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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赵耀华87岁 石景山区政协离休干部
100个铜板的来历
1937年我十岁小学毕业（我是5岁上的小学）。“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诈言占领了任邱县：国民党都跑了。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我们继续上学——上了抗日高小。日本人1939年开始占领我的家乡任邱，当时十二三岁的我拿着大刀（祖辈传下来义和团的）参加了儿童团，抓特务，抓汉奸。当时日本派了很多汉奸，侦察我们的军事行动，我们的抗日组织状况。一次，我在站岗，村武委会干部纪花来查岗，她没有通行证，我把她抓住了，把她押到了武委会。她对武委会主任说，她编了一堆瞎话也没有骗了我，她对武委会主任连连夸奖我说，这小子，警惕高。她从自行车兜子里掏出了100个铜板对我进行了奖励——这是村武委会第一次对我的奖赏！
铁证如山
日本鹰派政客安倍晋三掌权后，企图使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一再试图推翻侵略历史的事实，破坏世界和平。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亲眼见的事实，证明确实有慰安妇机构“慰安所”和慰安妇存在（俗称日本窑子）。
1941年10月初，县游击大队和一小队，得到情报，报称有日本驻任邱慰安所派两辆汽车，一个班的日本兵去天津接慰安妇。于是决定在张各庄截击这两辆车。此次战斗击毁汽车一辆，打死日伪军15人，俘虏9人（日本妓女）。缴获长短枪30支及子弹一部分（注：上文任邱县志有记载）。
战斗结束，打扫完战场，部队将9名日本妓女交由民兵押送去郭庄兵站。这些日本女人脚穿木屐，刚下过雨，路上满是泥水。当走到村外时，这些人耍赖不走，幻想日本人来救她们。民兵王章认识我，招呼我帮忙，协助他们赶快走出危险地带。我和小刘帮他们押送这些妓女。妓女中有一个年龄大点的，她不好好走，我打了她一棍子。她说话了，她说别打我，我不是鬼子娘们儿，我是中国人。后来审问她为什么不走？她说怕被处死。她交代说，这9个人中有日本人3个，高丽人4个，中国人两个，我是大夫，她是护士。我问她为什么和日本人混在一起？她说日本人在沈阳医院把她们征调来。后来我利用她做翻译，告诉她们，八路军不杀俘虏，还优待听话的。让她们脱去木屐光脚走路，到郭庄村就是好路了。走到渡口，兵站有人接，办理了交接手续，眼看着俘虏上兵站大船开往上游去。我们才算完成任务，一路唱歌回家了。
我的地下交通员生涯
我家住河北省任邱县，属于冀中地区。1941年，敌人在华北的重点是平、津、保和太行山区。对敌人威胁最大的根据地是晋察冀的冀中区和太行区。敌人的进攻目标是摧毁抗日政权，消灭八路军、游击队。年底，我方发现平、津、保及铁路沿线，日寇大量增兵，沿交通线安据点，沿铁路线挖封锁沟。种种迹象是大举进攻的征兆。抗日政府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精兵简政，转入地下。正在这时我村教师张先生回家探亲遇上鬼子讨伐队，被抓进任邱县城鬼子宪兵队。张受不了鬼子的严刑拷打，供出了我村有抗日政权，群众团体、民兵、少先队、儿童团、联络站。第二天鬼子纠集汉奸包围了村庄。张点名抓我村18名干部。幸好鬼子在高阳打了败仗，紧急调走增援去了。汉奸队大队长是我方潜入敌人内部人员，鬼子前脚走，他就把被抓的人给放了，才没有暴露更大的秘密。村党支部决定解散联络站，可上级不同意，因我们村这个联络站在延安党中央机要处是挂了号的。冀中区党委下令不但不能解散，还要转入地下，加强领导，为的是不使中央和山东、华东两个大区断了联络。上级委任我父亲赵介为站长，拨下经费购置必需品，并让我父亲卖五亩地当本金开药铺作掩护，字号“公益堂”。地方联络及情报交阎忠叔去办。情报站名义上解散了，村中战勤人员不能送了，得找可靠人员送。因我当时在大王庄读书，大王庄距我村三华里，此事就落在我身上了。当时的情报分类有平安、急、特急三个级别，不许拆看，不许传递。每日上学前去取，风雨无阻。提供情报的是在伪政府、新民会、维持会做事的我方地下情报人员。我将情报送到李婶家，李婶给我一个副牌为信号，表示送到了。下次交牌领情报，循环使用。这项情报传递工作我干了一年半时间，没有出过差错，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我的另一项任务是为抗日政府传递物品和信件。任邱县第一区政府在日本人占领后，抗日政府离开驻地，隐蔽在乡村打游击。当年日伪军封锁很严重，政府办公用品和子弹、西药、电池以及伪军装、伪政府公文、良民证、伪币等等，我方没有，全靠镇上供应。我们也通过走私采购一部分东西。对方不知抗日政府在什么地方，这就必须要通讯联络。当时敌人封锁、缉拿通共商人也很紧，为此暴露的人有的坐牢、有的被杀头。而通讯联络之事，人须胆大，还得可靠。因为我们家社会关系多、条件好，在抗日政府、伪政府中都有至亲。他们利用我这个小孩子的有利条件，作为中间跑腿联络，不容易暴露。交给我任务时，把接头人是谁、暗号、什么样的东西、注意什么、走哪条路线、谁护送等等，说得很清楚，我照办就可以了。对于重要文件、机密信件传递，还教我如何伪装，如把机密件放在馒头内的方法，就是老机要员王文告诉我的。做法是由我母亲蒸了馒头，晾好了，揭下皮，挖掉一部分心，装上信后再封好皮，点上红点，点少的就是信馒头。
1943年环境好转了，日伪军撤去了外围离城远的据点，不需要再秘密地干了。工作结束时，区政府重奖我一支“国权”牌金笔、一身军装、一双球鞋，外加300元边币奖金。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100个铜板的来历
1937年我十岁小学毕业（我是5岁上的小学）。“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诈言占领了任邱县：国民党都跑了。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我们继续上学——上了抗日高小。日本人1939年开始占领我的家乡任邱，当时十二三岁的我拿着大刀（祖辈传下来义和团的）参加了儿童团，抓特务，抓汉奸。当时日本派了很多汉奸，侦察我们的军事行动，我们的抗日组织状况。一次，我在站岗，村武委会干部纪花来查岗，她没有通行证，我把她抓住了，把她押到了武委会。她对武委会主任说，她编了一堆瞎话也没有骗了我，她对武委会主任连连夸奖我说，这小子，警惕高。她从自行车兜子里掏出了100个铜板对我进行了奖励——这是村武委会第一次对我的奖赏！
铁证如山
日本鹰派政客安倍晋三掌权后，企图使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一再试图推翻侵略历史的事实，破坏世界和平。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亲眼见的事实，证明确实有慰安妇机构“慰安所”和慰安妇存在（俗称日本窑子）。
1941年10月初，县游击大队和一小队，得到情报，报称有日本驻任邱慰安所派两辆汽车，一个班的日本兵去天津接慰安妇。于是决定在张各庄截击这两辆车。此次战斗击毁汽车一辆，打死日伪军15人，俘虏9人（日本妓女）。缴获长短枪30支及子弹一部分（注：上文任邱县志有记载）。
战斗结束，打扫完战场，部队将9名日本妓女交由民兵押送去郭庄兵站。这些日本女人脚穿木屐，刚下过雨，路上满是泥水。当走到村外时，这些人耍赖不走，幻想日本人来救她们。民兵王章认识我，招呼我帮忙，协助他们赶快走出危险地带。我和小刘帮他们押送这些妓女。妓女中有一个年龄大点的，她不好好走，我打了她一棍子。她说话了，她说别打我，我不是鬼子娘们儿，我是中国人。后来审问她为什么不走？她说怕被处死。她交代说，这9个人中有日本人3个，高丽人4个，中国人两个，我是大夫，她是护士。我问她为什么和日本人混在一起？她说日本人在沈阳医院把她们征调来。后来我利用她做翻译，告诉她们，八路军不杀俘虏，还优待听话的。让她们脱去木屐光脚走路，到郭庄村就是好路了。走到渡口，兵站有人接，办理了交接手续，眼看着俘虏上兵站大船开往上游去。我们才算完成任务，一路唱歌回家了。
我的地下交通员生涯
我家住河北省任邱县，属于冀中地区。1941年，敌人在华北的重点是平、津、保和太行山区。对敌人威胁最大的根据地是晋察冀的冀中区和太行区。敌人的进攻目标是摧毁抗日政权，消灭八路军、游击队。年底，我方发现平、津、保及铁路沿线，日寇大量增兵，沿交通线安据点，沿铁路线挖封锁沟。种种迹象是大举进攻的征兆。抗日政府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精兵简政，转入地下。正在这时我村教师张先生回家探亲遇上鬼子讨伐队，被抓进任邱县城鬼子宪兵队。张受不了鬼子的严刑拷打，供出了我村有抗日政权，群众团体、民兵、少先队、儿童团、联络站。第二天鬼子纠集汉奸包围了村庄。张点名抓我村18名干部。幸好鬼子在高阳打了败仗，紧急调走增援去了。汉奸队大队长是我方潜入敌人内部人员，鬼子前脚走，他就把被抓的人给放了，才没有暴露更大的秘密。村党支部决定解散联络站，可上级不同意，因我们村这个联络站在延安党中央机要处是挂了号的。冀中区党委下令不但不能解散，还要转入地下，加强领导，为的是不使中央和山东、华东两个大区断了联络。上级委任我父亲赵介为站长，拨下经费购置必需品，并让我父亲卖五亩地当本金开药铺作掩护，字号“公益堂”。地方联络及情报交阎忠叔去办。情报站名义上解散了，村中战勤人员不能送了，得找可靠人员送。因我当时在大王庄读书，大王庄距我村三华里，此事就落在我身上了。当时的情报分类有平安、急、特急三个级别，不许拆看，不许传递。每日上学前去取，风雨无阻。提供情报的是在伪政府、新民会、维持会做事的我方地下情报人员。我将情报送到李婶家，李婶给我一个副牌为信号，表示送到了。下次交牌领情报，循环使用。这项情报传递工作我干了一年半时间，没有出过差错，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我的另一项任务是为抗日政府传递物品和信件。任邱县第一区政府在日本人占领后，抗日政府离开驻地，隐蔽在乡村打游击。当年日伪军封锁很严重，政府办公用品和子弹、西药、电池以及伪军装、伪政府公文、良民证、伪币等等，我方没有，全靠镇上供应。我们也通过走私采购一部分东西。对方不知抗日政府在什么地方，这就必须要通讯联络。当时敌人封锁、缉拿通共商人也很紧，为此暴露的人有的坐牢、有的被杀头。而通讯联络之事，人须胆大，还得可靠。因为我们家社会关系多、条件好，在抗日政府、伪政府中都有至亲。他们利用我这个小孩子的有利条件，作为中间跑腿联络，不容易暴露。交给我任务时，把接头人是谁、暗号、什么样的东西、注意什么、走哪条路线、谁护送等等，说得很清楚，我照办就可以了。对于重要文件、机密信件传递，还教我如何伪装，如把机密件放在馒头内的方法，就是老机要员王文告诉我的。做法是由我母亲蒸了馒头，晾好了，揭下皮，挖掉一部分心，装上信后再封好皮，点上红点，点少的就是信馒头。
1943年环境好转了，日伪军撤去了外围离城远的据点，不需要再秘密地干了。工作结束时，区政府重奖我一支“国权”牌金笔、一身军装、一双球鞋，外加300元边币奖金。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