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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他和夫人高真本是亲戚，在闻一多才八九岁时两家便订下了娃娃亲。
1922年，闻一多清华毕业出国前夕，接到了父亲要求他寒假返乡去完婚的信，他极其苦恼。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于是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但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最后闻一多禁不住家人的苦口婆心，答应了婚事。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对此，闻家作出了妥协。
闻一多本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寻者，现在他也要借艺术“魔力”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愁苦与忧烦。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开始和十四弟（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自己的新房。闻钧天也是个绘画迷。两个年轻的“美术家”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制了金色的图案。高真曾听家里人说，两人下了好大功夫，房里的橱、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图案，全是他们亲手画的。闻一多在结婚的头天晚上，把小侄子们全都叫来，大家在“艺术宫”里，盘腿坐在床上聊天，说说笑笑，兴致勃勃。当晚，就都横七竖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个通宵。
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他不肯理发、不肯洗澡，躲在书房里给梁实秋写信：“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结婚那天，家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书房看书去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结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迅速地逃离了令自己沮丧和绝望的婚姻生活，回到清华大学。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
诗人怨愤叛逆的情绪宣泄完后，闻一多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心甘情愿婚姻的条件。在他的恳求下，闻一多的父母后来送高真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
后来，高真来到北平，她对丈夫的照顾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他常在每周六晚带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带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卢沟桥事变时，高真回乡探亲，一声炮响，将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真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高真跟随闻一多经历了不少苦难。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真，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飞涨。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真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真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到晚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最后没钱时，高真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上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學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此，妻子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宗黄和关麟征、邱清泉等人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真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闻一多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李公朴被暗杀后，从内线传来可靠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真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真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的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一个秘密的联络点。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1983年11月高真病逝，享年81岁。
1922年，闻一多清华毕业出国前夕，接到了父亲要求他寒假返乡去完婚的信，他极其苦恼。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于是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但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最后闻一多禁不住家人的苦口婆心，答应了婚事。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对此，闻家作出了妥协。
闻一多本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寻者，现在他也要借艺术“魔力”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愁苦与忧烦。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开始和十四弟（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自己的新房。闻钧天也是个绘画迷。两个年轻的“美术家”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制了金色的图案。高真曾听家里人说，两人下了好大功夫，房里的橱、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图案，全是他们亲手画的。闻一多在结婚的头天晚上，把小侄子们全都叫来，大家在“艺术宫”里，盘腿坐在床上聊天，说说笑笑，兴致勃勃。当晚，就都横七竖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个通宵。
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他不肯理发、不肯洗澡，躲在书房里给梁实秋写信：“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结婚那天，家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书房看书去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结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迅速地逃离了令自己沮丧和绝望的婚姻生活，回到清华大学。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
诗人怨愤叛逆的情绪宣泄完后，闻一多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心甘情愿婚姻的条件。在他的恳求下，闻一多的父母后来送高真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
后来，高真来到北平，她对丈夫的照顾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他常在每周六晚带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带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卢沟桥事变时，高真回乡探亲，一声炮响，将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真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高真跟随闻一多经历了不少苦难。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真，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飞涨。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真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真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到晚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最后没钱时，高真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上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學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此，妻子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宗黄和关麟征、邱清泉等人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真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闻一多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李公朴被暗杀后，从内线传来可靠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真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真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的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一个秘密的联络点。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1983年11月高真病逝，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