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的观察者还是非观察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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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然主义研究范式要求研究者以真实的方式叙述研究对象,这需要研究者实地研究进行参与观察。互动性参与式观察是为了能更深入理解研究对象,但深度参与会影响研究者价值中立甚至影响被观察者,反而不利于研究的“科学客观性”。我们不由陷入这样的困境:越深入才能越理解,越深入就越无法客观。参与观察者对社区的感情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其中既包含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同时也有无法避免的主观理念,调和主客观之间的微妙关系将对研究起着巨大作用。探究怀特在社区研究中的困境和脱困对策,有助于我们的实地研究。
  关键词:参与观察 街角社会 价值中立 角色困境
  1.参与观察及其在街角社会中的体现
  使用参与观察法的主体被称为参与观察者,风笑天这样定义:参与的观察者,是指这样的观察者,他参与到研究对象或资料搜集对象的生活背景中,通过实际参与观察对象的日常生活过程来进行观察,以参与观察者的身份进行观察成为参与观察。研究者有两种可以参与到被观察者活动中的方式,一种是“完全参与”,一种是“名义参与者”的角色,或者说作为“参与的观察者”参与到被观察对象的日常中,怀特就是以这种方式观察街角社会的意裔青年的。
  《街角社会》作者怀特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游荡街头巷尾的意大利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与周围社会的关系加以观察,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言论。就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来说,怀特所采用的“参与观察”的研究方式已超越了本书自身的内容主题,即对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该书作为社会人类学调查方法中参与观察法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教程指南,是值得探讨和借鉴学习的。例如,在怀特的附录中,有个细节是这样的,当他尝试融入街角社会的集体中去,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居然是与酒吧的女孩子搭讪,试图用一种不经意的融合方式开始自己的研究。书中写到怀特试图加入酒吧的群体中时,产生了如下一组对话:
  “对不起,要是我和你们在一起,你们介意吗?”
  “那男人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表示他要把我扔下楼去。”
  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随意的、非界定性的参与观察是富有成效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作者在当地的街坊文教馆中与多克会面,详细的表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甚至和阿尔?马丁尼父母的友善交谈和交往使作者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你能够回到家里,轻松愉快地和这一家人呆一起,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在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怀特作为一名“參与观察者”并不自诩为外来人的身份进行观察,而是作为研究客体中的一员来开展研究,研究者必须使自己融入研究客体的生活之中,放弃部分“观察者”的身份,才能具有能够“完全放松”的角色来实施下一步计划。“参与者”与“观察者”角色的适时切换,不仅能帮助研究者更深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更能帮助研究者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的种种活动,进而认可他们行动和思想的正确性,正如洛夫兰夫妇提出的“自己人的理解”——我们参与到群体中去时,除非我们认为这些成员的观点是正确的,否则永远无法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动。
  然而既深度参与又客观描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非观察的参与者?怀特的角色困境
  怀特的角色困境实质上是社会研究者的反身性问题。索罗斯这样表述他的哲学思想:“参与者的思维与参与的情景相互影响,彼此无法独立,认知与参与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参与者的偏向以及认知的不完备性造成了均衡点的遥不可及。”事物作用于自身,即研究者自身的特性会影响研究者所看到的和解释的方式。随着研究者的深度参与,对“自己人的理解”愈加深入,他还能以绝对科学理性的方式去做民族志吗?会影响到研究的“科学客观性”吗?特别是自然主义研究范式下的《街角社会》,主张要以真实的方式来陈述研究对象的故事,而不是以民族志学者所理解的“他者”的方式来陈述“他们”的故事。正如哲学中一个至今未解的超级谜题:人能把主观参与的事件客观的描述出来吗?其实也就是这里讨论的主观参与和客观研究的两难困境。
  笔者不禁喟叹:“一个不懂哲学的参与观察者不是一个好的人类学者”。这句话并非妄图去揭示哲学、参与观察者和人类学者三者的关系,而是感慨参与观察者角色困境的泥淖太深,难以轻易深度互动又价值中立。正如怀特所说:“我起初是作为一个参与的观察者,随着我变得被社区所接受,我发现自己差点变成了一个非观察的参与者,我已经陷进去了。”
  毫无疑问,互动性参与式研究是为了能更深入理解研究对象,说到底,是为了研究结论更加科学客观,但深度参与会影响研究者价值中立影响被观察者,反而不利于研究的“科学客观性”。我们不由陷入这样的困境:越深入才能越理解和但越深入就越无法客观。怀特作为一名参与观察者,他对于他所选定研究社区的感情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其中既包含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同时也有无法避免的主观理念,调和主客观之间的微妙关系将对研究起着巨大作用。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带有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那么,当参与观察者为了获取第一手的、真实性度高的资料,在与被观察者进行亲密性互动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越过工具性目的,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参与给研究带来的究竟是利是弊?怀特本人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在书后附录中,我对“研究非法团伙活动”中的一个事例印象很深,怀特在菲乌马拉的政治竞选中积极参与选举投票,但是他的言论却“引起了俱乐部内部最严重的分歧”,事后这样写到:“参与观察者单纯为了加强自己在一个参与领域中的地位,而努力想操纵被观察者,并不惜做出不利于他们的事,这对于被观察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如上所言,参与观察者所面临的角色问题无疑比一般观察者的角色问题要复杂繁冗:如果观察者无法参与到被观察者的实践中去,显然作为第三方难以渗透事件的真正进程乃至获取虚假的真相;但观察者太过积极地参与被观察者的实践中,不加小心就会影响研究客体的行动轨迹,破坏整个事件发展。作为一个必要的与被观察者进行实质性互动的前提,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亲密程度如何拿捏得体,一方面能够抵达足以使对方信赖的程度,而另一方面避免由于观察者的主观介入而影响观察过程,甚至改变事件因果联系的现象,作为观察者的怀特的经历和他随后引发的思考的确可以被作为范本。   3.困境与脱困
  怀特本人说得十分谨慎:“我并不是说其他研究者应该遵循我的研究方法,最某种程度上它对于我个人,对于特定的情景肯定是再适合不过的。另一方面,肯定存在某些实地研究的共同要素,只有当我们积累一系列如何实际进行研究的说明之后,才能超越逻辑推理的画面,学习描述实际的研究过程。”
  在与群体接触中,我们应该重视“群体领袖”这个角色。在附录中,怀特说到:“无论研究哪个群体,我总要去找他的领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这些领袖在社区中的地位使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观察得比其他随从者们要清楚得多,在实地研究中,我们要学会与群体领袖合作。而在与群体成员相处时,怀特提到:“我尽量使自己能讨人喜欢,以便人们愿意和我在一起。同时,我又尽力避免影响这个群体,因为我要研究的是尽量没有因为我在场而受到影响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与群体领导合作,但要避免在任何一个组织担任领导甚至是任何一个职位。怀特指出:“如果实地工作者不能保持自己一贯理智地保持的形象,他就很可能会陷入困境”。由此看来,摆脱困境的办法或是理智地保持研究者的角色规范。
  深度参与研究对象的生活,可以使研究者形成“自己人的理解”,但接受异于自己想法的观点,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好受的,贝拉为此提出了“象征现实主义”的概念,提醒社会研究者要视自己所研究的信念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接受研究對象的观点也有危险性,因为我们只有脱离了我们认同的某种观点,摆脱意识,上升到意识流,我们才会思考出人们产生这种想法和行为的原因。
  于是,人类学家有时会用主位视角相信研究对象的观点,客位视角为取得更大的客观性而与研究对象的观点保持一定距离,这两种策略并不相互独立,但却各有优点,这就产生了明显的两难困境。事实上,也有可能同时采用两种策略,有时候可以随自己意愿转换观点,在适当时机接纳研究对象的观点,不久,再采纳社会科学的观点,在对这种研究方式更擅长之后,就可以同时持有对立的观点,不必一再转换。但这并不容易,正如菲茨杰拉德所说:“大脑同时包容两种对立的观念却仍能正常思维,此种能力是判断顶级智慧的标准。”


  对于这个问题,显然难以找到普适性方案,所谓实践出真知,只有实地参与才能磨合出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如怀特所说:“只有当我们已经积累了一系列如何实际进行研究的说明之后,才能超越逻辑推理的画面,学习描述实际的研究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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