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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0年前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作为当时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措施，以重新彰显“凭学业能力选拔人才”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从考生570万人、录取27万人、录取比例4．7%的1977年冬，到考生950万人、计划招生567万人、录取比例59．7%的2007年夏——30年的风雨见证了恢复高考制度前后社会方方面面付出的艰辛。
如今，当历史庄重地把记载恢复高考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一页掀过去时，这个使千家万户、千万考生魂牵梦萦的国家人才选拔制度，其科学性、公平性、权威性又一次成为新时期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热点。虽然“取消高考”的观点在1998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但始终保持着相当理性和建设性的主流民意依旧不轻言废止，在肯定高考仍是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平选才制度的同时，承认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逐步改革。
从未停息的探索求变之旅
处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具有枢纽作用的高考制度，“文革”前就已暴露出的以考分作为单一选拔标准、使中小学教育沦为高考附庸等弊端，在恢复后再次显现出其自身的局限性和负面价值，因此，高考制度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成为推进我国教育体制实质性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高考改革的每一步可以说都有着清晰的时代印记：它以1985年的标准化考试为发端，为了加强高考命题的科学性和可控性，减少考试误差，由广东省率先进行英语、数学两科标准化考试试点； 直至2007年打造“诚信高考”和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教育部门利用政策引导、计划调控、加强服务等手段，进一步发挥高考对教育公平的“助推器”作用……对于高考制度大大小小的改革“进行时”的展示是全景式的。据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介绍，改革涉及考试和招生录取两大方面，分别在制度、形式、科目和内容、技术四个层面展开。这个探索求变之旅所踏出的一步步，有成有败也有成败未卜。其中所有依托于现代科技的改革，都取得了成效。比如标准化考试，经过逐年扩大试验省区市及学科，1989年就推向了全国。
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些已然化为现实成果的高考改革，牢牢铭刻在了全国亿万民众的心中。1999年开始尝试的网上阅卷、网上录取，提高了阅卷效率，减少了各种人为因素对录取工作的干扰。1999年，广东省率先探索的“3 x”高考科目改革，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套试卷的高考模式，高考科目从此走向开放和多样，随之在考查中学生多学科综合交叉能力时发挥着作用。1999年，广东省试点的英语加试听力计入总分，实现了引导中学英语教学重视听说、改变学生“聋哑英语”状况的改革目的。2001年开始的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2003年开始的将高考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调整，这些技术层面的成功改革，既为“终身教育”的开展铺平了道路，又体现出更为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因而赢得了社会的肯定。
正在进行的指向未来的高考改革中，还有两点很值得关注：为提高高考在人才选拔上的多样性，1985年始于上海市的分省自行命题，2006年试行的省区市已增至16个；为了与基础教育实施新课程改革相对接，2007年开始在琼、鲁、宁、粤4省区试行新高考方案。多少年来，全社会在急切地想搞清高考与教改、人才培养、国家人力资源素质的关系的同时，也越来越认识到高考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认为，要真正推进高考改革，使之更加科学、公平与公正，就应将其功能限定在《考试法》规定的范围内，而不应把现存的报考与招录信息不对称、区域教育不均衡等方面问题，错误地归结为是高考所致。
为何一些尝试又绕回到起点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某些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在我国，高考改革是社会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环，它对学生、家长、中学、大学神经的每一次牵动，都意味着有可能失败的风险。为克服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1985年上海市率先试行的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在1990年推向全国后，因会考的初衷很难实现而名存实亡。同样，在会考基础上1994年试行的高考“3 2”方案（文科不再考地理、理科不再考政治），也因试行后中学教学出现严重的偏科现象而放弃。
回顾这一类已经消逝在历史烟云中的改革措施，当初多是靠民众呼声的正向推动。由于其呼声只代表着某一利益群体的愿望，而不可能有完整的系统性考虑，在此推动下的一些高考改革措施很容易落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地推出，硬撑了几年后便销声匿迹。还有一类改革已在数省区市和数十所高校试行，却在跌跌撞撞中又绕回到起点，其“黯然收场”的原因显然更有剖析价值。
古往今来，选才方式不外乎推荐、考试和两者结合这三类。1984年试行的保送生制度作为多元化招生的尝试，意在探索一种“不一定以分数定生死”的选拔人才之路，1985年加入试点的高校达43所。可是由于我国诚信体系不健全，部分中学“送良不送优”“送官不送民”的操作，使原本好端端的推荐制反而加大了以权谋私、以钱谋私的可能性，2001年教育部不得不将2万名左右的保送生规模压缩至5000名。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从理论上看，结合考生中学的表现与平时成绩的推荐保送，最可能选拔出品学兼优的人才，但实践证明，这种推荐制在我国受人为因素干扰太大，根本无法客观反映出被推荐者的水平和表现。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现行的保送生制度封闭而缺乏监督，是民众不看好的根本原因。保送生制度要想起死回生，必须用创新的改革措施来配套。
我们可以通过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建立民众、媒体、家长、教师代表组成的“陪审团”全程参与录取过程，既保障公平和消除腐败，又扩大高校的自主权。
2000年1月开始在京、皖、沪、津、蒙5省区市试行的春、夏两季高考，由于春季报名人数一年比一年少于招生人数，目前仅上海市还在坚持，因而被称为“解决一考定终身问题的尴尬尝试”。参加春季高考招生的高校则普遍反映管理成本太高：与秋季高考比，组织考试、组织评卷的程序一样，耗费的人力物力一点儿也不少。但在杨东平看来，这是“以不成功的改革来论证春季高考的不成功”。他说，政策设计时把春季高考定位为高职院校招生，其实等于人为地置这一改革于死地。如果将春、夏两季高考一视同仁，高考多次化的改革并非行不通。至于春季高考增加的成本应视为一种必要的改革成本。
站在俯瞰的角度，既要检验中学教学，又要有助于大学选才，一直是社会对高考的期待。高考制度如果要满足不同的功用，就要不断扩大自身的内涵，比如教育改革、考试改革、招生改革、用人改革、评价改革、诚信制度建立等，这种种高考不能承载之重只会导致问题越来越错综纠结，难以理顺。或许，有分析者提出的如下“比较”有助于开启改革的新思路：国际化考试“托福”“雅思”在我国风行许久而未受质疑，因为其单纯地局限于专业化，只评价水平，不涉及录取和人才任用。
改革提速的条件已经成熟
时值2007年7月，在中国教育网等召开的“纪念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研讨会”上，除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之外，主张改革的声音明显增强。“我们现在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而应该从单纯的怀旧转向改革，转向未来，由这个起点向前再走一步，哪怕是半步！”在主张改革的此起彼伏的声浪中，这个声音来自杨东平教授。
杨东平被学界称为民间高考研究专家。今年7月18日，他领衔推出的国内首份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改革方案，成为高考改革方案形成途径的大胆尝试。以往的高考改革多为行政主导、专家智力支持，其特点是基本成为教育部门的单打独斗，基本成为少数指定专家的权利和责任。而民间方案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它能给社会提供具有较大研究和争论价值的范本。这个方案的研究者们明确提出了高考改革的六大基本价值、基础资格考试加高校自主录取的基本目标模式，明确提出了从四个方面改革高考考试制度、从六个方面改革高校招生录取制度。其中一大亮点是突出了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认为只有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才能真正形成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
杨东平说，一场真正的改革，往往源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前提是要有一个可以旷日持久地公开讨论的平台，提倡在不同场合有不同利益群体的意愿表达，从中寻求可能化解矛盾、形成共识的途径，最大限度地使改革的每一步减少短期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情绪化的因素。制度变革，必须破除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惰性思维和无所作为的惰政行为，制度既然是人为设计的，就有与时俱进加以创新和改变的可能。比如这个方案在改革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方面提出，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减少和取消定向生、保送生、文体特长生、三好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加分政策，以有利于堵塞导致高考腐败的制度通道，净化公平竞争的考试环境。
谈到高考改革提速，杨东平认为当前的条件已经成熟：全国的高考平均录取率已达55%以上，大城市更超过70%，高等教育供求关系日趋宽松，民众比30年前更有条件追求优质教育。因此，不能只在技术上做改革，特别当高考改革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时，对改革的目标走向（包括路线图和时间表）更需要进行清晰的定位。“我们一直努力探索求变，有时理论正确的也不一定可行。只有在科学性和可行性之间找到那个大体适度的平衡点，才是高考制度改革的理想境界。确定了一个目标在远方，为此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一颗心中充满着执著的理想主义和创造精神，尽现在杨东平先生这不寻常的话语中。
（责编 子 君）
30年前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作为当时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措施，以重新彰显“凭学业能力选拔人才”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从考生570万人、录取27万人、录取比例4．7%的1977年冬，到考生950万人、计划招生567万人、录取比例59．7%的2007年夏——30年的风雨见证了恢复高考制度前后社会方方面面付出的艰辛。
如今，当历史庄重地把记载恢复高考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一页掀过去时，这个使千家万户、千万考生魂牵梦萦的国家人才选拔制度，其科学性、公平性、权威性又一次成为新时期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热点。虽然“取消高考”的观点在1998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但始终保持着相当理性和建设性的主流民意依旧不轻言废止，在肯定高考仍是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平选才制度的同时，承认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逐步改革。
从未停息的探索求变之旅
处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具有枢纽作用的高考制度，“文革”前就已暴露出的以考分作为单一选拔标准、使中小学教育沦为高考附庸等弊端，在恢复后再次显现出其自身的局限性和负面价值，因此，高考制度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成为推进我国教育体制实质性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高考改革的每一步可以说都有着清晰的时代印记：它以1985年的标准化考试为发端，为了加强高考命题的科学性和可控性，减少考试误差，由广东省率先进行英语、数学两科标准化考试试点； 直至2007年打造“诚信高考”和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教育部门利用政策引导、计划调控、加强服务等手段，进一步发挥高考对教育公平的“助推器”作用……对于高考制度大大小小的改革“进行时”的展示是全景式的。据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介绍，改革涉及考试和招生录取两大方面，分别在制度、形式、科目和内容、技术四个层面展开。这个探索求变之旅所踏出的一步步，有成有败也有成败未卜。其中所有依托于现代科技的改革，都取得了成效。比如标准化考试，经过逐年扩大试验省区市及学科，1989年就推向了全国。
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些已然化为现实成果的高考改革，牢牢铭刻在了全国亿万民众的心中。1999年开始尝试的网上阅卷、网上录取，提高了阅卷效率，减少了各种人为因素对录取工作的干扰。1999年，广东省率先探索的“3 x”高考科目改革，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套试卷的高考模式，高考科目从此走向开放和多样，随之在考查中学生多学科综合交叉能力时发挥着作用。1999年，广东省试点的英语加试听力计入总分，实现了引导中学英语教学重视听说、改变学生“聋哑英语”状况的改革目的。2001年开始的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2003年开始的将高考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调整，这些技术层面的成功改革，既为“终身教育”的开展铺平了道路，又体现出更为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因而赢得了社会的肯定。
正在进行的指向未来的高考改革中，还有两点很值得关注：为提高高考在人才选拔上的多样性，1985年始于上海市的分省自行命题，2006年试行的省区市已增至16个；为了与基础教育实施新课程改革相对接，2007年开始在琼、鲁、宁、粤4省区试行新高考方案。多少年来，全社会在急切地想搞清高考与教改、人才培养、国家人力资源素质的关系的同时，也越来越认识到高考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认为，要真正推进高考改革，使之更加科学、公平与公正，就应将其功能限定在《考试法》规定的范围内，而不应把现存的报考与招录信息不对称、区域教育不均衡等方面问题，错误地归结为是高考所致。
为何一些尝试又绕回到起点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某些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在我国，高考改革是社会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环，它对学生、家长、中学、大学神经的每一次牵动，都意味着有可能失败的风险。为克服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1985年上海市率先试行的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在1990年推向全国后，因会考的初衷很难实现而名存实亡。同样，在会考基础上1994年试行的高考“3 2”方案（文科不再考地理、理科不再考政治），也因试行后中学教学出现严重的偏科现象而放弃。
回顾这一类已经消逝在历史烟云中的改革措施，当初多是靠民众呼声的正向推动。由于其呼声只代表着某一利益群体的愿望，而不可能有完整的系统性考虑，在此推动下的一些高考改革措施很容易落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地推出，硬撑了几年后便销声匿迹。还有一类改革已在数省区市和数十所高校试行，却在跌跌撞撞中又绕回到起点，其“黯然收场”的原因显然更有剖析价值。
古往今来，选才方式不外乎推荐、考试和两者结合这三类。1984年试行的保送生制度作为多元化招生的尝试，意在探索一种“不一定以分数定生死”的选拔人才之路，1985年加入试点的高校达43所。可是由于我国诚信体系不健全，部分中学“送良不送优”“送官不送民”的操作，使原本好端端的推荐制反而加大了以权谋私、以钱谋私的可能性，2001年教育部不得不将2万名左右的保送生规模压缩至5000名。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从理论上看，结合考生中学的表现与平时成绩的推荐保送，最可能选拔出品学兼优的人才，但实践证明，这种推荐制在我国受人为因素干扰太大，根本无法客观反映出被推荐者的水平和表现。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现行的保送生制度封闭而缺乏监督，是民众不看好的根本原因。保送生制度要想起死回生，必须用创新的改革措施来配套。
我们可以通过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建立民众、媒体、家长、教师代表组成的“陪审团”全程参与录取过程，既保障公平和消除腐败，又扩大高校的自主权。
2000年1月开始在京、皖、沪、津、蒙5省区市试行的春、夏两季高考，由于春季报名人数一年比一年少于招生人数，目前仅上海市还在坚持，因而被称为“解决一考定终身问题的尴尬尝试”。参加春季高考招生的高校则普遍反映管理成本太高：与秋季高考比，组织考试、组织评卷的程序一样，耗费的人力物力一点儿也不少。但在杨东平看来，这是“以不成功的改革来论证春季高考的不成功”。他说，政策设计时把春季高考定位为高职院校招生，其实等于人为地置这一改革于死地。如果将春、夏两季高考一视同仁，高考多次化的改革并非行不通。至于春季高考增加的成本应视为一种必要的改革成本。
站在俯瞰的角度，既要检验中学教学，又要有助于大学选才，一直是社会对高考的期待。高考制度如果要满足不同的功用，就要不断扩大自身的内涵，比如教育改革、考试改革、招生改革、用人改革、评价改革、诚信制度建立等，这种种高考不能承载之重只会导致问题越来越错综纠结，难以理顺。或许，有分析者提出的如下“比较”有助于开启改革的新思路：国际化考试“托福”“雅思”在我国风行许久而未受质疑，因为其单纯地局限于专业化，只评价水平，不涉及录取和人才任用。
改革提速的条件已经成熟
时值2007年7月，在中国教育网等召开的“纪念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研讨会”上，除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之外，主张改革的声音明显增强。“我们现在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而应该从单纯的怀旧转向改革，转向未来，由这个起点向前再走一步，哪怕是半步！”在主张改革的此起彼伏的声浪中，这个声音来自杨东平教授。
杨东平被学界称为民间高考研究专家。今年7月18日，他领衔推出的国内首份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改革方案，成为高考改革方案形成途径的大胆尝试。以往的高考改革多为行政主导、专家智力支持，其特点是基本成为教育部门的单打独斗，基本成为少数指定专家的权利和责任。而民间方案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它能给社会提供具有较大研究和争论价值的范本。这个方案的研究者们明确提出了高考改革的六大基本价值、基础资格考试加高校自主录取的基本目标模式，明确提出了从四个方面改革高考考试制度、从六个方面改革高校招生录取制度。其中一大亮点是突出了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认为只有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才能真正形成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
杨东平说，一场真正的改革，往往源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前提是要有一个可以旷日持久地公开讨论的平台，提倡在不同场合有不同利益群体的意愿表达，从中寻求可能化解矛盾、形成共识的途径，最大限度地使改革的每一步减少短期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情绪化的因素。制度变革，必须破除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惰性思维和无所作为的惰政行为，制度既然是人为设计的，就有与时俱进加以创新和改变的可能。比如这个方案在改革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方面提出，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减少和取消定向生、保送生、文体特长生、三好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加分政策，以有利于堵塞导致高考腐败的制度通道，净化公平竞争的考试环境。
谈到高考改革提速，杨东平认为当前的条件已经成熟：全国的高考平均录取率已达55%以上，大城市更超过70%，高等教育供求关系日趋宽松，民众比30年前更有条件追求优质教育。因此，不能只在技术上做改革，特别当高考改革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时，对改革的目标走向（包括路线图和时间表）更需要进行清晰的定位。“我们一直努力探索求变，有时理论正确的也不一定可行。只有在科学性和可行性之间找到那个大体适度的平衡点，才是高考制度改革的理想境界。确定了一个目标在远方，为此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一颗心中充满着执著的理想主义和创造精神，尽现在杨东平先生这不寻常的话语中。
（责编 子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