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现代遗传科学奠基人之一,2008年11月1日逝世,享年100岁
　　
　　
　　100岁,跨越一个世纪的一生。儿时最感好奇的是“人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引领他奠定了中国在遗传学领域的理论,他的弟子遍及海内外。
　　谈家桢出生于浙江宁波的慈溪,祖父是世传银匠,父亲谈振镛在邮政局当一名小职员。1921年,小康之家成长起来的谈家桢进入宁波斐迪中学,这所教会学校首先要让学生们知道“是上帝创造了人”。谈家桢则说: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将来一定能正确地回答。1926年,17岁的谈家桢被免试保送苏州东吴大学,选择了一直兴趣浓厚的生物学专业。这时他就开始想到,动物植物有个育种问题,人是否也是如此?如果可以用遗传学原理对人加以改良,那么中国人的体质和素质就可以提高,就可以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1930年,21岁的谈家桢在东吴大学获理学学士后,赴燕京大学师从李汝祺教授,继续攻读硕士;毕业后回到母校,任生物系讲师。就在东吴大学教书期间,李汝祺把谈家桢的一篇论文寄给了自己在美国求学时的导师、近代遗传学奠基人、基因论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看了文章,摩尔根当即决定邀请谈家桢到他的实验室学习。
　　这让谈家桢大喜过望。1934年,他告别了母亲和新婚的妻子,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成为摩尔根的助手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两年后,他通过了《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7岁。次年谈家桢回国,应竺可桢校长之聘成为浙江大学教授,并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
　　不久,抗日战争战火蔓延到杭州。浙大全校内迁,生物系最后辗转抵达距遵义75公里湄潭的唐家祠堂里。从1940年开始的六年里,昏黄的煤油灯、简陋的显微镜和田里的果蝇、瓢虫,成了谈家桢和学生们最好的伙伴。他的四大弟子——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个个成绩优异,被同学们称为“四大天王”。盛祖嘉曾说,唐家祠堂半夜里的一点灯光,岂不象征着使新中国避免在科技领域中出现断层的火种?多年以后,王淦昌、苏步青、贝时璋和谈家桢等前浙大同事在中国科学院开会时相遇,忆起湄潭浙大任教的日子,那是他们最愉快、最能施展自己才华的时期。
　　1948年,谈家桢作为中国惟一的代表,赴瑞典参加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并当选国际遗传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会后他婉拒了国外各方聘约,回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但是,那时候苏联学术界已经把摩尔根的遗传学批判得一无是处。苏联的遗传学家被开除、被流放、被逮捕甚至处死者大有人在。1950年,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讲学,特意要与谈家桢“全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等问题。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坚持生物学中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国内也开始推行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说。这一年秋天开始,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有关研究课题也被停止。谈家桢被迫“检查”,以教授“达尔文主义”维持工作。当时与谈家桢并称为生物学界“南谈北李”的北京大学的李景均愤而出国,一去不返。
　　直到七年后的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及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之后,“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才得以恢复。同年,谈家桢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本科专业;又在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室的基础上,于1961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使复旦大学成为中国复兴遗传学、培养后备人才的摇篮。
　　在“反右”“大跃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谈家桢被打成“反动权威”。一些人把他主持的遗传学研究所视为“谈氏小朝廷”,扬言要“揪出这个漏网大右派”。谈家桢被抄家、批斗不计其数。他的妻子傅曼云与应云卫、周予同、上官云珠等七名上海民盟委员被迫害致死。
　　“文革”十年,亦是国外生物工程蓬勃发展的十年。1978年,美国朋友邦纳写信给谈家桢,请他参加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50周年纪念会。这是中国“文革”后与国外首次进行学术交流。此时谈家桢已经年届七旬,他意识到,必须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托老同学们在美国购买大型仪器、药品和生化试剂,邀请他们来华讲学,推荐中国学者到欧美和日本进修。
　　晚年的谈家桢,还不时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奔走。1998年,在他的建议下,中国南北两个基因组研究中心成立。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陈竺任南方中心主任,谈家桢为名誉主任。这些年,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活动家。
　　1998年,经过谈家桢多方争取,中国改革开放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第1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在北京召开。谈家桢主旨发言的题目是——“遗传学,为了所有的人都能更好的生活”(Genetics—A better life for all)。这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最佳注解。■
　　
　　作者为《财经》环境与科技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