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习大大”的新闻，中国当前政治的最大热点便是纪委的反腐消息。
　　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处长林飞近日在中纪委官网访谈时，提起一个关于党内纪检建设立法的细节。他回忆，2013年2月，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一条消息上做出批示，要求针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问题，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制度体系。
　　于是中办法规局就按照要求，提出“1 20”的制度设计框架，即制定1部关于厉行节约方面的综合性党内法规，出台20项与之配套的法规制度，涵盖公务差旅、因公出国、公务接待、预算管理、领导干部待遇等各方面。2013年11月中央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即是其中的“1”，其他的20项法规制度也已陆续出台，包括《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和《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等。
　　从这一细节中可知，分工上由中纪委主抓的作风廉政问题，也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常亲力亲为的重点领域。中纪委在元旦、春节、中秋和国庆等重要节点发通知，严禁用公款购买月饼贺卡、烟花爆竹等节礼的行为，看似琐碎，与上述习近平的要求和具体做法，颇有相似之处—貌似细节性问题，实则是开启了一连串的具体制度建设。
　　伴随着这场历时近两年、已经常态化的反腐运动，作为主要推动者的纪委系统已成为实质上最重要的政治部门之一，从系统内部和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位置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改变，并且这种变化将持续发生。

最重要政治部门

　　中国目前的几大政治部门中，由于正被系統性地重整，政法委的权能明显比以前缩小。组织部门的身影也很少见。与前任中组部长的高调创新相比，本届中组部部长赵乐际的新闻曝光率甚低。
　　一个背景是，面对频频被查的大量官员，许多人的基本想法是：上上下下、各个领域存在如此大规模的不合格官员，组织系统的选拔考核工作怎么改进？这明显使组织系统处于一个难言高调的状态。
　　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可以明显看出纪委系统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影响力的大大提高。这既包括非明文的权力含金量的上升，比如为了“不出事”，在同级党委中，纪委书记的话语权提高，还包括明文的提升，比如主要领导干部向上级纪委全会述廉述责并接受评议质询，许多地方的纪委书记在党委常委排名中更加靠前，干部选任要“一报告两评议”、用人责任离任检查等。
　　今年6月，中央出台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对纪检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纪检机构的全覆盖，主要领导的“主体责任”等，都是纪检体制改革有重大影响的内容。
　　在强势中纪委的情况下，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已取得明显效果。按照规定，查办腐败案件时的线索要向上级纪委汇报，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检部门为主的要求，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等。
　　纪委派驻机构的全覆盖和统一管理也正稳步推进，将逐步落实派驻纪检机构对中央机构、国家机关、央企、中央管的大的事业单位，派驻纪检机构的全覆盖，并改进省区市巡视工作，探索开展专项巡视，逐步实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如何监管“一把手”，一直是党内反腐的一大难题。全面落实党委在纪检工作中的主体责任，正是对地方主要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的一大制衡。按照规定，出事后，要实行“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者的责任，倒查有关党组织在执行组织纪律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倒查有关党组织主要领导是否履行了管理、监督之责，还要倒查有关党组织分管领导是否做到了抓早抓小、“一岗双责”。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以中央名义频频查处大案树立部门权威，并实现“全覆盖”的同时，纪委系统相对其他政治部门在权力格局中已取得极大优势，而由于双重领导、“一案双查”等规定，上级纪委在对下级党委面前的权威也明显加大。

打铁还需自身硬

　　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对内设机构进行了大的调整。通过人员和内部机构的调整，中央纪委精简掉了原来过于宽泛的职能，把125个议事协调机构清理至14个，把不该管的工作交还给主责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不再涉足一般行政部门的事务。同时整合内部综合室局，加强纪检监察业务的室局，纪检监察室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2个，占了27个内设机构的将近一半，直接从事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的人员增加了100多名，每个纪检监察室均加强了人员配备，并明确机构职责。
　　更重要的是，今年2月，中纪委在机构整合的过程中，专门成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负责，受理有关纪检监察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加强对纪检监察系统干部的监督，这被认为是中纪委加强自我监督的重要制度性保障，也表现出相关负责人对急剧增大的纪委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高度警惕。
　　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后，则多次提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对纪检监察干部要严格管理，防止“灯下黑”，并多次查处包括中央纪委和地方纪委在内的多名官员。
　　“交流”是防止权力和利益勾连常用的手段。一个数字是，中纪委机关今年以来已经交流轮岗了240多名干部。有消息称，中纪委马上还要再对一批长期在一个岗位上干了多年的干部进行交流轮岗。
　　通过以上种种下大力气严管队伍，对职级和机构的重新调整，使得纪委系统，尤其是中纪委自身成为一个强大的办案查案组织。
　　此时，对于纪委系统来说，一个问题就凸显出来，即现有的反腐方式本身是不是具有自我持续性。根据历史经验，纪委系统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很容易陷入“想监督就监督、不想监督就不监督”，高层领导重视就能监督好、不重视可能就监督不好的局面。
　　比如，梳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党内作风文件，可以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出于对某些不良问题的忧虑，都会出台一些非常类似的要求。但时过境迁，因为缺乏刚性的执行和监督，都很难长久执行下去。
　　从目前看，虽然做强纪检系统的内部自我监督在有主要领导强力推进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终究存在“上面”如果不再重视，则各种要求的执行可能软化前景的担忧。如何科学配备党内的监督系统，并同时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与整个社会的监督结合起来，可能是形成对执政党和政府持久有效监督的根本。
　　另一方面，在部分官员可谓闻纪委而色变的当前，拥有强大威慑力的纪委，自己的工作如何受到监督？虽然有内部的监察部门进行制衡，但毕竟缺乏更开放更有保障的他者的监督机制。如何监督监督者，始终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作为执政党内部的监督机构，如何将其执法行为纳入下一步要全面推进的依法治国的范畴，也是一大挑战。
　　毫无疑问，随着反腐风暴进入下半场，纪委系统也将迎来对自己更真实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