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是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当时巴西正在步履蹒跚地走出半封建的历史。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其他的新世界国家（如阿根廷和美国）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领导人时，巴西的统治者仍然是一位皇帝——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一位后裔。而且，奴隶制度在巴西仍然是合法的。
在19世纪中期，里约热内卢40%左右的人口是奴隶。在废除黑奴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潮流的过程中，奴隶们纷纷跑到里约热内卢来逃避种植园的生活。19世纪逃亡到里约热内卢的奴隶们形成了被称为“逃奴堡”的贫民窟，这就是棚户区的前身。皇帝佩德罗二世并不喜欢奴隶制度，但可能由于担心白人的政治抵制，他没有试图解放全国其他地区的奴隶。最后，在这位皇帝于1888年离开巴西之后，他的女儿以摄政者的身份签署了巴西的《解放宣言》，从而使巴西成为美洲地区最后一个结束奴隶制度的国家。第二年，在由于失去人力资本而强烈不满的寡头的支持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布拉干萨王朝的统治。
第一个真正的贫民窟并未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市内，而是出现在巴西东北部的贫困农村。作为一位巡回传教士和从前的废奴主义者，安东尼奥顾问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叫做卡努多的小镇。镇里的居民从前都是奴隶，他们从此开始了抗税斗争。到1895年，卡努多已经拥有了3万多人口。于是，安东尼奥拒绝纳税的行为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叛乱了。1896年，双方爆发了公开的战争，政府派出数千名士兵占领了这座小镇。在卡努多最终陷落之前，大约有1.5万人死于这场战争。
尽管巴西军队赢得了胜利，但极为吝啬的巴西政府却选择了拒绝支付军饷。士兵们做出的反应是在里约热内卢城外的山上建立自己的村庄，于不知不觉间模仿了他们刚刚击败的安东尼奥。这一棚户区变成了贫民区摩洛达普罗丹西亚。在后来的70年里，有成千上万的贫困农民来到里约热内卢，其中许多人是获得了自由的奴隶。破烂不堪的房屋也许看上去并不令人满意，但至少要比在种植园里为从前的主人劳动好得多。这些获得了自由的巴西奴隶也选择了充满希望的城市，而放弃了贫困的农村。
外国游客往往会将生活在里约热内卢的穷人与他们在其他地方见过的穷人（比如美国贫民区里的居民）进行对比，后者的生活条件无疑要好得多。但这种对比是错误的，这些贫民窟中的居民通常没有去洛杉矶生活的选择权。因此，应该把他们与外国游客基本上看不到的、生活在巴西农村地区的穷人进行对比。里约热内卢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但它与巴西东北部农村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称，90%的里约热内卢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但东北部农村地区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以上。
即使与最为悲惨的城市贫困人口相比，农村地区的情况通常仍然更为糟糕。
城市和城市化不仅与更加繁荣的物质有关。在较为贫穷的国家里，城市居民表示他们的生活也更为幸福。通过对25个较为贫困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万美元的国家的抽样调查，我得到了有关城市居民和非城市居民自我报告的幸福指数调查结果。我发现，表示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的城市居民所占比例较高的有8个国家，较低的则有7个国家。表示他们生活得非常不幸福的非城市居民所占比例较高的有16个国家，较低的则有9个国家。
与偏远地区不同的是，城市里的贫民窟往往被作为跨入中产阶级的跳板。例如，尽管曼哈顿下东区的贫困率很高，但这里诞生了一系列令人惊叹不已的成功故事。在下东区定居的犹太人拥有一种长期注重学习的文化背景，生活在一个迅速增加教育投入的国家。而对于巴西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说，情况并不乐观。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没有进过学校，巴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向很少。不过，贫民窟仍然诞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功故事。
莱拉·贝莱斯是一个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长大的清洁工人的女儿，她14岁时在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她的小姑子是一位理发师，她们两个人决心要找到一种拉直自己卷发的方法。她们了解这种产品的市场规模，因为她们周围的人都想拥有一头直发。这两位初出茅庐的创业者没有任何文化背景。不过，莱拉的丈夫允许自己的妹妹和妻子用她们调制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配方在他的头发上做试验。他一次又一次地变成秃子，但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之后，她们终于生产出了一种有效的头发拉直剂。
贝莱斯为这一产品申请了专利，并以3000美元的价钱卖掉了她的“大众甲壳虫”汽车，然后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开办了一家美发店。她们非常了解自己的顾客，产品的销售情况非常好。从那以后，她不断地增加美发店的数量，主要聘用从前的顾客作为雇员。现在，她的企业每年销售的美容产品达到了3000万美元。
偶尔出现的成功故事并不意味着城市里的贫困现象是不可怕的。它非常可怕。在本书的读者中，很少有人愿意在贫民窟里住上一周的时间，更不用说在那里住一辈子了。尽管城市里的贫困现象非常可怕，但它可能为贫困人口和整个国家提供了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在今后的50年里，巴西、中国和印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富裕，创造财富的将是与全球其他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城市，而非封闭孤立的农村地区。
看到较为贫穷的超大城市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然后认为人们应该返回他们原来所在的农村地区——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是，将会拯救发展中国家的恰恰是城市，而非农村。许多贫穷国家存在着土壤质量不佳的问题，这是导致他们贫穷的原因之一。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全球农业领域的领导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通常需要采用新技术，而新技术的应用又会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农业的发展不可能导致普遍的繁荣。贫穷国家农村地区的开发存在着内在的困难，因为大量地提供基础设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贫穷的农村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了解遥远过去的窗口，千年以来，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城市是风力强劲的旋风，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了痛苦。城市给人带来的可能是一颗子弹，但它也提供了一个让人过上更加富裕、健康与快乐生活的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来自于与全球各地的紧密联系。农村里的生活可能比贫民窟更加安全，但那是一种让世世代代永远受穷的安全。全球最贫穷地区的现状是非常可怕的。正因如此，城市必须有所作为，尤其是因为城市可以传播各国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需要具备的知识。
大量的移民涌入城市肯定会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压力，这是反对发展超大城市的最为常见的论据之一。尽管新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城市原有居民道路和供水质量的下降，但新移民从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地方来到了城市，他们享受到了完善的交通与公共设施带给他们的所有好处。通过阻止人们使用来维持城市基础设施优质与高效的做法是错误的。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让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这是更加合乎道义的做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从传统上来看，政府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如果并非总是足够的话——远远多于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这种情况在巴西已经存在了100多年。里约热内卢在1960年之前毕竟是巴西的首都，而且贫民窟距离巴西各界精英的官邸很近。自20世纪初开始，巴西开展了一项旨在让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运动。
政府发起了一场接种疫苗的活动，并最终在贫民窟里设立了学校和某些医疗保健机构。维持治安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不过贫民窟中的犯罪起码已经被视为需要中央政府去解决的一个全国性问题。因此，一些资源被投入到改善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方面，但很难一见的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仍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
这些改善里约热内卢贫困人口生活的努力获得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更多的贫困人口涌入了贫民窟，从而形成了城市贫困的悖论。如果政府只在城市里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而没有扩展到农村地区，那么这些服务将会吸引更多的贫困人口涌入到城市中来。任何试图降低某一座城市贫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会提高这座城市的贫困水平。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城市的胜利》 ）
在19世纪中期，里约热内卢40%左右的人口是奴隶。在废除黑奴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潮流的过程中，奴隶们纷纷跑到里约热内卢来逃避种植园的生活。19世纪逃亡到里约热内卢的奴隶们形成了被称为“逃奴堡”的贫民窟，这就是棚户区的前身。皇帝佩德罗二世并不喜欢奴隶制度，但可能由于担心白人的政治抵制，他没有试图解放全国其他地区的奴隶。最后，在这位皇帝于1888年离开巴西之后，他的女儿以摄政者的身份签署了巴西的《解放宣言》，从而使巴西成为美洲地区最后一个结束奴隶制度的国家。第二年，在由于失去人力资本而强烈不满的寡头的支持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布拉干萨王朝的统治。
第一个真正的贫民窟并未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市内，而是出现在巴西东北部的贫困农村。作为一位巡回传教士和从前的废奴主义者，安东尼奥顾问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叫做卡努多的小镇。镇里的居民从前都是奴隶，他们从此开始了抗税斗争。到1895年，卡努多已经拥有了3万多人口。于是，安东尼奥拒绝纳税的行为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叛乱了。1896年，双方爆发了公开的战争，政府派出数千名士兵占领了这座小镇。在卡努多最终陷落之前，大约有1.5万人死于这场战争。
尽管巴西军队赢得了胜利，但极为吝啬的巴西政府却选择了拒绝支付军饷。士兵们做出的反应是在里约热内卢城外的山上建立自己的村庄，于不知不觉间模仿了他们刚刚击败的安东尼奥。这一棚户区变成了贫民区摩洛达普罗丹西亚。在后来的70年里，有成千上万的贫困农民来到里约热内卢，其中许多人是获得了自由的奴隶。破烂不堪的房屋也许看上去并不令人满意，但至少要比在种植园里为从前的主人劳动好得多。这些获得了自由的巴西奴隶也选择了充满希望的城市，而放弃了贫困的农村。
外国游客往往会将生活在里约热内卢的穷人与他们在其他地方见过的穷人（比如美国贫民区里的居民）进行对比，后者的生活条件无疑要好得多。但这种对比是错误的，这些贫民窟中的居民通常没有去洛杉矶生活的选择权。因此，应该把他们与外国游客基本上看不到的、生活在巴西农村地区的穷人进行对比。里约热内卢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但它与巴西东北部农村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称，90%的里约热内卢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但东北部农村地区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以上。
即使与最为悲惨的城市贫困人口相比，农村地区的情况通常仍然更为糟糕。
城市和城市化不仅与更加繁荣的物质有关。在较为贫穷的国家里，城市居民表示他们的生活也更为幸福。通过对25个较为贫困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万美元的国家的抽样调查，我得到了有关城市居民和非城市居民自我报告的幸福指数调查结果。我发现，表示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的城市居民所占比例较高的有8个国家，较低的则有7个国家。表示他们生活得非常不幸福的非城市居民所占比例较高的有16个国家，较低的则有9个国家。
与偏远地区不同的是，城市里的贫民窟往往被作为跨入中产阶级的跳板。例如，尽管曼哈顿下东区的贫困率很高，但这里诞生了一系列令人惊叹不已的成功故事。在下东区定居的犹太人拥有一种长期注重学习的文化背景，生活在一个迅速增加教育投入的国家。而对于巴西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说，情况并不乐观。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没有进过学校，巴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向很少。不过，贫民窟仍然诞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功故事。
莱拉·贝莱斯是一个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长大的清洁工人的女儿，她14岁时在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她的小姑子是一位理发师，她们两个人决心要找到一种拉直自己卷发的方法。她们了解这种产品的市场规模，因为她们周围的人都想拥有一头直发。这两位初出茅庐的创业者没有任何文化背景。不过，莱拉的丈夫允许自己的妹妹和妻子用她们调制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配方在他的头发上做试验。他一次又一次地变成秃子，但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之后，她们终于生产出了一种有效的头发拉直剂。
贝莱斯为这一产品申请了专利，并以3000美元的价钱卖掉了她的“大众甲壳虫”汽车，然后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开办了一家美发店。她们非常了解自己的顾客，产品的销售情况非常好。从那以后，她不断地增加美发店的数量，主要聘用从前的顾客作为雇员。现在，她的企业每年销售的美容产品达到了3000万美元。
偶尔出现的成功故事并不意味着城市里的贫困现象是不可怕的。它非常可怕。在本书的读者中，很少有人愿意在贫民窟里住上一周的时间，更不用说在那里住一辈子了。尽管城市里的贫困现象非常可怕，但它可能为贫困人口和整个国家提供了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在今后的50年里，巴西、中国和印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富裕，创造财富的将是与全球其他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城市，而非封闭孤立的农村地区。
看到较为贫穷的超大城市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然后认为人们应该返回他们原来所在的农村地区——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是，将会拯救发展中国家的恰恰是城市，而非农村。许多贫穷国家存在着土壤质量不佳的问题，这是导致他们贫穷的原因之一。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全球农业领域的领导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通常需要采用新技术，而新技术的应用又会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农业的发展不可能导致普遍的繁荣。贫穷国家农村地区的开发存在着内在的困难，因为大量地提供基础设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贫穷的农村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了解遥远过去的窗口，千年以来，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城市是风力强劲的旋风，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了痛苦。城市给人带来的可能是一颗子弹，但它也提供了一个让人过上更加富裕、健康与快乐生活的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来自于与全球各地的紧密联系。农村里的生活可能比贫民窟更加安全，但那是一种让世世代代永远受穷的安全。全球最贫穷地区的现状是非常可怕的。正因如此，城市必须有所作为，尤其是因为城市可以传播各国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需要具备的知识。
大量的移民涌入城市肯定会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压力，这是反对发展超大城市的最为常见的论据之一。尽管新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城市原有居民道路和供水质量的下降，但新移民从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地方来到了城市，他们享受到了完善的交通与公共设施带给他们的所有好处。通过阻止人们使用来维持城市基础设施优质与高效的做法是错误的。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让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这是更加合乎道义的做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从传统上来看，政府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如果并非总是足够的话——远远多于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这种情况在巴西已经存在了100多年。里约热内卢在1960年之前毕竟是巴西的首都，而且贫民窟距离巴西各界精英的官邸很近。自20世纪初开始，巴西开展了一项旨在让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运动。
政府发起了一场接种疫苗的活动，并最终在贫民窟里设立了学校和某些医疗保健机构。维持治安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不过贫民窟中的犯罪起码已经被视为需要中央政府去解决的一个全国性问题。因此，一些资源被投入到改善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方面，但很难一见的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仍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
这些改善里约热内卢贫困人口生活的努力获得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更多的贫困人口涌入了贫民窟，从而形成了城市贫困的悖论。如果政府只在城市里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而没有扩展到农村地区，那么这些服务将会吸引更多的贫困人口涌入到城市中来。任何试图降低某一座城市贫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会提高这座城市的贫困水平。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城市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