法赏析一节，其中有这样的评价：“由于他博古通今，含蕴深厚，兼之具有诗人气质，襟怀旷达，所以表现在书法上就超逸不凡，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在书坛独树一帜”，认为他在师承传统碑帖的基础上，“能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创造出自己的书体，在中国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流派”。
谢无量的书体被誉为归真返璞之“孩儿体”，于右任称之为“干柴体”。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家曹答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0世纪的四川书坛，谢无量毫无疑问是排第一的。在全国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只是在政治地位、社会影响等方面不是那么显著。”
德艺双馨
过去人们只知道谢无量与开国元帅陈毅将军是同乡，却很少提及谢无量与陈毅的交情。谢祖仪介绍说，陈毅是其母亲娘家的侄子辈，他与父亲很早就有交往。陈毅是一名儒将，素有诗名，在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曾谦虚地表明，他作诗是跟谢无量学的。
谢祖仪记得母亲说过，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之前，曾在一茶馆和父亲长谈。父亲回家后，夸奖陈家这个侄儿最聪明，敏锐果断，将来会有出息。
解放初期，陈毅曾写过一封信给谢无量，信中提到1925年在北京香山为孙中山先生送殡时，他就站在谢身旁。当时送殡的国民党要员很多，谢无量指着这些人对陈毅说：“这些都是长衫者。”意思是说，实现中山先生遗愿，靠这些不能代表平民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隔二十多年，陈毅仍记忆犹新。陈毅一直很尊敬谢无量，谢无量在北京住院期间，陈毅时常派车接他去自己家里做客。
对谢无量的“家事”，人们知道的就更少了。据谢祖仪的回忆，谢无量在其大家庭里排行第二，但大哥早夭，谢无量如同长子，对弟妹十分爱护，其中与三弟感情尤深。谢无量曾和三弟一起学习梵文，研究佛学，但谢无量只研究佛学，而三弟却皈依佛门，后去缅甸传教，成为一位高僧（即作家艾芜在《南行记》中提到的万慧法师），再未回国。谢无量为此甚为伤感，他在1941年写给马一浮（字湛翁）的“舍弟万慧和尚旅仰光言归未果次湛翁韵”一诗中记述了这件事，并加自注：“余弟自辛亥春去国逾三十年矣”。据说其三弟在异国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死后还为他建塔立碑，谢无量才稍感安慰。
谢无量的四弟原是蔡锷部下四个旅长之一，护国战争中为敢死队长，作战中不幸腿部负伤。谢无量冒着生命危险，把四弟接回家中治伤，却终因伤重不治身亡。
此后，谢无量主动承担起了对几个未成年妹妹的抚养。他自己有子女六人，家庭负担很重，但仍把几位妹妹接到上海，送她们读书求学。亏得其夫人贤慧，精打细算，一切都得到妥善安排。
据谢无量的子女回忆，谢无量在外堪为师表，在家对子女亦非常慈爱，但管教却很严格。他身体力行，在子女中普及和推崇平民文学，鼓励他们从小读唐诗，读名篇。
1964年12月，谢无量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0岁。学界对于谢无量的逝世深感惋惜，英国《泰晤士报》也刊发消息，表示悼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谢无量在学术、诗文、书法诸多领域的建树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正如《民国文存》前言所说，他的建树已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他的著述有不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经过了多次再版，备受时人称道。他的许多观点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仍可说是真知灼见。
（注：本文采写中参考了《民国文存》《谢无量文集》《乐至籍大学者大书法家谢无量先生资料汇集》《已倦看花眼，犹存问道心——回忆我的父亲谢无量》等资料，特此声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