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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腥风血雨、艰难竭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央特科在获取情报、保卫中共中央安全等方面功绩卓著，并且为发展党的隐蔽战线奠定了良好基础。“隐蔽战线的统帅”中央特科的创始人周恩来，家喻户晓。相较而言，另一位特科机构领导人陈云在特科的风云岁月则鲜为人知。
临危受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并未建立保卫自身的各种武装。因此，也未专门设立负责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的机构。可以说，早期的中共中央还“不懂得情报”工作，直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猝不及防中所酿造的惨案才让共产党瞬间惊醒，中央特科才由此应运而生。
1927年4月11日夜到12日清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党和人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先以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随后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致使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死街头。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内，被杀害者300多人，被逮捕者500多人，5000多人流亡失踪。在此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武汉，并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引起周恩来和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重视，大家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有效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1927年，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三人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指挥以情报、保卫工作为着重点的中央特科。
在建立初期，中央特科就明确了其主要任务：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在机构设置上，特科共开设四个科：一科为总部，后来称总务科，科长洪扬生。该科主要负责中央机关的庶务工作。凡是中央召开的会议和设立的秘密机构及接头地点，都由一科负责。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该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四科是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
新建立的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站在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渗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掌握了敌人致命的要害部门，截获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这些正如国民党人士后来所说：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内应”，“掌握了特务机关全盘活动机密，及时从中统最机密档案中得到共党叛徒、奸细活动的正确情报，不必费多大气力及时镇压，有时还能事先发现国特行动计划而做到先发制人”。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于武汉被捕叛变。这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所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顾顺章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熟知中央领导人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这样巨大的变化所引起的内部收缩，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特科工作面临重大调整。
为了整顿特科，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陈云在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叛变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机智果断，他本人又具备中央规定的上述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但是在6月21日又发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去。这时，陈云在危难之际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陈云回忆说：“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又称书记——引者注），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
绝地反击
1931年5月，陈云临危受命，正式担任中央特科书记。如何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成为特科新领导人陈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一严峻考验，他灵活机动、周密部署、绝地反击，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纠正观念，精简机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得特科内部人员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方面，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产生动摇，在敌人自首政策的诱惑下开始密谋叛变投敌；另一方面，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面对敌特日益猖獗的破坏活动，相当多的战友按捺不住报仇雪恨的情绪，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作斗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向来以“冷静、沉着”著称的陈云并没有慌乱阵脚，而是首先通过细致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他强调：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根据目前的现状，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在陈云的坚强领导下，特科工作又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
与此同时，由于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吸取教训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内部组织的调整：首先，他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转移上海；其次，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最后，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以确保特科工作人员的身份安全。“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二）深入社会，隐秘工作。特科组织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动，就必须依靠全体党员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来掩护特科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随时防止敌人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争取社会支持，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广泛地跟上海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这些人中有社会名流如董健吾、杨度等，也有普通店员、邮递员等。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利用其合法的社会职业为中央特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陈云改变了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以真实的公开职业掩护自己，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去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陈云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间小商铺，分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比如，他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来搬，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
对于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三）将计就计，深入敌营。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的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特机关，在其内部建立情报点。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批准。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保障特科骨干的人身安全，陈云和潘汉年经过商议后决定：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后，如无法掩藏身份，在不帮助敌人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或者在适当时候潜逃回部队。
“假自首”政策的实行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为特科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经党批准向敌人“自首”的干部在脱离敌人魔掌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与敌人的斗争中。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放慢了向特科进攻的脚步。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信任，将其秘密处死。
（四）保卫中央，惩凶除恶。中央特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的安全，设法营救被捕的战士。1932年11月，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因遭受敌人的秘密围捕而潜藏于鲁迅家中。中共中央为了确保他们二人的安全，特别委派陈云在一个雨夜将瞿秋白夫妇从鲁迅家中安全转移。在《一个深晚》一文中，陈云详细记述了与鲁迅会面的情景，并称赞鲁迅是“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牛兰事件”中，陈云及其领导的中央特科为成功营救牛兰夫妇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陈云所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面对特务和叛徒的嚣张气焰，为了鼓舞战士们的革命士气，陈云遵照中央指示，召集潘汉年等人商议，决定在短期内对敌人的首恶分子，用武力手段予以镇压。经过陈云等人的周密部署和多方努力，一名敌方的特务首脑被成功刺杀。公开镇压敌特首脑的胜利，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开辟了崭新的突破口，此举更令敌特和叛徒大受震撼，有力地打击了敌方的嚣张气焰，就进一步为中共情报机构分化、争取和利用他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责编 任志）
临危受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并未建立保卫自身的各种武装。因此，也未专门设立负责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的机构。可以说，早期的中共中央还“不懂得情报”工作，直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猝不及防中所酿造的惨案才让共产党瞬间惊醒，中央特科才由此应运而生。
1927年4月11日夜到12日清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党和人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先以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随后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致使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死街头。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内，被杀害者300多人，被逮捕者500多人，5000多人流亡失踪。在此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武汉，并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引起周恩来和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重视，大家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有效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1927年，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三人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指挥以情报、保卫工作为着重点的中央特科。
在建立初期，中央特科就明确了其主要任务：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在机构设置上，特科共开设四个科：一科为总部，后来称总务科，科长洪扬生。该科主要负责中央机关的庶务工作。凡是中央召开的会议和设立的秘密机构及接头地点，都由一科负责。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该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四科是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
新建立的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站在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渗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掌握了敌人致命的要害部门，截获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这些正如国民党人士后来所说：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内应”，“掌握了特务机关全盘活动机密，及时从中统最机密档案中得到共党叛徒、奸细活动的正确情报，不必费多大气力及时镇压，有时还能事先发现国特行动计划而做到先发制人”。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于武汉被捕叛变。这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所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顾顺章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熟知中央领导人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这样巨大的变化所引起的内部收缩，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特科工作面临重大调整。
为了整顿特科，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陈云在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叛变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机智果断，他本人又具备中央规定的上述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但是在6月21日又发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去。这时，陈云在危难之际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陈云回忆说：“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又称书记——引者注），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
绝地反击
1931年5月，陈云临危受命，正式担任中央特科书记。如何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成为特科新领导人陈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一严峻考验，他灵活机动、周密部署、绝地反击，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纠正观念，精简机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得特科内部人员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方面，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产生动摇，在敌人自首政策的诱惑下开始密谋叛变投敌；另一方面，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面对敌特日益猖獗的破坏活动，相当多的战友按捺不住报仇雪恨的情绪，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作斗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向来以“冷静、沉着”著称的陈云并没有慌乱阵脚，而是首先通过细致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他强调：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根据目前的现状，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在陈云的坚强领导下，特科工作又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
与此同时，由于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吸取教训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内部组织的调整：首先，他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转移上海；其次，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最后，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以确保特科工作人员的身份安全。“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二）深入社会，隐秘工作。特科组织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动，就必须依靠全体党员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来掩护特科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随时防止敌人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争取社会支持，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广泛地跟上海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这些人中有社会名流如董健吾、杨度等，也有普通店员、邮递员等。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利用其合法的社会职业为中央特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陈云改变了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以真实的公开职业掩护自己，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去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陈云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间小商铺，分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比如，他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来搬，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
对于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三）将计就计，深入敌营。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的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特机关，在其内部建立情报点。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批准。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保障特科骨干的人身安全，陈云和潘汉年经过商议后决定：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后，如无法掩藏身份，在不帮助敌人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或者在适当时候潜逃回部队。
“假自首”政策的实行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为特科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经党批准向敌人“自首”的干部在脱离敌人魔掌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与敌人的斗争中。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放慢了向特科进攻的脚步。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信任，将其秘密处死。
（四）保卫中央，惩凶除恶。中央特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的安全，设法营救被捕的战士。1932年11月，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因遭受敌人的秘密围捕而潜藏于鲁迅家中。中共中央为了确保他们二人的安全，特别委派陈云在一个雨夜将瞿秋白夫妇从鲁迅家中安全转移。在《一个深晚》一文中，陈云详细记述了与鲁迅会面的情景，并称赞鲁迅是“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牛兰事件”中，陈云及其领导的中央特科为成功营救牛兰夫妇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陈云所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面对特务和叛徒的嚣张气焰，为了鼓舞战士们的革命士气，陈云遵照中央指示，召集潘汉年等人商议，决定在短期内对敌人的首恶分子，用武力手段予以镇压。经过陈云等人的周密部署和多方努力，一名敌方的特务首脑被成功刺杀。公开镇压敌特首脑的胜利，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开辟了崭新的突破口，此举更令敌特和叛徒大受震撼，有力地打击了敌方的嚣张气焰，就进一步为中共情报机构分化、争取和利用他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