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劳动法》及国家有关规定，正月初一至初三加班，用人单位须向劳动者支付300％的工资，如用工者不兑现，加班者可以依法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但据一家媒体报道，除部分国有性质的单位以及少数比较规范的大公司之外，大多数商家没有给三薪的准备，而大部分加班者也没有向老板要三薪或者举报的打算。不难推断，三薪多半只是个美丽的“画饼”而已。
　　资方（用工者）不支付三薪是对劳方（加班者）合法权益的损害，是违法的，但“民不告，官不究”，如果劳方不举报，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法律也无法为其撑腰。
　　或许有人要说，他们不举报，要不是不在乎那200％的工资，那就是活该，谁让他们不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呢？这样说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的，如果举报了，他们很可能讨回那200％的薪酬，但过不了几天，他们就可能接到被辞退的通知。虽然《劳动法》规定，没有正当理由，用工者不能无故辞退员工，但借口太好找了——“工作不积极”、“能力欠缺”、“不适应本公司工作”、“效益不好需要裁员”……哪一个理由，都很难说它不“正当”。即使明明知道遭到了报复，也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
　　再找一份工作，对劳方来说难上加难，在通货紧缩以及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而再招一名职工，对资方来说却易如反掌，因为门外的求职者正排着长队。“赢”得的如果只是几天的工资，而“输”掉的可能是工作岗位，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呢？
　　在中国，最缺的是岗位，最不缺的就是人。如果说少数紧缺的高级技术型人才还可以同用工单位讨价还价的话，那些一般的劳动力在老板面前就只能忍气吞声。虽然从人格上讲，打工者和老板可以说是平等的；从法律上讲，劳方与资方也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但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不能不承认，用工者和出工者确实存在着不平等。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因为中国现在是“资方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决定了劳方的弱势地位和资方的强势地位。虽然这种强弱格局在有些国家同样存在，但强弱的对比，中国肯定是最悬殊的地区之一。在这种格局下，劳方与资方常常连平等对话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谈不上利益上的角力。于是，妥协或放弃一些合法的权益，也就成了劳方无奈的选择。
　　每年的年根儿，打工者的工资被拖欠甚至被拒付的新闻便不绝于耳，有些民工走投无路，甚至自寻短见。按照规定，工资必须按月支付，但有些民工的工资被拖欠数月甚至一年，他们为什么不按月讨酬？因为他们不敢。劳动部门无数次提醒民工，一定要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便发生纠纷时便于裁决，但事实上签订合同的民工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要求签订合同，就可能失去被录用的机会。
　　有一段时间，“协议工资”之说甚嚣尘上，但终归还是纸上谈兵，议论了一阵子之后很快又归于沉寂了，没听说有多少人去跟老板“协议”自己的工资，何故？也是因为“资方市场”。
　　不是有《劳动法》为劳动者撑腰吗？不错。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再完备的法律也有其无能为力的地方。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只能使弱者的合法权益少受损失，或者让强弱之间的落差缩小一些，却不可能保证弱者毫发无损，更不可能使弱者与强者平起平坐。不平等是绝对的，平等是相对的。实际上，“资方市场”下的劳资地位不平等，也是市场规律所决定的。
　　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即使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产生新的用工需求，也不太可能吸收如此众多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力的“资方市场”将长期存在。只要还是“资方市场”，妥协和放弃就势必常常成为劳方无奈的选择。这当然不公平，但这是现实。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希望更多的劳动者勇于并善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希望劳动执法部门更有效地保护劳动者，使他们的利益少受侵害。但从根本上说，还只能仰赖于宏观经济的大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劳方与资方博弈提供必要的市场环境；倘若形成了“劳方市场”，上述问题自然就不可能存在了。□
　　编辑/万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