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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我在《长江文艺》上说过一回作家进大学的事，这回再说，就是再作冯妇，虽然也可能“为士者笑之”，但关于作家进大学，又确有一些值得再说之事，既然如此，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六年前，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作家进大学虽然早已有之，但尚属少数个案，似乎还不那么普遍。这几年，却大有与时俱增之势。究其原因，从大学一方面说，不聘请一些作家驻校，似乎跟不上潮流，显不出档次，也让人觉得不重视人文教育，理工科大学尤甚。就作家一方面说，既然有许多人已成为驻校作家，自己没有这个名头，也觉得有失身份，没有面子。这当然都是一些很世俗的想法，甚至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学校和作家也许有更崇高的念头，但在这念头尚未说出之前，我倒想说说我个人的一些很卑微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的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的种种“进”和“下”。中国人说话讲究，就拿这作家的空间位移来说吧，但凡此一空间与彼一空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则以“进”言之，低者，自然就得说“下”，所以到大学去当驻校作家，可以说“进”，倘若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到工厂、农村、连队去“深入生活”，那就只能说“下車间”“下农村”“下连队”了。或者说，也有说“上”的吧，有倒是有，但那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说作家。作家永远是自认或被认居人之上的，只会“下”无须“上”，现在总算是平移了，说来也是个历史的进步。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作家进大学，干什么去。上课？带研究生？诚然。现在进了大学的许多作家，都是这么做的。说来也是，既然顶着个教师的名头，自然就得好好教书。而且这书还要比别人教得好些，否则就显不出作家牌教授的水平和特色。话虽是这么说，但问题是，现在的大学，光教书还不够，还得腾出手来搞科研，甚至要比搞教学花去更多的时间精力。大学的评价体系，说是教学科研并重，实际上这天平总是往科研倾斜，有时还斜得很厉害。这就要进了大学的作家作好思想准备。或者说，这准备我早就做好了，搞创作也要研究社会人生问题，都是个研究，应该没有问题。这话说起来轻松，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我不是在故弄玄虚吓唬作家，但我要提醒这些乐观派作家的是，此一研究非彼一研究。大学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虽然也不外乎社会人生问题，但活动方式和游戏规则，却不同于作家的研究。作家的研究多半是为己的，大学教师的研究则大半是为人的。你不能觉得你对什么有兴趣，或觉得什么有意思就去研究什么，你得接受一种规范和要求，按照这种规范和要求去做研究。或者说，这个我也能接受，谁还能在真空世界里自由翻飞，都会有规范和要求的约束，都会有的。但如果说这规范和要求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具体体现在开会、填表、申报、论证、检查、评估、考核、验收等等繁琐的程序上面，你也能接受？如果这也能接受，你的创作心境还能保持得住？如果没有这份耐心，你又到哪儿去找科研必须的课题和经费。在如今的大学，没有课题和经费的教师，轻则被人瞧不起，重则影响单位绩效，日子都不好过。作家自尊心重，好胜心强，实在不是一件轻易就能适应的事。除非大学网开一面，不要求作家搞科研，那就另当别论。但这样一来，这教授的名分也就要大打折扣，倘若还想晋升，那就更加尴尬。好在有的作家还有作协的一份待遇保本，不至于太过在意，倘若没有这份本钱，那可就惨啦。
以上说的，都是现行的大学体制与作家驻校制度的不能兼容，或作家难以适应的一面。这当然都是一些很消极的想法，像我们这些在大学呆久了的人，或许觉得这是一个死结，很难求解。但是，如果换一个思路呢，“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其实要解决起来，也不困难。既然上述清规戒律或曰游戏规则，都是学校订下的，解铃还得系铃人，学校真的就对驻校作家网开一面，废了这些清规戒律，改了这些游戏规则，又能如何，连科举这种实行了千百年的制度都被人废了，区区一个大学的规定就废不得么。我这不是在过嘴巴瘾，最近，南京大学聘请毕飞宇当驻校作家，就做了这样的解铃人，解开了这个多少人都认为难以解开的死结。据毕飞宇说：南大对他非常宽容，既没有给他硬性的科研任务，也没有给他硬性的教学任务，“南京大学明确告诉我，不会用我的所短，也就是教学科研，而是要发扬我的所长，也就是写作，所以我还是可以将百分百的精力放到写作上。”我孤陋寡闻，也许在南京大学之前，就已经有学校做了这样的开明君主，但我能看到的，却是在南大结出的一点硕果。毕飞宇最近把他在南大讲的小说课结集为一本同名书《小说课》，正火爆万丈。相信在南大校园，这火爆的气象会更有质感。我在读这书的时候，同时也在想象那质感的场面。这书写得真棒，这课自然也讲得出奇的好。到底怎么好，我不想在这里做具体的评价，我一评价，难免又要用上许多理论概念，这理论概念一用，就不是在讲毕飞宇，而是在证明这些理论概念。舍弃这些理论概念，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感觉印象，毕飞宇的这个讲法，是把他人的作品、他人的创作，当作自己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创作来讲。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把他自己代入他所要讲授的对象，用他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去体贴作品的每一个细部，去解析创作过程的诸多环节。就像他笔下的推拿师按摩穴位，先在自己身上试过了，然后再施之于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所以他就能说出人所经验的种种酸麻胀痛的感觉，让围观的听众也能在想象中经验同样的感受。结果就像托尔斯泰定义文学所说的那样，把自己体验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得到这种体验。今天的评论家喜欢说回到文学的本位，什么是文学的本位，文学不是庙里的菩萨，有固定的座位，在我看来，像毕飞宇这样，把创作讲回了创作，把小说讲回了小说，这就是回到了文学的本位。其实，这也是大学的文学教师很久以来的理想，但要达到这理想的境界，对学院出身的教师来说，很难。笔者近年常常引用我的老师说的一句话，说我们这些教文学的人，是不知道鸡蛋怎么炒，还要教人家怎么炒鸡蛋。为了弄清这鸡蛋的炒法，笔者近年来也试着自己炒鸡蛋，在上课之余，做了一点小说创作的尝试，结果，所得虽浅，却大有益于教学，再让我来讲小说，我就得琢磨写作时的情形，回味写作过程的甘苦，对作品的精妙，也会有更多的领悟。我自然比不了驻校作家，但从我这个粗浅的体验看过去，驻校作家的文学课，将要改变大学文学教学的历史。
我最早想到这个问题，是“听”了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的“小说课”。在毕飞宇之前，王安忆已出版过一本名为《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的书。这书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在大学讲了几十年文学课，从文学理论讲到文学史，虽说不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对这些“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叉”的耍法，自认也能得其要领，用来教授学生，虽比不了八十万禁军教头，也不至于误人子弟。等到读过了王安忆的这本书 ，却禁不住心生疑窦，就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疑心自己也参与过吃人一样，我也疑心我的弟子已然被我误过。王安忆的讲法与毕飞宇的讲法虽略有不同，但重视细节和感性经验，却是共同的。这恰恰是大学课堂上的文学课由来已久的一个缺项。就拿小说来说吧，在大学里，文学理论课要讲，文学史课也要讲，文学理论课讲它的创作过程和构成要素，文学史课讲它的起源发展和作家作品。但因为讲的方法都是“概而论之”，或“总而言之”，居高临下，纵览古今，就像坐在飞机上巡天掠地，放眼望去，身子底下都是些抽象的线条和版块，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的那些作品，竟不见纤毫，就算是从自家屋顶飞过，也看不清红墙黑瓦。我不是自己在砸自己的饭碗，而是觉得用这样粗放的模式教出来的学生，充其量也只能当一个同样粗放的理论家和历史家，是断断乎写不出文学作品，也当不了作家的。这就又要说到大学能不能培养作家的老话题上了。这样的话题本来与驻校作家无关，但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一些专门培养诗人、作家的创造性写作专业，似乎大都是由驻校作家在主持。而且，美国当代一些创作活跃的诗人、作家，有许多就是由这些驻校作家的创造性写作专业培养出来的。这样，驻校作家也便有了一项新的功能，即为当代中国文学训练新军。最近，坊间有人发出一个“提案”，建议有关部门积极推行驻校作家、艺术家制度，并期望逐步取代专业的作家协会和画院制度。我对聘请驻校作家这件事没有这么高的期待，我只希望已聘有驻校作家的大学和将要聘请驻校作家的大学，能像南京大学那样，在管理上，给驻校作家留一块飞地，划一个特区，让他们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后，仍然是一个作家，仍然在以作家的身份发挥作用，而不要被现行的大学体制所异化。
六年前，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作家进大学虽然早已有之，但尚属少数个案，似乎还不那么普遍。这几年，却大有与时俱增之势。究其原因，从大学一方面说，不聘请一些作家驻校，似乎跟不上潮流，显不出档次，也让人觉得不重视人文教育，理工科大学尤甚。就作家一方面说，既然有许多人已成为驻校作家，自己没有这个名头，也觉得有失身份，没有面子。这当然都是一些很世俗的想法，甚至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学校和作家也许有更崇高的念头，但在这念头尚未说出之前，我倒想说说我个人的一些很卑微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的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的种种“进”和“下”。中国人说话讲究，就拿这作家的空间位移来说吧，但凡此一空间与彼一空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则以“进”言之，低者，自然就得说“下”，所以到大学去当驻校作家，可以说“进”，倘若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到工厂、农村、连队去“深入生活”，那就只能说“下車间”“下农村”“下连队”了。或者说，也有说“上”的吧，有倒是有，但那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说作家。作家永远是自认或被认居人之上的，只会“下”无须“上”，现在总算是平移了，说来也是个历史的进步。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作家进大学，干什么去。上课？带研究生？诚然。现在进了大学的许多作家，都是这么做的。说来也是，既然顶着个教师的名头，自然就得好好教书。而且这书还要比别人教得好些，否则就显不出作家牌教授的水平和特色。话虽是这么说，但问题是，现在的大学，光教书还不够，还得腾出手来搞科研，甚至要比搞教学花去更多的时间精力。大学的评价体系，说是教学科研并重，实际上这天平总是往科研倾斜，有时还斜得很厉害。这就要进了大学的作家作好思想准备。或者说，这准备我早就做好了，搞创作也要研究社会人生问题，都是个研究，应该没有问题。这话说起来轻松，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我不是在故弄玄虚吓唬作家，但我要提醒这些乐观派作家的是，此一研究非彼一研究。大学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虽然也不外乎社会人生问题，但活动方式和游戏规则，却不同于作家的研究。作家的研究多半是为己的，大学教师的研究则大半是为人的。你不能觉得你对什么有兴趣，或觉得什么有意思就去研究什么，你得接受一种规范和要求，按照这种规范和要求去做研究。或者说，这个我也能接受，谁还能在真空世界里自由翻飞，都会有规范和要求的约束，都会有的。但如果说这规范和要求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具体体现在开会、填表、申报、论证、检查、评估、考核、验收等等繁琐的程序上面，你也能接受？如果这也能接受，你的创作心境还能保持得住？如果没有这份耐心，你又到哪儿去找科研必须的课题和经费。在如今的大学，没有课题和经费的教师，轻则被人瞧不起，重则影响单位绩效，日子都不好过。作家自尊心重，好胜心强，实在不是一件轻易就能适应的事。除非大学网开一面，不要求作家搞科研，那就另当别论。但这样一来，这教授的名分也就要大打折扣，倘若还想晋升，那就更加尴尬。好在有的作家还有作协的一份待遇保本，不至于太过在意，倘若没有这份本钱，那可就惨啦。
以上说的，都是现行的大学体制与作家驻校制度的不能兼容，或作家难以适应的一面。这当然都是一些很消极的想法，像我们这些在大学呆久了的人，或许觉得这是一个死结，很难求解。但是，如果换一个思路呢，“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其实要解决起来，也不困难。既然上述清规戒律或曰游戏规则，都是学校订下的，解铃还得系铃人，学校真的就对驻校作家网开一面，废了这些清规戒律，改了这些游戏规则，又能如何，连科举这种实行了千百年的制度都被人废了，区区一个大学的规定就废不得么。我这不是在过嘴巴瘾，最近，南京大学聘请毕飞宇当驻校作家，就做了这样的解铃人，解开了这个多少人都认为难以解开的死结。据毕飞宇说：南大对他非常宽容，既没有给他硬性的科研任务，也没有给他硬性的教学任务，“南京大学明确告诉我，不会用我的所短，也就是教学科研，而是要发扬我的所长，也就是写作，所以我还是可以将百分百的精力放到写作上。”我孤陋寡闻，也许在南京大学之前，就已经有学校做了这样的开明君主，但我能看到的，却是在南大结出的一点硕果。毕飞宇最近把他在南大讲的小说课结集为一本同名书《小说课》，正火爆万丈。相信在南大校园，这火爆的气象会更有质感。我在读这书的时候，同时也在想象那质感的场面。这书写得真棒，这课自然也讲得出奇的好。到底怎么好，我不想在这里做具体的评价，我一评价，难免又要用上许多理论概念，这理论概念一用，就不是在讲毕飞宇，而是在证明这些理论概念。舍弃这些理论概念，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感觉印象，毕飞宇的这个讲法，是把他人的作品、他人的创作，当作自己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创作来讲。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把他自己代入他所要讲授的对象，用他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去体贴作品的每一个细部，去解析创作过程的诸多环节。就像他笔下的推拿师按摩穴位，先在自己身上试过了，然后再施之于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所以他就能说出人所经验的种种酸麻胀痛的感觉，让围观的听众也能在想象中经验同样的感受。结果就像托尔斯泰定义文学所说的那样，把自己体验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得到这种体验。今天的评论家喜欢说回到文学的本位，什么是文学的本位，文学不是庙里的菩萨，有固定的座位，在我看来，像毕飞宇这样，把创作讲回了创作，把小说讲回了小说，这就是回到了文学的本位。其实，这也是大学的文学教师很久以来的理想，但要达到这理想的境界，对学院出身的教师来说，很难。笔者近年常常引用我的老师说的一句话，说我们这些教文学的人，是不知道鸡蛋怎么炒，还要教人家怎么炒鸡蛋。为了弄清这鸡蛋的炒法，笔者近年来也试着自己炒鸡蛋，在上课之余，做了一点小说创作的尝试，结果，所得虽浅，却大有益于教学，再让我来讲小说，我就得琢磨写作时的情形，回味写作过程的甘苦，对作品的精妙，也会有更多的领悟。我自然比不了驻校作家，但从我这个粗浅的体验看过去，驻校作家的文学课，将要改变大学文学教学的历史。
我最早想到这个问题，是“听”了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的“小说课”。在毕飞宇之前，王安忆已出版过一本名为《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的书。这书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在大学讲了几十年文学课，从文学理论讲到文学史，虽说不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对这些“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叉”的耍法，自认也能得其要领，用来教授学生，虽比不了八十万禁军教头，也不至于误人子弟。等到读过了王安忆的这本书 ，却禁不住心生疑窦，就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疑心自己也参与过吃人一样，我也疑心我的弟子已然被我误过。王安忆的讲法与毕飞宇的讲法虽略有不同，但重视细节和感性经验，却是共同的。这恰恰是大学课堂上的文学课由来已久的一个缺项。就拿小说来说吧，在大学里，文学理论课要讲，文学史课也要讲，文学理论课讲它的创作过程和构成要素，文学史课讲它的起源发展和作家作品。但因为讲的方法都是“概而论之”，或“总而言之”，居高临下，纵览古今，就像坐在飞机上巡天掠地，放眼望去，身子底下都是些抽象的线条和版块，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的那些作品，竟不见纤毫，就算是从自家屋顶飞过，也看不清红墙黑瓦。我不是自己在砸自己的饭碗，而是觉得用这样粗放的模式教出来的学生，充其量也只能当一个同样粗放的理论家和历史家，是断断乎写不出文学作品，也当不了作家的。这就又要说到大学能不能培养作家的老话题上了。这样的话题本来与驻校作家无关，但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一些专门培养诗人、作家的创造性写作专业，似乎大都是由驻校作家在主持。而且，美国当代一些创作活跃的诗人、作家，有许多就是由这些驻校作家的创造性写作专业培养出来的。这样，驻校作家也便有了一项新的功能，即为当代中国文学训练新军。最近，坊间有人发出一个“提案”，建议有关部门积极推行驻校作家、艺术家制度，并期望逐步取代专业的作家协会和画院制度。我对聘请驻校作家这件事没有这么高的期待，我只希望已聘有驻校作家的大学和将要聘请驻校作家的大学，能像南京大学那样，在管理上，给驻校作家留一块飞地，划一个特区，让他们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后，仍然是一个作家，仍然在以作家的身份发挥作用，而不要被现行的大学体制所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