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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心中，孔子是个好脾气的老人家，很少说别人的坏话，但他批评起鲁国某个“前辈”毫不留情。因为比“前辈”晚生了一百多年，他只能在书里骂得起劲。这个倒霉的“前辈”就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臧文仲。
臧文仲是辅政重臣，先后为鲁国四代君主卖命四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孔子为什么对他频翻白眼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是柳下惠，就是那个“面对美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只要臧文仲和他发生矛盾，孔子必是坚定的“柳党”。
柳下惠曾在鲁国主掌刑狱，是条耿直的汉子，从不懂官场上的“柔道之术”，所以有时显得迂腐，这也是臧文仲最嫌弃他的地方。作为当朝权贵，臧文仲毫不客气地接连三次罢了柳下惠的官。这可让孔子心疼坏了——柳下惠是名满天下的道德模范，怎能受这种待遇？肯定是臧文仲心胸狭隘、故意打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公元前634年，齐孝公带兵来揍鲁国，情况十分危急，臧文仲打算亲自到边境呈送文书，希望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让齐国退兵。但他忽然病倒了，便请柳下惠代劳，谁知柳下惠说了一通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梗着脖子犟道：“呈送文书不合礼法，我不干！”眼看火烧眉毛，臧文仲没时间听他高谈阔论了，毫不客气地怼道：“什么办法好使就用什么办法，礼法是啥，能吃吗？你不干我就让别人干！”他们的价值观如此割裂，怎么可能友好相处？在这件事上，孔子大拉偏架，甚至把臧文仲定在“窃位者”的耻辱柱上。
还有一次，曲阜城东门外来了一只爰居（一种非常罕见的海鸟），盘旋三天还不飞走。鲁国百姓普遍迷信，再有好事者添油加醋，这种“异象”引起集体恐慌。为稳定民心，就算臧文仲本人再“相信科学”，此时也不得不采取“祭祀禳灾”的办法来控制舆论。他鼓动百姓前去祭祀，也就是变相肯定所谓“异象”原是吉兆。柳下惠照样跟他对着干，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说起，引经据典地论证祭祀爰居如何违反祖制，而臧文仲作为领导却如此轻率，不是文盲就是反派！嘴炮攻击下，臧文仲不仅承认错误，还让人把柳下惠的话刻在竹简上，以供日后反省。即使如此，孔子仍不肯放过这宗陈年旧账，借此反复吐槽臧文仲。
抛开孔子的评价体系，史书中的臧文仲思想开明、行动务实，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一把好手，可谓相当有脑。
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重大饥荒，饿殍遍野。臧文仲建议鲁庄公放低姿态向隔壁齐国借粮，并主动拉下老脸充当这个不光彩的使者。他带着鬯圭、玉磬等名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作为抵押，在齐桓公面前沉痛地描述鲁国百姓如何悲惨，又搬出齐、鲁两国的老交情——共同承担祭祀周公、太公的历史重任。被架在道德高地，齐桓公不得不答应借粮，连臧文仲带来的抵押也没好意思收下。比起虚头巴脑的“国之体面”，臧文伸更愿救百姓于水火，这种担当和情怀不是道学家能有的。
公元前639年，鲁国又遭大旱，当时有种非常奇葩的论调——上天之所以不愿下雨，是怕雨水流进那些因长相畸形而仰面朝天的巫尪（求雨神婆）的鼻子里。鲁僖公竞深信不疑，打算把那些躺枪的神婆抓来烧死。臧文仲开启“打假”模式，底气十足地说：“如果上天真是怜悯那些神婆，就不会让她们生得如此畸形了。倘若我们曲解上天的意思，恐怕只会加重旱情，振奋士气、开源节流、加强守备才是王道！”魯僖公听从他的建议，老老实实地带领百姓抗旱救灾，这才渡过难关。
公元前683年，宋国发生水灾，宋闵公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政治漏洞。臧文仲听说后高调地为他点赞，说：“知错就改还是好君主。”后来宋襄公继位，想效仿齐桓公创建霸业，于是召集诸侯各国开会。臧文仲骂道：“为了私欲而强迫他人，没啥好下场！”果然，第二年宋襄公就被楚人扣押，宋国也被楚国暴揍一顿。在那个年代，臧文仲能“平视”君主，对他们进行无差别褒贬，可见他“以人为本”的思想相当坚定。
公元前629年，曹国在群殴中倒下，晋文公召集诸侯各国瓜分曹国的土地，臧文仲代表鲁国前往。此时臧文仲已是耄耋之年，行动很不方便，但他听说“先到先得”的瓜分原则后，立刻日夜兼程地赶到晋国，果然分到的土地最多。回国后，臧文仲却对鲁僖公说：“‘先到先得’的小道消息是一个客栈杂役告诉我的，他最该受到奖赏。”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轻视地位卑贱的人，这种素质够很多领导学一辈子了。
此外，鲁国遭遇经济危机时，臧文仲建议在各地新置税关以增加财政收入。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无可厚非，但又被孔子骂了——整天就知道改革，破坏旧制不算，现在又跟百姓抢钱，什么烂操作！
作为“礼法代言人”，孔子评判历史人物难免会以“礼法”为绝对标准，君子范儿的柳下惠无疑更合他的眼缘，相比之下，臧文仲就太叛逆了。
孔子炮轰臧文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与柳下惠的政治际遇颇为相似，都曾长期遭受权贵的排挤，而臧文仲作为“权贵代表”，自然成了箭靶子。每当翻看那段历史，孔子都会自动代人柳下惠的角色，所以很难对臧文仲产生好感，褒贬之间掺杂了太多个人情绪，没能走出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困局。
作为实干家，臧文仲最讨厌沽名钓誉的道德家或不切实际的空谈家，如果他能隔空回应孔子的炮轰，又会展开多么激烈又精彩的交锋呢？或许也会无比傲娇地赞道：“嗯，你比柳下惠那小子稍微高明一点！”
臧文仲是辅政重臣，先后为鲁国四代君主卖命四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孔子为什么对他频翻白眼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是柳下惠，就是那个“面对美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只要臧文仲和他发生矛盾，孔子必是坚定的“柳党”。
柳下惠曾在鲁国主掌刑狱，是条耿直的汉子，从不懂官场上的“柔道之术”，所以有时显得迂腐，这也是臧文仲最嫌弃他的地方。作为当朝权贵，臧文仲毫不客气地接连三次罢了柳下惠的官。这可让孔子心疼坏了——柳下惠是名满天下的道德模范，怎能受这种待遇？肯定是臧文仲心胸狭隘、故意打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公元前634年，齐孝公带兵来揍鲁国，情况十分危急，臧文仲打算亲自到边境呈送文书，希望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让齐国退兵。但他忽然病倒了，便请柳下惠代劳，谁知柳下惠说了一通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梗着脖子犟道：“呈送文书不合礼法，我不干！”眼看火烧眉毛，臧文仲没时间听他高谈阔论了，毫不客气地怼道：“什么办法好使就用什么办法，礼法是啥，能吃吗？你不干我就让别人干！”他们的价值观如此割裂，怎么可能友好相处？在这件事上，孔子大拉偏架，甚至把臧文仲定在“窃位者”的耻辱柱上。
还有一次，曲阜城东门外来了一只爰居（一种非常罕见的海鸟），盘旋三天还不飞走。鲁国百姓普遍迷信，再有好事者添油加醋，这种“异象”引起集体恐慌。为稳定民心，就算臧文仲本人再“相信科学”，此时也不得不采取“祭祀禳灾”的办法来控制舆论。他鼓动百姓前去祭祀，也就是变相肯定所谓“异象”原是吉兆。柳下惠照样跟他对着干，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说起，引经据典地论证祭祀爰居如何违反祖制，而臧文仲作为领导却如此轻率，不是文盲就是反派！嘴炮攻击下，臧文仲不仅承认错误，还让人把柳下惠的话刻在竹简上，以供日后反省。即使如此，孔子仍不肯放过这宗陈年旧账，借此反复吐槽臧文仲。
抛开孔子的评价体系，史书中的臧文仲思想开明、行动务实，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一把好手，可谓相当有脑。
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重大饥荒，饿殍遍野。臧文仲建议鲁庄公放低姿态向隔壁齐国借粮，并主动拉下老脸充当这个不光彩的使者。他带着鬯圭、玉磬等名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作为抵押，在齐桓公面前沉痛地描述鲁国百姓如何悲惨，又搬出齐、鲁两国的老交情——共同承担祭祀周公、太公的历史重任。被架在道德高地，齐桓公不得不答应借粮，连臧文仲带来的抵押也没好意思收下。比起虚头巴脑的“国之体面”，臧文伸更愿救百姓于水火，这种担当和情怀不是道学家能有的。
公元前639年，鲁国又遭大旱，当时有种非常奇葩的论调——上天之所以不愿下雨，是怕雨水流进那些因长相畸形而仰面朝天的巫尪（求雨神婆）的鼻子里。鲁僖公竞深信不疑，打算把那些躺枪的神婆抓来烧死。臧文仲开启“打假”模式，底气十足地说：“如果上天真是怜悯那些神婆，就不会让她们生得如此畸形了。倘若我们曲解上天的意思，恐怕只会加重旱情，振奋士气、开源节流、加强守备才是王道！”魯僖公听从他的建议，老老实实地带领百姓抗旱救灾，这才渡过难关。
公元前683年，宋国发生水灾，宋闵公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政治漏洞。臧文仲听说后高调地为他点赞，说：“知错就改还是好君主。”后来宋襄公继位，想效仿齐桓公创建霸业，于是召集诸侯各国开会。臧文仲骂道：“为了私欲而强迫他人，没啥好下场！”果然，第二年宋襄公就被楚人扣押，宋国也被楚国暴揍一顿。在那个年代，臧文仲能“平视”君主，对他们进行无差别褒贬，可见他“以人为本”的思想相当坚定。
公元前629年，曹国在群殴中倒下，晋文公召集诸侯各国瓜分曹国的土地，臧文仲代表鲁国前往。此时臧文仲已是耄耋之年，行动很不方便，但他听说“先到先得”的瓜分原则后，立刻日夜兼程地赶到晋国，果然分到的土地最多。回国后，臧文仲却对鲁僖公说：“‘先到先得’的小道消息是一个客栈杂役告诉我的，他最该受到奖赏。”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轻视地位卑贱的人，这种素质够很多领导学一辈子了。
此外，鲁国遭遇经济危机时，臧文仲建议在各地新置税关以增加财政收入。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无可厚非，但又被孔子骂了——整天就知道改革，破坏旧制不算，现在又跟百姓抢钱，什么烂操作！
作为“礼法代言人”，孔子评判历史人物难免会以“礼法”为绝对标准，君子范儿的柳下惠无疑更合他的眼缘，相比之下，臧文仲就太叛逆了。
孔子炮轰臧文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与柳下惠的政治际遇颇为相似，都曾长期遭受权贵的排挤，而臧文仲作为“权贵代表”，自然成了箭靶子。每当翻看那段历史，孔子都会自动代人柳下惠的角色，所以很难对臧文仲产生好感，褒贬之间掺杂了太多个人情绪，没能走出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困局。
作为实干家，臧文仲最讨厌沽名钓誉的道德家或不切实际的空谈家，如果他能隔空回应孔子的炮轰，又会展开多么激烈又精彩的交锋呢？或许也会无比傲娇地赞道：“嗯，你比柳下惠那小子稍微高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