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先生的很多地方，也许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例如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少人明白究竟呢？还有，在近些年的一片辉煌之下，先生的心绪呢？
编者按:从1979年起，王邦维师从季羡林先生，攻读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后来，他们同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的梵巴语教研室共事，按照他纪念文章中的说法:“从学习和工作上讲，三十年来，先生对我这样一位驽钝的学生的关怀、指导和扶助，真是无法计量。”
季羡林先生拥有大学问，却依然对学生晚辈无比慈爱，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上午突然接到电话，羡林先生一个多小时前在医院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惊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先生九十八岁的生日。大家都以为，不只是九十八岁，以先生的身体状况，活到一百岁，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走了呢？最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先生，总还在想，7月底或8月初去，一并祝贺先生的生日，也来得及。我总以为还有时间，现在晚了。这是我的错误，一个现在看来不可原谅的错误。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三十年前，我那时从外地到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先生是我的导师。此前我没有见过先生，实在地讲，当时我的见识很有限，虽然报考时选了先生作导师，对先生的了解并不多。到北大后，跟随先生学习，才逐渐知道先生是一位大学者。从1979到1982年，三年之间，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硕士研究生。然后留在研究所工作，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再后来，从1983到1987年，又继续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博士研究生，这中间还是一直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所，一个系。从学习和工作上讲，三十年来，先生对我这样一位驽钝的学生的关怀、指导和扶助，真是无法计量。现在先生走了，我又到哪里去找这样博识、这样慈悲的老师呢？师恩如父，我无以回报。想到这里，真是悲从中来！
我的思绪有些乱，三十年来先生给我的教诲，我跟先生的谈话，还有过去读过的先生的书，先生的文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在先生家里，帮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后，先生常常让我跟他一块吃饭，那时先生家的老祖还在，那时还有师母，几位长者，都是一样的和善，一样的慈祥，一时都想了起来，但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一般的话，大家都讲过的话，似乎也不用我再多讲。我只是想说，先生的很多地方，也许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例如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少人明白究竟呢？还有，在近些年的一片辉煌之下，先生的心绪呢？
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讲的太多，很重要，但我觉得也许还不是最重要。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年轻的学生，是我体会最深的。我想起先生曾经跟我讲他留学的经历，讲他当年怎样从德国回到中国，他在北大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他个人的经历怎么跟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他希望的总是，中国怎样能够强大，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怎样能够进入世界的前列。这些，大概是像先生这样九十多年前一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由于天分和个人的努力，以及一些机缘而最终成为一位大学的教授，一位学术上的大师，必然能够想到的。我以为，这些年一直住在医院的先生，经常想到的，其实还是这些。先生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关心的事情，也都还是这些。
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他问我的，主要还是外面世界学术的新动态。本来计划在这个月末去看他，正好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我们的几位研究生最近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让我追悔莫及。
先生走了，先生不会再回来。我心中悲伤。不过，突然又想起先生经常提到的陶渊明的一段诗句: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
传道·受业·解惑
记忆中仍然清晰地留着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印象。那是在秋天，到北大报到后不久，研究所的老师通知我们，季先生要召见我们四位研究生，段晴、任远、老葛和我。在六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生坐在桌子的一端，我们四人分开坐着。先生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当时还并不太显老。先生问了我们些一般的问题，大致是了解我们每人的情况，然后说:“你们先上梵文课，争取把梵文学好。有时间，各方面的书，也可以找来看看。”先生的声音很平和。
我的三位师兄妹当时想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我当时的感觉是:怎么这么简单？该读什么书，先生为什么不给我们说具体一点呢？我记得，当谈话结束，先生已经走出办公室，我又赶紧跟上去，问先生:先生讲到读书，该读什么书？可是先生仍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真有一点儿失望。
不过，我后来就渐渐明白了先生的话，简单却也并不简单。
先生常给我们提到一位德国教授的话:“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边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让他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
这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学外语如此，学习做研究工作其实也是一样。学习做研究工作，该怎么样？先生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德国很有名的医学教授，素以严格著称。一次考试，他进了教室，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学生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在眼里，觉得桌子上的东西是猪肝，但转念又想:“教授的考试，怎么可能会这样简单呢？”学生不知所措，虽然觉得真像是猪肝，但始终不敢说是猪肝。到了最后，也没能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时教授只好宣布:“这是猪肝。”学生此时似乎才明白了一点什么。教授问学生:“你大概已经认出这是猪肝，可是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见是什么，就答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先生说，这位教授要求学生的，其实是要树立和坚持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后来渐渐更明白多了一些，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实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但这条原则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1981年，我做硕士论文，其中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的刻本作校勘。古刻本中有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师为我跟北图联系，那边答复，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可是，先生当时是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北大的副校长，还有其他许多兼职，工作极其繁忙，我怎么能劳动先生为我的事一起进城去北图呢？但先生知道了这事，立即说:“那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的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离开北图出来，在汽车里，我谢谢先生。先生只是说:“今天很好，这件事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东方学研究院院长)
编者按:从1979年起，王邦维师从季羡林先生，攻读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后来，他们同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的梵巴语教研室共事，按照他纪念文章中的说法:“从学习和工作上讲，三十年来，先生对我这样一位驽钝的学生的关怀、指导和扶助，真是无法计量。”
季羡林先生拥有大学问，却依然对学生晚辈无比慈爱，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上午突然接到电话，羡林先生一个多小时前在医院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惊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先生九十八岁的生日。大家都以为，不只是九十八岁，以先生的身体状况，活到一百岁，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走了呢？最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先生，总还在想，7月底或8月初去，一并祝贺先生的生日，也来得及。我总以为还有时间，现在晚了。这是我的错误，一个现在看来不可原谅的错误。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三十年前，我那时从外地到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先生是我的导师。此前我没有见过先生，实在地讲，当时我的见识很有限，虽然报考时选了先生作导师，对先生的了解并不多。到北大后，跟随先生学习，才逐渐知道先生是一位大学者。从1979到1982年，三年之间，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硕士研究生。然后留在研究所工作，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再后来，从1983到1987年，又继续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博士研究生，这中间还是一直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所，一个系。从学习和工作上讲，三十年来，先生对我这样一位驽钝的学生的关怀、指导和扶助，真是无法计量。现在先生走了，我又到哪里去找这样博识、这样慈悲的老师呢？师恩如父，我无以回报。想到这里，真是悲从中来！
我的思绪有些乱，三十年来先生给我的教诲，我跟先生的谈话，还有过去读过的先生的书，先生的文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在先生家里，帮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后，先生常常让我跟他一块吃饭，那时先生家的老祖还在，那时还有师母，几位长者，都是一样的和善，一样的慈祥，一时都想了起来，但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一般的话，大家都讲过的话，似乎也不用我再多讲。我只是想说，先生的很多地方，也许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例如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少人明白究竟呢？还有，在近些年的一片辉煌之下，先生的心绪呢？
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讲的太多，很重要，但我觉得也许还不是最重要。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年轻的学生，是我体会最深的。我想起先生曾经跟我讲他留学的经历，讲他当年怎样从德国回到中国，他在北大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他个人的经历怎么跟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他希望的总是，中国怎样能够强大，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怎样能够进入世界的前列。这些，大概是像先生这样九十多年前一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由于天分和个人的努力，以及一些机缘而最终成为一位大学的教授，一位学术上的大师，必然能够想到的。我以为，这些年一直住在医院的先生，经常想到的，其实还是这些。先生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关心的事情，也都还是这些。
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他问我的，主要还是外面世界学术的新动态。本来计划在这个月末去看他，正好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我们的几位研究生最近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让我追悔莫及。
先生走了，先生不会再回来。我心中悲伤。不过，突然又想起先生经常提到的陶渊明的一段诗句: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
传道·受业·解惑
记忆中仍然清晰地留着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印象。那是在秋天，到北大报到后不久，研究所的老师通知我们，季先生要召见我们四位研究生，段晴、任远、老葛和我。在六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生坐在桌子的一端，我们四人分开坐着。先生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当时还并不太显老。先生问了我们些一般的问题，大致是了解我们每人的情况，然后说:“你们先上梵文课，争取把梵文学好。有时间，各方面的书，也可以找来看看。”先生的声音很平和。
我的三位师兄妹当时想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我当时的感觉是:怎么这么简单？该读什么书，先生为什么不给我们说具体一点呢？我记得，当谈话结束，先生已经走出办公室，我又赶紧跟上去，问先生:先生讲到读书，该读什么书？可是先生仍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真有一点儿失望。
不过，我后来就渐渐明白了先生的话，简单却也并不简单。
先生常给我们提到一位德国教授的话:“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边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让他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
这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学外语如此，学习做研究工作其实也是一样。学习做研究工作，该怎么样？先生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德国很有名的医学教授，素以严格著称。一次考试，他进了教室，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学生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在眼里，觉得桌子上的东西是猪肝，但转念又想:“教授的考试，怎么可能会这样简单呢？”学生不知所措，虽然觉得真像是猪肝，但始终不敢说是猪肝。到了最后，也没能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时教授只好宣布:“这是猪肝。”学生此时似乎才明白了一点什么。教授问学生:“你大概已经认出这是猪肝，可是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见是什么，就答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先生说，这位教授要求学生的，其实是要树立和坚持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后来渐渐更明白多了一些，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实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但这条原则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1981年，我做硕士论文，其中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的刻本作校勘。古刻本中有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师为我跟北图联系，那边答复，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可是，先生当时是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北大的副校长，还有其他许多兼职，工作极其繁忙，我怎么能劳动先生为我的事一起进城去北图呢？但先生知道了这事，立即说:“那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的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离开北图出来，在汽车里，我谢谢先生。先生只是说:“今天很好，这件事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东方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