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古代拓跋鲜卑祖先推寅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嘎仙洞南迁至“方千余里”的大泽，“大泽”是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本文在先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上浅谈“大泽”之所在地，同时就拓跋鲜卑在南迁过程中的经济生活，以及拓跋鲜卑南迁到“大泽”对拓跋鲜卑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拓跋鲜卑；南迁；大泽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拓跋鲜卑的历史是中国游牧民族发展的一个缩影，最具典型性，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统一北方地区、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在迁徙过程中其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过程极为明显。早期拓跋鲜卑，学界一般将它定位于拓跋珪登国元年建立北魏之前，拓跋部的起源、迁徙、发展壮大的历史时期，具体包括“大鲜卑山”时期、“大泽”时期和“匈奴故地”时期。
一、探究拓跋鲜卑南迁“大泽”所在
早在1980年，米平文先生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镇西北嘎仙洞内发现了拓跋鲜卑石室刻石祝文，这对拓跋鲜卑的发源地探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以大鲜卑山为发祥地的鲜卑，属东胡族系。《魏书·序纪》云：“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可见，拓跋鲜卑祖先在大鲜卑山一代代繁衍生息，若以每世以30岁计算，大概生活了2000年左右。那随后至先祖推寅时期南迁至“大泽”之地又在哪里，鲜卑氏族又在那里生活了多久，史学界仍有争议，笔者仅在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魏书·序纪》载，宣皇帝讳推寅时期，“南迁大泽，方千余里，撅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蹦。”陈可畏先生认为，推寅南迁至“大泽”，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四十年代。从推寅到邻为八世，共120年左右，而后邻让位于詰汾，詰汾由大泽迁至“匈奴故地”。推寅率众南迁，是沿着今甘河及嫩江西岸而下的，其所至方千余里的大泽，是为嫩江下游地区，而不是今呼伦湖，也不是今贝加尔湖。从字里行间的地理情况看，陈先生觉得在嫩江下游两岸的齐齐哈尔市、大庆市和甘南县、富裕县、内蒙古扎赉特旗、科尔沁右前旗，吉林省大安县都有大片沼泽、水泡地和许多湖泊。这显然是古代大泽的遗迹。从《魏书·序纪》中记载的由大泽迁至匈奴故地时“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可见，只有横越大兴安岭，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河、伊敏河和呼伦湖流域，才如此艰辛。若从呼伦湖出发则无高山险阻，是一条交通大道。又詰汾居“匈奴故地”时有“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此泽当即为呼伦湖。
林幹先生则认为，“大泽 ”即为今天的呼伦湖。 舒顺林先生在《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叙述到：“毛传五世至推寅，他率部众“南迁大泽”（今呼伦湖）。大泽虽方千余里，但“撅土昏冥沮洳”，未足以建都邑，因而到献帝邻时，意欲南迁，只因时年衰老，未能遂愿。”他亦认为“大泽”即为呼伦湖。
现时也因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乡，完工西北的扎赉诺尔和海拉尔市南伊敏河流域各地发现了鲜卑古墓群，也让我们偏向于探悉推寅南迁的路线及确证“大泽”为今呼伦湖。在《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简报》一文中记载：“在完工清理的这四座古墓，不论是葬俗或出土的遣物，都是在这一带过去很少发现的，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又提供了一批新的重要资料。”在《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一文中记载：“扎来诺尔古墓群，是继察右后旗二兰虎沟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这一发现，为研究汉代北方游牧部落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两篇文章都指出这些文物都对探索我国北方民族开启了新的里程碑。
二、拓跋鲜卑南迁大泽的过程中的经济生活
《魏书·序纪》中记载：“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随着人口的增加，嘎仙洞一带的生存环境已无法满足拓跋鲜卑氏族的生活发展。他们需要一片新的天地，需要拓展自己的空间，他们面临了两种选择，一为西进，迁入呼伦贝尔大草原；二是东进，进入松嫩平原。拓跋鲜卑人可能曾经尝试了这两种途径，只是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支拓跋人兴盛起来，东进的一部分逐渐融入了当地的部族当中。拓跋鲜卑人离开大鲜卑山时已经是“统国三十六”的大部落，其迁徙的时间一定不会很短，也许是分批次地迁徙的，那么多的人，也可能分开迁徙，所迁徙的方向可能向西也可能向南，到了“大泽”一带，也可能逐水草而徙，因为他们学习了匈奴人的生活方式。故而，史书所载的“厥水土昏冥沮洳”也可能不像陈可畏先生所说的是为嫩江下游地区的沼泽原因。
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南迁至“大泽”的过程中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改变。根据在嘎仙洞及其周围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石器有石镞、石矛、刮削器等，骨器有骨镞、骨锥、钻孔骨板和劈裂为两半的狍类胫骨等，还有狍角器、野猪牙饰和大量狍、獐、犴、野猪等兽骨。嘎仙洞出土的只有石镞、骨镞等狩猎工具，没有农业和牧业生产工具，再者，兽骨皆为野生，未见家畜骨骼。从这些遗物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狩猎经济居主要地位，辅以采集业。这与《魏书·序纪》载“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涉猎为业”是吻合的。高纬度、高海拔的大兴安岭地区被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野生动物、植物资源丰富，狩猎为主、采集业为辅也是最适合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经济生产方式。
根据考古学成果，我们现在可以明确地知道拓跋人所南迁的“大泽”即为今天的呼伦湖一带。时间应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5年之间，即西汉末东汉初。拓跋鲜卑人在南迁“大泽”的途中以及在“大泽”周围生活的时期，都留下了丰富的遗址，最据代表性的为完工与札赉诺尔两处拓跋鲜卑墓葬。这两处都是“南迁大泽”或在已迁徙到“大泽”时留下的遗迹。在完工和札赉诺尔的墓葬中，殉牲有牛、马、山羊和野猪，而且有的墓葬殉牲的数量很大，说明牲畜已经被作为家畜饲养，反映了其经济生活以牧业为主；以弓弭、骨镞为代表的骨器也说明还有一定比例的狩猎经济，但与在大鲜卑山时期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了。随着迁入新的地理环境中，拓跋鲜卑人发现他们在大兴安岭中的生存方式已经不适合“大泽”周围的自然环境，他们从山上带下来的狩猎工具在这里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处，他们开始从匈奴人手中学习游牧技艺，因而拓跋鲜卑人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悄然发生了转變。不论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他们选择了最适合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经济生产方式。 三、拓跋鲜卑南迁大泽对拓跋鲜卑历史上的影响
伴着拓跋鲜卑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大兴安岭地区的自然环境已成为氏族部落发展壮大的桎梏，大兴安岭地区气候寒冷，当拓跋鲜卑发展到“三十六个部落”时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促使拓跋鲜卑必须迁徙到更广阔的地区。与大兴安岭林区相比，水草丰美的大草原才是更适合处于社会发展的拓跋鲜卑生活的。两汉时期，匈奴的势力衰落，但并不能说匈奴人完全彻底地退出了呼伦贝尔地区，一部分匈奴人留在了草原上。在结合《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大量记载可知，匈奴人以游牧为主，如此就将游牧生活的方式传递给了拓跋人。
经过“南迁大泽”的发展，使拓跋鲜卑的社会形态、经济生活、生产工具都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改变，从原始的血缘部落群体发展为以地缘关系结合的部落集团，取得了进步。拓跋鲜卑从匈奴那里吸取了先进的文明因素，不仅练就了一身马上功夫、装备了先进武器，更主要的是加强了部落集团的凝聚力，使他们提高了勇气，敢于去开拓新的生存领域。并且利用呼伦贝尔草原上优越的自然环境，发展畜牧业生产。无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拓跋鲜卑的南迁在为本民族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为自己选择了强有力的首领，推寅的出现，为拓跋鲜卑宏伟蓝图的践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聪明、远见是拓跋鲜卑成功迁徙的关键因素。
四、启示
拓跋鲜卑人发现他们在大兴安岭中的生存方式已经不适应“大泽”周围即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自然环境，他們从山上带下来的狩猎工具在这里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处，而后他们从匈奴人手中学习游牧技艺，因而，拓跋鲜卑人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悄然发生了转变。不论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他们选择了最适合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经济生产方式，对于当时情况来讲也是最先进的生活方式。
游牧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对今天的人们应该有所启发，拓跋鲜卑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是最好的生存方式，是未来人类面对自然环境的一种态度，要懂得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墨守成规只会被淘汰出局。
参考文献：
[1]林幹.东胡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2]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J].文物，1981.
[3]陈可畏.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
【关键词】拓跋鲜卑；南迁；大泽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拓跋鲜卑的历史是中国游牧民族发展的一个缩影，最具典型性，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统一北方地区、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在迁徙过程中其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过程极为明显。早期拓跋鲜卑，学界一般将它定位于拓跋珪登国元年建立北魏之前，拓跋部的起源、迁徙、发展壮大的历史时期，具体包括“大鲜卑山”时期、“大泽”时期和“匈奴故地”时期。
一、探究拓跋鲜卑南迁“大泽”所在
早在1980年，米平文先生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镇西北嘎仙洞内发现了拓跋鲜卑石室刻石祝文，这对拓跋鲜卑的发源地探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以大鲜卑山为发祥地的鲜卑，属东胡族系。《魏书·序纪》云：“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可见，拓跋鲜卑祖先在大鲜卑山一代代繁衍生息，若以每世以30岁计算，大概生活了2000年左右。那随后至先祖推寅时期南迁至“大泽”之地又在哪里，鲜卑氏族又在那里生活了多久，史学界仍有争议，笔者仅在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魏书·序纪》载，宣皇帝讳推寅时期，“南迁大泽，方千余里，撅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蹦。”陈可畏先生认为，推寅南迁至“大泽”，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四十年代。从推寅到邻为八世，共120年左右，而后邻让位于詰汾，詰汾由大泽迁至“匈奴故地”。推寅率众南迁，是沿着今甘河及嫩江西岸而下的，其所至方千余里的大泽，是为嫩江下游地区，而不是今呼伦湖，也不是今贝加尔湖。从字里行间的地理情况看，陈先生觉得在嫩江下游两岸的齐齐哈尔市、大庆市和甘南县、富裕县、内蒙古扎赉特旗、科尔沁右前旗，吉林省大安县都有大片沼泽、水泡地和许多湖泊。这显然是古代大泽的遗迹。从《魏书·序纪》中记载的由大泽迁至匈奴故地时“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可见，只有横越大兴安岭，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河、伊敏河和呼伦湖流域，才如此艰辛。若从呼伦湖出发则无高山险阻，是一条交通大道。又詰汾居“匈奴故地”时有“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此泽当即为呼伦湖。
林幹先生则认为，“大泽 ”即为今天的呼伦湖。 舒顺林先生在《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叙述到：“毛传五世至推寅，他率部众“南迁大泽”（今呼伦湖）。大泽虽方千余里，但“撅土昏冥沮洳”，未足以建都邑，因而到献帝邻时，意欲南迁，只因时年衰老，未能遂愿。”他亦认为“大泽”即为呼伦湖。
现时也因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乡，完工西北的扎赉诺尔和海拉尔市南伊敏河流域各地发现了鲜卑古墓群，也让我们偏向于探悉推寅南迁的路线及确证“大泽”为今呼伦湖。在《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简报》一文中记载：“在完工清理的这四座古墓，不论是葬俗或出土的遣物，都是在这一带过去很少发现的，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又提供了一批新的重要资料。”在《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一文中记载：“扎来诺尔古墓群，是继察右后旗二兰虎沟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这一发现，为研究汉代北方游牧部落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两篇文章都指出这些文物都对探索我国北方民族开启了新的里程碑。
二、拓跋鲜卑南迁大泽的过程中的经济生活
《魏书·序纪》中记载：“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随着人口的增加，嘎仙洞一带的生存环境已无法满足拓跋鲜卑氏族的生活发展。他们需要一片新的天地，需要拓展自己的空间，他们面临了两种选择，一为西进，迁入呼伦贝尔大草原；二是东进，进入松嫩平原。拓跋鲜卑人可能曾经尝试了这两种途径，只是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支拓跋人兴盛起来，东进的一部分逐渐融入了当地的部族当中。拓跋鲜卑人离开大鲜卑山时已经是“统国三十六”的大部落，其迁徙的时间一定不会很短，也许是分批次地迁徙的，那么多的人，也可能分开迁徙，所迁徙的方向可能向西也可能向南，到了“大泽”一带，也可能逐水草而徙，因为他们学习了匈奴人的生活方式。故而，史书所载的“厥水土昏冥沮洳”也可能不像陈可畏先生所说的是为嫩江下游地区的沼泽原因。
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南迁至“大泽”的过程中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改变。根据在嘎仙洞及其周围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石器有石镞、石矛、刮削器等，骨器有骨镞、骨锥、钻孔骨板和劈裂为两半的狍类胫骨等，还有狍角器、野猪牙饰和大量狍、獐、犴、野猪等兽骨。嘎仙洞出土的只有石镞、骨镞等狩猎工具，没有农业和牧业生产工具，再者，兽骨皆为野生，未见家畜骨骼。从这些遗物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狩猎经济居主要地位，辅以采集业。这与《魏书·序纪》载“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涉猎为业”是吻合的。高纬度、高海拔的大兴安岭地区被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野生动物、植物资源丰富，狩猎为主、采集业为辅也是最适合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经济生产方式。
根据考古学成果，我们现在可以明确地知道拓跋人所南迁的“大泽”即为今天的呼伦湖一带。时间应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5年之间，即西汉末东汉初。拓跋鲜卑人在南迁“大泽”的途中以及在“大泽”周围生活的时期，都留下了丰富的遗址，最据代表性的为完工与札赉诺尔两处拓跋鲜卑墓葬。这两处都是“南迁大泽”或在已迁徙到“大泽”时留下的遗迹。在完工和札赉诺尔的墓葬中，殉牲有牛、马、山羊和野猪，而且有的墓葬殉牲的数量很大，说明牲畜已经被作为家畜饲养，反映了其经济生活以牧业为主；以弓弭、骨镞为代表的骨器也说明还有一定比例的狩猎经济，但与在大鲜卑山时期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了。随着迁入新的地理环境中，拓跋鲜卑人发现他们在大兴安岭中的生存方式已经不适合“大泽”周围的自然环境，他们从山上带下来的狩猎工具在这里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处，他们开始从匈奴人手中学习游牧技艺，因而拓跋鲜卑人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悄然发生了转變。不论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他们选择了最适合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经济生产方式。 三、拓跋鲜卑南迁大泽对拓跋鲜卑历史上的影响
伴着拓跋鲜卑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大兴安岭地区的自然环境已成为氏族部落发展壮大的桎梏，大兴安岭地区气候寒冷，当拓跋鲜卑发展到“三十六个部落”时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促使拓跋鲜卑必须迁徙到更广阔的地区。与大兴安岭林区相比，水草丰美的大草原才是更适合处于社会发展的拓跋鲜卑生活的。两汉时期，匈奴的势力衰落，但并不能说匈奴人完全彻底地退出了呼伦贝尔地区，一部分匈奴人留在了草原上。在结合《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大量记载可知，匈奴人以游牧为主，如此就将游牧生活的方式传递给了拓跋人。
经过“南迁大泽”的发展，使拓跋鲜卑的社会形态、经济生活、生产工具都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改变，从原始的血缘部落群体发展为以地缘关系结合的部落集团，取得了进步。拓跋鲜卑从匈奴那里吸取了先进的文明因素，不仅练就了一身马上功夫、装备了先进武器，更主要的是加强了部落集团的凝聚力，使他们提高了勇气，敢于去开拓新的生存领域。并且利用呼伦贝尔草原上优越的自然环境，发展畜牧业生产。无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拓跋鲜卑的南迁在为本民族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为自己选择了强有力的首领，推寅的出现，为拓跋鲜卑宏伟蓝图的践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聪明、远见是拓跋鲜卑成功迁徙的关键因素。
四、启示
拓跋鲜卑人发现他们在大兴安岭中的生存方式已经不适应“大泽”周围即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自然环境，他們从山上带下来的狩猎工具在这里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处，而后他们从匈奴人手中学习游牧技艺，因而，拓跋鲜卑人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悄然发生了转变。不论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他们选择了最适合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经济生产方式，对于当时情况来讲也是最先进的生活方式。
游牧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对今天的人们应该有所启发，拓跋鲜卑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是最好的生存方式，是未来人类面对自然环境的一种态度，要懂得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墨守成规只会被淘汰出局。
参考文献：
[1]林幹.东胡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2]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J].文物，1981.
[3]陈可畏.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