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静脉取血、境外化验。即可知道胎儿性别；面包车内、宾馆房间。流动鉴定逃避打击；香烟是男、鲜花是女，蒙面示意鉴定结果……日前，记者在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多地采访了解到，“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猖獗，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偏高的直接原因。
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方案，于今年4月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为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创造条件。尽管如此，“两非”民间乱象却依然多多。而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乱象背后，却没有明确的刑事罪名，违法成本太低。因此，如何标本兼治，挽救更多婴儿生命，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两非”猖獗致性别比失衡
有专家告诉记者。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的人口指标。正常范围是103至107。而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将给今后的婚配、就业、治安、养老等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看，尽管综合治理多年，但却始终没有扭转我国面临男女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
近几年来，为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我国多次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然而，“两非”违法手段却在不断更新，加大了防控难度。
据记者了解，在浙江的温州和福建的厦门等地。都出现了“寄血验子”作案方式。不法中介寄去数支针管，孕妇找诊所抽血10毫升，再冷藏空运到深圳过关到香港就能鉴定性别，鉴定一次收费3000元到6000元。浙江温州的一个14人团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为近300名孕妇寄血鉴定了胎儿性别。
而且除了检测手段“不断翻新”外，“两非”人员作案手段也在层出不穷。
“面包车内检测、让孕妇到宾馆里检测、车接车送到出租屋里做流产手术……”安徽省蒙城县计生委主任苗桂民告诉记者，为了避免被警方查到，许多“两非”人员往往会选择流动、隐蔽的方式进行交易，“有的两非人员怕被认出，鉴定时用口罩蒙面，甚至用香烟、鲜花等物品来示意检查结果。”
如此猖獗的“两非”作案。不仅导致了各地都有孕妇在“黑诊所”内流产死亡的事故发生，还加剧了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失调。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不仅剥夺胎儿、尤其是女胎的生命权，对孕妇也造成严重身心伤害。
“孕妇非法鉴定胎儿一般是要男婴。不少鉴定出女孩的孕妇选择流产或引产。而在非医学需要情况下，正规医疗机构一般不会为她们做手术。”厦门市妇幼保健院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孕妇不得不选择地下诊所，而地下诊所医疗设备差，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没有行医资格，一旦孕妇在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很可能发生一尸两命的惨剧。
山东大学医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曹永福认为，对下一代的性别选择是“过了界的干预”，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专家告诉记者，尽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近六年来持续下降，但下降幅度却较小，而且整体仍处高位，2014年为115.88。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由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我国到2020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B超网购作案便捷，处罚过低屡查屡犯
据记者了解，由于团伙作案、器械管理、法律量刑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两非”案件查而不绝，甚至屡查屡犯，其作案方式竟然也在不断翻新。
团伙协同、流窜作案。查获难度加大。据一些基层卫计部门的干部反映，当前不法分子从过去开诊所单独行动，逐渐演变成了团伙式、流水式作业。如电话联系、B超检测、人工流产等环节均由不同人员负责，而且在不同地点进行，加上“寄血验子”手段更加隐蔽。因此除非被群众举报或引产出现意外事故外，一般很难查获。
不久前，浙江义乌查办的两个犯罪团伙，在全国25个省（区、市）的育龄妇女招揽生意，并介绍前往河南郑州鉴定性别和引产，形成了跨省作案网络。仅一年内就为上千名孕妇鉴定胎儿性别。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刘燕舞告诉记者，很多犯罪团伙频繁跨省流窜作案，导致部分出生人口比不高的地区，反而易成为“两非”案件的高发区。
技术门槛低，药械设备管理存在漏洞。安徽省卫计委副主任高俊文告诉记者，随着B超技术的逐步普及，加上超声检测设备的便携化、简易化，靠说明书即可自学胎儿性别鉴定，空间狭窄的车内甚至都能进行操作。同时，流产药品和器具成本逐渐下降，吃几片药就可以完成流产，使出生人口性别选择难度大幅降低。从而使“两非”案件居高不下。
可用于胎儿性别鉴定的B超等超声诊断仪器。销售使用在各地均应受到限制，但记者在淘宝网上却发现，价格从5000元到20万元不等的便携式、推车式B超，可供随意购买。这些产品虽然标示用于动物孕检，但有网店店主甚至公开表示，这些B超完全可以用于人体胎儿检测，而且很多私人诊所都在采购使用，无需登记直接付款发货。
违法成本低，容易反复作案。
“一份药成本只有30元。却收3000元，流产后输液还另外收费用。”濉溪县检察院检察员郑万胜在查办安徽淮北濉溪县“4·12”大案时，发现“两非”案件利润极高，而犯罪成本却很低。据介绍，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没有明确的刑事罪名，很多“两非”涉案人员只能以非法行医罪或滥用职权罪处罚，若未造成孕妇死亡最多判刑三年，导致很多“两非”涉案人员多属重操旧业的累犯。
“两非”入刑，何时形成全国“一盘棋”
据了解，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与非法行医常常纠缠在一起。
山东、湖南等地计生、法律界人士认为，应降低入刑标准，对于实施非法引产手术的非法行医者要保持高压态势，一旦证据确凿，必须依法取缔黑诊所，严肃追究非法行医者的刑事责任。
目前看。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多地政府部门也正在探索采取强化指标考核、区域协作办案、完善利益导向等举措。想尽办法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一些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也在呼吁，在现有政策措施基础上。还应从明确法律适用罪刑、细化“双非”药械管理、强化省际区域协作等方面推进标本兼治。
首先，明确“两非”入刑，提高违法成本。华中科技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石人炳等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现有刑法仅对从事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纳入非法行医罪查处，但对于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只能行政处罚。因此，应借鉴韩国、印度的法律制裁经验，取消“两非”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两非”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法律威慑力。安徽省卫计委副主任高俊文也认为，这一规定只限定了没有执业资格的人，但实际上一些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从事“两非”就无法惩处。建议取消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
其次，完善药品设备管理，加强重点人员监控。安徽省蒙城县“两非”办主任戴建告诉记者，遏制“两非”案件高发，必须有效切断药械、人员两个环节。一方面应将终止妊娠药品按照精神麻醉药物管理模式，严格做好资质备案和销售记录，对B超等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进行电子信息化管理，便于溯源追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两非”案件前科劣迹人员的监控力度，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做到预警预知。
再次，加强跨区域协同，探索完善利益导向。各地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预警机制，定期进行分析比对，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情况及时通报和督办。加大对省际交接地带“两非”高发地区的打击力度；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探索流动人口孕情监管模式；积极推进社会弱化男孩偏好，在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上疏堵结合，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管理，遏制“两非”案件高发。湖南省卫计委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副处长彭中华等人还建议，在打击的同时，还应加大利益导向的力度，落实好有利于女孩和计划生育女孩户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奖励扶助政策，引导群众逐步消除性别偏好，根本转变婚育观念，使群众自觉抵制“两非”行为。
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方案，于今年4月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为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创造条件。尽管如此，“两非”民间乱象却依然多多。而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乱象背后，却没有明确的刑事罪名，违法成本太低。因此，如何标本兼治，挽救更多婴儿生命，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两非”猖獗致性别比失衡
有专家告诉记者。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的人口指标。正常范围是103至107。而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将给今后的婚配、就业、治安、养老等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看，尽管综合治理多年，但却始终没有扭转我国面临男女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
近几年来，为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我国多次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然而，“两非”违法手段却在不断更新，加大了防控难度。
据记者了解，在浙江的温州和福建的厦门等地。都出现了“寄血验子”作案方式。不法中介寄去数支针管，孕妇找诊所抽血10毫升，再冷藏空运到深圳过关到香港就能鉴定性别，鉴定一次收费3000元到6000元。浙江温州的一个14人团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为近300名孕妇寄血鉴定了胎儿性别。
而且除了检测手段“不断翻新”外，“两非”人员作案手段也在层出不穷。
“面包车内检测、让孕妇到宾馆里检测、车接车送到出租屋里做流产手术……”安徽省蒙城县计生委主任苗桂民告诉记者，为了避免被警方查到，许多“两非”人员往往会选择流动、隐蔽的方式进行交易，“有的两非人员怕被认出，鉴定时用口罩蒙面，甚至用香烟、鲜花等物品来示意检查结果。”
如此猖獗的“两非”作案。不仅导致了各地都有孕妇在“黑诊所”内流产死亡的事故发生，还加剧了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失调。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不仅剥夺胎儿、尤其是女胎的生命权，对孕妇也造成严重身心伤害。
“孕妇非法鉴定胎儿一般是要男婴。不少鉴定出女孩的孕妇选择流产或引产。而在非医学需要情况下，正规医疗机构一般不会为她们做手术。”厦门市妇幼保健院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孕妇不得不选择地下诊所，而地下诊所医疗设备差，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没有行医资格，一旦孕妇在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很可能发生一尸两命的惨剧。
山东大学医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曹永福认为，对下一代的性别选择是“过了界的干预”，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专家告诉记者，尽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近六年来持续下降，但下降幅度却较小，而且整体仍处高位，2014年为115.88。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由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我国到2020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B超网购作案便捷，处罚过低屡查屡犯
据记者了解，由于团伙作案、器械管理、法律量刑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两非”案件查而不绝，甚至屡查屡犯，其作案方式竟然也在不断翻新。
团伙协同、流窜作案。查获难度加大。据一些基层卫计部门的干部反映，当前不法分子从过去开诊所单独行动，逐渐演变成了团伙式、流水式作业。如电话联系、B超检测、人工流产等环节均由不同人员负责，而且在不同地点进行，加上“寄血验子”手段更加隐蔽。因此除非被群众举报或引产出现意外事故外，一般很难查获。
不久前，浙江义乌查办的两个犯罪团伙，在全国25个省（区、市）的育龄妇女招揽生意，并介绍前往河南郑州鉴定性别和引产，形成了跨省作案网络。仅一年内就为上千名孕妇鉴定胎儿性别。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刘燕舞告诉记者，很多犯罪团伙频繁跨省流窜作案，导致部分出生人口比不高的地区，反而易成为“两非”案件的高发区。
技术门槛低，药械设备管理存在漏洞。安徽省卫计委副主任高俊文告诉记者，随着B超技术的逐步普及，加上超声检测设备的便携化、简易化，靠说明书即可自学胎儿性别鉴定，空间狭窄的车内甚至都能进行操作。同时，流产药品和器具成本逐渐下降，吃几片药就可以完成流产，使出生人口性别选择难度大幅降低。从而使“两非”案件居高不下。
可用于胎儿性别鉴定的B超等超声诊断仪器。销售使用在各地均应受到限制，但记者在淘宝网上却发现，价格从5000元到20万元不等的便携式、推车式B超，可供随意购买。这些产品虽然标示用于动物孕检，但有网店店主甚至公开表示，这些B超完全可以用于人体胎儿检测，而且很多私人诊所都在采购使用，无需登记直接付款发货。
违法成本低，容易反复作案。
“一份药成本只有30元。却收3000元，流产后输液还另外收费用。”濉溪县检察院检察员郑万胜在查办安徽淮北濉溪县“4·12”大案时，发现“两非”案件利润极高，而犯罪成本却很低。据介绍，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没有明确的刑事罪名，很多“两非”涉案人员只能以非法行医罪或滥用职权罪处罚，若未造成孕妇死亡最多判刑三年，导致很多“两非”涉案人员多属重操旧业的累犯。
“两非”入刑，何时形成全国“一盘棋”
据了解，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与非法行医常常纠缠在一起。
山东、湖南等地计生、法律界人士认为，应降低入刑标准，对于实施非法引产手术的非法行医者要保持高压态势，一旦证据确凿，必须依法取缔黑诊所，严肃追究非法行医者的刑事责任。
目前看。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多地政府部门也正在探索采取强化指标考核、区域协作办案、完善利益导向等举措。想尽办法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一些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也在呼吁，在现有政策措施基础上。还应从明确法律适用罪刑、细化“双非”药械管理、强化省际区域协作等方面推进标本兼治。
首先，明确“两非”入刑，提高违法成本。华中科技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石人炳等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现有刑法仅对从事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纳入非法行医罪查处，但对于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只能行政处罚。因此，应借鉴韩国、印度的法律制裁经验，取消“两非”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两非”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法律威慑力。安徽省卫计委副主任高俊文也认为，这一规定只限定了没有执业资格的人，但实际上一些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从事“两非”就无法惩处。建议取消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
其次，完善药品设备管理，加强重点人员监控。安徽省蒙城县“两非”办主任戴建告诉记者，遏制“两非”案件高发，必须有效切断药械、人员两个环节。一方面应将终止妊娠药品按照精神麻醉药物管理模式，严格做好资质备案和销售记录，对B超等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进行电子信息化管理，便于溯源追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两非”案件前科劣迹人员的监控力度，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做到预警预知。
再次，加强跨区域协同，探索完善利益导向。各地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预警机制，定期进行分析比对，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情况及时通报和督办。加大对省际交接地带“两非”高发地区的打击力度；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探索流动人口孕情监管模式；积极推进社会弱化男孩偏好，在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上疏堵结合，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管理，遏制“两非”案件高发。湖南省卫计委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副处长彭中华等人还建议，在打击的同时，还应加大利益导向的力度，落实好有利于女孩和计划生育女孩户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奖励扶助政策，引导群众逐步消除性别偏好，根本转变婚育观念，使群众自觉抵制“两非”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