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就是命运。”早年的一位德国政治家曾这样说过。他大概是从国家层面来看的。换言之，有实效的现代经济能使国家控制一切政治与社会问题。对现实中的民众而言，病态的经济就是严重的危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以征服为其事业的奥斯曼帝国已呈衰落之势。特别是相较于日益现代化、不断走向扩张的西方，它简直可以说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偏偏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选错了阵营，与德国结盟，最终沦为战败国。
　　吊诡的是，协约国之间还有秘密条约。这些密约无疑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留给土耳其人的，仅仅是其故国北部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和犹太代表缔结的某些条约直接相抵触，并且涉及错综复杂的边界问题；此外，还有经济和财政问题，而新的边界又切割了原有的经济空间，一场潜在的、新的纠纷在所难免。
　　1918?1919年的冬天是君士坦丁堡（1930年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的噩梦：流感肆虐，煤柴短缺，成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夜幕笼罩的大街抢劫店家和行人，食品价格飞涨。定居其中的一些希腊人也趁机作乱。
　　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一个战功显赫、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陆军军官把土耳其人召集起来，展开了激烈的抵抗，逐渐把希腊人和西方协约国赶走，并废除不平等条约。1923年10月29日，现代中东第一个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42岁的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
　　凯末尔开始大胆地执行经济发展和世俗主义的现代化计划，毫不留情地清除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新的改革就像奔腾的激流一样一项接一项。他将其举措概括为6项原则，这些原则后来被写入土耳其宪法，通常又被称作“6枝箭头”，它们是：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与改革主义。
　　这些变革中最具重大意义的是将新生的土耳其确定为世俗国家。共和国申明宗教机构与国家政权完全分离，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信仰。此举导致宗教机构由世俗的教育和法律机构代替，也迎来了妇女的解放，包括获得选举权。
　　在经济方面，他把国家主义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对于知识和科学，凯末尔说：“无论是为了世界上的什么，文明也好，生命也好，成功也罢，只有知识和科学才能真正给我们指明方向。放弃知识和科学而去寻求其他途径，这是无知、偏离正轨、缺乏考虑的表现。”
　　在鼓动和说服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凯末尔有相当一部分改革措施是强制推行的。这位共和国总统尽管在理论上崇尚民主制度，但他镇压反对党和对付政敌却毫不手软。1925年，他残酷镇压了库尔德人起义，而刺杀他的一次图谋还曾导致他公开绞死了其绝大多数政敌。
　　凯末尔是专制的。在其生命中的最后15年里，他是土耳其的实际独裁者，直到四届连任的他于1938年因肝病去世。
　　但是，这位深具远见的“土耳其之父”破天荒地在传统的东方农业社会中建立起共和政体，从而使土耳其在落后国家中率先走上变革图强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土耳其人民原谅他，并且拥戴他。
　　今年是土耳其建国90周年，也是“中土友好年”。今天的中国人对凯末尔其人其事并不熟悉，但《毛泽东选集》里曾提到过他，他的名字被译成“基马尔”。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