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镇馆之宝“裸体人像彩陶壶”是一件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彩陶器，这件彩陶壶，高33.4厘米，口径9.2厘米，它的发现是1974年在乐都柳湾墓地进行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柳湾村附近一户老百姓家意外采集到的。事情的发生还要追溯到1974年的春天，当时全国兴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柳湾村也组织社员到村北的二级台阶地兴修梯田，恰好青海独立师医院的两名军医正在柳湾村开展巡回医疗服务，在参加劳动中，发现有大量彩陶，由于两位军医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就收集了几件彩陶到当时的青海考古队进行情况报告。1974年下半年青海考古队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院开始对柳湾村北二级台阶地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从1974年到1980年进行了历时7年的考古发掘，1986年为配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再次对柳湾墓地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通过两次考古发掘，共发掘出土墓葬1730座，其中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墓葬265座，马厂类型的墓葬1041座，齐家文化的墓葬419座，辛店文化墓葬5座。其实在柳湾考古发掘之前，被洪水冲毁以及考古发掘后被盗墓分子盗掘的墓葬，柳湾墓地的墓葬数量应该在2000座左右。在一个墓地有如此数量的新石器晚期时代的墓葬，包括了三种文化四种不同类型的墓葬，从距今约4600-3600年完整的延续一千余年，出土四万余件文物，其中陶器就有近两万件，大多数是彩陶，这在我国史前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柳湾也赢得了“彩陶王国”的美誉。其实，彩陶在当地被人们的认知，绝对不是现代的事情。在过去，当地人都将彩陶叫“班布喽”（蒙古语的音译），大概意思是“很老的红泥罐”。蒙古人真正进驻经营青海河湟地区，还是在忽必烈继大汗位（公元1260年）后，距今七百余年。那时的彩陶名称能流传至今，可见彩陶出现在古人的视线很早，应该与甲骨被世人所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被研究从民国时才开始。特别是瑞典人安特生对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考古发掘，拉开了黄河上游史前文明考古发掘的序幕。
　　1974年，青海柳湾墓地的考古发掘，为黄河上游史前文明考古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在柳湾墓地考古发掘期间，青海考古队队员苟相全（已故）、李桓年听说在高庙村一户王姓人家的孩子在柳湾旱台上放羊时（因高廟村和柳湾村只隔一条沙沟），曾捡到一个很奇怪的陶罐，两人得知消息后，就到高庙东村6社的这户人家，才了解到这户人家的孩子叫王英琪，当时只有16岁，前两年，他到柳湾二级旱台上放羊，在旱台塌陷的一个洞里捡到了很古怪的彩陶罐。当时两名考古队员看到这个裸体人像彩陶壶正放在院内的房檐下，看到这个裸体人像彩陶壶后，两名考古队员很兴奋，立即回去报告给考古队领导，经领导同意，领了队里的一个搪瓷脸盆和五角钱，再次来到老乡家中，将此件彩陶壶换回考古队里。这件彩陶壶被征集后，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这件彩陶壶基本资料于1976年先后在《文物》和《考古》刊物上刊载介绍。1976年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调选裸体人像彩陶壶，此后，该件彩陶壶一直被现国家博物馆收藏展出。
　　一
　　裸体人像彩陶壶的出现引起了考古和文化学者的关注，对这件彩陶壶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男性说。1976年，参加柳湾墓地考古发掘的青海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在《文物》第一期最先发表的《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认为：“原始社会进入父系，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男性崇拜的出现。柳湾第三平台出土的一件彩陶壶，上面雕刻着一男性裸体像，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男女两性复合体说。李仰松在1978年4期《文物》发表《柳湾出土人像彩陶壶新解》。援引民族学资料，论证“两性合体”的人像是马厂时期以一夫一妻为主，并保留有母系群婚习俗的产物。并认为：“陶壶上的这个塑绘人像是男女两性的“复合体”。人像的胸前有一对男性乳头，另外，在两边还有一对丰满的女性乳房，人像的腹部似为男性生殖器又为女性。”
　　第三，女性说。张广立先生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史前人形彩绘与陶塑初释》中认为：“柳湾墓地采集的马厂类型裸体人像彩陶壶，远古的艺术家采用模拟类比的手法，把腹型隆鼓的陶容器比拟为孕妇的肚腹。是将储种与人类孕育相比拟，是马家窑人祈求农业丰产和人口增值的一种巫术道具，即祝殖巫术所用的道具。”曾在柳湾彩陶博物馆担任过副馆长的柳春诚研究员最近也撰文认定裸体人像当为女性，认为：“原始先民们认为大地与母亲一样能孕育生出世间万物，为获得丰饶的物资财富，他们求助于原始巫术，企盼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影响自然，因而产生了对地母神的崇拜。”
　　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对裸体人的性别认识不同，但共同认为是性的图腾崇拜。因为专家学者们是在对人类史前文化进行探究，所产生的三种观点客观上讲都有合理性。
　　二
　　笔者根据马厂时期是黄河上游史前古人类的重要转型期，首先，赞同考古发掘工作者最先提出，裸体人像彩陶壶是古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但认定裸体人像是女性，而反映思想意识形态不是性的图腾崇拜，而是马厂时期的女人们对失去母系社会制度的一种眷恋，即，社会制度眷恋说。
　　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马家窑文化中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时期一直是母系社会，人们共同拥有社会生产、生活资料。应该受到中原地区，即仰韶文化之后的古人类的影响，到了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距今也就是4300-4050年左右，是黄河上游地区的先民们开始从由母系社会逐渐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转型期，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家庭的出现，贫富的区分，社会出现分工，这一点在柳湾发掘出不同时期的墓葬就是详实的证明材料。柳湾发掘出半山时期的墓葬，竖坑墓的大小和陪葬器很均匀，可见那时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是集体拥有社会生活资料。而到了马厂时期墓葬就开始有明显的差别，柳湾马厂时期的M95号墓陪葬器物中，彩陶就多达95件，而有的墓葬陪葬彩陶只有1-2件，贫富等级差别开始凸显。马家窑文化马厂时期黄河上游古人类各部落迅速发展，部落间战争的出现，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体力强悍、智慧逆转的男性成为统治社会的主体，父系社会代替了母系社会，使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类的思想异常活跃，这种活跃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制作过程中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中國的彩陶诞生有近万年的历史，虽然在我国大部地区都有古人类制陶记忆，但在黄河中上游是中华文明起源和陶器文明的核心区，甘肃的大地湾彩陶文化应该是黄河中上游彩陶文化的形成期；到了仰韶文化应该是彩陶文化重要的发展期；而到了马家窑文化应该是彩陶文化的巅峰期。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都以其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倩影散发出了早期人类智慧无比耀眼的光芒。这种鼎盛尤其在原始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也就是马厂时期更可谓姹紫嫣红，光怪陆离。从现今出土的彩陶器研究、分析、考证看，马家窑文化马厂时期的彩陶数量巨大，陶器的造型、器形种类最为繁多，构思巧妙，艺术想象力丰富、手法夸张，制陶的技术、技巧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绘彩更是绚烂之极。这一时期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由对自然界认识过程重点转变到对生灵和人类自身认识的过程，这是黄河上的古人类思想认识一次质的飞跃。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的彩绘纹饰大多是水波纹.漩涡纹等，主要表现远古先民们对水的崇拜。而马厂类型的彩陶标志性纹饰就是蛙纹和四大网圈纹。蛙纹是马厂时期的先民们在对自然界的生灵进行细微观察后，所产生的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因为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人类社会生产力还是相对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生活环境艰难，人的寿命较短，繁衍能力低下，所以每个氏族部落都希望自己的族群能迅速繁衍增长。他们在对自然界观察中发现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它能水陆两栖，产卵多，成活率高，现代医学证实，蛙类自身带有特殊的免疫力，终身不得疾病，所以在先民们看来青蛙是健康的象征。另外，在新石器时代，通过出土文物证实，在半山和马厂时期，河湟地区已步人农耕文明。考古资料证实，古人类氏族部落要群聚而定居，单靠渔猎、采摘是不行的，只有农耕文明的出现，才能让氏族部落稳定地群居，柳湾墓地出土的大量耕种T具和马厂墓葬里出土的陪葬黍粒就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有农作物自然就有病虫害，蛙是虫害的天敌，同时青蛙对季节的变化，刮风下雨也能做出预报。所以在马厂时期的先民们，把蛙看成是生命健康繁衍的象征，也是农作物里克敌制胜的法宝，还是观察天气变化的晴雨表，因而蛙成为他们图腾崇拜的一种精灵。另外，据考古学者李智信在其《四大网圈纹与蛙纹浅说》中讲到：“当然我们也不否定‘蛙纹’是人蛙合一的形象。人在婴儿时期时，姿势保持着胎里的动作，四指弯曲，与蛙的蹲姿类同；啼哭时哇哇大叫，与蛙呜相似，不能不使人怀疑人是由蛙转生来的，或人将转生后为蛙。”由此可见，在古人类眼里，人和蛙是有着多么密不可分的渊源。马厂彩陶另一种标志性图案是四大圆圈纹，圆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而远古的先民们在一个大网圈内画上齐整的方格，这是原始先民最早流露出天网地方的朴素思想。马厂时期的先民们在对生灵的图腾之际，开始了对人类自身的崇拜，像柳湾墓地出土的一件人头像彩陶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面部带有纹印，而在彩陶壶的腹部绘的是五个环形网圈纹，咋看像是五个靶环，其实这应该是先民们对他们能创造万物的双手的崇拜，五个环形网圈纹是一只手五个指头的指纹。还有件网塑的女人头像彩陶壶也是像一位婀娜多姿的女子，在给她的情人暗送秋波……这么多元素文化思想的出现，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迁，应该说是父系社会替代母系社会，家庭、私有制的出现，为古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所注入的巨大生机和动力。
　　三
　　但是，客观世界往往就是这样，一种新生事物的诞生，有人欢喜就有人忧。面对社会制度巨大变迁，失去了社会和家庭统治地位的女人们，万般无奈，也只能顺应历史的车轮，从统治地位下降至被统治者，即便有悲痛、伤感，但从实际力量来比较，她们也无法抗拒历史的变迁，而在她们的思想情感中肯定会有痛苦的挣扎。揆古可知今，由今可知古，在人类发展史上，我们通读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只要是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都会长时间引起人类思想意识的剧烈震荡，产生的共同特点就会引发人们产生恋旧的情怀。如被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纷纷登台，著书立说，百家争鸣。他们在宣扬推行自己的社会主张与政治观点时，都深深打上了怀旧的烙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反复赞颂西周，梦想着历史能倒退到礼乐盛行的西周时期，孔子自云“信而好古”“好古每文以求之”。其言必称西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到孔子晚年，仍然念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就像孔子这样的圣人都有这样恋旧的情怀，妄想着历史的车轮能倒退，何况凡夫俗子；再看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直截了当言必“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企盼着人类社会退回到尧、舜、禹时代；庄子及其门生则力主“巢居”“与麇鹿共处”，即回复至上古时期。往后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不同时期的人类，对某种制度、某个社会时代的留恋、想往都程度不同地留在当时文化艺术记忆中。这种现象在西方历史文化中也屡见不鲜。就本文要重点剖析的裸体人像彩陶壶而言，马厂时期是河湟地区原始人类重要转型期，多元思想的碰撞，应该是这一彩陶壶精品诞生的根源。创作人物像不同于对一般自然界静止状态的描绘，人是有思想和感情的，笔者持肯定的态度说裸体人像塑造的人物形象就是位女性。裸体人像彩陶壶的始俑者所表达的思想是对已消失的母系社会的眷恋，笔者还推测这件陶器制作者就应该是一位女性，可惜的是这件彩陶壶是被牧羊者从墓地捡回家，如果是在考古发掘中出土，假若是在女性墓葬中出土，这就能铁板钉钉了。而现实往往就这样会给人开个玩笑，这种巧合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裸体人像彩陶壶的作者用她这种无声的语言抗议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因为在她看来母系社会优越于父系社会，在母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社会生产生活资料归大家共同所有，人类共同担负着氏族部落社会的责任，女性主宰着氏族部落。这件彩陶壶尤其是裸体人像手捧怀胎十月的腹部，活脱脱透露出女人将分娩的形态，直接传递出一种信息，就是说在远古的人类社会里，社会没有严格分工，男女基本要从事同等强度的劳动。在女人眼里，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都能做到，但女人能做到的一件事，男人永远做不到，那就是只有女人才能让人类社会繁衍生息，这也是这件彩陶壶所影射出最重要和永恒的主题。在裸体人像背面的正是马厂时期人类的蛙纹图腾，浮雕与绘画珠联璧合，严丝合缝，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的愿望毫无掩饰全盘托出。既然裸体人像所刻画的是远古女性形象，就会有质疑，所塑人物头部为何是鼻高口方，面似银盆、两耳高耸，整体面目表情威严肃目，一副男人凶悍的面目呢？这实际是我们现代人用了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了远古人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农耕文明和家庭畜养处在初级阶段，男女的社会分工才刚开始有区别，男女基本上都要参加同样强度的劳作，甚至女人的社会地位变低了，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外，可能还要从事更繁多的家务劳作。所以，当时的男人和女人的形象形体特征不是十分明显，我们现在看世界上一些古老的土著居民，如不是从一些特殊器官部位观察，单从面部和身材很难区分男女。再从远古人类对女性的审美标准看也不同于以后逐渐进化的人类。在远古时期，人类生活艰难，劳作强度大，寿命较短，让自己的氏族部落迅速繁衍增长，应该是氏族部落的共同心愿。而对女性最初的审美评判标准就是越能生孩子、越能生产劳动就是最美的，这一点从远古传说中的皇帝娶妻就可以得到证实。皇帝娶嫘祖、嫫母为妻并不是因为她们有闭月羞花之美，有沉鱼落雁之貌，完全是因为嫘祖发明了养蚕、嫫母发明了纺织……所以作为氏族部落首领的黄帝既带赏赐的形式，又带敬重的情怀把他们娶为妻室。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在我国一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女子只有怀孕才能正式成婚。由此可见，在传统观念中生育对女人有多么重要。再从《山海经》中记载的第一位女性，即传说中位于西部的一位部落女首领西王母，对于她的形象记叙，说其“豹尾、虎齿、善啸”，也要有威严、肃目、凶猛的形象来树立起权威。综上所述，裸体人像彩陶壶所塑造典型的女性形象，是马厂时期的女性在用无声的语言和艺术形象的思维，抗议着在父系社会中女性地位的衰败，是对母系社会制度最直接的眷恋。拿破仑有句名言：“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有位哲人讲，人类最早的智慧出白女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人类最早步入的社会形态是母系社会，作为主宰社会的女性，她们更多要考虑部落成员的衣食温饱问题，思考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要去探索、去发现，这样就最早启迪了她们的智慧。裸体人像彩陶壶的始作俑者应该是一位女性，她为什么要在彩陶上塑裸体人像？考古证据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前，人们就已开始用兽皮和编织物缝制衣物，穿在身上御寒。在新石器时代中古时期，纺轮和骨针就是物证。当时，穿着衣物御寒和遮羞已不是赶时尚，是生活和家庭的需要。那么，这位女制陶者塑裸体人像传达思想情感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艺术历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说，裸体像和裸露身体本身是有区别的，裸体像本身展现的是丰富的力与美，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裸露的身体完全就只是没穿衣服而已，而且因为没穿衣服而显得白曝其短。远古的女陶工用她的思想智慧，给后人留下了这件极具震撼力的思想艺术珍品，为我们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思想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裸体人像彩陶壶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一般科研人员已无法接触到了。如果本文能引起相关科研机构注意，建议对这件裸体人像彩陶壶制作者的指纹进行科学鉴定，如是女性指纹，无疑会对本文论点提供更详实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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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湾“裸体人像彩陶壶”与青海大通孙家寨出土的三组5人连手的“舞蹈彩盆”被视为国宝，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展览，其特殊的意义在于，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盆，包括以后青海同德宗日出土的一组为11人，一组为13人的舞蹈彩盆，它在我国的艺术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她用翔实的物证证明了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黄河上游的祖先们就在这片土地上踏歌起舞，有了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以及祭祀礼乐活动，舞蹈彩盆已被编入众多教科书中，成为我国人类艺术起源的物证。而“裸体人像彩陶壶”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最为完整的人体全身裸体浮雕带彩绘的塑像，是人类美术史上早期的至真至美，无与伦比的艺术品，毫无疑问它应该编人中国美术史的教材中，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