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谦慎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定价：78元
　　1895年1月，当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之际，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主动向朝廷请缨，带领新老湘军二十余营、计1万余人高调出关，两个月后便一败涂地，被撤去帮办军务职，交部议处。
　　书生报国也好，纸上谈兵也好，吴大澂毕竟站了出来。
　　1895年6月，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两个月后，吴大澂给张之洞发了一通电报，提出愿毁家纾难，将家藏古器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
　　这一次，吴大澂又站了出来，只是书生意气得让人错愕。他真的以为日本人会花一千万两白银（总赔款为两亿两）买他的那些收藏？
　　不过，相比惨淡的军旅生涯，吴大澂在晚清收藏界的确算得上一代风云人物。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一书中，白谦慎先生给我们打开了一幅衰世中的收藏盛世图。
　　在吴大澂的时代，仍然沿袭着士大夫悠久的收藏传统，依凭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操持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但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仍然是，作为一个群体，晚清官员特别是中高级官员有能力在收藏市场“躬身入局”吗？
　　从吴大澂这样一个算不上很有钱并且算得上清官的人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官员收入问题也是《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一书重点谈论的部分。
　　以吴大澂为例，他的收藏时间跨度和仕宦生涯基本上是重叠的，都在25年左右。据白谦慎估算，吴大澂在河南任道台期间，年收入达到了两万至两万五千两之间，1887年升任广东巡抚之后，年收入达到了三万至三万五千两，后来转任平级的湖南巡抚之后，收入就下降了不少。
　　盡管这高于明面上的官方收入，但在晚清那种环境里，如果吴大澂放开“挣钱”，收入将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因此算得上“相对”的清官。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晚清的另外一位“准清官”曾国藩，张宏杰在《曾国藩的经济课》一书中估计，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年收入为三万五千两，和吴大澂的巅峰收入差不多。
　　按说，这样的收入水平足以在晚清收藏市场上大杀四方了。毕竟，1880年时赵孟頫的一幅草书也不过150两左右，黄庭坚的书法小卷开价只要60两。但问题是，晚清官员的支出也相当大，督抚级官员要自掏腰包养一整套工作班子，还有名目繁多却必不可少的送礼应酬。
　　因此，对于吴大澂这样的准清官玩家而言，拼资金一向不是他们的收藏准则。吴大澂从未购买过300两以上的单品，他在晚清收藏市场的名气主要来自人脉、“学术眼光”和“错位竞争”。1873年，他在陕西学政任上时，就趁着地域优势，以比北京便宜很多的价格收藏了一批青铜器。当主流士大夫都去买青铜器和书画时，他进入了古玉这个相对的冷门，在1889年一年就买了三四百件玉器，还编了一本《古玉图考》，一举成为了“晚清藏玉第一人”。
　　在吴大澂的社交网络中，最豪的要数他的师长辈、曾官至大学士的潘祖荫。在整个1870年代，北京城最大的青铜器买家就是潘祖荫。他的藏品中包括大盂鼎。大盂鼎原由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用700两白银买下，左宗棠为了感谢潘祖荫早年在自己遭构陷时仗义执言，便买下大盂鼎送给他。据说光从陕西运回北京就用了几十名士兵，成为了当时的京城一景。1890年潘祖荫去世时，另一位官场收藏家王懿荣写信给文物商人，嘱其“此后古物不可再出大价收矣”。可见潘祖荫一人竟能深刻影响到青铜器市场的价格走势。
　　除了这些高层官员之外，晚清的中低级官员也对收藏趋之若鹜，足见收藏已是晚清官场的集体性行为。财力有限的低级官员更多的是去收藏拓片，以及同时代人创作的书画。
　　大乱之后是收藏最好的时间窗口。圆明园被毁后一个多月，很多园中藏品流入民间，翁同龢就曾亲眼在潘祖荫家中看到两幅散落书画。1872年的青铜器涨价潮，也和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平定后在同治中兴的催化下收藏市场全面复苏有关。
　　不过，对于吴大澂而言，甲午战争却成了他收藏生涯的断龙石。战败罢官后，他不仅丧失了继续购买藏品的能力，且陷入了依靠变卖藏品补贴生活的窘境。
　　这并非吴大澂一个人的结局。正是在1890年代以后，商人和西方藏家大举入局，官员士大夫作为主力的收藏盛世走向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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