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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离不开政治
科学离不开政治，政治好比土壤，科学好比植物，植物得土壤之力才生长，科学得政治之力才发扬。因为，科学需要设备，需要图书，需要各种资料，费用浩大，必须在一个眼光远大的政府之下，才扶植得起来。当然，科学种类不同，有的也并不是完全依赖政府，然而我们总没有理由否认它的关系。
中国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喜欢谈政治
政治既然笼罩着科学，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喜欢谈政治？这大概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在中国有机会研究科学的人，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承袭从前所谓士大夫衣钵的，士大夫之卑鄙龌龊者姑且不谈，高尚的士大夫，传统上带些名士气，带些隐士风，学庄子，学老子，学仙，学道，学佛，羡慕太古，憧憬原始社会。这种思想，发展到东晋，竟成了普遍流行的风气，不单是在野的书生，就是在朝的官吏，也鄙视政治，一味清谈，不如此，似乎算不得“江左名流”。之后，历代相传，凡不满现实而有骨格的士大夫，都想遗世独立，想做隐士，想到桃花源去。现代知识阶级既然是由士大夫一脉相传而来，那末，洁身自好之士，在乱世当然嫌政府肮脏。章太炎先生从前把政府比厕所，说是不可相迩，但是他说，厕所里的人粪尿，肥田倒是有功用的。今天有些知识分子，顾不得太炎先生下半截的话，而做到他上半截的话，大家不屑（没有兴趣）谈政治。
第二，科学不是容易了解的东西，中国之有科学，说得远点，从明末就开始，直到现在为止，不知有多少人埋头窗下，苦干了一生，然而有成绩者不多，卓然成家者更少。一方面，科学和政治又分开两条路线，既要研究科学，又要问政治，人生精力有限，谈何容易？
在外国，有许多著名科学家非但不问国事，连家事，甚而至于连普通的人事都模糊不清，他们智慧发展到了极点，傻也傻到了极点。德国有一个嘲笑学者的混名，叫做“德意志教授”，翻成中国俗话，就是书呆子，可是，这个混名不是送给寻常人的，要有高深学问的人才当得起。日本也有这种傻子，某数学家一面读书，一面烧水，预备煮鸡蛋，偶尔不经心，把表投入开水，直到揭开锅盖要吃时才发觉。还有一位植物生理学家，叫池田成一郎，傍晚从大学回家，忽然在路边和电杆一碰，他赶快说：“对不起”，其时他的助教在后面，赶快走上前去，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原来是你，还好还好，碰到别人身上可太不像样。”中国科学工作者中这一类恐怕也不少，他们精神集中在科学，不暇（没有工夫）谈政治。
第三，高谈国事，批判当朝人物，是士大夫所忌的，尤其是在乱世，危险万分，必须谨慎。谨慎到怎样程度才算得到家呢？举一个例，宋哲宗时有个吕公著，接见甲乙两客，甲指责某官，说他家家规不好，吕不答，甲惭愧告退。乙客说，刚才甲客讲人坏话，真可恶，吕又不答，乙惭愧告退。后来，吕的子弟问，甲乙两客孰是孰非，吕仍不答。这是一个怕惹是非的人的最好例子。本来，读书人应该明是非，辨善恶的，到了后来，“是非”成为“闯祸”代名词。古代如此，近代也如此。前清末年，直到袁世凯统治时代，北京茶馆、酒店曾经张贴“莫谈国事”的纸条。之后，花样越出越多，越翻越新，越来越妙，你要谈政治吗？给你一点颜色看看！凶险的事，我们且不谈了，谈谈最文明、最客气，最温和的办法吧：教员解聘，学生除名，工人解雇，公务人员停职，“帽子”满天飞，多于“飞盘”，落在谁头上，就是谁倒霉。科学工作者尝到味道了，明哲保身，不敢（没有胆量）谈政治。
科学工作者逃避政治，
政治却紧跟着科学工作者
大家不周，或不暇，或不敢问政治，政治不是会与科学绝缘吗？不，科学工作者想逃避政治，政治却时时刻刻紧跟着科学工作者不放。它渗透到科学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人的每一根毫毛，正像土壤水渗透到植物每一个细胞一样。植物是很聪明的，它需要土壤水，就把根向有土的地方伸张和发展，而且能够把根须钻入岩缝里，分泌酸液，将岩石慢慢分解，改变成土，吸收养料，以维持生命。人类的智慧、才能和魄力当然比植物伟大得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过问政治，讨论政治，必要时改造政治，改造到它适合于科学需要呢？
怎样的政治才适合科学
要教政治适合于科学，必须反对封建。封建制度之下，科学绝对不能发达。如所周知，科学是到了封建制度没落，资本主义勃兴时代才发展起来的。当时，欧洲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打倒了封建主，夺取政权，施行产业革命，由手工业改进到机器，由农业国改进到工业国，他们需要生产，需要赢利，需要技术，需要科学，科学于是一日千里，有长足进步。这，决不是保守的、落伍的、腐朽的封建主所能做到的。当然，吾们不能否认：较为开明的封建主，也有热心提倡科学的。例如，俄国彼得大帝大刀阔斧，打开了“欧洲之窗”，输入科学，革新交通、海陆军和轻重工业，成绩颇为可观。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改一代，换一帝，又停止或倒退了。不是么？到1917年沙皇失国时为止，俄国在欧洲还不是一个科学落伍的国家吗？所以说，封建不适于科学。
还有，同一时代，举行同一事业，在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进步性的、有利的，而出于封建主之手，则变成退步的、有害的。例如，明朝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率领了27，800多军士，分乘了62艘宝船，足迹所至，有泰国、越南、马来群岛、爪哇、加里曼丹、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印度、阿拉伯、红海、非洲，从1405到1433年，前后航海7次，招谕了30多国，此种举动，比起曾国藩、张之洞辈提倡西学、购买洋枪洋炮来，真是大巫对小巫，高明了千百倍，然而同欧洲人一比，惭愧多了。当时，葡萄牙人也正开始海上活动，继续航行数十年，开辟了欧亚交通的大航路，和永乐一比，事业相同，时代又相同，然而性质相异，故结局相异。欧洲人航海，是适应了资本发展的需要，含有进步意义，对国家有利；而郑和航海，主要是为满足永乐皇帝“万里朝贡”的虚荣心，他所得的珠子、宝贝、奇禽、异兽、香料、药品，仅供一人一家的享受，却消耗了无限量的民脂民膏，于国家有损无益。所以永乐死后，朝臣（刘大夏）等群起反对，海上活动停止。由此可见，封建和科学是背道而驰的。
封建政治为什么不适合科学
科学是封建制度进步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的，科学是跟着资本主义而来的。可是，吾们还要进一步问：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发展科学，而封建不能？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能发展产业，而封建国家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比封建国家民主！吾们与其说科学随资本主义而产生，倒不如说科学随民主而产生较为妥当。不然的话，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没落，改变到社会主义，如果说，科学完全因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那末，科学岂不是要因资本主义衰落而衰落吗？不是的，事情恰恰相反，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氏曾说过：“资本主义改变到社会主义，科学只有进，没有退。”他把铁一般的事实作证。他说：“苏联研究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百分之一，美国占千分之一，英国占万分之一。”并且，据一般人说，英国经过一百几十年发展了的产业，苏联只消20多年已赶上了。所以吾们还可以说：资本主义改变到社会主义，科学非但会进步，而且进步得更快。
这里头，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因果律来。封建国家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民主，然而还限于少数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则真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是因。结果呢？封建国家科学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发达；而社会主义国家则科学更发达，而且发达得更快。这是果。
结论是要民主
由此可见，民主是科学的土壤，民主是科学的肥料，民主是科学的温床。人民自决自主， 自己管理政治，势必，人人有权利受教育，人人有机会求知识，人人有功夫学科学，而科学亦为人人谋福利，为人人改善生活。试问，科学焉得不发达？所以，吾们需要幸福，需要科学，便不得不需要民主。至于落伍的封建制度呢？对不起，吾们实在不需要这个坏东西！
（作者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原林垦部部长。本文原载《科学工作者》创刊号，1948年）
科学离不开政治，政治好比土壤，科学好比植物，植物得土壤之力才生长，科学得政治之力才发扬。因为，科学需要设备，需要图书，需要各种资料，费用浩大，必须在一个眼光远大的政府之下，才扶植得起来。当然，科学种类不同，有的也并不是完全依赖政府，然而我们总没有理由否认它的关系。
中国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喜欢谈政治
政治既然笼罩着科学，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喜欢谈政治？这大概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在中国有机会研究科学的人，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承袭从前所谓士大夫衣钵的，士大夫之卑鄙龌龊者姑且不谈，高尚的士大夫，传统上带些名士气，带些隐士风，学庄子，学老子，学仙，学道，学佛，羡慕太古，憧憬原始社会。这种思想，发展到东晋，竟成了普遍流行的风气，不单是在野的书生，就是在朝的官吏，也鄙视政治，一味清谈，不如此，似乎算不得“江左名流”。之后，历代相传，凡不满现实而有骨格的士大夫，都想遗世独立，想做隐士，想到桃花源去。现代知识阶级既然是由士大夫一脉相传而来，那末，洁身自好之士，在乱世当然嫌政府肮脏。章太炎先生从前把政府比厕所，说是不可相迩，但是他说，厕所里的人粪尿，肥田倒是有功用的。今天有些知识分子，顾不得太炎先生下半截的话，而做到他上半截的话，大家不屑（没有兴趣）谈政治。
第二，科学不是容易了解的东西，中国之有科学，说得远点，从明末就开始，直到现在为止，不知有多少人埋头窗下，苦干了一生，然而有成绩者不多，卓然成家者更少。一方面，科学和政治又分开两条路线，既要研究科学，又要问政治，人生精力有限，谈何容易？
在外国，有许多著名科学家非但不问国事，连家事，甚而至于连普通的人事都模糊不清，他们智慧发展到了极点，傻也傻到了极点。德国有一个嘲笑学者的混名，叫做“德意志教授”，翻成中国俗话，就是书呆子，可是，这个混名不是送给寻常人的，要有高深学问的人才当得起。日本也有这种傻子，某数学家一面读书，一面烧水，预备煮鸡蛋，偶尔不经心，把表投入开水，直到揭开锅盖要吃时才发觉。还有一位植物生理学家，叫池田成一郎，傍晚从大学回家，忽然在路边和电杆一碰，他赶快说：“对不起”，其时他的助教在后面，赶快走上前去，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原来是你，还好还好，碰到别人身上可太不像样。”中国科学工作者中这一类恐怕也不少，他们精神集中在科学，不暇（没有工夫）谈政治。
第三，高谈国事，批判当朝人物，是士大夫所忌的，尤其是在乱世，危险万分，必须谨慎。谨慎到怎样程度才算得到家呢？举一个例，宋哲宗时有个吕公著，接见甲乙两客，甲指责某官，说他家家规不好，吕不答，甲惭愧告退。乙客说，刚才甲客讲人坏话，真可恶，吕又不答，乙惭愧告退。后来，吕的子弟问，甲乙两客孰是孰非，吕仍不答。这是一个怕惹是非的人的最好例子。本来，读书人应该明是非，辨善恶的，到了后来，“是非”成为“闯祸”代名词。古代如此，近代也如此。前清末年，直到袁世凯统治时代，北京茶馆、酒店曾经张贴“莫谈国事”的纸条。之后，花样越出越多，越翻越新，越来越妙，你要谈政治吗？给你一点颜色看看！凶险的事，我们且不谈了，谈谈最文明、最客气，最温和的办法吧：教员解聘，学生除名，工人解雇，公务人员停职，“帽子”满天飞，多于“飞盘”，落在谁头上，就是谁倒霉。科学工作者尝到味道了，明哲保身，不敢（没有胆量）谈政治。
科学工作者逃避政治，
政治却紧跟着科学工作者
大家不周，或不暇，或不敢问政治，政治不是会与科学绝缘吗？不，科学工作者想逃避政治，政治却时时刻刻紧跟着科学工作者不放。它渗透到科学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人的每一根毫毛，正像土壤水渗透到植物每一个细胞一样。植物是很聪明的，它需要土壤水，就把根向有土的地方伸张和发展，而且能够把根须钻入岩缝里，分泌酸液，将岩石慢慢分解，改变成土，吸收养料，以维持生命。人类的智慧、才能和魄力当然比植物伟大得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过问政治，讨论政治，必要时改造政治，改造到它适合于科学需要呢？
怎样的政治才适合科学
要教政治适合于科学，必须反对封建。封建制度之下，科学绝对不能发达。如所周知，科学是到了封建制度没落，资本主义勃兴时代才发展起来的。当时，欧洲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打倒了封建主，夺取政权，施行产业革命，由手工业改进到机器，由农业国改进到工业国，他们需要生产，需要赢利，需要技术，需要科学，科学于是一日千里，有长足进步。这，决不是保守的、落伍的、腐朽的封建主所能做到的。当然，吾们不能否认：较为开明的封建主，也有热心提倡科学的。例如，俄国彼得大帝大刀阔斧，打开了“欧洲之窗”，输入科学，革新交通、海陆军和轻重工业，成绩颇为可观。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改一代，换一帝，又停止或倒退了。不是么？到1917年沙皇失国时为止，俄国在欧洲还不是一个科学落伍的国家吗？所以说，封建不适于科学。
还有，同一时代，举行同一事业，在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进步性的、有利的，而出于封建主之手，则变成退步的、有害的。例如，明朝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率领了27，800多军士，分乘了62艘宝船，足迹所至，有泰国、越南、马来群岛、爪哇、加里曼丹、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印度、阿拉伯、红海、非洲，从1405到1433年，前后航海7次，招谕了30多国，此种举动，比起曾国藩、张之洞辈提倡西学、购买洋枪洋炮来，真是大巫对小巫，高明了千百倍，然而同欧洲人一比，惭愧多了。当时，葡萄牙人也正开始海上活动，继续航行数十年，开辟了欧亚交通的大航路，和永乐一比，事业相同，时代又相同，然而性质相异，故结局相异。欧洲人航海，是适应了资本发展的需要，含有进步意义，对国家有利；而郑和航海，主要是为满足永乐皇帝“万里朝贡”的虚荣心，他所得的珠子、宝贝、奇禽、异兽、香料、药品，仅供一人一家的享受，却消耗了无限量的民脂民膏，于国家有损无益。所以永乐死后，朝臣（刘大夏）等群起反对，海上活动停止。由此可见，封建和科学是背道而驰的。
封建政治为什么不适合科学
科学是封建制度进步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的，科学是跟着资本主义而来的。可是，吾们还要进一步问：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发展科学，而封建不能？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能发展产业，而封建国家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比封建国家民主！吾们与其说科学随资本主义而产生，倒不如说科学随民主而产生较为妥当。不然的话，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没落，改变到社会主义，如果说，科学完全因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那末，科学岂不是要因资本主义衰落而衰落吗？不是的，事情恰恰相反，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氏曾说过：“资本主义改变到社会主义，科学只有进，没有退。”他把铁一般的事实作证。他说：“苏联研究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百分之一，美国占千分之一，英国占万分之一。”并且，据一般人说，英国经过一百几十年发展了的产业，苏联只消20多年已赶上了。所以吾们还可以说：资本主义改变到社会主义，科学非但会进步，而且进步得更快。
这里头，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因果律来。封建国家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民主，然而还限于少数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则真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是因。结果呢？封建国家科学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发达；而社会主义国家则科学更发达，而且发达得更快。这是果。
结论是要民主
由此可见，民主是科学的土壤，民主是科学的肥料，民主是科学的温床。人民自决自主， 自己管理政治，势必，人人有权利受教育，人人有机会求知识，人人有功夫学科学，而科学亦为人人谋福利，为人人改善生活。试问，科学焉得不发达？所以，吾们需要幸福，需要科学，便不得不需要民主。至于落伍的封建制度呢？对不起，吾们实在不需要这个坏东西！
（作者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原林垦部部长。本文原载《科学工作者》创刊号，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