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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克拉玛依土地上的人，都是勇敢的人，都是有决心为祖国创造奇迹的人！”回首波澜壮阔、战天斗地的石油人生，在克拉玛依工作生活六十四年的张毅这样说。
张毅曾经担任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工程师、党委书记、局长，后兼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回顾一生，这位石油战线的老将颇为自得，回忆起来全是骄傲与自豪。
转眼间，张毅来克拉玛依已六十四年。
张毅是内蒙古人，1951年9月分配至独山子中苏石油公司，四年后，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发现时，29岁的张毅已经完成了从大学生到石油技术工人的人生蜕变。
“最荒凉的地方，竟然找到了最丰富的石油资源！”对于刚刚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张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他浑身带劲儿的好消息。
在张毅面前，一个天高地阔的石油舞台拉开大幕。
第一志愿：新疆
张毅是新中国第一批输送到大西北石油战线的大学生。
1951年8月2日，刚刚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毕业的张毅从西安转乘汽车，与西北局调往新疆的一批老干部一起，长途跋涉赶往新疆。
“当时我有慢性盲肠炎，老干部优待我，让我坐到最前面，我的脚正好踏在驾驶室的顶端。”几十年后，张毅身上全然没有了早期知识分子的气质，为石油而战的一生重塑了他的性格。在幽静的办公室，他端坐在沙发一角，点上烟，隔着缭绕的烟雾和悠久的岁月，几十年前出征的一幕恍如眼前。
他们坐的是一辆老旧的大道奇，车厢里塞满了行李。西北局领导怕他们到了边疆饿肚子，装了一车厢的面粉，此外就是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铺盖卷儿、书籍。
“那时候真把我们当宝贝蛋了！”张毅笑着说。
毕业前夕，华北地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被召集到北京学习，整个加起来也就几百人。中央领导亲自给上课，朱德、陈毅、郭沫若、蔡畅等都来做过专题报告。朱德副主席在报告中说：“祖国大江南北一片欣欣向荣，大西北辽阔的疆域期待着你们去开发、建设，盼望着你们去发展、壮大！”
集训半个月后，放了一天假，每个大学生发了个牌牌，可以免费逛北京的任何公园。趁这个机会，张毅跟同学到北海公园划了船。
在悠远的记忆深处，那是他一生岁月中无比短暂而美好的瞬间。“我这一生惟一一次在北海划船，就是那一年。”张毅说。
那个年代，大学生都以哪里艰苦去哪里为荣。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系历史悠久，在全国颇负盛名。石油钻采专业是建国后新增的专业，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那时候大学生不多，更何况是石油专业的。张毅以第一志愿分配到新疆中苏石油公司。
1951年9月9日，他们抵达乌鲁木齐，受到了新疆军区的盛情款待。“王震等军区领导都来了，我们真是受宠若惊啊。”
当时中苏石油公司总部设在独山子，干部处中方处长黎岚亲自赶到乌鲁木齐来接人。出发前，先给每人发了50元新疆币（相当于现在两三千元人民币）。
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令张毅兴奋不已。刚到新疆的穷学生一下子变阔气了，他买了两本俄语工具书，买了件卡衣（皮夹克），买了一把玻璃牙刷（透明的塑料牙刷）和一包牙膏。“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玻璃牙刷和牙膏，现在说起来都成笑话了。”
1951年9月12日，张毅和同学们坐上一辆敞篷卡车，从乌鲁木齐赶往独山子报到。
当工人那几年
“当工人那几年，我思想境界提高最大。”张毅感慨万千地说。虽然在钻井队吃了不少苦头，但正是从那时起，他将“石油”二字深深刻进了自己的生命里。
1950年9月，中苏两国谈判达成协议，组建我国石油工业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合资公司三大任务除了查明新疆石油资源情况、增加石油产量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培养石油工业干部”。张毅他们自然成为苏联专家的重点培养对象。
但是，按照苏联人的制度，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当工人。
1951年9月18日零点，这个时间在张毅脑海里犹如刀刻一样清晰。这天晚上，他正式走上石油钻井工人的岗位，开始在独山子23号井上零点班（相当于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没想到第一天上班，就闹了笑话。班里一个汉族工人也没有，領班（钻井班长）布里吉克是苏联人，其余清一色是维吾尔族工人。领班让张毅去拿个撬棍，俄语是“郎姆”，可顺着他指的方向，张毅看到几把榔头。“我就拿了一把榔头—‘古瓦噶’（俄语），气得领班直骂人，但我一句也没听懂。”张毅笑着说。
所幸，维族工人肉孜·阿尤甫懂得汉语，成了他的翻译。
当时中苏石油公司创建不久，矿区的生产和生活设施十分简陋。“一间大房子睡十几个人，挤得很，我们三个人挤两个铺位，铺盖卷都铺不开。还好，因为三班倒，总有一个上夜班，所以我们都很满意了。”
钻井队的工作是从场地工开始的，捞沙子、搅拌泥浆、打扫井场、连接钻杆节头……阿尤甫常对张毅说的一句维吾尔族俗话，是“常走的路快，常唱的歌熟”。他时常鼓励张毅，“好样的‘江一’（张毅），干好场地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些话，张毅默默记在心里。
如今阿尤甫已去世十几年了，每年古尔邦节，张毅都要去给他的家人拜年。“他是我的师傅。”张毅说。
1952年，准噶尔盆地拉开大规模石油钻探的帷幕。张毅跟着钻井队在野外四处转战，足迹踏遍天山南北的沙漠戈壁、雪域草原。
那是新疆石油工业取得初步发展的一年。转战到60号井的时候，张毅已经能听懂俄语了。在苏联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他连最复杂的老式钻机5243也操作得颇为熟练。
那时候，独山子的冬天格外寒冷，到2月份，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有一个工人骑马从奎屯到独山子，就在马背上冻死了。晚上上班的工人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穿着羊皮袄，套着毡筒，仍觉得寒风刺骨。
“那几年，我的形象比天津的码头工人、拉地排车的工人脏多了，满手都是硬茧子，脏得一塌糊涂。下了班根本顾不上洗漱，先吃饭。”短短几年，张毅把大学里塑造的那个自己远远抛在脑后了，活脱脱成了一名钻井工！ 这段经历增加了张毅对一线工人们的真实情感，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他始终不忘工人的疾苦。
石油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1955年元旦，苏方将中苏石油公司股权移交中国，新疆石油公司成立。张毅从钻井队调到了矿务局，开始接触采油和炼油，进入石油工業上下游一整套系统。
“黑油山油田是在对油田评价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发现的。”张毅回忆道。“那时候我们是百分之百听苏联专家的话，苏联人的找油理论是‘溜边转，找鸡蛋，见了构造就打钻。’鸡蛋指‘含油的地质构造’。事实上，油藏是多种多样的，构造只是其中的一种。”张毅说。
苏联专家大部分撤回国之后，独山子矿务局派遣一个井队去黑油山地区打一口探井，张毅负责该井的钻进设计和套管设计。
“1955年10月23日，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完井通油，10月29日成功出油。”1号井喷出的强劲的工业油流淹没了所有的争议，矿务局提出“紧缩独山子，大上黑油山”的勘探规划。1956年5月1日，黑油山油田正式命名为克拉玛依油田。
从独山子转到克拉玛依，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开始了。
1956年8月31日，张毅从独山子调到克拉玛依，担任矿务局生产技术科长。当晚，克拉玛依矿务局成立大会在黑油山举行，可迎接他们的是一场12级大风。“帐篷全都刮跑了，10吨的大拖拉上面装满了拉油的油桶，大风把车上的绳子也刮松了，一时之间，空桶满天飞。第二天一个油桶也找不到了。”那天的景象，一直烙在张毅的脑海中。
就是从那天开始，他们似乎整天都在跟风搏斗。戈壁滩上三天一场小风，五天一场大风。经常是一场大风席卷而至，第二天钻井队工人回来，帐篷也找不到了，铺盖也找不到了。即使这样，钻井工作没有停，工人照样上工队。
“当时最困难的还不是大风严寒，最困难的是喝水问题。”张毅记得一位安装井架的机械师在井上工作，经常喝不上水，实在没办法就喝井里头的硫化氢水，硫化氢水一股子臭鸡蛋味，喝了以后拉肚子，就那样他还坚持工作。
“我们洗脸刷牙全部用硫化氢水，就这还得节省着用。”张毅说。只有在吃饭时，每人才能分到一茶缸饮用水。
后来，矿务局从小拐苇湖往克拉玛依引来了水，但克拉玛依发展太快了，人员急剧膨胀，1956年4月，黑油山工人已经从1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用水还是紧张的很。
张毅他们在生产技术科后面用小钻机打了100多米，打出水来，大家欢欣鼓舞，捧起水就往嘴里送。结果，又咧着嘴往外吐—水是咸的！咸水也比没水强，他们用这水洗衣服。
那时候，全国掀起支援克拉玛依油田、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潮。有了人烟，克拉玛依开始有了一点生气。帐篷、地窝子、木板房在黑油山脚下整齐地排列着。每当夜幕降临，远处井架的灯光一串串闪烁着，操着各种方言的人们发出阵阵欢乐的笑声……
正如艾青后来写的诗歌一样：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张毅时时处处感受着这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石油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他感叹道。
跨国师徒情
在油田早期建设过程中，张毅最难以忘怀的是石油工人奋不顾身、努力拼搏的创业精神。当时由于设备落后，加上发展太快，大多数工人都是未经培训的新工人。
“牺牲了不少同志。”张毅感叹道。
有几次，张毅也差点把命搭上了。
1956年，大部分的苏联专家都回国了，留下的苏联专家成为油田公司的技术顾问。张毅和技术顾问米哈伊洛夫一起处理油田生产中的各种事故。当时2号井的喷水口被沙石堵死了，要重新换闸门。因为气温低，其中一个十五六米高的循环立管冻住了，要卸下来用火烤。螺丝松开后仍卸不下来，米哈伊洛夫就去拿撬杠。
“这个时候大家一晚上都没睡觉了，我回去吃了个饭，昏头昏脑来了。一看米哈伊洛夫正在那儿撬管子呢，就朝他走过去。”张毅刚走到管桥上，立管的卡子崩断了，十五六米的钢管朝他砸下来。眼看就要打到他的头了。张毅“蹦”地一下从管桥上跳了下去，钢管砸在管桥上。现场的水泥车司机吓得直吐舌头：“哎呀，你捡了条命！”
还有一次，张毅在井喷现场组织工人关井，高压水层喷上来的水含有硫化氢，到井口就挥发成有毒气体。他只顾着指挥工人轮流进入正在喷涌的井口，把自己忘在里面了。
“我感觉有点憋气，就啥都不知道了。”工人把他从泥浆水里拖出来，抬到沙包上，给他做人工呼吸。下午五六点钟，他苏醒了，问：“我怎么到了这个地方？”
张毅处理井喷事故的经验是在独山子工作期间积累起来的。在苏联总工程师阿廖提诺夫手把手的指导下，张毅练就了一身硬功夫：井喷了，他能制服；钻头在井内卡住了，他也能排除；走上钻台贴近钻杆听一听，他就能断定钻头大概钻到了什么地层……
张毅至今念念不忘自己的恩师。“他不光是专家、老师，还是我的长辈，亲密的长辈。”与阿廖提诺夫的合影，张毅一直珍藏多年，“文革”期间很多老照片都烧毁了，惟独与阿廖提诺夫的合影他舍不得烧，“反正谁都知道我是从中苏石油公司过来的”。
阿廖提诺夫回国以后，张毅负责处理克拉玛依的井喷事故。“到井场先要把井喷的情况看仔细，心里有把握了，一定要跟工人开会，请工人发言。谁提的意见和我想的一致了，我就说‘就按他的意见办！’这样工人在处理事故当中就很自觉主动。”这是张毅独特的经验。
在战争当中学习战争
1961年，克拉玛依的原油产量以每年30%的速度递减，这种局面持续到1963年。此时，经历了早期油田勘探开发艰苦工作环境和复杂地质地层情况的考验，张毅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石油技术专家。对他来说，油田调整大会战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检验。
油田调整碰到第一个难题是注水。随着开采时间的增长，油层能量不断被消耗，致使油层压力下降，油田产量减少，甚至会停喷停产，造成地下残留大量死油采不出来，必须对油田进行注水。“当时谁也没搞过注水，我正在搞钻井指挥，把我调到采油处抓注水，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只能在干中学。” 后来注采一体化了，张毅又连采油带注水带井下作业一块儿干。这里面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完成大量的油水井修理作业。采油厂流传着“大修大减产，小修小减产”的说法，张毅带人到井队蹲点，很快找到了修井减产的原因。他总结形成的“快速修井作业法”，使油田修井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来成为油田长期沿用的施工模式。
1965年，克拉玛依的原油产量走出低谷。
“那时候，新疆石油工业发展过程中，碰到最困难的时候，组织都是把我拿出来打头阵，我就老老实实在实践当中学习，在战争当中学习战争。”
张毅大学时代的理想是当一名总工程师，参加工作以后，他早已把这个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觉得那个总工程师离我遥远的很，关键是把眼前的工作干好。就这样，给什么工作就把什么工作干好，干着干着突然就被提拔了。”
张毅笑着说，每次提拔都是小台阶，如果要说坐火箭的话，就是从管理局的主任工程师、总调度师，一步提成管理局的总工程师。“那一次有点坐火箭的意思。”
1965年2月，按照《工业七十条》大型企业由国务院任命总工程师的规定，张毅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工程师。这位埋头苦干的实干家第一次有了美梦成真的幸福感。
然而，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文革”席卷而至。
硬邦邦的考验
“‘文革’期间对我最大的考验，就是‘敢不敢说实话，敢不敢实事求是’，我经受住了这个考验，硬硬邦邦的！”提起那段灰暗的岁月，张毅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坚毅，神情像一个打不倒的钢铁战士。
那时候，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靠边站了，机关瘫痪，大多数职工都陷入两派斗争之中。军管会要選生产指挥，结果两派都选张毅，他的票数比矿务局一把手秦峰还多。
担任了生产指挥部工业组组长，张毅负责全局生产，一头扎进生产管理中。但是，他并未逃脱“文革”的磨难。当时，钻井处的多数派把他叫到白碱滩交代问题，让他写揭发秦峰的材料。他熬到半夜也没写出来，惹恼了斗批改小组，四五个人挥起拳头就上来了。
张毅一边往后退，一边说：“我说两句话，说完你们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他义正言辞地说：“现在是两派，如果我迎合你们的口味打倒秦峰，将来另一派把我拉去，我怎么办？我又拥护秦峰。能说明什么问题？只说明我张毅是个两面派。我不当这个两面派！”说完，对方似乎听懂了，一股凶劲儿没有了，便对他说，“你交待你的问题！明天开你的批判会！”
第二天，在钻井处召开批判张毅大会，可他刚交待完自己的问题，军管会就来电话要人了—生产没人管啊！
闹剧一样的日子，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文革’中，我始终坚持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观点，两派都想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都婉言谢绝了。”但是，如何处理工作当中的派性问题，调动互相对立的两派职工生产积极性，张毅倒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向工人规定，“工作时间不谈两派的问题”。
合理“不合法”的事情
“文革”结束后，张毅全面负责油田管理局的工作，担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后兼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那时候，各个单位都建起了生活基地，油田职工的生活也渐渐有了改善。“张书记当时规定，古尔邦节要保证每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家庭有一只羊，由单位集体采购发给职工。所以节前一个月，都要到阿尔泰、塔城去调羊、买羊。”一位老石油人回忆道。
一些困难时期调走的职工纷纷要求回来。“凡是要求回来的我都批准回来，因为他们对新疆石油有感情嘛。”张毅说。
1984年，张毅到基层调研时意识到，“国家大政方针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提出石油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管理局不能光一头扎到勘探开发中，应该发展下游。”
从这一年开始，克拉玛依大规模扩建独山子和克拉玛依炼油厂，为西北最大的乙烯工程最终落户独山子奠定了基础。
但乙烯工程的上马却历经波折。
乙烯工程开始时，张毅给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写了报告，报告很快获批。结果石油部部长唐克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第一说我是讨好自治区，不顾石油部，第二拿王震大帽子压他，第三是好高骛远，你把你的勘探开发搞好就行了，搞什么石油化工？”项目报告在北京绕了一大圈，最终被打了回来。
“但我不死心，独山子炼油厂厂长杨生汉也不死心。”几经波折，张毅争取到自治区宋汉良书记和石油部另一位领导的支持，独山子14万吨乙烯工程的项目最终获得国家批准。
项目尚未完全批下来时，张毅采纳杨生汉的建议，提前招了两届高中毕业生，送到大专院校培训，培训之后又送到已经投产的乙烯厂实习。
“独山子14万吨乙烯投产特别顺利，关键问题就是超前培训，要是等项目批下来再搞，那黄花菜也凉了。”张毅斩钉截铁地说。
为石油而战的一生赋予他一股子劲儿：看准了，就狠下心，似乎把什么困难都不放在眼里。“我跟杨生汉同志那个时候一唱一和，干了好多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合理就是对生产有利，不合法就是没有经过什么手续批准。反正我俩有老主意，第一我们自己不装腰包，第二我们干的事情确实对国家对社会有利。”
1990年，张毅从管理局交班后，一头扎进乙烯工程建设中，直到1998年才从乙烯项目上退下来。
“现在独山子建起了100万吨的大乙烯，1000万吨的炼油，在全国都是顶大的！如果当时不搞乙烯，光搞炼油，那独山子老百姓就苦了，对克拉玛依的发展也将是很大的损失。”张毅不无得意地说。
自豪、内疚与慈爱
88岁的张毅至今仍担任着克拉玛依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他每天要到离家不远的办公室转一圈，上上网，看看新闻，做做笔记。偶尔也会跟年轻人杀一盘象棋。
回顾一生，这位石油战线的老将颇为自得，回忆起来全是骄傲与自豪。
但和许多第一代创业者一样，他内心惟一内疚的是：那个年代工作任务太重，家庭完全顾不上。
上世纪60年代末，张毅妻子患病，长年卧床。家里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无暇旁顾，一心扑在油田第一线。10岁的大女儿帮他撑起了这个家，既要照顾母亲，又要照顾一双弟妹。
“1992年，替他当了二十年家的大女儿去世，对张书记打击很大。”一位老工人向记者讲述了张毅的家庭情况。
“老伴儿1972年就去世了，当时三个孩子还小，我不能常在家，再找一个老伴儿，怕孩子受罪。那时候给我介绍对象的太多了，我都谢绝了。我硬是为了保护孩子，不再考虑这件事了。所以，我跟孩子的感情很不一般。”说这话时，张毅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慈爱。
很多石油职工退休后选择回到故乡养老，张毅从没想过离开克拉玛依。他爱这里的一切，就连戈壁滩上的一个石头蛋子他都觉得亲。这是他用双手在戈壁滩上建起的一座城市。
站在克拉玛依的土地上，他怎么舍得离开？！
张毅曾经担任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工程师、党委书记、局长，后兼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回顾一生，这位石油战线的老将颇为自得，回忆起来全是骄傲与自豪。
转眼间，张毅来克拉玛依已六十四年。
张毅是内蒙古人，1951年9月分配至独山子中苏石油公司，四年后，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发现时，29岁的张毅已经完成了从大学生到石油技术工人的人生蜕变。
“最荒凉的地方，竟然找到了最丰富的石油资源！”对于刚刚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张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他浑身带劲儿的好消息。
在张毅面前，一个天高地阔的石油舞台拉开大幕。
第一志愿：新疆
张毅是新中国第一批输送到大西北石油战线的大学生。
1951年8月2日，刚刚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毕业的张毅从西安转乘汽车，与西北局调往新疆的一批老干部一起，长途跋涉赶往新疆。
“当时我有慢性盲肠炎，老干部优待我，让我坐到最前面，我的脚正好踏在驾驶室的顶端。”几十年后，张毅身上全然没有了早期知识分子的气质，为石油而战的一生重塑了他的性格。在幽静的办公室，他端坐在沙发一角，点上烟，隔着缭绕的烟雾和悠久的岁月，几十年前出征的一幕恍如眼前。
他们坐的是一辆老旧的大道奇，车厢里塞满了行李。西北局领导怕他们到了边疆饿肚子，装了一车厢的面粉，此外就是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铺盖卷儿、书籍。
“那时候真把我们当宝贝蛋了！”张毅笑着说。
毕业前夕，华北地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被召集到北京学习，整个加起来也就几百人。中央领导亲自给上课，朱德、陈毅、郭沫若、蔡畅等都来做过专题报告。朱德副主席在报告中说：“祖国大江南北一片欣欣向荣，大西北辽阔的疆域期待着你们去开发、建设，盼望着你们去发展、壮大！”
集训半个月后，放了一天假，每个大学生发了个牌牌，可以免费逛北京的任何公园。趁这个机会，张毅跟同学到北海公园划了船。
在悠远的记忆深处，那是他一生岁月中无比短暂而美好的瞬间。“我这一生惟一一次在北海划船，就是那一年。”张毅说。
那个年代，大学生都以哪里艰苦去哪里为荣。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系历史悠久，在全国颇负盛名。石油钻采专业是建国后新增的专业，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那时候大学生不多，更何况是石油专业的。张毅以第一志愿分配到新疆中苏石油公司。
1951年9月9日，他们抵达乌鲁木齐，受到了新疆军区的盛情款待。“王震等军区领导都来了，我们真是受宠若惊啊。”
当时中苏石油公司总部设在独山子，干部处中方处长黎岚亲自赶到乌鲁木齐来接人。出发前，先给每人发了50元新疆币（相当于现在两三千元人民币）。
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令张毅兴奋不已。刚到新疆的穷学生一下子变阔气了，他买了两本俄语工具书，买了件卡衣（皮夹克），买了一把玻璃牙刷（透明的塑料牙刷）和一包牙膏。“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玻璃牙刷和牙膏，现在说起来都成笑话了。”
1951年9月12日，张毅和同学们坐上一辆敞篷卡车，从乌鲁木齐赶往独山子报到。
当工人那几年
“当工人那几年，我思想境界提高最大。”张毅感慨万千地说。虽然在钻井队吃了不少苦头，但正是从那时起，他将“石油”二字深深刻进了自己的生命里。
1950年9月，中苏两国谈判达成协议，组建我国石油工业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合资公司三大任务除了查明新疆石油资源情况、增加石油产量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培养石油工业干部”。张毅他们自然成为苏联专家的重点培养对象。
但是，按照苏联人的制度，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当工人。
1951年9月18日零点，这个时间在张毅脑海里犹如刀刻一样清晰。这天晚上，他正式走上石油钻井工人的岗位，开始在独山子23号井上零点班（相当于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没想到第一天上班，就闹了笑话。班里一个汉族工人也没有，領班（钻井班长）布里吉克是苏联人，其余清一色是维吾尔族工人。领班让张毅去拿个撬棍，俄语是“郎姆”，可顺着他指的方向，张毅看到几把榔头。“我就拿了一把榔头—‘古瓦噶’（俄语），气得领班直骂人，但我一句也没听懂。”张毅笑着说。
所幸，维族工人肉孜·阿尤甫懂得汉语，成了他的翻译。
当时中苏石油公司创建不久，矿区的生产和生活设施十分简陋。“一间大房子睡十几个人，挤得很，我们三个人挤两个铺位，铺盖卷都铺不开。还好，因为三班倒，总有一个上夜班，所以我们都很满意了。”
钻井队的工作是从场地工开始的，捞沙子、搅拌泥浆、打扫井场、连接钻杆节头……阿尤甫常对张毅说的一句维吾尔族俗话，是“常走的路快，常唱的歌熟”。他时常鼓励张毅，“好样的‘江一’（张毅），干好场地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些话，张毅默默记在心里。
如今阿尤甫已去世十几年了，每年古尔邦节，张毅都要去给他的家人拜年。“他是我的师傅。”张毅说。
1952年，准噶尔盆地拉开大规模石油钻探的帷幕。张毅跟着钻井队在野外四处转战，足迹踏遍天山南北的沙漠戈壁、雪域草原。
那是新疆石油工业取得初步发展的一年。转战到60号井的时候，张毅已经能听懂俄语了。在苏联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他连最复杂的老式钻机5243也操作得颇为熟练。
那时候，独山子的冬天格外寒冷，到2月份，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有一个工人骑马从奎屯到独山子，就在马背上冻死了。晚上上班的工人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穿着羊皮袄，套着毡筒，仍觉得寒风刺骨。
“那几年，我的形象比天津的码头工人、拉地排车的工人脏多了，满手都是硬茧子，脏得一塌糊涂。下了班根本顾不上洗漱，先吃饭。”短短几年，张毅把大学里塑造的那个自己远远抛在脑后了，活脱脱成了一名钻井工！ 这段经历增加了张毅对一线工人们的真实情感，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他始终不忘工人的疾苦。
石油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1955年元旦，苏方将中苏石油公司股权移交中国，新疆石油公司成立。张毅从钻井队调到了矿务局，开始接触采油和炼油，进入石油工業上下游一整套系统。
“黑油山油田是在对油田评价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发现的。”张毅回忆道。“那时候我们是百分之百听苏联专家的话，苏联人的找油理论是‘溜边转，找鸡蛋，见了构造就打钻。’鸡蛋指‘含油的地质构造’。事实上，油藏是多种多样的，构造只是其中的一种。”张毅说。
苏联专家大部分撤回国之后，独山子矿务局派遣一个井队去黑油山地区打一口探井，张毅负责该井的钻进设计和套管设计。
“1955年10月23日，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完井通油，10月29日成功出油。”1号井喷出的强劲的工业油流淹没了所有的争议，矿务局提出“紧缩独山子，大上黑油山”的勘探规划。1956年5月1日，黑油山油田正式命名为克拉玛依油田。
从独山子转到克拉玛依，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开始了。
1956年8月31日，张毅从独山子调到克拉玛依，担任矿务局生产技术科长。当晚，克拉玛依矿务局成立大会在黑油山举行，可迎接他们的是一场12级大风。“帐篷全都刮跑了，10吨的大拖拉上面装满了拉油的油桶，大风把车上的绳子也刮松了，一时之间，空桶满天飞。第二天一个油桶也找不到了。”那天的景象，一直烙在张毅的脑海中。
就是从那天开始，他们似乎整天都在跟风搏斗。戈壁滩上三天一场小风，五天一场大风。经常是一场大风席卷而至，第二天钻井队工人回来，帐篷也找不到了，铺盖也找不到了。即使这样，钻井工作没有停，工人照样上工队。
“当时最困难的还不是大风严寒，最困难的是喝水问题。”张毅记得一位安装井架的机械师在井上工作，经常喝不上水，实在没办法就喝井里头的硫化氢水，硫化氢水一股子臭鸡蛋味，喝了以后拉肚子，就那样他还坚持工作。
“我们洗脸刷牙全部用硫化氢水，就这还得节省着用。”张毅说。只有在吃饭时，每人才能分到一茶缸饮用水。
后来，矿务局从小拐苇湖往克拉玛依引来了水，但克拉玛依发展太快了，人员急剧膨胀，1956年4月，黑油山工人已经从1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用水还是紧张的很。
张毅他们在生产技术科后面用小钻机打了100多米，打出水来，大家欢欣鼓舞，捧起水就往嘴里送。结果，又咧着嘴往外吐—水是咸的！咸水也比没水强，他们用这水洗衣服。
那时候，全国掀起支援克拉玛依油田、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潮。有了人烟，克拉玛依开始有了一点生气。帐篷、地窝子、木板房在黑油山脚下整齐地排列着。每当夜幕降临，远处井架的灯光一串串闪烁着，操着各种方言的人们发出阵阵欢乐的笑声……
正如艾青后来写的诗歌一样：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张毅时时处处感受着这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石油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他感叹道。
跨国师徒情
在油田早期建设过程中，张毅最难以忘怀的是石油工人奋不顾身、努力拼搏的创业精神。当时由于设备落后，加上发展太快，大多数工人都是未经培训的新工人。
“牺牲了不少同志。”张毅感叹道。
有几次，张毅也差点把命搭上了。
1956年，大部分的苏联专家都回国了，留下的苏联专家成为油田公司的技术顾问。张毅和技术顾问米哈伊洛夫一起处理油田生产中的各种事故。当时2号井的喷水口被沙石堵死了，要重新换闸门。因为气温低，其中一个十五六米高的循环立管冻住了，要卸下来用火烤。螺丝松开后仍卸不下来，米哈伊洛夫就去拿撬杠。
“这个时候大家一晚上都没睡觉了，我回去吃了个饭，昏头昏脑来了。一看米哈伊洛夫正在那儿撬管子呢，就朝他走过去。”张毅刚走到管桥上，立管的卡子崩断了，十五六米的钢管朝他砸下来。眼看就要打到他的头了。张毅“蹦”地一下从管桥上跳了下去，钢管砸在管桥上。现场的水泥车司机吓得直吐舌头：“哎呀，你捡了条命！”
还有一次，张毅在井喷现场组织工人关井，高压水层喷上来的水含有硫化氢，到井口就挥发成有毒气体。他只顾着指挥工人轮流进入正在喷涌的井口，把自己忘在里面了。
“我感觉有点憋气，就啥都不知道了。”工人把他从泥浆水里拖出来，抬到沙包上，给他做人工呼吸。下午五六点钟，他苏醒了，问：“我怎么到了这个地方？”
张毅处理井喷事故的经验是在独山子工作期间积累起来的。在苏联总工程师阿廖提诺夫手把手的指导下，张毅练就了一身硬功夫：井喷了，他能制服；钻头在井内卡住了，他也能排除；走上钻台贴近钻杆听一听，他就能断定钻头大概钻到了什么地层……
张毅至今念念不忘自己的恩师。“他不光是专家、老师，还是我的长辈，亲密的长辈。”与阿廖提诺夫的合影，张毅一直珍藏多年，“文革”期间很多老照片都烧毁了，惟独与阿廖提诺夫的合影他舍不得烧，“反正谁都知道我是从中苏石油公司过来的”。
阿廖提诺夫回国以后，张毅负责处理克拉玛依的井喷事故。“到井场先要把井喷的情况看仔细，心里有把握了，一定要跟工人开会，请工人发言。谁提的意见和我想的一致了，我就说‘就按他的意见办！’这样工人在处理事故当中就很自觉主动。”这是张毅独特的经验。
在战争当中学习战争
1961年，克拉玛依的原油产量以每年30%的速度递减，这种局面持续到1963年。此时，经历了早期油田勘探开发艰苦工作环境和复杂地质地层情况的考验，张毅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石油技术专家。对他来说，油田调整大会战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检验。
油田调整碰到第一个难题是注水。随着开采时间的增长，油层能量不断被消耗，致使油层压力下降，油田产量减少，甚至会停喷停产，造成地下残留大量死油采不出来，必须对油田进行注水。“当时谁也没搞过注水，我正在搞钻井指挥，把我调到采油处抓注水，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只能在干中学。” 后来注采一体化了，张毅又连采油带注水带井下作业一块儿干。这里面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完成大量的油水井修理作业。采油厂流传着“大修大减产，小修小减产”的说法，张毅带人到井队蹲点，很快找到了修井减产的原因。他总结形成的“快速修井作业法”，使油田修井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来成为油田长期沿用的施工模式。
1965年，克拉玛依的原油产量走出低谷。
“那时候，新疆石油工业发展过程中，碰到最困难的时候，组织都是把我拿出来打头阵，我就老老实实在实践当中学习，在战争当中学习战争。”
张毅大学时代的理想是当一名总工程师，参加工作以后，他早已把这个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觉得那个总工程师离我遥远的很，关键是把眼前的工作干好。就这样，给什么工作就把什么工作干好，干着干着突然就被提拔了。”
张毅笑着说，每次提拔都是小台阶，如果要说坐火箭的话，就是从管理局的主任工程师、总调度师，一步提成管理局的总工程师。“那一次有点坐火箭的意思。”
1965年2月，按照《工业七十条》大型企业由国务院任命总工程师的规定，张毅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工程师。这位埋头苦干的实干家第一次有了美梦成真的幸福感。
然而，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文革”席卷而至。
硬邦邦的考验
“‘文革’期间对我最大的考验，就是‘敢不敢说实话，敢不敢实事求是’，我经受住了这个考验，硬硬邦邦的！”提起那段灰暗的岁月，张毅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坚毅，神情像一个打不倒的钢铁战士。
那时候，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靠边站了，机关瘫痪，大多数职工都陷入两派斗争之中。军管会要選生产指挥，结果两派都选张毅，他的票数比矿务局一把手秦峰还多。
担任了生产指挥部工业组组长，张毅负责全局生产，一头扎进生产管理中。但是，他并未逃脱“文革”的磨难。当时，钻井处的多数派把他叫到白碱滩交代问题，让他写揭发秦峰的材料。他熬到半夜也没写出来，惹恼了斗批改小组，四五个人挥起拳头就上来了。
张毅一边往后退，一边说：“我说两句话，说完你们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他义正言辞地说：“现在是两派，如果我迎合你们的口味打倒秦峰，将来另一派把我拉去，我怎么办？我又拥护秦峰。能说明什么问题？只说明我张毅是个两面派。我不当这个两面派！”说完，对方似乎听懂了，一股凶劲儿没有了，便对他说，“你交待你的问题！明天开你的批判会！”
第二天，在钻井处召开批判张毅大会，可他刚交待完自己的问题，军管会就来电话要人了—生产没人管啊！
闹剧一样的日子，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文革’中，我始终坚持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观点，两派都想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都婉言谢绝了。”但是，如何处理工作当中的派性问题，调动互相对立的两派职工生产积极性，张毅倒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向工人规定，“工作时间不谈两派的问题”。
合理“不合法”的事情
“文革”结束后，张毅全面负责油田管理局的工作，担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后兼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那时候，各个单位都建起了生活基地，油田职工的生活也渐渐有了改善。“张书记当时规定，古尔邦节要保证每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家庭有一只羊，由单位集体采购发给职工。所以节前一个月，都要到阿尔泰、塔城去调羊、买羊。”一位老石油人回忆道。
一些困难时期调走的职工纷纷要求回来。“凡是要求回来的我都批准回来，因为他们对新疆石油有感情嘛。”张毅说。
1984年，张毅到基层调研时意识到，“国家大政方针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提出石油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管理局不能光一头扎到勘探开发中，应该发展下游。”
从这一年开始，克拉玛依大规模扩建独山子和克拉玛依炼油厂，为西北最大的乙烯工程最终落户独山子奠定了基础。
但乙烯工程的上马却历经波折。
乙烯工程开始时，张毅给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写了报告，报告很快获批。结果石油部部长唐克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第一说我是讨好自治区，不顾石油部，第二拿王震大帽子压他，第三是好高骛远，你把你的勘探开发搞好就行了，搞什么石油化工？”项目报告在北京绕了一大圈，最终被打了回来。
“但我不死心，独山子炼油厂厂长杨生汉也不死心。”几经波折，张毅争取到自治区宋汉良书记和石油部另一位领导的支持，独山子14万吨乙烯工程的项目最终获得国家批准。
项目尚未完全批下来时，张毅采纳杨生汉的建议，提前招了两届高中毕业生，送到大专院校培训，培训之后又送到已经投产的乙烯厂实习。
“独山子14万吨乙烯投产特别顺利，关键问题就是超前培训，要是等项目批下来再搞，那黄花菜也凉了。”张毅斩钉截铁地说。
为石油而战的一生赋予他一股子劲儿：看准了，就狠下心，似乎把什么困难都不放在眼里。“我跟杨生汉同志那个时候一唱一和，干了好多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合理就是对生产有利，不合法就是没有经过什么手续批准。反正我俩有老主意，第一我们自己不装腰包，第二我们干的事情确实对国家对社会有利。”
1990年，张毅从管理局交班后，一头扎进乙烯工程建设中，直到1998年才从乙烯项目上退下来。
“现在独山子建起了100万吨的大乙烯，1000万吨的炼油，在全国都是顶大的！如果当时不搞乙烯，光搞炼油，那独山子老百姓就苦了，对克拉玛依的发展也将是很大的损失。”张毅不无得意地说。
自豪、内疚与慈爱
88岁的张毅至今仍担任着克拉玛依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他每天要到离家不远的办公室转一圈，上上网，看看新闻，做做笔记。偶尔也会跟年轻人杀一盘象棋。
回顾一生，这位石油战线的老将颇为自得，回忆起来全是骄傲与自豪。
但和许多第一代创业者一样，他内心惟一内疚的是：那个年代工作任务太重，家庭完全顾不上。
上世纪60年代末，张毅妻子患病，长年卧床。家里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无暇旁顾，一心扑在油田第一线。10岁的大女儿帮他撑起了这个家，既要照顾母亲，又要照顾一双弟妹。
“1992年，替他当了二十年家的大女儿去世，对张书记打击很大。”一位老工人向记者讲述了张毅的家庭情况。
“老伴儿1972年就去世了，当时三个孩子还小，我不能常在家，再找一个老伴儿，怕孩子受罪。那时候给我介绍对象的太多了，我都谢绝了。我硬是为了保护孩子，不再考虑这件事了。所以，我跟孩子的感情很不一般。”说这话时，张毅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慈爱。
很多石油职工退休后选择回到故乡养老，张毅从没想过离开克拉玛依。他爱这里的一切，就连戈壁滩上的一个石头蛋子他都觉得亲。这是他用双手在戈壁滩上建起的一座城市。
站在克拉玛依的土地上，他怎么舍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