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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细节的艺术。细节的真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篇小说作品的艺术成色究竟如何。在何顿一部旨在思考表现中国抗战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载《收获》长篇专号2015年春夏卷）中，我们就注意到了一个错讹细节的存在。“文革”发生前的1961年，前国民党高官贺百丁的长子贺兴在大学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另一位前国民党高官谢乃常前去设法助力，对系里的杜主任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杜主任，我是省参事室的参事，在‘西安事变’时保卫过西北区的中共地下党，当时我是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长，去年离休的原省政协副主席谢华同志，可以证明我的话。”问题出在“离休”这一语词上。据查证，中国实施所谓“离休”与“退休”相区别的制度，始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此之前，只有“退休”而无“离休”一说。何顿让谢乃常提前至1961年就说出“离休”这样的语词来，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小说诚然是虚构的艺术，但这虚构却需要建立在真实可信的细节的基础之上。一旦细节失真，小说的可信度与艺术说服力就都要受到影响。虽然很难说一招不慎即满盘皆输，但尽可能地保证细节的真实有效却无论如何都应该引起作家的高度注意。具体到何顿的这部《黄埔四期》，尽管“离休”这一细节的错讹也无伤大局，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但读来却多多少少总会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就再一次告诉我们，小说虽然允许艺术想象力的天马行空，但细节处理上的小心谨慎，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被轻易忽略。
然而，正所谓瑕不掩瑜，何顿的《黄埔四期》虽然存在着个别细节上的失真问题，但从整体上来考量，它仍然应该被视为本年度内最重要的一部抗战小说。时值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一时之间，出现了不少抗战题材小说。关键问题在于，抗战小说虽然数量不少，但其中思想艺术俱佳者相当罕见。而《黄埔四期》，则正是这样一部不容绕过的优秀作品。其实，何顿对于抗战的关注，并不始自这部《黄埔四期》，早在数年前的长篇小说《湖南骡子》中，他就已经关注表现抗战了。“ 《湖南骡子》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恐怕还是前半部分关于战争的描写与反思。在这里，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就是作家对于抗战尤其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进行了颇富新意的深入探究与表现。我们注意到，最近一些年来，伴随着历史史料的挖掘与发现，曾经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开始逐渐地得到了一种史学意义上的还原。虽然说共产党也同样在抗战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相比较而言，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战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国民党，是所谓的国军将士。然而，虽然史学界已经在尽可能地还原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但就文学界的表现而言，在这一方面却始终处于非常滞后的一种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何顿的这部《湖南骡子》，就完全可以被看做是第一部全方位整体性地再现国军惨烈的抗战情景，真实还原抗战历史的长篇小说。”①然而，尽管其中的确有着对于抗战的出色艺术表现，但就基本创作主旨而言，《湖南骡子》却终归是一部生动具象地展示表现中国百多年近现代家族史与国族史的长篇小说。抗战只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抗战更其深入透辟的艺术呈现与反思，显然还需要有另外的小说文本。从一种创作心理生成的角度来蠡测，何顿后来之所以会相继写出《来生再见》与《黄埔四期》这样两部聚焦抗战的作品，很显然是由于《湖南骡子》取得意外成功的缘故。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湖南骡子》的本意是要借助于百年历史背景写出湖南人某种倔强执拗的性格特征，没想到到头来反倒是其中抗战描写的那一部分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此一种写作的错位感，带给何顿的启示，自然也就是应该在抗战这一特别的题材领域大做文章。依照我个人的推想，何顿做出这样一种艺术选择的前提是，尽管抗战结束迄今已达七十年之久，但以抗战为关注表现对象的中国战争小说说起来真的是乏善可陈，格外令人汗颜。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把中国的抗战小说与西方那些关于二战的小说稍作比较，其结论也就一目了然了。唯其因为极度匮乏理想意义上的优秀战争小说，所以这一领域也才为作家的充分施展身手留下了足够阔大的艺术空间。在《湖南骡子》之后，何顿之所以会在抗战题材领域集中持续发力，并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推出《来生再见》与《黄埔四期》两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其根本原因或许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同样是抗战小说，从取材的角度看，两部作品却各有千秋，有着非常突出的互补性。《来生再见》聚焦于一位名叫黄抗日的下级军官跌宕起伏的曲折命运过程，可以被看作一部从底层军官视角呈现抗战的作品。而《黄埔四期》，则从小说标题即可明显看出，是一部借助于上层军官视角切入表现抗战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把两部作品整合在一起，所呈现出的方才是作家何顿文化想象视野中一幅较为全面的中国抗战图景。虽然我们也承认《来生再见》同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战争小说，但相比较来说，或者是由于受到下级军官叙述角度局限的缘故，无论是就艺术表现视野的阔大而言，抑或是就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挖掘程度而言，甚至包括对于抗战这段历史的真切反思深度而言，个人私见，《黄埔四期》均要明显强于《来生再见》。也因此，尽管如前所言，其中也存在着个别细节失真的局部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把《黄埔四期》视为何顿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部抗战长篇小说，在我看来，就是合理不过的一个精当结论。
我们对《黄埔四期》的理解分析，首先还是要从贺强与父亲贺百丁的一段对话这样一个细节谈起。贺强说：“我们历史老师说，国民党没抗日，蒋介石躲到峨眉山去了。”贺百丁格外惊讶：“国民党没抗日？”贺强答：“没抗日。我们老师说，是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拒不抗日。”面对着贺强老师的抗日历史说辞，贺百丁愤怒了：“你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和长沙四次会战吗？这些仗都是我们国民党打的。”对此，贺强的回应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只有林彪打的平型关大捷和地道战、地雷战。我跟我们历史老师说，我爸参加了淞沪会战、兰封会战和武汉大会战。我们历史老师笑了，说：‘淞沪会战？日军一到上海，国民党军队就溃不成军，那也叫会战？兰封会战在哪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兰封的地方。’历史老师还说：‘武汉根本就没会战，当时国民党军队往四川跑，在武汉遇上日军，放了几枪就跑上峨眉山了。’历史老师说，那些所谓会战都是国民党为表示自己抗了日，杜撰的。”听了如此一番话后，“贺百丁脑海里闪现了抗战中一个个弟兄倒下的悲惨场景，心口就扯得痛，他说：‘这历史是没什么学的。’”虽然表面上是贺强与贺百丁在对话，但实际上潜在的对话者却是那位隐于幕后的“历史老师”与贺百丁。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何顿如此一种艺术设定的象征性内涵。尽管贺百丁是那段国民党抗战历史的在场者与亲历者，但对于国民党是否积极参与抗战的最终判定者，却是那位不在场的匿身的“历史老师”。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说，这位历史老师可以被看作是拥有话语权的历史书写者。这一耐人寻味的细节中国民党抗战的历史被无端抹杀，很显然意味着一部真实历史的被扭曲与被改写。也因此，尽管贺强与贺百丁父子的这一段对话并没有出现在小说的开端处，但其中暗含何顿内心的某种曲折隐衷却是无可置疑的一件事情。究其根本，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展示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强有力地回击那位历史老师的诬蔑性言辞，乃可以被看作是何顿创作《黄埔四期》的基本动机所在。更进一步说，作家如此一种写作动机之中，所潜隐着的其实是何顿所独有的历史观。 除了内隐作家的写作动机之外，贺强与贺百丁父子的这段对话，其实也具有某种预叙的功能。所谓预叙，按照叙事学理论，就是在故事尚未完全展开之前以某种暗示的方式把故事情节的基本走向提前有所交代。这一方面，典型不过的一个例证，就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那一部分。虽然主要人物的故事还有待展开，但作家却非常巧妙地利用每一人物的判词这种形式，提前暗示出了这些人物未来的命运走向。具体到何顿的《黄埔四期》，在这部由抗战书写与战后命运遭际两大部分组成的长篇文本中，最起码抗战书写这一部分在贺氏父子的对话中作出了明确的预叙。既然那位历史老师坚持认定国民党的抗战历史是杜撰的，那何顿就一定要以近乎于纪实文学的笔触纤毫毕现地把包括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兰封会战、长沙四次会战在内的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进行的所有会战，甚至包括西南边陲中缅交界地区的远征军作战，也都全部纳入到自己的笔下。问题在于，何顿究竟采取怎么样的一种艺术结构方式，才能够把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全景式地纳入到自己的表现视野之中呢？具体来说，何顿采取的可谓是一种双重的双线结构。所谓双重，就是指在时间的层面上，何顿以抗战胜利为界，分别讲述着两个不同时间段落里的故事。其中，抗战胜利前的故事，从谢乃常与贺百丁他们的投考黄埔军校开始写起，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后的故事，从抗战胜利写起，一直写到了“文革”结束后的当下时代。所谓双线结构，就是指不管是抗战书写抑或还是战后命运遭际，何顿都是依循着谢乃常和贺百丁这两位曾经担任过国军高级将领的起义军官的人生轨迹而渐次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两位的不同人生轨迹，自然也就构成了《黄埔四期》一种不断交叉推进的双线结构。抗战后的命运遭际故事姑且置而不论，单只是就抗战胜利前的故事来说，何顿正是通过对谢乃常与贺百丁他们两位战争行迹的特别设定，格外巧妙地把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些会战连缀编织在了一起，进而达到了全景式地再现展示国军抗战历史的根本写作意图。比如，为了把“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效纳入到自己的叙事框架之中，何顿煞费苦心地安排谢乃常在北伐战争结束后被校长蒋介石调任到“黄埔同学会”工作。能够进入这个机构工作，说明谢乃常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信任度。正是从这种信任度出发，蒋介石才会特别派遣他到三十二军去担任特派员，并且亲自授予了他上校军衔。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身兼上海警备司令，自然驻扎在上海。这样，谢乃常就顺理成章地到了上海。担任特派员期间，正当盛年的谢乃常先后与陆琳、黄莹两位女性发生情感纠葛缠绕。然而，特派员这一身份虽然意味着谢乃常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但却终归是一个闲职。对于热衷于建立功勋的谢乃常来说，所渴盼的是能够在军中担任一个实职。因此，当他有可能通过高中汉的推荐而出任十九路军的一个团长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尽管略有迟疑，但最后还是满足了谢乃常的要求。由蔡廷锴任军长的十九路军，是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主力，谢乃常既然担任了十九路军的一名团长，其参加淞沪抗战，就是合乎情理的一件事情。这样一来，何顿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机地纳入到了《黄埔四期》之中。与此同时，也正是借助于这一部分的叙事，何顿写出了谢乃常之所以会失去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原因。根据小说结尾处曾冠雄的事后揭秘，谢乃常的失去蒋介石信任，乃是因为被别人告黑状的缘故：“三十二军的一名军官，把你说的话，写信反映到了校长那里，你身为校长的特派员，通天的，竟站在汪精卫那边，那不把校长惹恼了？杨少将说，这便是你失去校长信任，被校长逐出视野的原因。”如此一种“前科”，再加上他后来被蔡廷锴他们强拉进反蒋兵变，以及“西安事变”时与杨虎城、共产党的过往密切，数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便使他彻底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一直被“内控”使用。所谓“内控”，“就是在有效范围内控制使用”。在黄埔四期的一众学员中，谢乃常虽然出头最早，北伐军时就已经升任团长，但一直到抗战结束为止，也只不过是一个区区少将，根本原因显然在此。就这样，借助于谢乃常的参与淞沪战事，何顿一方面巧妙地把“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机地纳入到了《黄埔四期》的整体叙事之中，另一方面却也草蛇灰线般的写出了曾经一度受宠的谢乃常为什么会失去蒋介石的信任，所实际收到的，显然就是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
回顾中国长篇小说的本土传统，既有《红楼梦》《金瓶梅》这样以日常叙事为特色的世情小说，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侧重于宏大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家国叙事，还有《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带有明显幻想色彩的神魔小说，当然也少不了如同《儒林外史》这样讽喻特色极其鲜明的文人叙事。细细辨析何顿《黄埔四期》艺术传承上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属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家国叙事一脉。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黄埔四期”，乃因为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描写展示一群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后堪称跌宕起伏不无吊诡的命运变迁。其中的两位核心人物，就是贺百丁与谢乃常。时年只有二十岁的谢乃常，本是湖南郴县一家豪绅的公子，其妻田贵荣已经身怀六甲。某一天早上，谢乃常忽发奇想，要去县城买葱油饼吃。没承想，这位热血青年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他并不知道，他这一去会有好多年不会回来。”在县城，谢乃常意外遭遇准备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贺百丁、贺怀国以及陈德三位年轻人。“谢乃常天生是个热心肠，受其父影响，爱读‘三国’‘水浒’，尤其欣赏《水浒传》里那些豪爽仗义的好汉，便说：‘我请你们吃饭吧。’”这一吃饭不要紧，关键是四位青年说得特别投机。谢乃常热血沸腾，顿然决定随同他们三位一起南下投考黄埔军校。从此开始，四个人就同吃同睡同进出，结下了颇为深厚的兄弟情谊。这才有了由陈德提议的结拜兄弟一说：“谢乃常想自己一下子多了三个异姓兄弟，说：‘三国时，刘、关、张搞了个桃园三结义，现在我们来个黄埔四结义。’”按年龄次序，谢乃常是大哥，陈德老二，贺百丁老三，贺怀国老四。紧接着进行的北伐战争中，谢乃常他们又相继结识了另外四位同样来自于湖南的黄埔四期学员，结拜的阵容再次扩大：“何绍晖年龄最大，为老五，曾冠雄排第六，高中汉比郝光发大几个月，是老七，郝光发成了八弟。”至此，谢乃常他们的结义行为宣告完成。虽然说为了增加小说的历史真实性，何顿在以上八兄弟之外，也还不无简略地先后穿插叙述过诸如张灵甫、胡琏、李弥等几位历史上实有其人的黄埔四期学员的故事，但整部《黄埔四期》却仍然是以叙述结义八兄弟尤其是谢乃常与贺百丁的故事为主体的。应该注意到，就在这个不长的叙事段落中，何顿曾经先后分别提及到《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不管他的这种提及是有意还是无意，着眼于文本实际，则无论是小说的叙事内容，还是小说的故事展开方式，抑或主要人物殊难化解的心理情结，都可以说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家国叙事存在着不可剥离的内在关联。 实际上，正是借助于中国本土一种家国叙事小说传统的自觉传承，通过双重的双线结构方式的特别设定，何顿方才格外深入地完成了他关于残酷抗战历史的真切艺术书写。我们所谓残酷抗战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是抗战当年那样一种血雨腥风的惨烈战争场面，其二是当年的抗战英雄在战后所遭受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先来看第一点。导致抗战情形特别惨烈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我军事力量的对比格外悬殊。比如，关于1937年的那次淞沪会战时日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在详细罗列出一系列数据之后，王树增曾经给出过颇具说服力的分析：“大战即将爆发时，从中日双方在淞沪地区的军力对比看，中国军队在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上远落后于日军——海军基本上没有对抗的可能，空军只能说是略占优势，因为日军暂时能够投入的战机有限，且中国空军由于距离基地近补给便捷。在中国军队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只有地面部队的兵力总数。”②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一方面是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另一方面则是精神意志的较量。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抗战全面爆发时中日之间的状况绝对是日优我劣。一方可谓武装到牙齿，虎视眈眈有备而来，另一方却不仅兵力国力贫弱，而且匆忙上阵仓促应战。更何况日人一贯以所谓“不成功便成仁”的“武士道”精神举世闻名，而国人却大多皆属被“精神胜利法”所主宰的愚弱国民。双方对阵的结果，由此即不难预测。实际的情形也果然如此，贺氏父子在对话中提及的那些会战中，除了长沙会战、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昆仑关大捷以及后期的滇缅会战之外，其余会战的结果均以我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整体意义上的抗战并不以一时一地的胜负为其根本的胜负，胜利也罢，失败也罢，正是借重于国军正面战场的一系列会战，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全面抗战方才取得了最终的胜果。也因此，虽然国军的大多数会战以失败而告终，但多少带有一点吊诡意味的是，正是这一系列的失败最后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一系列惨烈异常的会战，那么，所谓的抗战胜利自然也就是无稽之谈。唯其因为日我双方存在着多方面的巨大差距，所以，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日军，国军的抗战场面才会特别惨烈。这一点，在何顿的笔下有着鲜明有力的表现。“日本兵也不要命，龇牙咧嘴地与国军官兵拼刺刀，勇敢得像一头头狮子，国军却如勇猛的亚洲鬣狗，两人或三人围着一个日本兵死缠烂打地砍杀，这样不计血本地厮杀了半个多小时，夺回了阵地，却为此战死四十多人。”“到处都是伤兵、死人和血，一股强烈刺鼻的血腥气充斥在空中，仿佛是一片浓雾，令人恶心、窒息。”如此一种惨烈情景，自然会对在场的军人形成强烈刺激：“贺怀国哀伤地趴在阵地上，他有两天没合眼，此刻正恐惧地盯着硝烟和尸臭弥漫的阵前，阵前躺着多具日军尸体，也有多具国军官兵尸体。”
硝烟与尸臭弥漫的战场，自然会让初次直面死亡的战士心生恐惧。实际上，也正是通过贺怀国与杨狗蛋这两位带有对比色彩的人物形象的描写，何顿极真切地写出了战争的惨烈与残酷。贺怀国不仅是贺百丁的结拜兄弟，而且也已经被提升为营长，然而，面对着“太强大”“太拼命太能打”的日军，面对着触目皆是的国军将士的尸体，贺怀国终于被吓破了胆，大敌当前竟然不管不顾地临阵脱逃。被抓回来之后，贺怀国以对家人的责任而强作自我辩解：“三哥，你知道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好几个弟弟妹妹。我父亲得了痨病，家里就靠我寄回家的一份军饷生活，我死了，一家人都会跟着我饿死。”家庭的牵绊肯定也是实情，但导致贺怀国临阵脱逃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面对着战争的惨烈境况一种求生的本能占了上风。与贺怀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狗蛋。杨狗蛋第一次上战场时，也曾经本能地逃跑：“在士兵进攻时，他害怕地往后跑，这张脸应该是第一个往后跑的，他曾对他怒吼，喝令他掉头往回冲，而逃兵根本不听。他当时很愤怒，拔出手枪对着这个逃兵开了枪，在开枪的那一瞬间，他有点犹豫就没打逃兵的脑袋，枪口一压，打在逃兵的肚子上。那会儿他心里仁慈。”因为有过羞耻的逃跑经历，所以在医院面对着贺百丁，杨狗蛋才会羞愧万分。面对着贺百丁犀利的目光，杨狗蛋“不敢吭声，身体在他注视下瑟瑟发抖，这种颤抖让贺百丁内心深感怜悯，想自己第一次上战场时也很害怕就更加用力地盯着他。”却原来如同贺百丁这样的铮铮铁汉第一次上战场时也会产生恐惧心理。又或者，任是谁，第一次上战场，面对荷枪实弹的对手，面对近在咫尺的死亡，内心都会有恐惧心理生成。只不过，后来大多都依凭强大的精神意志战胜了这种恐惧心理。即如杨狗蛋这样曾经的逃兵，在战胜恐惧心理的困扰之后，也成为了贺百丁手下一名特别勇敢特别能战斗的得力干将。贺怀国与杨狗蛋，虽然一个后来成为身经百战的英雄，另一个则因为可耻的脱逃而被执行枪决，但他们最初上战场时面对死亡，面对战争的惨烈与残酷时候的那样一种恐惧心理，却并没有什么不同。
无论如何，抗战的惨烈与残酷都是一种不可被否认的客观事实。谢乃常他们结拜的八兄弟中，因战场脱逃被枪决的贺怀国除外，高中汉、郝光发两位也都先后血洒疆场为国捐躯。这其中，值得展开一说的，是高中汉。作为小兄弟的高中汉，长期追随大哥谢乃常。没想到却在一次对红军作战时一颗睾丸被弹片削掉，另一颗也因发炎被军医割掉，结果就变成了一位不男不女的阴阳人，性情从此大变，心理的女性化倾向日益严重：“只有一个人不关心这些，这个人就是高中汉。他穿着崭新的少校军服，不是天天训练士兵，而是天天照镜子，看军帽戴正没有，衣领是否倒了，还用木炭给自己画眉毛。谢乃常说，“你越来越女人气了，像个怪物，给我滚！”高中汉女性化倾向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他居然会如同小妾一般地吃陆琳的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或者想到谢乃常与陆琳在一起亲热，高中汉就会受不了，以至于那段时间谢乃常都不敢与陆琳肌肤相亲。但就是这样一位心理严重变态者，在战场上的表现却一样的勇猛异常：“这个阴阳怪气的湖南人，一见战斗得这么激烈，他体内的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混到一起，不是害怕，而是亢奋。”到最后，高中汉的悲壮结局是杀身成仁。高中汉的死，让谢乃常倍觉悲伤：“高中汉已经成仁了，这个在他身边叽叽歪歪，看不得他与陆琳亲近，总是用各种借口吵他的七弟，死时眼睛还是睁着的，仿佛还想看一眼他心目中的大哥。”战死疆场，诚然悲壮，但高中汉的特别之处却在于，早在血洒疆场之前，他的正常人性就已经被残酷的战争给严重扭曲了。携带一种被战争严重扭曲的精神心理而为国捐躯，高中汉的如此一种情形，不管怎么想来都令人痛心不已。 然而，相比较而言，读来更让人心痛不已的，恐怕却还是现代“花木兰”陆琳的战死疆场。陆琳本来是上海百乐门夜总会的一名舞女，谢乃常任职特派员时与谢结识，遂一见钟情。自此之后，无论什么情况下，陆琳都会坚持伴随在谢乃常的左右。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原因在于，身为女性的陆琳，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但却更有在战场上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的一面。“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其他人都尽可能地退避三舍，陆琳却来到了谢乃常的身边。谢乃常追问她为何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还要跑到军队里来，她的慨然回答是：“我不怕打仗。”此后的事实果然充分证明，长期追随在谢乃常身边的陆琳，不仅不惧怕战争，而且还多次亲手击杀过多名日军士兵。套用一句流行的俗语来说，这陆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上得战场，入得闺房”。因为在昆仑关战役中希望用自己的娇躯挡住射向谢乃常的子弹，情急中打死了两个端枪朝她心爱的男人奔来的日本兵，这位现代“花木兰”一举成名，其事迹被刊登在了《中央日报》的头版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强烈传奇色彩的抗日女英雄，居然惨死在了谢乃常主导指挥的片马游击战中：“只是一个瞬间，这个跟了他多年的女人，被日军炮弹的弹片削掉了半边脑袋。谢乃常一听炮弹的爆炸声，就预感不妙。他赶紧奔出指挥所，就见陆琳倒在血泊中。他冲上前，血还在陆琳的半边脑袋上汩汩流淌，另半边脑袋已不知去向。”陆琳之死，在谢乃常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永远的精神创伤。一直到很多年之后的要离世的时候，谢乃常于幻觉中看到的，依然是当年那位年轻、漂亮的陆琳：“在他迟钝、模糊的记忆里，他早忘了陆琳当年是旧上海的舞女了，他只记得她是他的随军夫人。”无论如何，陆琳的惨死，再一次确证着当年那场抗战的惨烈与残酷。
面对战争的惨烈与残酷，尤其是眼睁睁地目睹着自己的部下一个又一个地战死在抗日疆场上，何顿曾经很多次地描写过贺百丁的一种痛切感受。“天黑下来后，贺百丁看着满天的星星，和衣躺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一个个战死弟兄们的脸，忽然浮现在他脑海里，把他的脑海塞满了，要溢出来了一样。”“从残酷的淞沪会战和兰封会战中走出来的贺百丁，清楚这些新兵大多会为国捐躯。他甚至都不想多瞧他们一眼，因为他真的不想记住他们的脸。这段时间，五五三团里那些战死的官兵，凡是他有印象的，都来到了他梦里……”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无论战争的胜负如何，也无论战争在道德评价层面上的正义与非正义，都需要有无数普通士兵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与鲜血。也因此，如此一种痛切感受的多次描写与渲染，所明显透露出的，就是爱兵如子的贺百丁内心深处的一种悲悯情怀。究其根本，这种悲悯情怀其实更是属于作家何顿的。
出现于何顿笔端的抗战场面诚然已经足够惨烈与残酷，但任谁都难以料想到，如同谢乃常与贺百丁这样可谓是战功赫赫的抗战英雄，在1949年之后的命运遭际竟然会更其惨烈更其残酷。导致这一切现象生成的关键原因，在于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尖锐对立。抗战期间，虽然国共两党也会有党派利益上的纷争与冲突，但以合作的方式一致对外，协同抗日，却是无可置疑的一件事情。但随着抗战的结束，国共两党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一种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关系。在历史的情势完成这种转换之后，如同谢乃常与贺百丁这样曾经的国军将士的在劫难逃惨遭厄运，就是在所难免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正因此，对于战后本应成为民族英雄的那些国军将士不公正遭际的关注与表现，自然也就成为何顿这部《黄埔四期》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方面的例证，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比如，杨凤月。作为一位柔弱女子，杨凤月的不幸命运，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受到她那位曾经的国军军官丈夫牵连影响的缘故。丈夫远走台湾，却把不幸的命运留给杨凤月来独力承受：“她这国军军长姨太太身份，使很多人不敢亲近她，尽管她漂亮，而且女人味十足，但在那个火红的眼睛望着共产党的年代，这都是人们鄙夷的。”人们不仅抢占了她的公馆，而且还毫无道理地欺负她。谢乃常之所以敢于亲近她并向她伸出援手，实际上也是因为一种身为同类的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心理作祟的缘故。然而，虽然身边有谢乃常的抚慰，但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杨凤月后来还是嫁给了一名工人：“那工人姓李，比她小两岁，一直未婚，杨凤月也想改变国民党旧军人姨太太的卑贱身份，把自己嫁给了她并不爱的李某。”尽管李某在婚前反复强调自己早就对杨凤月情有独钟，早就在暗暗地喜欢她，但真正地结婚走到一起之后，杨凤月方才发现，“这男人十分变态。她想与他好好过日子，可是他却总是拿她过去的事伤她。……他总以工人阶级自居，而把她视为国民党的前姨太太。”杨凤月虽然是柔弱女子，但内心里却有着极其刚烈的一面。冒着不断挨打的风险，她也要坚持与谢乃常的约会：“‘我就是要给他戴绿帽子，我还要给他戴，直戴到我死的那天。’她说得很坚决，脸上的表情不再是温柔，而是偏激。”给丈夫戴绿帽子的直接后果，就是杨凤月的有孕在身。尽管杨凤月一直坚称孩子是丈夫的，但到孩子长到五岁大的时候，李某却越来越发现“我俩的孩子根本不像他，倒像他记忆中的你”。于是，无休无止地折磨打骂孩子，在李某就成了家常便饭。眼看着自己与谢乃常的孩子要么被折磨死，要么被打残或者打蠢，杨凤月终于忍无可忍，“在酒里放安眠药，致使丈夫失去知觉，将丈夫捆在床上，在丈夫的颈脖上连砍数刀，致使丈夫流血而亡”。所幸的是，谢乃常为冤死的杨凤月及时收了尸：“杨凤月，再没人鄙视你，欺负你了。”谢乃常的由衷感叹，道出的正是一直在困扰杨凤月的一种精神情结。归根结底，杨凤月那充满屈辱感的悲惨一生，正是拜其国军军官姨太太身份所赐的必然结果。
再比如，贺百石。贺百石，是贺百丁的弟弟，曾经多年追随自己的兄长，担任过国军的炮兵团长，在当年曾经鼎力支持贺百丁和平起义。虽然他是一名起义军官，但在1949年之后的求职过程中，他却四处碰壁。几次就业的机会，都因为他的社会身份而无端受阻：“贺百石很郁闷，说：‘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是起义军官，又不是被俘军官，怎么能这样待我？’”一直到偶遇文西畴，并由文西畴把他的受挫状况反映给省政协常委刘于一之后，贺百石方才得以进入省参事室，成为了一名秘书。但贺百石的悲惨遭际却并没有随着他进入省参事室而告终结。等到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眼看着多年提携扶助自己的大哥贺百丁就要因大会上发言的一时冲动而被打成“右派”，“贺百石觉得自己比哥年轻，地位比哥低，哥要是倒了，整个贺家怕就坍塌了”。一时情急的贺百石，居然李代桃僵，主动跑到嫂子何小玉面前表示要替贺百丁去当“右派”。没承想，到最后，因为考虑到政治影响的缘故，真正因言招祸的贺百丁幸运逃过一劫，自投罗网的贺百石反倒被打入了政治另册：“贺百丁倒是化险为夷了，贺百石却从此带上了‘右派’的帽子。”贺百石自己成为“右派”惨遭厄运倒也罢了，要命处在于，他的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了自己的子女。贺百石爱女贺娣一生的悲惨命运，就与此密切相关。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江山易帜后，因为与国民党也即前朝之间的牵连而惨遭厄运者，绝不仅仅是杨凤月与贺百丁两位。谢乃常的大儿子谢国民因为被新政权监控而活活饿死，失去右臂的何绍晖成为流落街头的乞丐，血性汉子白中一成为专门为畜生诊病的兽医。自然，也还有曾经的少将旅长狄昆：“一填表，见我是国民党少将，对我不放心了，让我去食堂里出垃圾和打扫食堂卫生。我想这比靠别人施舍强，就去食堂出垃圾。”但相比较而言，何顿的笔触还是更多地集中在了贺百丁与谢乃常这两位中心人物身上。因为贺百丁与谢乃常的特定身份曾经严重影响过下一代人的不幸命运，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看一看子一代的悲惨遭际。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贺百丁的长子贺兴。身为贺百丁的公子，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贺兴，曾经有过一段可谓是备享尊荣的快乐时光。但所有这一切，却伴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反倒是一种家庭出身带来的强烈耻辱感：“贺兴感到自己之所以孤立，一是他的家庭出身——在那个渐渐变得越来越看重出身人情味越来越冷漠的年代，他的出身很让他苦恼。”贺兴考入中南林学院之后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全部都是拜其国民党后代身份所赐。贺兴的个性生来便桀骜不驯，越是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就越是要拼死地对抗。而对抗的结果，却只能够是更加糟糕。到最后，贺兴终于被迫选择自动退学。退学之后的贺兴，正好赶上知青的上山下乡，由于受到恋人王美诗的鼓动影响，遂决定到湖南的江永县去插队落户：“贺兴是下到马兰公社里年龄最大的知青，马兰公社下放了三百多知青。那年长沙下放到江永的知识青年有六千多人，大多是贯彻阶级路线而被‘贯彻’下来的国民党的子女，都是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的初、高中毕业生。”然而，贺兴根本没想到，下乡的选择也并没有改变家庭出身对自己的困扰和影响。在马兰大队，贺兴同样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与民兵赵营长发生了尖锐激烈的冲突。王美诗不幸葬身火海后，贺兴彻底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王美诗带走了他身上一切美好的情感……王美诗死后，一切都变苦涩了，没有人可以把颓废的贺兴的腰板扳直，即使是贺强哀求他、赵营长发着狠劲绑他都不行。”一方面因为王美诗之死导致彻底绝望，另一方面因为家庭出身而被压抑过久，所以，到了“文革”期间，一旦出现夺权机会，贺兴内心中潜藏着的长期积怨就会蓬勃而出。这样，也才有了他的自命司令，有了一个短暂时期的造反成功。怎奈好景不长，没有几天时间，事情就很快逆转过来。事情逆转倒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生性高傲倔强的贺兴为此而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因为在批斗会上脑袋挨了重重的一枪托，贺兴不仅最终被残忍地整成了一个愚笨痴呆的傻子，而且还万般无奈地与叔叔贺百石的女儿贺娣结了婚。要知道，他们的婚姻实际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近亲性质。从根本上说，贺兴所有这一切悲惨至极的命运遭际，其始作俑者皆是他特定的家庭出身。
“何小玉感觉自己真的没法抵抗命运的捉弄，命运这只大手把她摁在地上了，就像一只大脚把一只青蛙踩在脚下，她活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里她都在不屈不挠地抗争，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命运之神打败、揉碎了。她哭了，软弱地靠在张健的身上。”面对着两个儿子的不幸遭遇，面对着丈夫贺百丁的锒铛入狱，何小玉顿觉六神无主一片茫然。何顿借此写出的，其实是一种带有明显毁灭意味的强烈命运感。拥有长篇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朋友都知道，能够令人信服地写出命运感来，乃是衡量评价一部长篇小说思想艺术品质优秀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黄埔四期》的一大值得肯定处，就是对于命运感相当精准到位的艺术捕捉与表现。这一点，最集中不过地体现在贺百丁与谢乃常这两位中心人物身上。细读文本，贺百丁与谢乃常前后命运的对比反差之大，直令人感叹造化弄人之残酷无情。这两位，虽然说在抗战时期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未得蒋介石的高度信任，但却终归战功赫赫，分别被授予中将和少将军衔。然而，因为曾经的国军将领身份，1949年朝代更迭之后的他们，却为此而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其中，尤以生性倔强耿直的贺百丁为甚。当年在国共酣战之际，为了争取时任兵团副司令的贺百丁中将率部起义，共产党谈判代表曾经当面许诺，只要贺百丁能够率部起义，那么，就可以考虑让他出任副省长一职：“就是这句话，让贺百丁动了心。”但，真正称得上是言犹在耳，执政者就已经遗忘了自己曾经做出过的郑重承诺。起义后的贺百丁，只是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一名可有可无的高级参议。对于此种境况极为不满的贺百丁，经过了一番思想的自我争斗后，断然决定调回湖南工作。因为回到湖南后，最起码可以被当做起义将领对待。没想到，回到湖南后的安排竟然还不如留在武汉，省里只给了他一个省政协常委的虚职。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一贯高傲自负的贺百丁实在无法接受。因此，等到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忍无可忍的贺百丁终于在省政协的一次会议上大发其飙了，他断然指责“你们共产党说话不兑现”。尽管说因为考虑到政治影响的缘故，贺百丁侥幸逃过一劫，但他终于还是没有能够逃得过“文革”这一大劫：“文化大革命的烈焰‘烧’到贺百丁身上是1967年初。那一年，他已步入花甲，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不管谁到没到花甲之年，也不管谁是国民党的起义将领。”“文革”中，贺百丁不仅被抄家被多次批斗，而且还被判处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有期徒刑：“贺百丁做梦也没想到，他这辈子还会有牢狱之灾！好笑的是，当年极力劝他起义的刘于一不但在劳改所见面了，而且还是关在同一间牢里。”内战期间，因为有通共嫌疑，贺百丁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牢房。没想到，很多年之后，他竟然又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牢房。双重的牢狱之灾所充分见证出的，其实是贺百丁的性格中的某种并非八面玲珑的刚正。事实上，贺百丁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只有五年七个月零三天。带有强烈吊诡意味的情形是，无意间帮了他，致使他提前结束悲惨牢狱生活的，竟然是对岸的新闻报道：“正当贺百丁绝望得快要疯掉，脑细胞开始病变，簇拥着他朝发疯的路上跑时，他和刘于一却提前出狱了。两人之所以能提前出狱，是台湾那边的一篇捏造事实的报道帮了他俩的大忙。”贺百丁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因为受到自己牵连的缘故，他的子一代（包括儿子贺兴、贺强，也包括侄女贺娣）的生活遭遇竟然如此凄惨：“贺兴成了一个蠢人，侄女却挺着大肚子，贺山是贺怀国的遗腹子，而贺怀国却是他下令枪毙的，这一切像个怪圈，仿佛是命运之神背着他搞鬼。”的确如此，面对着遍布荆棘真正称得上是波诡云谲的人生图景，我们大约也只能够用人力所难以掌控的命运来加以解释了。实际上，也正是通过对包括贺百丁谢乃常在内的一众国军将士，以及他们的子一代抗战后苦难命运的充分展示，作家何顿对于极不公正的历史提出了强有力的诘问与反思。 在经过了一番可谓是炼狱般的生命挣扎过程之后，贺百丁晚年的生活境遇得到了极明显的改观。1979年，贺百丁不仅开始享受所谓的正省级待遇，而且还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问题在于，生活境遇明显好转后的贺百丁，却深深地陷入到一种自我反诘的精神危机中而难以自拔。导致这种精神危机大发作的根本心结，是他对于自己当年的起义行为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我不是起义将领，是投降的副司令。”“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不战而降，屈辱啊。”贺百丁的此类言辞，正是其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情绪的直接反映。“贺百丁老了、变了，思维机器出了故障，开会不说好话，像个惹事的老头子。”“于是他怪话连篇，甚至公开说胡宗南是个蠢蛋，蒋介石是个白痴。如果当年蒋介石用他贺百丁，西北的战局就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在远走异国他乡的陈德再度返乡露面，并向贺百丁这个当年的长官坦承自己其实早就是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形之后，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面对如此一种令人倍加震惊的事实，“贺百丁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即使当年军统特务冲进军部抓秦云，把他骗到总部再把他抓起来，这种感觉也没有过！”却原来，“不仅他的机要秘书是共军间谍，这个他当年最信任的参谋长，他事事都与他商量、定夺的陈德，竟也是隐藏得很深的共军间谍！他曾经怀疑过很多人，脑海里把身边所有的人都过滤过，甚至还怀疑过郑志宏和狄昆，唯独没有怀疑过陈德”。陈德之所以非得要坦承自己曾经的这种特殊身份，是因为这事作为一种心病，一直在折磨着他。没想到的是，陈德的坦承，所召唤出的反倒是贺百丁内心里实际上已经隐伏很多年的心病。如果说陈德的共军间谍身份意味着陈德对于自己的可耻背叛，那么，自己当年的所谓“起义”难道就不是意味着对于蒋介石的背叛吗？在这个意义层面上说，陈德之与贺百丁，构成的其实是一种彼此映照的镜像关系。通过陈德这面镜子，映照出的实际上是困扰贺百丁自己数十年之久的一种精神情结。数十年来，贺百丁一直在为自己当年的“起义”之举耿耿于怀。就此而言，贺百丁之所以不管怎么说都不肯原谅陈德，其实是不肯原谅自己的一种心理折射。究其根本，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情结作祟的缘故，所以小说才会以如此一种形式作结：“他迈出了让他厌恶的阳界，步入阴间那片旖旎、绚丽的山谷时，看见蒋介石着中山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深感自己绕不过他，便敬礼道：‘校长，学生让您失望了。’”贺百丁于幻觉中对于蒋介石所表达的深切歉意，所反映出的，其实正是他内心深处一种背叛校长之后的愧疚情结。因了这一点的真切揭示，何顿这部厚重异常的《黄埔四期》遂成为一部具有精神分析深度的优秀长篇小说。“观察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趋势，尤其是小说创作领域，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举凡那些真正一流的小说作品，其中肯定既具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也具有精神分析学的意味。应该注意到，虽然20世纪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许多种哲学思潮，产生过很多殊为不同的哲学理念，但是，真正地渗透到了文学艺术之中，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着实质性影响的，恐怕却只有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两种。究其原因，或者正是在于这两种哲学思潮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的缘故。”③对于我的这种看法，张志忠在他的一篇书评中也给出过一种补充性的说法：“我愿意补充说，这种‘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有着深刻的世纪文化语境：上帝死了，人们只有靠自己内心的强大去对抗孤独软弱的无助感；上帝死了，人们无法与上帝交流，就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审视内心的恐惧和邪恶的深渊并且使之合理化。前者产生了存在主义，后者产生了精神分析学。两者都是适应多灾多难的20世纪人们的生存需要而产生，也对这个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的苦难世纪的人们的生存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们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产物（它们无法在客观世界得到验证，弗洛伊德学说在文学中比在医学界受到更大的欢迎，与其说它是医学心理学的，不如说它是文化学的），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④有了张志忠的补充，我的说法自然就有了更加充分的说服力。实际上，《黄埔四期》中具有精神分析深度的人物形象，绝不止贺百丁一位。其他诸如贺兴、陈德、高中汉、杨凤月等，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精神分析深度。何顿的小说，一贯厚重结实，“相较起来，何顿的这个作品，把那些现代以来的小说逐渐剔除的沉重感，借由无数老兵的命运，毅然决然地背负在身上，小说也就有了‘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沉雄气象”。⑤如此一部本就沉雄的小说，因为有了精神分析深度，其思想艺术品质的优秀，自然也就得到了更充分有力的保证。
注释：
①王春林《人性的透视与历史的深度反思》，载《芙蓉》2012年第3期。
②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第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③王春林《乡村女性的精神谱系之一种》，见王春林《多声部的文学交响》，第4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版。
④张志忠《谁为当下的文学声辩》，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
⑤黄德海《雄浑地走进活的世界》，载《收获》长篇专号2015年春夏卷。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
然而，正所谓瑕不掩瑜，何顿的《黄埔四期》虽然存在着个别细节上的失真问题，但从整体上来考量，它仍然应该被视为本年度内最重要的一部抗战小说。时值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一时之间，出现了不少抗战题材小说。关键问题在于，抗战小说虽然数量不少，但其中思想艺术俱佳者相当罕见。而《黄埔四期》，则正是这样一部不容绕过的优秀作品。其实，何顿对于抗战的关注，并不始自这部《黄埔四期》，早在数年前的长篇小说《湖南骡子》中，他就已经关注表现抗战了。“ 《湖南骡子》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恐怕还是前半部分关于战争的描写与反思。在这里，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就是作家对于抗战尤其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进行了颇富新意的深入探究与表现。我们注意到，最近一些年来，伴随着历史史料的挖掘与发现，曾经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开始逐渐地得到了一种史学意义上的还原。虽然说共产党也同样在抗战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相比较而言，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战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国民党，是所谓的国军将士。然而，虽然史学界已经在尽可能地还原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但就文学界的表现而言，在这一方面却始终处于非常滞后的一种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何顿的这部《湖南骡子》，就完全可以被看做是第一部全方位整体性地再现国军惨烈的抗战情景，真实还原抗战历史的长篇小说。”①然而，尽管其中的确有着对于抗战的出色艺术表现，但就基本创作主旨而言，《湖南骡子》却终归是一部生动具象地展示表现中国百多年近现代家族史与国族史的长篇小说。抗战只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抗战更其深入透辟的艺术呈现与反思，显然还需要有另外的小说文本。从一种创作心理生成的角度来蠡测，何顿后来之所以会相继写出《来生再见》与《黄埔四期》这样两部聚焦抗战的作品，很显然是由于《湖南骡子》取得意外成功的缘故。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湖南骡子》的本意是要借助于百年历史背景写出湖南人某种倔强执拗的性格特征，没想到到头来反倒是其中抗战描写的那一部分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此一种写作的错位感，带给何顿的启示，自然也就是应该在抗战这一特别的题材领域大做文章。依照我个人的推想，何顿做出这样一种艺术选择的前提是，尽管抗战结束迄今已达七十年之久，但以抗战为关注表现对象的中国战争小说说起来真的是乏善可陈，格外令人汗颜。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把中国的抗战小说与西方那些关于二战的小说稍作比较，其结论也就一目了然了。唯其因为极度匮乏理想意义上的优秀战争小说，所以这一领域也才为作家的充分施展身手留下了足够阔大的艺术空间。在《湖南骡子》之后，何顿之所以会在抗战题材领域集中持续发力，并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推出《来生再见》与《黄埔四期》两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其根本原因或许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同样是抗战小说，从取材的角度看，两部作品却各有千秋，有着非常突出的互补性。《来生再见》聚焦于一位名叫黄抗日的下级军官跌宕起伏的曲折命运过程，可以被看作一部从底层军官视角呈现抗战的作品。而《黄埔四期》，则从小说标题即可明显看出，是一部借助于上层军官视角切入表现抗战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把两部作品整合在一起，所呈现出的方才是作家何顿文化想象视野中一幅较为全面的中国抗战图景。虽然我们也承认《来生再见》同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战争小说，但相比较来说，或者是由于受到下级军官叙述角度局限的缘故，无论是就艺术表现视野的阔大而言，抑或是就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挖掘程度而言，甚至包括对于抗战这段历史的真切反思深度而言，个人私见，《黄埔四期》均要明显强于《来生再见》。也因此，尽管如前所言，其中也存在着个别细节失真的局部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把《黄埔四期》视为何顿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部抗战长篇小说，在我看来，就是合理不过的一个精当结论。
我们对《黄埔四期》的理解分析，首先还是要从贺强与父亲贺百丁的一段对话这样一个细节谈起。贺强说：“我们历史老师说，国民党没抗日，蒋介石躲到峨眉山去了。”贺百丁格外惊讶：“国民党没抗日？”贺强答：“没抗日。我们老师说，是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拒不抗日。”面对着贺强老师的抗日历史说辞，贺百丁愤怒了：“你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和长沙四次会战吗？这些仗都是我们国民党打的。”对此，贺强的回应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只有林彪打的平型关大捷和地道战、地雷战。我跟我们历史老师说，我爸参加了淞沪会战、兰封会战和武汉大会战。我们历史老师笑了，说：‘淞沪会战？日军一到上海，国民党军队就溃不成军，那也叫会战？兰封会战在哪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兰封的地方。’历史老师还说：‘武汉根本就没会战，当时国民党军队往四川跑，在武汉遇上日军，放了几枪就跑上峨眉山了。’历史老师说，那些所谓会战都是国民党为表示自己抗了日，杜撰的。”听了如此一番话后，“贺百丁脑海里闪现了抗战中一个个弟兄倒下的悲惨场景，心口就扯得痛，他说：‘这历史是没什么学的。’”虽然表面上是贺强与贺百丁在对话，但实际上潜在的对话者却是那位隐于幕后的“历史老师”与贺百丁。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何顿如此一种艺术设定的象征性内涵。尽管贺百丁是那段国民党抗战历史的在场者与亲历者，但对于国民党是否积极参与抗战的最终判定者，却是那位不在场的匿身的“历史老师”。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说，这位历史老师可以被看作是拥有话语权的历史书写者。这一耐人寻味的细节中国民党抗战的历史被无端抹杀，很显然意味着一部真实历史的被扭曲与被改写。也因此，尽管贺强与贺百丁父子的这一段对话并没有出现在小说的开端处，但其中暗含何顿内心的某种曲折隐衷却是无可置疑的一件事情。究其根本，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展示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强有力地回击那位历史老师的诬蔑性言辞，乃可以被看作是何顿创作《黄埔四期》的基本动机所在。更进一步说，作家如此一种写作动机之中，所潜隐着的其实是何顿所独有的历史观。 除了内隐作家的写作动机之外，贺强与贺百丁父子的这段对话，其实也具有某种预叙的功能。所谓预叙，按照叙事学理论，就是在故事尚未完全展开之前以某种暗示的方式把故事情节的基本走向提前有所交代。这一方面，典型不过的一个例证，就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那一部分。虽然主要人物的故事还有待展开，但作家却非常巧妙地利用每一人物的判词这种形式，提前暗示出了这些人物未来的命运走向。具体到何顿的《黄埔四期》，在这部由抗战书写与战后命运遭际两大部分组成的长篇文本中，最起码抗战书写这一部分在贺氏父子的对话中作出了明确的预叙。既然那位历史老师坚持认定国民党的抗战历史是杜撰的，那何顿就一定要以近乎于纪实文学的笔触纤毫毕现地把包括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兰封会战、长沙四次会战在内的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进行的所有会战，甚至包括西南边陲中缅交界地区的远征军作战，也都全部纳入到自己的笔下。问题在于，何顿究竟采取怎么样的一种艺术结构方式，才能够把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全景式地纳入到自己的表现视野之中呢？具体来说，何顿采取的可谓是一种双重的双线结构。所谓双重，就是指在时间的层面上，何顿以抗战胜利为界，分别讲述着两个不同时间段落里的故事。其中，抗战胜利前的故事，从谢乃常与贺百丁他们的投考黄埔军校开始写起，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后的故事，从抗战胜利写起，一直写到了“文革”结束后的当下时代。所谓双线结构，就是指不管是抗战书写抑或还是战后命运遭际，何顿都是依循着谢乃常和贺百丁这两位曾经担任过国军高级将领的起义军官的人生轨迹而渐次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两位的不同人生轨迹，自然也就构成了《黄埔四期》一种不断交叉推进的双线结构。抗战后的命运遭际故事姑且置而不论，单只是就抗战胜利前的故事来说，何顿正是通过对谢乃常与贺百丁他们两位战争行迹的特别设定，格外巧妙地把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些会战连缀编织在了一起，进而达到了全景式地再现展示国军抗战历史的根本写作意图。比如，为了把“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效纳入到自己的叙事框架之中，何顿煞费苦心地安排谢乃常在北伐战争结束后被校长蒋介石调任到“黄埔同学会”工作。能够进入这个机构工作，说明谢乃常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信任度。正是从这种信任度出发，蒋介石才会特别派遣他到三十二军去担任特派员，并且亲自授予了他上校军衔。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身兼上海警备司令，自然驻扎在上海。这样，谢乃常就顺理成章地到了上海。担任特派员期间，正当盛年的谢乃常先后与陆琳、黄莹两位女性发生情感纠葛缠绕。然而，特派员这一身份虽然意味着谢乃常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但却终归是一个闲职。对于热衷于建立功勋的谢乃常来说，所渴盼的是能够在军中担任一个实职。因此，当他有可能通过高中汉的推荐而出任十九路军的一个团长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尽管略有迟疑，但最后还是满足了谢乃常的要求。由蔡廷锴任军长的十九路军，是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主力，谢乃常既然担任了十九路军的一名团长，其参加淞沪抗战，就是合乎情理的一件事情。这样一来，何顿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机地纳入到了《黄埔四期》之中。与此同时，也正是借助于这一部分的叙事，何顿写出了谢乃常之所以会失去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原因。根据小说结尾处曾冠雄的事后揭秘，谢乃常的失去蒋介石信任，乃是因为被别人告黑状的缘故：“三十二军的一名军官，把你说的话，写信反映到了校长那里，你身为校长的特派员，通天的，竟站在汪精卫那边，那不把校长惹恼了？杨少将说，这便是你失去校长信任，被校长逐出视野的原因。”如此一种“前科”，再加上他后来被蔡廷锴他们强拉进反蒋兵变，以及“西安事变”时与杨虎城、共产党的过往密切，数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便使他彻底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一直被“内控”使用。所谓“内控”，“就是在有效范围内控制使用”。在黄埔四期的一众学员中，谢乃常虽然出头最早，北伐军时就已经升任团长，但一直到抗战结束为止，也只不过是一个区区少将，根本原因显然在此。就这样，借助于谢乃常的参与淞沪战事，何顿一方面巧妙地把“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机地纳入到了《黄埔四期》的整体叙事之中，另一方面却也草蛇灰线般的写出了曾经一度受宠的谢乃常为什么会失去蒋介石的信任，所实际收到的，显然就是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
回顾中国长篇小说的本土传统，既有《红楼梦》《金瓶梅》这样以日常叙事为特色的世情小说，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侧重于宏大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家国叙事，还有《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带有明显幻想色彩的神魔小说，当然也少不了如同《儒林外史》这样讽喻特色极其鲜明的文人叙事。细细辨析何顿《黄埔四期》艺术传承上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属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家国叙事一脉。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黄埔四期”，乃因为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描写展示一群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后堪称跌宕起伏不无吊诡的命运变迁。其中的两位核心人物，就是贺百丁与谢乃常。时年只有二十岁的谢乃常，本是湖南郴县一家豪绅的公子，其妻田贵荣已经身怀六甲。某一天早上，谢乃常忽发奇想，要去县城买葱油饼吃。没承想，这位热血青年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他并不知道，他这一去会有好多年不会回来。”在县城，谢乃常意外遭遇准备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贺百丁、贺怀国以及陈德三位年轻人。“谢乃常天生是个热心肠，受其父影响，爱读‘三国’‘水浒’，尤其欣赏《水浒传》里那些豪爽仗义的好汉，便说：‘我请你们吃饭吧。’”这一吃饭不要紧，关键是四位青年说得特别投机。谢乃常热血沸腾，顿然决定随同他们三位一起南下投考黄埔军校。从此开始，四个人就同吃同睡同进出，结下了颇为深厚的兄弟情谊。这才有了由陈德提议的结拜兄弟一说：“谢乃常想自己一下子多了三个异姓兄弟，说：‘三国时，刘、关、张搞了个桃园三结义，现在我们来个黄埔四结义。’”按年龄次序，谢乃常是大哥，陈德老二，贺百丁老三，贺怀国老四。紧接着进行的北伐战争中，谢乃常他们又相继结识了另外四位同样来自于湖南的黄埔四期学员，结拜的阵容再次扩大：“何绍晖年龄最大，为老五，曾冠雄排第六，高中汉比郝光发大几个月，是老七，郝光发成了八弟。”至此，谢乃常他们的结义行为宣告完成。虽然说为了增加小说的历史真实性，何顿在以上八兄弟之外，也还不无简略地先后穿插叙述过诸如张灵甫、胡琏、李弥等几位历史上实有其人的黄埔四期学员的故事，但整部《黄埔四期》却仍然是以叙述结义八兄弟尤其是谢乃常与贺百丁的故事为主体的。应该注意到，就在这个不长的叙事段落中，何顿曾经先后分别提及到《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不管他的这种提及是有意还是无意，着眼于文本实际，则无论是小说的叙事内容，还是小说的故事展开方式，抑或主要人物殊难化解的心理情结，都可以说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家国叙事存在着不可剥离的内在关联。 实际上，正是借助于中国本土一种家国叙事小说传统的自觉传承，通过双重的双线结构方式的特别设定，何顿方才格外深入地完成了他关于残酷抗战历史的真切艺术书写。我们所谓残酷抗战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是抗战当年那样一种血雨腥风的惨烈战争场面，其二是当年的抗战英雄在战后所遭受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先来看第一点。导致抗战情形特别惨烈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我军事力量的对比格外悬殊。比如，关于1937年的那次淞沪会战时日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在详细罗列出一系列数据之后，王树增曾经给出过颇具说服力的分析：“大战即将爆发时，从中日双方在淞沪地区的军力对比看，中国军队在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上远落后于日军——海军基本上没有对抗的可能，空军只能说是略占优势，因为日军暂时能够投入的战机有限，且中国空军由于距离基地近补给便捷。在中国军队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只有地面部队的兵力总数。”②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一方面是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另一方面则是精神意志的较量。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抗战全面爆发时中日之间的状况绝对是日优我劣。一方可谓武装到牙齿，虎视眈眈有备而来，另一方却不仅兵力国力贫弱，而且匆忙上阵仓促应战。更何况日人一贯以所谓“不成功便成仁”的“武士道”精神举世闻名，而国人却大多皆属被“精神胜利法”所主宰的愚弱国民。双方对阵的结果，由此即不难预测。实际的情形也果然如此，贺氏父子在对话中提及的那些会战中，除了长沙会战、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昆仑关大捷以及后期的滇缅会战之外，其余会战的结果均以我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整体意义上的抗战并不以一时一地的胜负为其根本的胜负，胜利也罢，失败也罢，正是借重于国军正面战场的一系列会战，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全面抗战方才取得了最终的胜果。也因此，虽然国军的大多数会战以失败而告终，但多少带有一点吊诡意味的是，正是这一系列的失败最后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一系列惨烈异常的会战，那么，所谓的抗战胜利自然也就是无稽之谈。唯其因为日我双方存在着多方面的巨大差距，所以，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日军，国军的抗战场面才会特别惨烈。这一点，在何顿的笔下有着鲜明有力的表现。“日本兵也不要命，龇牙咧嘴地与国军官兵拼刺刀，勇敢得像一头头狮子，国军却如勇猛的亚洲鬣狗，两人或三人围着一个日本兵死缠烂打地砍杀，这样不计血本地厮杀了半个多小时，夺回了阵地，却为此战死四十多人。”“到处都是伤兵、死人和血，一股强烈刺鼻的血腥气充斥在空中，仿佛是一片浓雾，令人恶心、窒息。”如此一种惨烈情景，自然会对在场的军人形成强烈刺激：“贺怀国哀伤地趴在阵地上，他有两天没合眼，此刻正恐惧地盯着硝烟和尸臭弥漫的阵前，阵前躺着多具日军尸体，也有多具国军官兵尸体。”
硝烟与尸臭弥漫的战场，自然会让初次直面死亡的战士心生恐惧。实际上，也正是通过贺怀国与杨狗蛋这两位带有对比色彩的人物形象的描写，何顿极真切地写出了战争的惨烈与残酷。贺怀国不仅是贺百丁的结拜兄弟，而且也已经被提升为营长，然而，面对着“太强大”“太拼命太能打”的日军，面对着触目皆是的国军将士的尸体，贺怀国终于被吓破了胆，大敌当前竟然不管不顾地临阵脱逃。被抓回来之后，贺怀国以对家人的责任而强作自我辩解：“三哥，你知道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好几个弟弟妹妹。我父亲得了痨病，家里就靠我寄回家的一份军饷生活，我死了，一家人都会跟着我饿死。”家庭的牵绊肯定也是实情，但导致贺怀国临阵脱逃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面对着战争的惨烈境况一种求生的本能占了上风。与贺怀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狗蛋。杨狗蛋第一次上战场时，也曾经本能地逃跑：“在士兵进攻时，他害怕地往后跑，这张脸应该是第一个往后跑的，他曾对他怒吼，喝令他掉头往回冲，而逃兵根本不听。他当时很愤怒，拔出手枪对着这个逃兵开了枪，在开枪的那一瞬间，他有点犹豫就没打逃兵的脑袋，枪口一压，打在逃兵的肚子上。那会儿他心里仁慈。”因为有过羞耻的逃跑经历，所以在医院面对着贺百丁，杨狗蛋才会羞愧万分。面对着贺百丁犀利的目光，杨狗蛋“不敢吭声，身体在他注视下瑟瑟发抖，这种颤抖让贺百丁内心深感怜悯，想自己第一次上战场时也很害怕就更加用力地盯着他。”却原来如同贺百丁这样的铮铮铁汉第一次上战场时也会产生恐惧心理。又或者，任是谁，第一次上战场，面对荷枪实弹的对手，面对近在咫尺的死亡，内心都会有恐惧心理生成。只不过，后来大多都依凭强大的精神意志战胜了这种恐惧心理。即如杨狗蛋这样曾经的逃兵，在战胜恐惧心理的困扰之后，也成为了贺百丁手下一名特别勇敢特别能战斗的得力干将。贺怀国与杨狗蛋，虽然一个后来成为身经百战的英雄，另一个则因为可耻的脱逃而被执行枪决，但他们最初上战场时面对死亡，面对战争的惨烈与残酷时候的那样一种恐惧心理，却并没有什么不同。
无论如何，抗战的惨烈与残酷都是一种不可被否认的客观事实。谢乃常他们结拜的八兄弟中，因战场脱逃被枪决的贺怀国除外，高中汉、郝光发两位也都先后血洒疆场为国捐躯。这其中，值得展开一说的，是高中汉。作为小兄弟的高中汉，长期追随大哥谢乃常。没想到却在一次对红军作战时一颗睾丸被弹片削掉，另一颗也因发炎被军医割掉，结果就变成了一位不男不女的阴阳人，性情从此大变，心理的女性化倾向日益严重：“只有一个人不关心这些，这个人就是高中汉。他穿着崭新的少校军服，不是天天训练士兵，而是天天照镜子，看军帽戴正没有，衣领是否倒了，还用木炭给自己画眉毛。谢乃常说，“你越来越女人气了，像个怪物，给我滚！”高中汉女性化倾向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他居然会如同小妾一般地吃陆琳的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或者想到谢乃常与陆琳在一起亲热，高中汉就会受不了，以至于那段时间谢乃常都不敢与陆琳肌肤相亲。但就是这样一位心理严重变态者，在战场上的表现却一样的勇猛异常：“这个阴阳怪气的湖南人，一见战斗得这么激烈，他体内的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混到一起，不是害怕，而是亢奋。”到最后，高中汉的悲壮结局是杀身成仁。高中汉的死，让谢乃常倍觉悲伤：“高中汉已经成仁了，这个在他身边叽叽歪歪，看不得他与陆琳亲近，总是用各种借口吵他的七弟，死时眼睛还是睁着的，仿佛还想看一眼他心目中的大哥。”战死疆场，诚然悲壮，但高中汉的特别之处却在于，早在血洒疆场之前，他的正常人性就已经被残酷的战争给严重扭曲了。携带一种被战争严重扭曲的精神心理而为国捐躯，高中汉的如此一种情形，不管怎么想来都令人痛心不已。 然而，相比较而言，读来更让人心痛不已的，恐怕却还是现代“花木兰”陆琳的战死疆场。陆琳本来是上海百乐门夜总会的一名舞女，谢乃常任职特派员时与谢结识，遂一见钟情。自此之后，无论什么情况下，陆琳都会坚持伴随在谢乃常的左右。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原因在于，身为女性的陆琳，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但却更有在战场上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的一面。“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其他人都尽可能地退避三舍，陆琳却来到了谢乃常的身边。谢乃常追问她为何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还要跑到军队里来，她的慨然回答是：“我不怕打仗。”此后的事实果然充分证明，长期追随在谢乃常身边的陆琳，不仅不惧怕战争，而且还多次亲手击杀过多名日军士兵。套用一句流行的俗语来说，这陆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上得战场，入得闺房”。因为在昆仑关战役中希望用自己的娇躯挡住射向谢乃常的子弹，情急中打死了两个端枪朝她心爱的男人奔来的日本兵，这位现代“花木兰”一举成名，其事迹被刊登在了《中央日报》的头版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强烈传奇色彩的抗日女英雄，居然惨死在了谢乃常主导指挥的片马游击战中：“只是一个瞬间，这个跟了他多年的女人，被日军炮弹的弹片削掉了半边脑袋。谢乃常一听炮弹的爆炸声，就预感不妙。他赶紧奔出指挥所，就见陆琳倒在血泊中。他冲上前，血还在陆琳的半边脑袋上汩汩流淌，另半边脑袋已不知去向。”陆琳之死，在谢乃常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永远的精神创伤。一直到很多年之后的要离世的时候，谢乃常于幻觉中看到的，依然是当年那位年轻、漂亮的陆琳：“在他迟钝、模糊的记忆里，他早忘了陆琳当年是旧上海的舞女了，他只记得她是他的随军夫人。”无论如何，陆琳的惨死，再一次确证着当年那场抗战的惨烈与残酷。
面对战争的惨烈与残酷，尤其是眼睁睁地目睹着自己的部下一个又一个地战死在抗日疆场上，何顿曾经很多次地描写过贺百丁的一种痛切感受。“天黑下来后，贺百丁看着满天的星星，和衣躺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一个个战死弟兄们的脸，忽然浮现在他脑海里，把他的脑海塞满了，要溢出来了一样。”“从残酷的淞沪会战和兰封会战中走出来的贺百丁，清楚这些新兵大多会为国捐躯。他甚至都不想多瞧他们一眼，因为他真的不想记住他们的脸。这段时间，五五三团里那些战死的官兵，凡是他有印象的，都来到了他梦里……”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无论战争的胜负如何，也无论战争在道德评价层面上的正义与非正义，都需要有无数普通士兵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与鲜血。也因此，如此一种痛切感受的多次描写与渲染，所明显透露出的，就是爱兵如子的贺百丁内心深处的一种悲悯情怀。究其根本，这种悲悯情怀其实更是属于作家何顿的。
出现于何顿笔端的抗战场面诚然已经足够惨烈与残酷，但任谁都难以料想到，如同谢乃常与贺百丁这样可谓是战功赫赫的抗战英雄，在1949年之后的命运遭际竟然会更其惨烈更其残酷。导致这一切现象生成的关键原因，在于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尖锐对立。抗战期间，虽然国共两党也会有党派利益上的纷争与冲突，但以合作的方式一致对外，协同抗日，却是无可置疑的一件事情。但随着抗战的结束，国共两党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一种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关系。在历史的情势完成这种转换之后，如同谢乃常与贺百丁这样曾经的国军将士的在劫难逃惨遭厄运，就是在所难免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正因此，对于战后本应成为民族英雄的那些国军将士不公正遭际的关注与表现，自然也就成为何顿这部《黄埔四期》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方面的例证，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比如，杨凤月。作为一位柔弱女子，杨凤月的不幸命运，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受到她那位曾经的国军军官丈夫牵连影响的缘故。丈夫远走台湾，却把不幸的命运留给杨凤月来独力承受：“她这国军军长姨太太身份，使很多人不敢亲近她，尽管她漂亮，而且女人味十足，但在那个火红的眼睛望着共产党的年代，这都是人们鄙夷的。”人们不仅抢占了她的公馆，而且还毫无道理地欺负她。谢乃常之所以敢于亲近她并向她伸出援手，实际上也是因为一种身为同类的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心理作祟的缘故。然而，虽然身边有谢乃常的抚慰，但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杨凤月后来还是嫁给了一名工人：“那工人姓李，比她小两岁，一直未婚，杨凤月也想改变国民党旧军人姨太太的卑贱身份，把自己嫁给了她并不爱的李某。”尽管李某在婚前反复强调自己早就对杨凤月情有独钟，早就在暗暗地喜欢她，但真正地结婚走到一起之后，杨凤月方才发现，“这男人十分变态。她想与他好好过日子，可是他却总是拿她过去的事伤她。……他总以工人阶级自居，而把她视为国民党的前姨太太。”杨凤月虽然是柔弱女子，但内心里却有着极其刚烈的一面。冒着不断挨打的风险，她也要坚持与谢乃常的约会：“‘我就是要给他戴绿帽子，我还要给他戴，直戴到我死的那天。’她说得很坚决，脸上的表情不再是温柔，而是偏激。”给丈夫戴绿帽子的直接后果，就是杨凤月的有孕在身。尽管杨凤月一直坚称孩子是丈夫的，但到孩子长到五岁大的时候，李某却越来越发现“我俩的孩子根本不像他，倒像他记忆中的你”。于是，无休无止地折磨打骂孩子，在李某就成了家常便饭。眼看着自己与谢乃常的孩子要么被折磨死，要么被打残或者打蠢，杨凤月终于忍无可忍，“在酒里放安眠药，致使丈夫失去知觉，将丈夫捆在床上，在丈夫的颈脖上连砍数刀，致使丈夫流血而亡”。所幸的是，谢乃常为冤死的杨凤月及时收了尸：“杨凤月，再没人鄙视你，欺负你了。”谢乃常的由衷感叹，道出的正是一直在困扰杨凤月的一种精神情结。归根结底，杨凤月那充满屈辱感的悲惨一生，正是拜其国军军官姨太太身份所赐的必然结果。
再比如，贺百石。贺百石，是贺百丁的弟弟，曾经多年追随自己的兄长，担任过国军的炮兵团长，在当年曾经鼎力支持贺百丁和平起义。虽然他是一名起义军官，但在1949年之后的求职过程中，他却四处碰壁。几次就业的机会，都因为他的社会身份而无端受阻：“贺百石很郁闷，说：‘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是起义军官，又不是被俘军官，怎么能这样待我？’”一直到偶遇文西畴，并由文西畴把他的受挫状况反映给省政协常委刘于一之后，贺百石方才得以进入省参事室，成为了一名秘书。但贺百石的悲惨遭际却并没有随着他进入省参事室而告终结。等到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眼看着多年提携扶助自己的大哥贺百丁就要因大会上发言的一时冲动而被打成“右派”，“贺百石觉得自己比哥年轻，地位比哥低，哥要是倒了，整个贺家怕就坍塌了”。一时情急的贺百石，居然李代桃僵，主动跑到嫂子何小玉面前表示要替贺百丁去当“右派”。没承想，到最后，因为考虑到政治影响的缘故，真正因言招祸的贺百丁幸运逃过一劫，自投罗网的贺百石反倒被打入了政治另册：“贺百丁倒是化险为夷了，贺百石却从此带上了‘右派’的帽子。”贺百石自己成为“右派”惨遭厄运倒也罢了，要命处在于，他的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了自己的子女。贺百石爱女贺娣一生的悲惨命运，就与此密切相关。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江山易帜后，因为与国民党也即前朝之间的牵连而惨遭厄运者，绝不仅仅是杨凤月与贺百丁两位。谢乃常的大儿子谢国民因为被新政权监控而活活饿死，失去右臂的何绍晖成为流落街头的乞丐，血性汉子白中一成为专门为畜生诊病的兽医。自然，也还有曾经的少将旅长狄昆：“一填表，见我是国民党少将，对我不放心了，让我去食堂里出垃圾和打扫食堂卫生。我想这比靠别人施舍强，就去食堂出垃圾。”但相比较而言，何顿的笔触还是更多地集中在了贺百丁与谢乃常这两位中心人物身上。因为贺百丁与谢乃常的特定身份曾经严重影响过下一代人的不幸命运，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看一看子一代的悲惨遭际。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贺百丁的长子贺兴。身为贺百丁的公子，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贺兴，曾经有过一段可谓是备享尊荣的快乐时光。但所有这一切，却伴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反倒是一种家庭出身带来的强烈耻辱感：“贺兴感到自己之所以孤立，一是他的家庭出身——在那个渐渐变得越来越看重出身人情味越来越冷漠的年代，他的出身很让他苦恼。”贺兴考入中南林学院之后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全部都是拜其国民党后代身份所赐。贺兴的个性生来便桀骜不驯，越是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就越是要拼死地对抗。而对抗的结果，却只能够是更加糟糕。到最后，贺兴终于被迫选择自动退学。退学之后的贺兴，正好赶上知青的上山下乡，由于受到恋人王美诗的鼓动影响，遂决定到湖南的江永县去插队落户：“贺兴是下到马兰公社里年龄最大的知青，马兰公社下放了三百多知青。那年长沙下放到江永的知识青年有六千多人，大多是贯彻阶级路线而被‘贯彻’下来的国民党的子女，都是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的初、高中毕业生。”然而，贺兴根本没想到，下乡的选择也并没有改变家庭出身对自己的困扰和影响。在马兰大队，贺兴同样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与民兵赵营长发生了尖锐激烈的冲突。王美诗不幸葬身火海后，贺兴彻底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王美诗带走了他身上一切美好的情感……王美诗死后，一切都变苦涩了，没有人可以把颓废的贺兴的腰板扳直，即使是贺强哀求他、赵营长发着狠劲绑他都不行。”一方面因为王美诗之死导致彻底绝望，另一方面因为家庭出身而被压抑过久，所以，到了“文革”期间，一旦出现夺权机会，贺兴内心中潜藏着的长期积怨就会蓬勃而出。这样，也才有了他的自命司令，有了一个短暂时期的造反成功。怎奈好景不长，没有几天时间，事情就很快逆转过来。事情逆转倒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生性高傲倔强的贺兴为此而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因为在批斗会上脑袋挨了重重的一枪托，贺兴不仅最终被残忍地整成了一个愚笨痴呆的傻子，而且还万般无奈地与叔叔贺百石的女儿贺娣结了婚。要知道，他们的婚姻实际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近亲性质。从根本上说，贺兴所有这一切悲惨至极的命运遭际，其始作俑者皆是他特定的家庭出身。
“何小玉感觉自己真的没法抵抗命运的捉弄，命运这只大手把她摁在地上了，就像一只大脚把一只青蛙踩在脚下，她活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里她都在不屈不挠地抗争，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命运之神打败、揉碎了。她哭了，软弱地靠在张健的身上。”面对着两个儿子的不幸遭遇，面对着丈夫贺百丁的锒铛入狱，何小玉顿觉六神无主一片茫然。何顿借此写出的，其实是一种带有明显毁灭意味的强烈命运感。拥有长篇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朋友都知道，能够令人信服地写出命运感来，乃是衡量评价一部长篇小说思想艺术品质优秀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黄埔四期》的一大值得肯定处，就是对于命运感相当精准到位的艺术捕捉与表现。这一点，最集中不过地体现在贺百丁与谢乃常这两位中心人物身上。细读文本，贺百丁与谢乃常前后命运的对比反差之大，直令人感叹造化弄人之残酷无情。这两位，虽然说在抗战时期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未得蒋介石的高度信任，但却终归战功赫赫，分别被授予中将和少将军衔。然而，因为曾经的国军将领身份，1949年朝代更迭之后的他们，却为此而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其中，尤以生性倔强耿直的贺百丁为甚。当年在国共酣战之际，为了争取时任兵团副司令的贺百丁中将率部起义，共产党谈判代表曾经当面许诺，只要贺百丁能够率部起义，那么，就可以考虑让他出任副省长一职：“就是这句话，让贺百丁动了心。”但，真正称得上是言犹在耳，执政者就已经遗忘了自己曾经做出过的郑重承诺。起义后的贺百丁，只是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一名可有可无的高级参议。对于此种境况极为不满的贺百丁，经过了一番思想的自我争斗后，断然决定调回湖南工作。因为回到湖南后，最起码可以被当做起义将领对待。没想到，回到湖南后的安排竟然还不如留在武汉，省里只给了他一个省政协常委的虚职。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一贯高傲自负的贺百丁实在无法接受。因此，等到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忍无可忍的贺百丁终于在省政协的一次会议上大发其飙了，他断然指责“你们共产党说话不兑现”。尽管说因为考虑到政治影响的缘故，贺百丁侥幸逃过一劫，但他终于还是没有能够逃得过“文革”这一大劫：“文化大革命的烈焰‘烧’到贺百丁身上是1967年初。那一年，他已步入花甲，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不管谁到没到花甲之年，也不管谁是国民党的起义将领。”“文革”中，贺百丁不仅被抄家被多次批斗，而且还被判处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有期徒刑：“贺百丁做梦也没想到，他这辈子还会有牢狱之灾！好笑的是，当年极力劝他起义的刘于一不但在劳改所见面了，而且还是关在同一间牢里。”内战期间，因为有通共嫌疑，贺百丁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牢房。没想到，很多年之后，他竟然又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牢房。双重的牢狱之灾所充分见证出的，其实是贺百丁的性格中的某种并非八面玲珑的刚正。事实上，贺百丁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只有五年七个月零三天。带有强烈吊诡意味的情形是，无意间帮了他，致使他提前结束悲惨牢狱生活的，竟然是对岸的新闻报道：“正当贺百丁绝望得快要疯掉，脑细胞开始病变，簇拥着他朝发疯的路上跑时，他和刘于一却提前出狱了。两人之所以能提前出狱，是台湾那边的一篇捏造事实的报道帮了他俩的大忙。”贺百丁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因为受到自己牵连的缘故，他的子一代（包括儿子贺兴、贺强，也包括侄女贺娣）的生活遭遇竟然如此凄惨：“贺兴成了一个蠢人，侄女却挺着大肚子，贺山是贺怀国的遗腹子，而贺怀国却是他下令枪毙的，这一切像个怪圈，仿佛是命运之神背着他搞鬼。”的确如此，面对着遍布荆棘真正称得上是波诡云谲的人生图景，我们大约也只能够用人力所难以掌控的命运来加以解释了。实际上，也正是通过对包括贺百丁谢乃常在内的一众国军将士，以及他们的子一代抗战后苦难命运的充分展示，作家何顿对于极不公正的历史提出了强有力的诘问与反思。 在经过了一番可谓是炼狱般的生命挣扎过程之后，贺百丁晚年的生活境遇得到了极明显的改观。1979年，贺百丁不仅开始享受所谓的正省级待遇，而且还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问题在于，生活境遇明显好转后的贺百丁，却深深地陷入到一种自我反诘的精神危机中而难以自拔。导致这种精神危机大发作的根本心结，是他对于自己当年的起义行为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我不是起义将领，是投降的副司令。”“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不战而降，屈辱啊。”贺百丁的此类言辞，正是其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情绪的直接反映。“贺百丁老了、变了，思维机器出了故障，开会不说好话，像个惹事的老头子。”“于是他怪话连篇，甚至公开说胡宗南是个蠢蛋，蒋介石是个白痴。如果当年蒋介石用他贺百丁，西北的战局就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在远走异国他乡的陈德再度返乡露面，并向贺百丁这个当年的长官坦承自己其实早就是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形之后，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面对如此一种令人倍加震惊的事实，“贺百丁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即使当年军统特务冲进军部抓秦云，把他骗到总部再把他抓起来，这种感觉也没有过！”却原来，“不仅他的机要秘书是共军间谍，这个他当年最信任的参谋长，他事事都与他商量、定夺的陈德，竟也是隐藏得很深的共军间谍！他曾经怀疑过很多人，脑海里把身边所有的人都过滤过，甚至还怀疑过郑志宏和狄昆，唯独没有怀疑过陈德”。陈德之所以非得要坦承自己曾经的这种特殊身份，是因为这事作为一种心病，一直在折磨着他。没想到的是，陈德的坦承，所召唤出的反倒是贺百丁内心里实际上已经隐伏很多年的心病。如果说陈德的共军间谍身份意味着陈德对于自己的可耻背叛，那么，自己当年的所谓“起义”难道就不是意味着对于蒋介石的背叛吗？在这个意义层面上说，陈德之与贺百丁，构成的其实是一种彼此映照的镜像关系。通过陈德这面镜子，映照出的实际上是困扰贺百丁自己数十年之久的一种精神情结。数十年来，贺百丁一直在为自己当年的“起义”之举耿耿于怀。就此而言，贺百丁之所以不管怎么说都不肯原谅陈德，其实是不肯原谅自己的一种心理折射。究其根本，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情结作祟的缘故，所以小说才会以如此一种形式作结：“他迈出了让他厌恶的阳界，步入阴间那片旖旎、绚丽的山谷时，看见蒋介石着中山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深感自己绕不过他，便敬礼道：‘校长，学生让您失望了。’”贺百丁于幻觉中对于蒋介石所表达的深切歉意，所反映出的，其实正是他内心深处一种背叛校长之后的愧疚情结。因了这一点的真切揭示，何顿这部厚重异常的《黄埔四期》遂成为一部具有精神分析深度的优秀长篇小说。“观察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趋势，尤其是小说创作领域，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举凡那些真正一流的小说作品，其中肯定既具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也具有精神分析学的意味。应该注意到，虽然20世纪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许多种哲学思潮，产生过很多殊为不同的哲学理念，但是，真正地渗透到了文学艺术之中，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着实质性影响的，恐怕却只有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两种。究其原因，或者正是在于这两种哲学思潮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的缘故。”③对于我的这种看法，张志忠在他的一篇书评中也给出过一种补充性的说法：“我愿意补充说，这种‘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有着深刻的世纪文化语境：上帝死了，人们只有靠自己内心的强大去对抗孤独软弱的无助感；上帝死了，人们无法与上帝交流，就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审视内心的恐惧和邪恶的深渊并且使之合理化。前者产生了存在主义，后者产生了精神分析学。两者都是适应多灾多难的20世纪人们的生存需要而产生，也对这个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的苦难世纪的人们的生存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们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产物（它们无法在客观世界得到验证，弗洛伊德学说在文学中比在医学界受到更大的欢迎，与其说它是医学心理学的，不如说它是文化学的），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④有了张志忠的补充，我的说法自然就有了更加充分的说服力。实际上，《黄埔四期》中具有精神分析深度的人物形象，绝不止贺百丁一位。其他诸如贺兴、陈德、高中汉、杨凤月等，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精神分析深度。何顿的小说，一贯厚重结实，“相较起来，何顿的这个作品，把那些现代以来的小说逐渐剔除的沉重感，借由无数老兵的命运，毅然决然地背负在身上，小说也就有了‘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沉雄气象”。⑤如此一部本就沉雄的小说，因为有了精神分析深度，其思想艺术品质的优秀，自然也就得到了更充分有力的保证。
注释：
①王春林《人性的透视与历史的深度反思》，载《芙蓉》2012年第3期。
②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第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③王春林《乡村女性的精神谱系之一种》，见王春林《多声部的文学交响》，第4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版。
④张志忠《谁为当下的文学声辩》，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
⑤黄德海《雄浑地走进活的世界》，载《收获》长篇专号2015年春夏卷。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