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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的辐射值是安全范围内的，福岛是安全的。”在北京国贸展厅的“活力日本展”，在猪苗代湖畔的酒店，在福岛商界、学界对外国考察团的致辞里，福岛人抓住一切机会强调这点。作为论据的是各种版本的全球大城市与福岛对比的辐射值地图，毫无疑问，数据竭力让这个笼罩在核辐射阴霾下的特殊地区显得正常，甚至比纽约伦敦北京更加安全。
2月26日晚，上海理工大学学生赴日本大地震灾区访问团抵达福岛。这是自2011年“3·11”地震后，福岛迎接的第一批大规模访问团体。在欢迎仪式上，酒店董事长以一种严肃到紧张的神态认真聆听客人的发言，尽管那充满中国式客气的讲话里并无太多实质内容。
日本人极其重视外人的评价。在公开场合，他们会说“你们到福岛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但私下里，他们仍会留意客人触碰福岛的每一个细节。访问者一句简单的“加油福岛”，也会激起主人良久而用力的掌声。
“福岛完了。”为大地震灾民服务已一年的中国志愿者刘沈（化名）这样说道。恐怕这是福岛人最不愿听到的话。刘沈毫不掩饰对福岛前景的悲观。纵使自去年3月11日以来，日本政府每天公布辐射数据，以及通过各种渠道不遗余力挽救福岛的声誉，但直到现在，即便在日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外地人仍然表示会避免购买产自福岛的食品。“坐火车经过那里时，心里也会咯噔一下。”日本东北大学副教授上野稔弘说。
在福岛县会津大学的校园里，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俞成（化名）表示：“3·11大地震后，对于全世界来说，日本是危险的，而对于日本来说，福岛就是危险的所在。”在这一年里，他很少见到来福岛旅游的外地人。
回不去的家园
积雪之下的福岛，像是在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冬眠。清晨，路面行人稀少，几个早起滑雪的少年夸张地张开双臂，朝迎面的车辆打着招呼。
上海理工大学学生访问团的目的地，是郡山市富田町若宫前应急临时住宅，这里距离福岛核电站约80公里。从去年6月开始，3000个60岁以上的福岛老人住在这里。“3·11大地震”前，他们都是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就搬了出来。住到这里之前，他们已经根据政府的指令换了三个地方，每次都离核电站更远一点。此前的安置点更为简易，他们睡通铺，水泥地上铺上纸箱，过道里也住满了人。
屋顶消融的雪水顺着屋檐噼啪作响，与工人们给安置房加固防风木板的叮当声相互呼应。从外观上看，这些安置房与中国汶川地震后的板房并无太大区别，只是更整洁、更舒适。访客们的脚步声惊动了关在门口笼子里的宠物狗，他们缩在墙角，发出低沉的呜咽。一所幼儿园前的检测仪器显示，这里的辐射值为0.153微西弗/小时。
82岁的角一宝和女儿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安置房里，齐备的家电和衣物，让狭小的空间显得更为局促。震前他是一名退休观光车驾驶员，住在离核电站不到十公里的双叶郡富冈町。现在，为了防止辐射物质进入室内，他们原来的房子被塑料布包裹了起来。离开时，角一宝几乎什么也没带，现在安置房里的家电，都是红十字会捐赠的。
安置房的时光，大约是老人们后半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没人知道还要在这里等多久。人们的预期先是一个月，后来变成半年，现在已经快满一年了。角一宝的感觉是，核电站的共同话题，倒是让原本并无多少联系的人们的感情更亲密了一些，邻里们谈论最多的便是何时能回家。
山区的寒冷冬天让这些平常生活在太平洋边上的居民颇感不适，但他们已经挺了过来。当被问及还要准备在这里待多久时，角一宝说：“可能是十年，也可能一直等下去。政府一点通知都没有，也没有时间表。”问及对政府是否失望，答也没有，因为对政府就没抱多少希望。“我们这个年纪，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回家。这也是生活下去的勇气。”当地灾民自治会会长西山俊一表示。
访问团团长、上海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江对日本灾民安置持认可态度，但对于重建前景并不乐观。“这些人是搬不回去了。”他说，“三十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附近现在还是不能住人。异地安置在日本不大可能，因为土地是私有的；中国虽然麻烦，但还容易解决，因为土地国有。”
在福岛县政府安排访问团参观一家食品厂时，观光厅官员正讲话时来了次三级小地震。看到台下听众的新鲜劲儿，讲话人多少有些得意。
福岛食品工业会长以一场漫长的讲话试图说服听众。他称，谣言是继地震、海啸和核辐射之后的第四大灾难。从去年6月开始，福岛县出面委托其他县的检测机构对县内的加工食品免费检测，以帮助企业解决巨额的检测费用。“谣言对我们的打击比地震还大，我们从心里希望有人这样做：回去告诉你的亲人和朋友，这里是安全的。”
显然，苦口婆心的说教效果有限。返程路上，访问团成员抱怨：“你想让大家相信你的食品是安全的，为什么不开放生产加工的环节让大家参观呢？”在食品厂门外的雪地上，访问团自带的仪器测出雪地上的辐射值为1.65微西弗/小时，这个数值已经超出了正常水平，也高于福岛政府公布的空气辐射值。
访问团的学生被要求“对这些数据要有自己的判断”。在总结会上，关于福岛竭力澄清安全的话题被引入经济学讨论。李江说：“为什么如此强调核辐射？因为日本是个外向型经济体，产品要外销，核辐射是致命的，企业拖不起。拖个一年半载东西卖不出去，企业会破产。当前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这是他们为什么急于消除这个观念，让你觉得安全的原因。”
核辐射让福岛人感到愤怒和沮丧，但在“3·11大地震”后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核电浪潮中，首当其冲的日本人却表现低调，他们在过去的生活轨道上继续运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萍认为，除却“3·11大地震”后百废待兴、去核化工作排不上日程等原因外，在法治国家日本，一个颁布的法律会得到无条件的遵守，只要没有被废除，人们就会服从它，这一点在日本具有高度共识。“从民众提出反对意见到最终修改，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及各种活动，才能取得结果，绝非领导人一两句话就可以改变的。”
废墟上的加工厂
从福岛一路向北约200公里，就是遭受“3·11”海啸袭击严重的气仙沼。从去年12月1日起，日本东北地区高速公路已免费开放。一路上不时会出现“震灾修复工事实施中”的标语，因地震而导致的凹凸不平的路面，至今仍没有完全修复。
在日本，东北地区人口稀少，经济以农业、畜牧业和渔业为主。东北与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曾有过宿怨。1868年戊辰战争中，政府军以少胜多，东北地区会津藩战死的3000人不允许被安葬，任其腐烂。会津人被称为“会贼”，居住地则被称为“白河以北一山百文”（意即一文不值的落后之地）。为灾区服务的志愿者刘沈认为，至今仍能感受到双方的对立情绪。民间的说法是，关东人看不起东北人，认为他们贫穷、淳朴、容易受骗，而东北人则认为关东人阴险狡诈。
但相较于东京的繁华，遭受震灾影响严重的东北地区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在岩手县古城一关，街道安静得像星期天的校园。商店橱窗里摆满了日本各时期的人偶造型，人们正忙于准备一年一度的3月3日女儿节。刘沈开玩笑说：“这里平时根本没外国人来，你们别吓着那些老头老太。”
似乎走出福岛，核辐射的阴霾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一关人对来自异国的访客充满惊异和好奇。除了街头一些来自震区民众手工业品的义卖外，这里几乎看不到“3·11”的痕迹，尽管这里距离福岛仅有100多公里。
一关以东50公里的宫城县气仙沼市，是遭受海啸破坏最严重的城市，这里在“3·11”期间经历了强震、水淹、火劫多重劫难，但民众的精神面貌却比福岛要好。在一处靠近临时安置房的饭馆街，气仙沼人小松和东京人品川，这对生意上的伙伴正在街上最有名的一家饭馆里开怀畅饮。
身为一家水产企业负责人的小松，不久前刚刚从安置点搬回老房子里。在海啸中，他的二层小楼被水泡坏。经过加固修缮，现在已经可以住人。他觉得，比起那些还住在安置点的人，自己是“幸运的”。现在正值日本大学的春假，但他不好意思让在东京上学的儿子回家。“家里这个样子怕他看到难受。”小松说。
在海啸中，小松所在公司被冲走了3000吨鱼，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气仙沼海边原来有100多个冷冻工厂，现在只剩下四五个。原先从事水产业的八万人现在大部分失去了工作，靠着国家的失业保险过活。少数人去外地开公司，但小松不愿离开这里。“幸好我们公司没倒闭，还可以慢慢恢复。”他说。
2011年6月，品川震后第一次来到气仙沼，当时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当地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到处是低落彷徨的情绪，大家没有主见。”品川觉得，现在跟那时候比，气仙沼人精神多了，酒吧也开业了，每个人又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我说：“你看我们都是一边笑一边说话。”
品川的妻子是中国苏州人，所以他也会说一些中文。问他日本还能不能回到震前的模样，他说：“你看二战我们战败了，但还是很快就成了发达国家，相信这次也会很快恢复元气。”他也承认，在精神上，那些失去家园的人“还是不能接受现实”。
谈到“3·11”对其影响。他说，现在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最幸福的。“过去也爱我老婆，但从来没说过，现在可以当面说出来。”地震时，在一个三层楼的楼顶，他跟同事一起呆了三天，和一群中国研修生避难，跟家人失去联系。三天后才被救，见到在医院工作的爱人，一把将其抱在怀里。
在气仙沼市弁天町，原先的一片鱼市场，在一年后仍是废墟，一只好奇心过剩的乌鸦对着轰隆作业的吊车大声嚷叫，似乎在告诫什么。各种动物尸体混合而成的灾难气味，在雪后的阳光里飘洒。仰天长吁的汽车残骸、钢筋、煤气罐和电线突兀地钻出地面，像一个崭新的春天把它们从海啸过后的淤泥中唤醒一般。
所有的垃圾都要被仔细分类，木头的归木头，金属的归金属。那些在海啸中猝然阵亡的汽车被喷漆编号，它们将被一一登记造册。
气仙沼人不吃近海的海鲜和本地的蘑菇，当然也不吃福岛的。在这个全日本最大的捕鲨业中心，一批新鲜的鲨鱼鳍晾晒在废墟清理后的空地上，它们取自数万只鲨鱼的身体。失去鱼鳍的鲨鱼已被抛入海中，等待它们的结局是血液流尽，沉尸海底。
困惑与内伤
刘沈在气仙沼和陆前高田市为安置点内的灾民服务，内容包括给灾民做饭，陪他们聊天等等。他的感受是，日本人有积极向上一面，但大多数人是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说着说着，就会哭起来，他们会问：将来怎么办？兄弟姐妹都死了。”
除此之外，灾民面临的困惑还有很多。有人索性不找工作，拿着每月大约一万元人民币的失业补助赌博。
在刘沈接触的灾民里，老人更愿意跟他聊天，年轻人却沉默许多。“有些人不苟言笑，只想一个人在屋里呆着，收集大量援助物资，这样让他觉得更有安全感。”
心理问题也是灾区面临的一大挑战，电视上每天都会播出免费心理咨询的电话，但很少有人主动寻求援助。灾区自杀事件层出不穷，有志愿者挨家挨户做调查时，一个男子拿刀冲出来冲他大吼：“要不你跟我一起死吧！”
在刘沈看来，日本东北部有梦想的年轻人都到东京等大城市工作去了，相比之下，中老年人显得更积极向上，因为他们经历过日本高速发展期的黄金阶段。“年轻人成长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彼时日本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他们没有什么梦想和野心，加上父母创造了很多财富，所以干脆就啃老。”
仙台以北的松岛是日本三景之一。3月1日，在松岛游览咨询处，向导佐藤女士介绍，现在游客大约是震前的十分之一。因为每位来咨询的外国游客都要登记，所以能通过记录大致了解景区人气。她翻开笔记本查询后说，以前每天有三十个左右，现在最多只有五六个，有时一个也没有。现在松岛的旅游正慢慢恢复，有一些日本游客，外国游客还是极少，核辐射的影响还是没有消除。
台湾、香港的朋友常会问她：“现在去东北旅游安全吗？你们吃什么东西？”佐藤说，台湾人对辐射问题尤为敏感。“其实我们也不敢吃福岛的食品，就算买一点蔬菜、蘑菇，也不敢给孩子和老人吃。”但另一方面，她也觉得福岛人“太可怜”。虽然报纸每天公布辐射值数据，但还是不能让人放心。“你们要学习我们的教训，不要用不了解的东西。”她指的是核电，“太危险了。”
有位东京男子来问佐藤，怎样去野蒜。那是松岛伸向太平洋的一个尖角，在海啸中受灾惨重。曾有一所被作为避难所的小学，突如其来的海啸卷走了来这里躲避地震的所有人。佐藤告诉他，已经没有车去那里了，但她自告奋勇说可以开车带他去灾区走一遭。因为佐藤的丈夫参与了野蒜地区的重建工作，所以她几乎每周都要去那里一趟。男子拿出DV一路拍摄，说要带回东京“给孩子看看”。
旅游业遭到打击的远不止东北地区，据日本商务旅行株式会社（JBT）中国地区负责人吕萍介绍，2010年该公司接待的中国赴日旅游团队和个人约6000人，在大地震和核辐射的影响下，2011年的数字变成了1000人。根据吕萍对自己公司的统计，震前去东北地区旅游的中国人原本就不多，在震后“100%没有”。
一年之后，地震、海啸和核灾对日本的打击远未结束，一系列新的、连环的内伤仍在酝酿着进入日本人的生活。东北大学上野教授说：“如果只是个地震，或者海啸，大家的反应都不会这么复杂，我们都是愿意支持灾区的。但是因为核辐射，我们都有很深的担忧。我想支援你，但我们不敢买你的东西。”
他介绍称，有段时间，东北地区的水果和海产品在东京售卖竟引起公愤，东京人的理由是：你们既然知道这些是受辐射影响地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为什么还要拿到我们这里来卖？“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上野无奈地说道。
对上野而言，生活早已恢复了常态，只是比原来更乏味了些：夏天不能去海边游泳了，海啸摧毁了东北地区的海滩；电视里旷日持久关于地震的苦情报道，以及媒体铺天盖地对“绊”（2011年日本年度汉字，象征震后人们的牵挂和联系）字的宣传，也叫人腻味……只是，偶尔坐新干线经过福岛时，心里还是会紧张一下。“我也担心啊，但担心无济于事。人总是要死的。”
2月26日晚，上海理工大学学生赴日本大地震灾区访问团抵达福岛。这是自2011年“3·11”地震后，福岛迎接的第一批大规模访问团体。在欢迎仪式上，酒店董事长以一种严肃到紧张的神态认真聆听客人的发言，尽管那充满中国式客气的讲话里并无太多实质内容。
日本人极其重视外人的评价。在公开场合，他们会说“你们到福岛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但私下里，他们仍会留意客人触碰福岛的每一个细节。访问者一句简单的“加油福岛”，也会激起主人良久而用力的掌声。
“福岛完了。”为大地震灾民服务已一年的中国志愿者刘沈（化名）这样说道。恐怕这是福岛人最不愿听到的话。刘沈毫不掩饰对福岛前景的悲观。纵使自去年3月11日以来，日本政府每天公布辐射数据，以及通过各种渠道不遗余力挽救福岛的声誉，但直到现在，即便在日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外地人仍然表示会避免购买产自福岛的食品。“坐火车经过那里时，心里也会咯噔一下。”日本东北大学副教授上野稔弘说。
在福岛县会津大学的校园里，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俞成（化名）表示：“3·11大地震后，对于全世界来说，日本是危险的，而对于日本来说，福岛就是危险的所在。”在这一年里，他很少见到来福岛旅游的外地人。
回不去的家园
积雪之下的福岛，像是在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冬眠。清晨，路面行人稀少，几个早起滑雪的少年夸张地张开双臂，朝迎面的车辆打着招呼。
上海理工大学学生访问团的目的地，是郡山市富田町若宫前应急临时住宅，这里距离福岛核电站约80公里。从去年6月开始，3000个60岁以上的福岛老人住在这里。“3·11大地震”前，他们都是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就搬了出来。住到这里之前，他们已经根据政府的指令换了三个地方，每次都离核电站更远一点。此前的安置点更为简易，他们睡通铺，水泥地上铺上纸箱，过道里也住满了人。
屋顶消融的雪水顺着屋檐噼啪作响，与工人们给安置房加固防风木板的叮当声相互呼应。从外观上看，这些安置房与中国汶川地震后的板房并无太大区别，只是更整洁、更舒适。访客们的脚步声惊动了关在门口笼子里的宠物狗，他们缩在墙角，发出低沉的呜咽。一所幼儿园前的检测仪器显示，这里的辐射值为0.153微西弗/小时。
82岁的角一宝和女儿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安置房里，齐备的家电和衣物，让狭小的空间显得更为局促。震前他是一名退休观光车驾驶员，住在离核电站不到十公里的双叶郡富冈町。现在，为了防止辐射物质进入室内，他们原来的房子被塑料布包裹了起来。离开时，角一宝几乎什么也没带，现在安置房里的家电，都是红十字会捐赠的。
安置房的时光，大约是老人们后半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没人知道还要在这里等多久。人们的预期先是一个月，后来变成半年，现在已经快满一年了。角一宝的感觉是，核电站的共同话题，倒是让原本并无多少联系的人们的感情更亲密了一些，邻里们谈论最多的便是何时能回家。
山区的寒冷冬天让这些平常生活在太平洋边上的居民颇感不适，但他们已经挺了过来。当被问及还要准备在这里待多久时，角一宝说：“可能是十年，也可能一直等下去。政府一点通知都没有，也没有时间表。”问及对政府是否失望，答也没有，因为对政府就没抱多少希望。“我们这个年纪，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回家。这也是生活下去的勇气。”当地灾民自治会会长西山俊一表示。
访问团团长、上海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江对日本灾民安置持认可态度，但对于重建前景并不乐观。“这些人是搬不回去了。”他说，“三十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附近现在还是不能住人。异地安置在日本不大可能，因为土地是私有的；中国虽然麻烦，但还容易解决，因为土地国有。”
在福岛县政府安排访问团参观一家食品厂时，观光厅官员正讲话时来了次三级小地震。看到台下听众的新鲜劲儿，讲话人多少有些得意。
福岛食品工业会长以一场漫长的讲话试图说服听众。他称，谣言是继地震、海啸和核辐射之后的第四大灾难。从去年6月开始，福岛县出面委托其他县的检测机构对县内的加工食品免费检测，以帮助企业解决巨额的检测费用。“谣言对我们的打击比地震还大，我们从心里希望有人这样做：回去告诉你的亲人和朋友，这里是安全的。”
显然，苦口婆心的说教效果有限。返程路上，访问团成员抱怨：“你想让大家相信你的食品是安全的，为什么不开放生产加工的环节让大家参观呢？”在食品厂门外的雪地上，访问团自带的仪器测出雪地上的辐射值为1.65微西弗/小时，这个数值已经超出了正常水平，也高于福岛政府公布的空气辐射值。
访问团的学生被要求“对这些数据要有自己的判断”。在总结会上，关于福岛竭力澄清安全的话题被引入经济学讨论。李江说：“为什么如此强调核辐射？因为日本是个外向型经济体，产品要外销，核辐射是致命的，企业拖不起。拖个一年半载东西卖不出去，企业会破产。当前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这是他们为什么急于消除这个观念，让你觉得安全的原因。”
核辐射让福岛人感到愤怒和沮丧，但在“3·11大地震”后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核电浪潮中，首当其冲的日本人却表现低调，他们在过去的生活轨道上继续运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萍认为，除却“3·11大地震”后百废待兴、去核化工作排不上日程等原因外，在法治国家日本，一个颁布的法律会得到无条件的遵守，只要没有被废除，人们就会服从它，这一点在日本具有高度共识。“从民众提出反对意见到最终修改，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及各种活动，才能取得结果，绝非领导人一两句话就可以改变的。”
废墟上的加工厂
从福岛一路向北约200公里，就是遭受“3·11”海啸袭击严重的气仙沼。从去年12月1日起，日本东北地区高速公路已免费开放。一路上不时会出现“震灾修复工事实施中”的标语，因地震而导致的凹凸不平的路面，至今仍没有完全修复。
在日本，东北地区人口稀少，经济以农业、畜牧业和渔业为主。东北与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曾有过宿怨。1868年戊辰战争中，政府军以少胜多，东北地区会津藩战死的3000人不允许被安葬，任其腐烂。会津人被称为“会贼”，居住地则被称为“白河以北一山百文”（意即一文不值的落后之地）。为灾区服务的志愿者刘沈认为，至今仍能感受到双方的对立情绪。民间的说法是，关东人看不起东北人，认为他们贫穷、淳朴、容易受骗，而东北人则认为关东人阴险狡诈。
但相较于东京的繁华，遭受震灾影响严重的东北地区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在岩手县古城一关，街道安静得像星期天的校园。商店橱窗里摆满了日本各时期的人偶造型，人们正忙于准备一年一度的3月3日女儿节。刘沈开玩笑说：“这里平时根本没外国人来，你们别吓着那些老头老太。”
似乎走出福岛，核辐射的阴霾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一关人对来自异国的访客充满惊异和好奇。除了街头一些来自震区民众手工业品的义卖外，这里几乎看不到“3·11”的痕迹，尽管这里距离福岛仅有100多公里。
一关以东50公里的宫城县气仙沼市，是遭受海啸破坏最严重的城市，这里在“3·11”期间经历了强震、水淹、火劫多重劫难，但民众的精神面貌却比福岛要好。在一处靠近临时安置房的饭馆街，气仙沼人小松和东京人品川，这对生意上的伙伴正在街上最有名的一家饭馆里开怀畅饮。
身为一家水产企业负责人的小松，不久前刚刚从安置点搬回老房子里。在海啸中，他的二层小楼被水泡坏。经过加固修缮，现在已经可以住人。他觉得，比起那些还住在安置点的人，自己是“幸运的”。现在正值日本大学的春假，但他不好意思让在东京上学的儿子回家。“家里这个样子怕他看到难受。”小松说。
在海啸中，小松所在公司被冲走了3000吨鱼，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气仙沼海边原来有100多个冷冻工厂，现在只剩下四五个。原先从事水产业的八万人现在大部分失去了工作，靠着国家的失业保险过活。少数人去外地开公司，但小松不愿离开这里。“幸好我们公司没倒闭，还可以慢慢恢复。”他说。
2011年6月，品川震后第一次来到气仙沼，当时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当地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到处是低落彷徨的情绪，大家没有主见。”品川觉得，现在跟那时候比，气仙沼人精神多了，酒吧也开业了，每个人又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我说：“你看我们都是一边笑一边说话。”
品川的妻子是中国苏州人，所以他也会说一些中文。问他日本还能不能回到震前的模样，他说：“你看二战我们战败了，但还是很快就成了发达国家，相信这次也会很快恢复元气。”他也承认，在精神上，那些失去家园的人“还是不能接受现实”。
谈到“3·11”对其影响。他说，现在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最幸福的。“过去也爱我老婆，但从来没说过，现在可以当面说出来。”地震时，在一个三层楼的楼顶，他跟同事一起呆了三天，和一群中国研修生避难，跟家人失去联系。三天后才被救，见到在医院工作的爱人，一把将其抱在怀里。
在气仙沼市弁天町，原先的一片鱼市场，在一年后仍是废墟，一只好奇心过剩的乌鸦对着轰隆作业的吊车大声嚷叫，似乎在告诫什么。各种动物尸体混合而成的灾难气味，在雪后的阳光里飘洒。仰天长吁的汽车残骸、钢筋、煤气罐和电线突兀地钻出地面，像一个崭新的春天把它们从海啸过后的淤泥中唤醒一般。
所有的垃圾都要被仔细分类，木头的归木头，金属的归金属。那些在海啸中猝然阵亡的汽车被喷漆编号，它们将被一一登记造册。
气仙沼人不吃近海的海鲜和本地的蘑菇，当然也不吃福岛的。在这个全日本最大的捕鲨业中心，一批新鲜的鲨鱼鳍晾晒在废墟清理后的空地上，它们取自数万只鲨鱼的身体。失去鱼鳍的鲨鱼已被抛入海中，等待它们的结局是血液流尽，沉尸海底。
困惑与内伤
刘沈在气仙沼和陆前高田市为安置点内的灾民服务，内容包括给灾民做饭，陪他们聊天等等。他的感受是，日本人有积极向上一面，但大多数人是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说着说着，就会哭起来，他们会问：将来怎么办？兄弟姐妹都死了。”
除此之外，灾民面临的困惑还有很多。有人索性不找工作，拿着每月大约一万元人民币的失业补助赌博。
在刘沈接触的灾民里，老人更愿意跟他聊天，年轻人却沉默许多。“有些人不苟言笑，只想一个人在屋里呆着，收集大量援助物资，这样让他觉得更有安全感。”
心理问题也是灾区面临的一大挑战，电视上每天都会播出免费心理咨询的电话，但很少有人主动寻求援助。灾区自杀事件层出不穷，有志愿者挨家挨户做调查时，一个男子拿刀冲出来冲他大吼：“要不你跟我一起死吧！”
在刘沈看来，日本东北部有梦想的年轻人都到东京等大城市工作去了，相比之下，中老年人显得更积极向上，因为他们经历过日本高速发展期的黄金阶段。“年轻人成长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彼时日本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他们没有什么梦想和野心，加上父母创造了很多财富，所以干脆就啃老。”
仙台以北的松岛是日本三景之一。3月1日，在松岛游览咨询处，向导佐藤女士介绍，现在游客大约是震前的十分之一。因为每位来咨询的外国游客都要登记，所以能通过记录大致了解景区人气。她翻开笔记本查询后说，以前每天有三十个左右，现在最多只有五六个，有时一个也没有。现在松岛的旅游正慢慢恢复，有一些日本游客，外国游客还是极少，核辐射的影响还是没有消除。
台湾、香港的朋友常会问她：“现在去东北旅游安全吗？你们吃什么东西？”佐藤说，台湾人对辐射问题尤为敏感。“其实我们也不敢吃福岛的食品，就算买一点蔬菜、蘑菇，也不敢给孩子和老人吃。”但另一方面，她也觉得福岛人“太可怜”。虽然报纸每天公布辐射值数据，但还是不能让人放心。“你们要学习我们的教训，不要用不了解的东西。”她指的是核电，“太危险了。”
有位东京男子来问佐藤，怎样去野蒜。那是松岛伸向太平洋的一个尖角，在海啸中受灾惨重。曾有一所被作为避难所的小学，突如其来的海啸卷走了来这里躲避地震的所有人。佐藤告诉他，已经没有车去那里了，但她自告奋勇说可以开车带他去灾区走一遭。因为佐藤的丈夫参与了野蒜地区的重建工作，所以她几乎每周都要去那里一趟。男子拿出DV一路拍摄，说要带回东京“给孩子看看”。
旅游业遭到打击的远不止东北地区，据日本商务旅行株式会社（JBT）中国地区负责人吕萍介绍，2010年该公司接待的中国赴日旅游团队和个人约6000人，在大地震和核辐射的影响下，2011年的数字变成了1000人。根据吕萍对自己公司的统计，震前去东北地区旅游的中国人原本就不多，在震后“100%没有”。
一年之后，地震、海啸和核灾对日本的打击远未结束，一系列新的、连环的内伤仍在酝酿着进入日本人的生活。东北大学上野教授说：“如果只是个地震，或者海啸，大家的反应都不会这么复杂，我们都是愿意支持灾区的。但是因为核辐射，我们都有很深的担忧。我想支援你，但我们不敢买你的东西。”
他介绍称，有段时间，东北地区的水果和海产品在东京售卖竟引起公愤，东京人的理由是：你们既然知道这些是受辐射影响地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为什么还要拿到我们这里来卖？“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上野无奈地说道。
对上野而言，生活早已恢复了常态，只是比原来更乏味了些：夏天不能去海边游泳了，海啸摧毁了东北地区的海滩；电视里旷日持久关于地震的苦情报道，以及媒体铺天盖地对“绊”（2011年日本年度汉字，象征震后人们的牵挂和联系）字的宣传，也叫人腻味……只是，偶尔坐新干线经过福岛时，心里还是会紧张一下。“我也担心啊，但担心无济于事。人总是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