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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时，会根据事件的新闻价值进行选择性报道。基于受众需求、价值判断、眼球经济等原因的选择性报道往往忽视了媒体的社会责任，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本文以最近媒体频繁曝光的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为例，分析了媒体选择性报道机制的动因及产生的舆论影响，以发挥选择性报道在舆论引导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选择性报道；社会责任；舆论导向
一、事件回放与选题背景分析
2011年8月，天津“许云鹤案”尘埃落定，当事人“好心反被诬”引发了舆论关注。此后，媒体对各地“老人倒地”事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2011年8月28日，武汉市电动车主胡师傅扶起一名摔倒的八旬婆婆时，反被婆婆称是被他的电动车撞倒；2011年8月30日，《扬子晚报》报道，江苏南通大巴司机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却被诬为肇事者，幸亏有大巴上的摄像头还原了事实真相；此后，在9月2日的《楚天都市报》、9月7日的《齐鲁晚报》等媒体上又相继报道了武汉、济南各地的类似“老人倒地”事件……
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的连续报道，引发了社会公众普遍的“救助恐慌症”，甚至产生了社会道德滑坡的论调。“老人倒地”事件的井喷式出现，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行为不无关系。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瞭望哨”，坚持客观、全面、平衡的报道是媒体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基础。但是，在外部压力和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取舍中，选择性报道已经成为媒体的一致趋向，导致舆论导向的失衡。因此，在新闻操作中掌握选择性报道的规律，从而承担起媒体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消除对舆论的负面影响，是我们研究“老人倒地”事件的意义所在。
二、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动因分析
（一）媒体商业化：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外部诱因
选择性报道来源于媒体记者、编辑对信息的选择性关注、取舍，与新闻报道的客观、全面要求并不冲突。在新闻操作中，记者、编辑也都认同客观、全面、公正地记录事实是媒体应尽之责。事实上，媒体不可能对所有的信息做到全盘记录，媒体的选择性报道是发挥把關人职能的结果。但是在日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媒体的商业化导向开始主导媒体把关的标准，事件本身的价值让位于新闻报道的价值。
根据把关人理论，新闻价值主要是“把交换价值作为衡量新闻的标准”[1]。由于媒体面临着内、外部的多种制约因素，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是多维性的。日益商业化的新闻生产线上，媒体在操作中主要应考虑两个标准：一是新闻制作中的业务标准（事件适合于媒介进行新闻处理的各种条件），二是新闻传播中的市场标准（事件能够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诸条件以及吸引受众兴趣的诸条件）。[2]这些价值标准外化为满足受众需求，迎合受众的兴趣点，就形成了一切以吸引眼球为标准的模式。但是，过度注重新闻价值的业务标准、市场标准的结果是，媒体忽视了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丧失了其力求客观、全面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从2008年“彭宇案”报道以来，类似的“老人倒地”事件便引发了持续关注。基于这种现状，媒体为吸引受众而陷入集体无意识状态，在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侧重这类选题。在媒体报道信息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对此类信息的过度关注将必然造成舆论导向的偏离。
（二）事件特殊性：选择性报道的内在动因
信息进入媒介议题进而形成舆论强势，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也是基本条件。一系列的“老人倒地”事件之所以进入媒介议题并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选择性报道的对象，其特殊性表现在：
一是事实本身的争议性。类似的“老人倒地”事件被称作“罗生门”，即当事双方各执一词，即使第三方审判也难以下定论，令事件的真相不为人所知。这从去年8月“许云鹤案”的二审判决中可见一斑，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各方提供的说辞是否真实。道德与法律孰是孰非，给受众以裁判、讨论的话题空间。
二是事件在时间跨度上的连续性为报道提供了轰动效应。2009年10月“许云鹤案”事发，二审判决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议题引发的轰动效应或许是媒体始料不及的，此后各地的“老人倒地”事件使媒体趋之若鹜。2011年下半年，与“老人倒地”相关的报道频现各大媒体，“好心反被诬”、“社会道德滑坡”、“这么大一个中国扶不起一位倒地老人”……类似选题或单独出现，或以专题、专版的新闻策划形式出现，接近半年的连续性报道形成了积聚效应，并提高了传媒引导舆论、制造议题的能力。
三是颠覆常理的冲突性。助人为乐、扶弱济贫是传统的社会美德，也是媒介和社会舆论长久以来宣扬的主流价值。当公众对主流的宣传出现“审美疲劳”的时候，各地“老人倒地”事件的当事人被贴上了“好心没好报”的标签登场，刺激了大众的神经，挑战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规范，拷问着社会良知。事件颠覆主流价值观的冲突性必然能吸引广大受众的参与和讨论。
四是体现受众的心理动向。社会转型期，法律制度的漏洞、社会保障的不完善、道德滑坡等问题长期引起受众的关注，与此相关的公共事件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每一次舆论热点的引爆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动向。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引发的热议，则反映了社会道德滑坡和信任危机。
三、选择性报道引发的舆论效应分析
（一）“标签化”与“合理想象”，舆论集体“一边倒”
笔者在对各地报道的文本分析中发现，对“老人倒地”事件大都选择了显要版面、专题性、大篇幅、事件链接等方式进行处理。对这一选题的侧重处理明显表现出媒体近乎作秀的围观心态。媒体在揭露事实时普遍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贴标签”，即在事实还不明晰的情况下，媒体就已预设了其立场态度，施救者都被贴上了“好心反被诬”的标签，而被救者都是以“诬陷”和“无良”的形象出现。而事实是大多数被救者在事后都感激施救者，给受众带来“救助恐惧症”的认识。二是“合理想象”。由于事件的突发性以及时空限制，记者无法亲历这些事。因此在报道中，记者只能引述当事双方的相互指责或“合理想象”，以常理来推定的情况较多，而忽视了不同事件的特殊性。这样的报道使新闻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标签化”与“合理想象”式的选择性报道造成了舆论的偏离，进而影响了公众的价值判断。针对报道掀起的道德大讨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首创了“舆论指数”调查。[3]此次调查针对“该不该扶跌倒老人”的问题，调查了资深媒体人、门户网站和网络社区负责人、专家学者、知名网友和草根网友5类人群。调查将舆论信心指数分为9级，得出的结论是“舆论信心总指数0.5278，舆论信心不足”。
（二）信息量失衡，拟态环境的构建偏离现实
美国传播学者沃伦·布里德提出“潜网”概念，他认为任何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能，而这类控制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过程，用一个形象化的词来概括就叫“潜网”。处于“潜网”中的受众，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对环境的监测，都是基于媒介提供的“象征性现实”，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正常状态下的大众媒体，其构造的“象征性现实”应该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缩影。但是，由于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媒体在信息的把关过程中自动地过滤掉了不符合其价值标准的议题，转而报道关注度较高的议题。高关注度下的信息流一旦汇聚成意见流，就会形成舆论强势，左右受众主观现实的构建。但是经过过滤的主观现实是片面的、与客观现实相偏离的。例如，近年来媒体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井喷式报道，媒体的出发点或许在于聚焦社会问题、促进公平正义，但也同时给公众塑造了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财富极度膨胀的主观现实，刺激了草根阶层的仇富心理。这种情绪一经放大，就会偏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和谐和公民信心。
助人为乐、扶助弱势群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媒体在力求客观、公正报道“老人倒地”事件的同时，其形成的舆论强势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扶危济困的社会负面效应被夸大，甚至产生了普遍的“救助恐慌症”。但事实是，这个社会并没有那么多的“无良老人”，向弱势群体、危难者伸出援手仍是社会价值观的主流。
（三）形成公众的“刻板成见”，丑化老人形象
传播学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到过“刻板成见”的概念，指“常以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符号对特殊群体所做的社会分类，或隐或现地体现着一系列关乎行为、个性及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假定”[4]。“刻板成见”也被称作“刻板印象”，在信息爆炸、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受众对信息的处理倾向简单化，更容易依靠“刻板成见”来形成意见。这种意见必然会带来认识的偏见，各种人群被贴上标签来加以认识。例如，在媒体报道中80后、90后代表了不同年龄的人群特征，“富二代”也不再简单地是一类人群的代称，更成为“炫富”、“垮掉”的代名词。
各地“老人倒地”事件曝光以來，在事实真相并不明晰的情况下，媒体的审判往往先于事实的追讨。在围观心理下，社会道德的力量正在渐渐隐去，一时间“老人”成了“欺诈”、“无良”的代名词，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刻板成见。媒体的评论铺天盖地，有些评论的标题甚至让人震惊：江苏殷红杉事件中，当事人的马路善举并没有遭到诬陷，事后老人还送上锦旗致谢。《三湘都市报》针对此事的评论标题《无良“老者”请别再摧残我们有限的善良》，在缺乏对事实的充分查证下，这样的言论明显误导了受众的价值判断，有丑化老人的嫌疑。
四、“老人倒地”事件选择性报道的启示
有学者认为，选择性报道是“舆论引导的滥觞与流变”，并批判其造成了媒体伦理的失范，主要是认为其有违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原则。[5]选择性报道是否有违新闻操作的规范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但是，在信息大爆炸和媒体商业化的竞争中，选择性报道已经成为媒体新闻运作的常态，唯有趋利避害，才能减少其对舆论引导产生的负效应。
我们看到，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报道引发的“社会道德滑坡”论调以及普遍的心理恐慌感对舆论引导起到了负面影响。媒体有意放大了类似事件的舆论影响和价值示范意义，其本质是违背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时至今日，大众传媒在社会舆论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重建公众的社会舆论信心、弘扬优秀道德风尚，仍然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商业化的媒体环境下，更要求传媒业为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提供良好环境，为新闻战线培养出具有责任感和新闻专业主义的从业者。
同时，“老人倒地”的新闻“罗生门”事件考验着媒体从业者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事实本身的价值而不应是其吸引眼球的筹码。一个负责任的报道应该避免“合理想象”和跟风报道，以专业主义的精神追求新闻真实，让更多的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在舆论的激烈博弈和生成过程中，对真、善、美的弘扬永远是舆论的主流，也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成美，童兵.新闻理论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53.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64.
[3]http://www.baojinews.com/_info/content_197648.htm.
[4]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著，新华出版社，2004:273-274.
[5]姚必鲜.选择性报道：舆论引导的滥觞与流变——2009年新闻报道伦理失范现象研究[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1（3）:68.
（作者为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2010级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选择性报道；社会责任；舆论导向
一、事件回放与选题背景分析
2011年8月，天津“许云鹤案”尘埃落定，当事人“好心反被诬”引发了舆论关注。此后，媒体对各地“老人倒地”事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2011年8月28日，武汉市电动车主胡师傅扶起一名摔倒的八旬婆婆时，反被婆婆称是被他的电动车撞倒；2011年8月30日，《扬子晚报》报道，江苏南通大巴司机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却被诬为肇事者，幸亏有大巴上的摄像头还原了事实真相；此后，在9月2日的《楚天都市报》、9月7日的《齐鲁晚报》等媒体上又相继报道了武汉、济南各地的类似“老人倒地”事件……
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的连续报道，引发了社会公众普遍的“救助恐慌症”，甚至产生了社会道德滑坡的论调。“老人倒地”事件的井喷式出现，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行为不无关系。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瞭望哨”，坚持客观、全面、平衡的报道是媒体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基础。但是，在外部压力和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取舍中，选择性报道已经成为媒体的一致趋向，导致舆论导向的失衡。因此，在新闻操作中掌握选择性报道的规律，从而承担起媒体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消除对舆论的负面影响，是我们研究“老人倒地”事件的意义所在。
二、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动因分析
（一）媒体商业化：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外部诱因
选择性报道来源于媒体记者、编辑对信息的选择性关注、取舍，与新闻报道的客观、全面要求并不冲突。在新闻操作中，记者、编辑也都认同客观、全面、公正地记录事实是媒体应尽之责。事实上，媒体不可能对所有的信息做到全盘记录，媒体的选择性报道是发挥把關人职能的结果。但是在日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媒体的商业化导向开始主导媒体把关的标准，事件本身的价值让位于新闻报道的价值。
根据把关人理论，新闻价值主要是“把交换价值作为衡量新闻的标准”[1]。由于媒体面临着内、外部的多种制约因素，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是多维性的。日益商业化的新闻生产线上，媒体在操作中主要应考虑两个标准：一是新闻制作中的业务标准（事件适合于媒介进行新闻处理的各种条件），二是新闻传播中的市场标准（事件能够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诸条件以及吸引受众兴趣的诸条件）。[2]这些价值标准外化为满足受众需求，迎合受众的兴趣点，就形成了一切以吸引眼球为标准的模式。但是，过度注重新闻价值的业务标准、市场标准的结果是，媒体忽视了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丧失了其力求客观、全面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从2008年“彭宇案”报道以来，类似的“老人倒地”事件便引发了持续关注。基于这种现状，媒体为吸引受众而陷入集体无意识状态，在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侧重这类选题。在媒体报道信息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对此类信息的过度关注将必然造成舆论导向的偏离。
（二）事件特殊性：选择性报道的内在动因
信息进入媒介议题进而形成舆论强势，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也是基本条件。一系列的“老人倒地”事件之所以进入媒介议题并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选择性报道的对象，其特殊性表现在：
一是事实本身的争议性。类似的“老人倒地”事件被称作“罗生门”，即当事双方各执一词，即使第三方审判也难以下定论，令事件的真相不为人所知。这从去年8月“许云鹤案”的二审判决中可见一斑，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各方提供的说辞是否真实。道德与法律孰是孰非，给受众以裁判、讨论的话题空间。
二是事件在时间跨度上的连续性为报道提供了轰动效应。2009年10月“许云鹤案”事发，二审判决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议题引发的轰动效应或许是媒体始料不及的，此后各地的“老人倒地”事件使媒体趋之若鹜。2011年下半年，与“老人倒地”相关的报道频现各大媒体，“好心反被诬”、“社会道德滑坡”、“这么大一个中国扶不起一位倒地老人”……类似选题或单独出现，或以专题、专版的新闻策划形式出现，接近半年的连续性报道形成了积聚效应，并提高了传媒引导舆论、制造议题的能力。
三是颠覆常理的冲突性。助人为乐、扶弱济贫是传统的社会美德，也是媒介和社会舆论长久以来宣扬的主流价值。当公众对主流的宣传出现“审美疲劳”的时候，各地“老人倒地”事件的当事人被贴上了“好心没好报”的标签登场，刺激了大众的神经，挑战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规范，拷问着社会良知。事件颠覆主流价值观的冲突性必然能吸引广大受众的参与和讨论。
四是体现受众的心理动向。社会转型期，法律制度的漏洞、社会保障的不完善、道德滑坡等问题长期引起受众的关注，与此相关的公共事件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每一次舆论热点的引爆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动向。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引发的热议，则反映了社会道德滑坡和信任危机。
三、选择性报道引发的舆论效应分析
（一）“标签化”与“合理想象”，舆论集体“一边倒”
笔者在对各地报道的文本分析中发现，对“老人倒地”事件大都选择了显要版面、专题性、大篇幅、事件链接等方式进行处理。对这一选题的侧重处理明显表现出媒体近乎作秀的围观心态。媒体在揭露事实时普遍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贴标签”，即在事实还不明晰的情况下，媒体就已预设了其立场态度，施救者都被贴上了“好心反被诬”的标签，而被救者都是以“诬陷”和“无良”的形象出现。而事实是大多数被救者在事后都感激施救者，给受众带来“救助恐惧症”的认识。二是“合理想象”。由于事件的突发性以及时空限制，记者无法亲历这些事。因此在报道中，记者只能引述当事双方的相互指责或“合理想象”，以常理来推定的情况较多，而忽视了不同事件的特殊性。这样的报道使新闻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标签化”与“合理想象”式的选择性报道造成了舆论的偏离，进而影响了公众的价值判断。针对报道掀起的道德大讨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首创了“舆论指数”调查。[3]此次调查针对“该不该扶跌倒老人”的问题，调查了资深媒体人、门户网站和网络社区负责人、专家学者、知名网友和草根网友5类人群。调查将舆论信心指数分为9级，得出的结论是“舆论信心总指数0.5278，舆论信心不足”。
（二）信息量失衡，拟态环境的构建偏离现实
美国传播学者沃伦·布里德提出“潜网”概念，他认为任何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能，而这类控制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过程，用一个形象化的词来概括就叫“潜网”。处于“潜网”中的受众，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对环境的监测，都是基于媒介提供的“象征性现实”，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正常状态下的大众媒体，其构造的“象征性现实”应该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缩影。但是，由于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媒体在信息的把关过程中自动地过滤掉了不符合其价值标准的议题，转而报道关注度较高的议题。高关注度下的信息流一旦汇聚成意见流，就会形成舆论强势，左右受众主观现实的构建。但是经过过滤的主观现实是片面的、与客观现实相偏离的。例如，近年来媒体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井喷式报道，媒体的出发点或许在于聚焦社会问题、促进公平正义，但也同时给公众塑造了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财富极度膨胀的主观现实，刺激了草根阶层的仇富心理。这种情绪一经放大，就会偏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和谐和公民信心。
助人为乐、扶助弱势群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媒体在力求客观、公正报道“老人倒地”事件的同时，其形成的舆论强势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扶危济困的社会负面效应被夸大，甚至产生了普遍的“救助恐慌症”。但事实是，这个社会并没有那么多的“无良老人”，向弱势群体、危难者伸出援手仍是社会价值观的主流。
（三）形成公众的“刻板成见”，丑化老人形象
传播学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到过“刻板成见”的概念，指“常以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符号对特殊群体所做的社会分类，或隐或现地体现着一系列关乎行为、个性及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假定”[4]。“刻板成见”也被称作“刻板印象”，在信息爆炸、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受众对信息的处理倾向简单化，更容易依靠“刻板成见”来形成意见。这种意见必然会带来认识的偏见，各种人群被贴上标签来加以认识。例如，在媒体报道中80后、90后代表了不同年龄的人群特征，“富二代”也不再简单地是一类人群的代称，更成为“炫富”、“垮掉”的代名词。
各地“老人倒地”事件曝光以來，在事实真相并不明晰的情况下，媒体的审判往往先于事实的追讨。在围观心理下，社会道德的力量正在渐渐隐去，一时间“老人”成了“欺诈”、“无良”的代名词，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刻板成见。媒体的评论铺天盖地，有些评论的标题甚至让人震惊：江苏殷红杉事件中，当事人的马路善举并没有遭到诬陷，事后老人还送上锦旗致谢。《三湘都市报》针对此事的评论标题《无良“老者”请别再摧残我们有限的善良》，在缺乏对事实的充分查证下，这样的言论明显误导了受众的价值判断，有丑化老人的嫌疑。
四、“老人倒地”事件选择性报道的启示
有学者认为，选择性报道是“舆论引导的滥觞与流变”，并批判其造成了媒体伦理的失范，主要是认为其有违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原则。[5]选择性报道是否有违新闻操作的规范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但是，在信息大爆炸和媒体商业化的竞争中，选择性报道已经成为媒体新闻运作的常态，唯有趋利避害，才能减少其对舆论引导产生的负效应。
我们看到，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报道引发的“社会道德滑坡”论调以及普遍的心理恐慌感对舆论引导起到了负面影响。媒体有意放大了类似事件的舆论影响和价值示范意义，其本质是违背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时至今日，大众传媒在社会舆论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重建公众的社会舆论信心、弘扬优秀道德风尚，仍然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商业化的媒体环境下，更要求传媒业为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提供良好环境，为新闻战线培养出具有责任感和新闻专业主义的从业者。
同时，“老人倒地”的新闻“罗生门”事件考验着媒体从业者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事实本身的价值而不应是其吸引眼球的筹码。一个负责任的报道应该避免“合理想象”和跟风报道，以专业主义的精神追求新闻真实，让更多的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在舆论的激烈博弈和生成过程中，对真、善、美的弘扬永远是舆论的主流，也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成美，童兵.新闻理论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53.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64.
[3]http://www.baojinews.com/_info/content_197648.htm.
[4]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著，新华出版社，2004:273-274.
[5]姚必鲜.选择性报道：舆论引导的滥觞与流变——2009年新闻报道伦理失范现象研究[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1（3）:68.
（作者为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2010级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